阉割历史：中共之能事

陈破空


    秉笔直书，齐之良史。说的是战国时代，齐国有四个史官，伯、仲、叔、季，他们其实也是四兄弟，因齐国权臣崔抒杀死了齐庄公，四兄弟先后在史书上秉笔直书："崔抒弑其君".前三个兄弟，先后被崔抒杀害。轮到最小的弟弟季，照旧写下"崔抒弑其君".这时，权臣崔抒也不得不感歎史官的风骨而最终屈服，没有再杀季，而是任由他在史书中评说自己。

    这段故事说明，中国古代，具有保护历史、尊重历史的良好传统。的确，纵观各朝各代，即便对本朝有所忌讳，下一个朝代对上一个朝代，还都客观敍述其历史。一代明君唐太宗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旺。其实，中国古代大多数君臣，都明白这个道理。

    现代文明国家更是如此。美国南北战争，北胜南败。但在美国国会大堂里，南北双方将领的雕像，并行矗立。美国人明白，不论谁胜谁败，他们都是手足同胞。

    如今的中国，已经没有伯、仲、叔、季四兄弟了，也没有不得不面对史实的崔抒了。这是因为，到了共产党时代，一切都变了，连史学界也面目全非了，历史断流了。历经无数回“七、八年来一次”的大恐怖之后，今天，这个几近绝望和窒息的民族，已经被引诱到物欲横流、声色犬马的深渊，集体堕落，整体沈沦。

    中共不仅创下了屠杀与迫害之最，也创下了气量狭小之最，凡事走极端，不留半点余地。面对敌手，一概抹煞，国民党失败后，中共史书将其写得一团漆黑，连国民党领衔抗日的丰功伟绩，都全然予以抹煞，甚至扭曲、颠倒、抹黑。

    不仅如此，连友军也都一概抹煞，比如抹煞美国人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决定性支援。最后，连自己人都一概抹煞，谁在党内权力斗争中取胜，谁就改写历史，销毁文件，篡改档案，把失败或失势的一方，写得一无是处。

    是非混淆，黑白颠倒，张冠李戴，指鹿为马。最后，哪是正史，哪是野史，不仅把人民搞糊涂了，就连当权者自己，也都糊涂了。也就是说，就连共产党自己的历史，也被他们写成了一笔糊涂帐。以至於，文革后，中共需要派人到海外收集文件，弥补中共文史的空白。

    比如，三十年代的北上与南下之争，明明是只有6千人军队的毛泽东要北逃，说成是拥有12万大军的张国焘要南逃；又比如，四十年代初期的皖南事变，毛泽东假国民党之手，消灭周恩来的嫡系部队新四军，周恩来写的那首诗，却被曲解成另一种意思（参见《司马璐回忆录》）；再比如，六十年代的大饥荒，直接原因，乃是毛泽东以盲目的“大跃进”，令中国经济崩溃。却以“七分天灾，三分人祸”推脱。刘少奇，就因为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说了一句实话：“哪里是七分天灾，三分人祸；分明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就被毛泽东怀恨在心，直到置之死地；还比如，七十年代的林彪事件。林彪无谋反之心，却硬被毛泽东扣上谋反之罪；林彪并无外逃之念，却硬是被毛泽东、周恩来联手设置圈套，逼其出走，在异国荒漠，折戟沈沙。

    独裁需要谎言，专制需要黑幕。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的名言：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中共领导人的名言：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还有一个名词“假大空”，也是中共的专利。面对现实，他们需要谎言，面对历史，他们同样需要谎言。因为，他们知道，历史，就是现实的镜子。隐瞒、杜撰、和伪造历史，是独裁者的共性。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共产党需要人们忘记历史，背叛祖宗。

    千百家电台、电视台，千百家报纸、期刊，千百家出版社、研究所，都掌握在一个党的手中，没有对比，没有参照，没有监督，他们想把历史怎样写，就怎样写，对共产党之前的历史，他们也任意裁剪、阉割，为我所用。在中共炮制的教科书中，历史上所有政治人物，一度都被简单而生硬地归为两类：法家和儒家。对所谓法家人物，则大肆歌颂、吹捧；对所谓儒家人物，则肆意贬低、丑化。法家人物，往往是那些残暴嗜杀、横徵暴敛、不择手段、无恶不作的暴君、奸臣，诸如秦始皇、曹操、张献忠、洪秀全等；儒家人物，则是历代公认的持礼仪、怀仁爱的明君、良臣、贤达，如周文王、孔子、刘备、朱熹等。这一划分与褒贬，本身说明，毛泽东和共产党自比奸臣、暴君，毫不汗颜。

    除了任意褒贬，颠倒乾坤，他们甚至直接动手，篡改近代和古代历史。比如，篡改太平天国史。他们将太平天国的内讧、及其起因，都一古脑推到功勳卓着的杨秀清、石达开等人头上，这一彻头彻尾的篡改，目的是要粉饰骄奢淫逸、滥杀忠良、残害无辜的洪秀全。因为，那一段历史，与后来，共产党内，毛泽东监禁彭德怀、虐杀刘少奇、逼死林彪等片断，实在具有惊人的相似！

    共产党执政才五十多年，就狂妄到要左右我华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

    由於谎言太多，痕迹太重，当权者怕露马脚，处处设置禁区。今天不准研究这个，明天不准考证那个；这个是内参，那个是机密。为此又制造出大批文字狱。於是，六四成了禁区，文革成了禁区，大饥荒成了禁区，大跃进成了禁区，反右成了禁区，抗日战争成了禁区……最后，整个共产党的历史，甚至於，整个中国现代史，都成了国内历史研究的禁区。於是，在中国，一个具有独立思维的史学家，几乎已经无从下笔。

    这是中国史学界的大不幸，也是人类史学界的大不幸。

    最近，围绕《司马璐回忆录》，大家都在谈论一个现象，说加入中共的一般党员，都是傻子，中共的领袖们，则都是骗子。这是讲党内。党外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不少民众是傻子，大多数共产党人是骗子。一些民众，不久相信了中共胡乱编造的历史，也相信了中共任意粉饰的现实。

    延伸地说来，那些从向往海外、到移居海外、到定居海外的华人，有几个人，不是因为共产党祸国，而选择留居异国他乡？不论是自愿还是不自愿，不论在海外过得如意还是不如意，不论他（她）知觉还是不知觉於此，导致他们背井离乡的命运之源头，或多或少，都有共产党祸国的成分。至今，他们中的许多人，因爱国心切，而误为“爱党”；因思乡心切，而误被“统战”；因顾及民族的面子和虚荣，而肆意攻击他们寄居、并入籍的“第二祖国”，不惜助纣为虐，甚至充当间谍，迎合邪恶而糟蹋良知，奉承中共而背弃人类。他们，何尝又不是傻到了家的傻子？

    在海外，亲共的与反共的华人，即他们与我们的区别，究竟在哪儿？区别在於，他们爱党，我们爱国；他们为中国政府辩护，我们为中国人民辩护；他们贪图虚荣和钱财，我们追求真理和良知。

    共产党是一个历史现象，是一场噩梦。这场噩梦，已经在许多国家成为过去，相信在中国，也终将烟消云散。噩梦醒来是早晨，我们坚信阳光的力量。

    （在“九评中共”研讨会上的演讲，1/1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