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不公正挑战的是社会安全

杨银波（广东）


    节目：《民工的钱与命》第二集（周六早八点、晚八点）——台北中央广播电台《展望中国》。主讲、策划：杨银波；主持、制作：黄绢。我们的节目口号是：从中国走向世界，从世界展望中国，我们给您在大陆听不到的声音，我们给您跟官方不一样的观点。

    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展望中国》，我是主持人黄绢。为我们主讲《民工的钱与命》系列的是大陆社会活动者杨银波先生，他同时也是一位自由作家。今天是第二集的播出，主要为大家探讨的是民工的工资问题。

    背景声音：“我們一定要把工錢要回來！這錢什麽時候給？啥時候給我們？你這錢什麽時候給我們？我哪兒有工錢呢？找他們去！走！走！”

    杨：黄绢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讲的这个“錢”，对于民工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工资。我非常关注这个问题，是因为目前有两个社会背景。一个背景就是，如今的中国有许许多多的地方——可以说是东西南北中啊，按照著名学者温铁军先生的一句话来说：“十年以前老子是什麽樣的工資，十年以後兒子就是什麽樣的工資.”工资没有什么变化，很奇怪。我们经常看到中国政府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宣传GDP，每年有8%的经济增长率，可是工资却停止不前。另一个背景是如今的物价在上涨。今天我们就来冷静地看待和分析这种怪现状。

    我先举一个例子。前一个月，我在广东佛山南海区采访到了一家还算比较富裕的农民工家庭，这个家庭非常乐善好施，跟我的性格很相似，而且比我阔绰得多。他们一家三口，儿子从中专毕业出来，经过多年奋斗，跑了很多个地方，现在一个月的收入能达到四五千块钱，算是很不错的了。他们家有这么一个重要的经济脊梁，还算有颇为巨大的经济财富，可是仔细一算之后，我看到了一个经济危机。今年他们一家平均每个月的开销是2600多块钱，就是这么大，这还不算他们家资助其他人的钱。所谓“資助”，就是对他们穷困的亲人、老乡以及其他弱势民工给予大量的支援，那么这个钱算下来，除开所有开支，他们每个月只能剩下400多块钱。

    这个家和我们家很相似啊，母亲都没有工干，因为有病，那么他们家老爸和儿子的工资加起来，每个月能挣4700块钱，可到月底只剩得了400多。如这一家人不是那么乐善好施又会怎么样呢？他们每个月必要的开支仍然是2600多块钱。这说明什么呢？这就是民工的成本啊。如果我们把这个家庭视为个案，再转换到比他们更普通的民工家庭，那么我们就来对准深圳。深圳嘛，挺玄乎的传说是：一个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然后层层高楼就起来了，这个老人就是邓小平。邓小平这个圈这么一画，奇迹啊，可到如今该来的矛盾都来了。我曾在网上看到一篇非常有震撼力的文章，这篇文章所针对的就是包括深圳、广州、东莞、佛山、珠海等在内的一系列广东发达城市，文章的题目非常大胆，叫《逃出广东省》，吓我一跳！可仔细一看，我被说服了。比如，深圳最高的最低月工资标准是690块钱。这里停一下，我想先问清楚：台湾的最低月工资标准是多少？

    黄：在台湾的最低月工资标准是台币16000多元/月，大概是折合人民币……

    杨：4000多块钱。好，深圳只有690块钱。深圳共有六个区，其中最大的两个区，也就是关外的龙岗区和宝安区，这两个区的最低月工资标准是480块钱，现在调整到了580块钱，也仅仅是如此而已，这个标准比我现在所处的广州市番禺区只高了6块钱，我这边是574元/月。深圳关内的四个区，最低月工资标准是690块钱。这个最低工资标准，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工作的人如果获得的工资低于这个标准，那么说明这个工作的场所是违法的。

    黄：当然。

    杨：《劳动法》对这一点非常明确。但是，现实毕竟是现实，条文毕竟是条文。我看到的一个残酷问题就是，为什么深圳在2004年上半年以前的最低工资标准位居全国首位，到如今虽然提高那么一点最低工资标准，但是在中国已经不具什么竞争力？相比之下，它的微微提高与其他城市的相对提高已经形成了落差。我告诉大家一组资料：上海的最低工资标准是635元，南京、苏州、杭州、宁波是620元，广州是684元。广州的这个最低月工资标准是除开番禺、花都、增城、从化这四个新区，主要是指其他8个老区和新开发区，比较靠近广州市中心，如天河、白云、东山、越秀、荔湾等区。深圳与之相比，其竞争能力已经不那么明显了，无论是与长江三角洲比，还是与周边城市比，它在工资、待遇、劳资纠纷解决效率等诸多方面，已经明显趋弱。所以，许多人离开了广东，到江苏、浙江、福建打工去了。看到这个现实，我们就要想一下了：在已经出现“民工荒”的情况下，为什么我们的工资仍然这么低？难道劳动力市场这只无形的“手”不起作用了？所谓“市場”，干什么去了？根据广东省总工会统计，12年以来，广东的工资（实际工资）只增长了68块钱，就这么点儿；江苏、浙江的某些地方反而有明显进步。珠江三角洲，想当年是何其传神啊，到如今却落得如此这般的萧条凄悲！官方的说法是“民工缺口200萬人”，很多厂招不到人了，它们已经失去这种吸引力了，或者说没有这种实力了。民工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很多人都不愿意在这个地方做了。

    黄：听众朋友，现在为您进行的是由大陆自由作家杨银波先生主讲的《民工的钱与命》。刚才杨银波和我们谈到了民工的工资多年以来一直都没有调升，但是物价已经上涨了很多，在这样一个付出与所得不成比例的情形之下，民工要如何来作出自己的选择？民工要如何来寻找他们的出路呢？我们继续为您探讨这个话题。

    杨：举个简单的例子，我记得我和黄绢在4月10日做了一集节目，谈的就是我弟弟杨丰友受工伤，在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从六楼上掉下来，差点进了鬼门关，重伤啊。那次事件，导致一人死亡，一人重伤，三人轻伤。这个案子解决得非常非常之快，别人都以为我用了很多精力，其实无非就是简单的谈判，拿出法律依据，提出谈判筹码，没什么复杂的。现在我弟弟已经是百份之九十多康复啊，今天刚刚打电话过来：“哥哥，我今天就要踏上火車，永遠離開這個地方，回到我的家鄉去。”最后公司赔的是35000元，而医治他呢，又花了26000元，总共是61000元。这个公司很负责，也非常文明，和我之间的交流——包括他们的谈吐——也显得很有素质。这就和广东形成天壤之别啊。我在想，如果这个案子发生在广州，也许将比发生在宁波要难上十倍，乃至百倍。我有许多律师朋友，比如广东佛山的周岳律师，广州的唐荆陵律师，他们都很关注劳工权益，经常在私底下跟我讲到一句话：“廣東的很多老闆，在我的眼裏，就是冷血動物！”这些先富起来的老板，没有情感，没有把民工的权益放在第一位，更不知道这是一个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必备条件。这，才是广东产生令全国最为震撼的“民工荒”的真正原因。当然，另外一些导致出现“民工荒”的原因，也包括民工进城务工。例如鞋业，出口量是全国第一。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需求量和必须与其相配备的生产量，恰恰缺的是200万民工。这200万民工究竟缺的是些什么人呢？是18岁到25岁的民工，尤其是这个年龄段的女工。但是，我非常清楚一个事实：在广东，从26岁到40岁、50岁，乃至60岁的民工大量存在，只不过各人从事自己的行业、区域、场所有所不同，工资标准也有所不同。那么，面临著这样一个浮出海面的重大社会矛盾，我们就必须提出呼吁了：当前社会必须顾及“社會公正”原则！什么叫社会公正？我认为，一个追求公正的社会，应当在决策、行动等一系列环节上，把有利条件倾向于最不利的人群。尤其是弱势群体，在社会分配制度和保障制度上，更应坚持这个原则。相反，如果大量的资本源源不断地——甚至是呈几何级地——流入少数人手中，被少数人垄断，那么这就会对整个社会的安全构成实质性的挑战。挑战什么呢？犯罪率的增加，这是其一；其二，由于民工大量的逃、大量的离开，导致工厂大量破产，由于民工大量离开、工厂大量破产，导致产品大量减少，而产品大量减少，又导致市场供不应求，势必导致物价上涨，市场紧张，社会矛盾激化。这个时候我们的人民币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一块钱，将来只相当于五毛钱的价值，也就是说我昨天用一块钱买一斤空心菜，明天我需要付出两块钱，或者这两块钱说不定还买不到一斤空心菜。这对于具有1.8亿弱势群体、1.4亿流动民工、2.5亿民工的中国大陆来说，几乎是整个社会的一场大动荡：成本剧增，却无人顾及。广东省统计局已经作出统计，在广东打工的民工平均每月的开支是500元，但是有76%的民工每个月的收入没有超过1000元。这些民工辛辛苦苦出来打工，却没有多大收入，反而随著社会成本、市场成本、法律成本等一系列成本的增加，一天比一天开支巨大。

    2005年7月3日下午整理于广州市番禺区钟村医院住院大楼5楼503房母亲梁如成病床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