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孙立勇出境说起

石岩（大陆）


    去年末的一天，我家电话铃响了，拿起电话，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我是孫立勇，我已經通過旅行社來到悉尼……”唉，历经坎坷的大孙，终于逃离国门了。

    现在中国人出国已是稀松平常的事，但对没有收入，没有积蓄的大孙来说谈何容易！他向出入境管理局申请新护照时，说自己的旧护照丢了，管理局让他登报声明遗失，等三周后再办补发。他认为报纸的广告费有点儿离谱，承受不起。只好硬著头皮对管理局说了实话，自己的旧护照在八九年六四入狱时被没收了，现在出狱八年了 ，早成顺民了。对方认为这理由还说得过去，让他所在居委会开个证明，用200元领了新护照。当然，出入境收入的护照费越多，水涨船高，该部门的小金库也更丰厚。

    到旅行社这关，就没那么轻松了，5万元押金是每个去澳大利亚的人都要交的。一看孙立勇表格上的婚姻一栏内填的是“已離異”，就要他多交3万元。职业一栏他只能伪造，有他的好朋友为他作伪，连澳洲大使馆也骗了。

    飞到悉尼，在机场看到分手一年多的六四难友金钟正等著他，他就和旅行社声明，自己是被释放的政治犯，不打算再跟旅游团走了，为了说这句“拜拜”，旅行社又宰了他1万元，才把护照还给他。

    其实这家旅行社对这批游客是心中有数的。组团30人，乖乖回国的不到10人。用孙立勇好友老李的话说，这家旅行社就是变相的蛇头。现在带领偷渡的，早就不是当年那种搞条小船千辛万苦飘洋过海了。什么商务考察，旅游探亲等都可以堂而皇之出逃。只要下决心外逃，5万元算个啥！尤其是对大贪官们来说，更是小菜一碟。但对大孙就不一样了，如果这5万元属于他自己，他一定会守著他的双亲和将要上大学的女儿。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欠他们的。他入狱时，女儿只有4岁，只能由父母照看，老人家对儿子是理解的。当年大孙和几个哥们儿，眼见六四屠杀的惨无人道，怀著满腔怒火，自掏腰包办了个油印刊物《钟声》，为千万名北京市民声讨当局的罪行。记得当时刊物的出现，确实让一时噤若寒蝉的北京市民感到鼓舞。可惜好景不长，办刊物的朋友们陆续被捕。大孙说他本来有逃跑的机会，但是为了对得起哥们儿，不使良心愧疚，他主动来到公安局。在那些刑事案件预审员老同事们异样目光注视下，他坦荡地对这些老熟人说“我是來投案的”。

    大孙不肯在苦牢中虚度七年光阴，他暗地里记录著狱中的一切，包括监狱的内设，六四政治犯的情况，狱官的腐败，人性的扭曲等等。他找材料的行动，引起狱警的怀疑，拷问他时，他咬紧牙根不承认。恼羞的狱官对他施了酷刑，把他关了半个月的“小號”，手脚都上了背铐。（背铐是具中国特色的酷刑）尽管受了非人的折磨，放他出小号后他依然坚持记录，并将它隐秘地送出狱外。

    和其他政治良心犯一样，当熬过若干年出狱以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生存的压力。毫无例外，这些“政治犯”都被开除公职，在这纷乱繁复的社会中，以他们的背景，想再求公职绝无可能，只能各自找活路。大孙的父母拿出微薄的积蓄，帮儿子办了个租书小店。

    大概是咱政府的国安部门，冗员太多，闲极无聊，总要找点事儿来显示政绩。而给已出狱的政治异己们找麻烦，是最容易讨好的公事。例如在“六四”十周年时，因号召北京人点蜡烛悼念亡灵而蹲了四年半牢的江棋生，出狱后国安局依然派人监视他，窃听他家电话，宿舍门口日夜守候，他外出时紧跟其后，甚至在他和妻子回老家探亲的硬卧车厢里，都有哼哈二将委屈地坐在车厢的地上，寸步不离。再有，曾向当局申请组织民间政党的王天成，判了两年刑出狱后，国安局仍然不肯放过他，一次次逼迫骚扰，不让他在京城安居。大孙的书店也不例外，国安局的警车停在他书店门口，让他的生意大受影响。

    其实出租书早已是夕阳行业。市场上盗版书，拚装书，伪书（即出版商自编外国人名，书名；自编外国报纸评论，自作评语，自吹发行量）十分火爆，使爱读书人非常容易在书市买到打折的廉价书。租书不如买书。何况大孙根本没有资本来更新书籍，即便没有国安局的捣乱，大孙只用租书来维持父女的生活，也是捉襟见肘，日子过得紧紧巴巴。添上国安局这个煞星，更是雪上加霜。

    这时，大孙的表弟“雪中送炭”来了，递上“某某公司”经理的漂亮名片，对大孙处境万分同情，表示要拉哥哥一把。劝他加盟他的公司，封他为公司总监。这使大孙喜出望外，认为公司总监要比租书店掌柜的神气来劲儿多了。

    大孙来找我，问我有没有朋友要买机票或是订旅馆？他的公司可以代办。我一听马上连想到在美国等大使馆门外，夹道成行的各机票代销店人员，一窝蜂地拥向从签证处出来的人，争先恐后强行递上小广告。使你不胜其烦。其实广告上的机票价格只是个诱饵，当你认真和某代销店联系买机票时 ，它们加价的花样就来了，反正你用广告上的价格买票是绝对行不通的。

    这个行业能生存，源于国内各航空公司竞争激烈，为了争取客源，多卖机票，只能让利3%给代销店。卖多了还另给奖金。所以，吃这行饭的人相当多。

    大孙以两万元的代价，加盟了表弟的公司，租书店只能让老父代劳。

    任孙总监的日子不太长，再见到大孙时，他又是租书店掌柜了。他愤忿地解释说：“那能算是正經公司幹的事嗎？一大早就往機場跑，見到下飛機的人就塞小廣告，老要躲著警察，躲不及就挨電警棍打。”我明白，大孙虽然蹲过监牢，但仍然自尊自重，这个老挨警棍的总监不做也罢。“那麽，你加盟的兩萬元退給你了吧！”大孙有口吃的毛病，他一激动就结吧起来：“我—我表弟說，你不—不幹可以，錢不—不能退”

    我暗吃一惊，这不是典型的杀熟吗？

    杀熟也是大陆畸形社会特有的现象，在传销，推销商品，拉保险和各种仲介活动等尤为突出。中国人普遍讲关系，重人情，爱面子。熟人找上门来，容易轻信或是抹不开面子。受骗上当后，对社会更加灰心。认为连至亲好友都欺骗自己，这个社会能相信谁呢？除杀熟外，欺生更是俯拾皆是。媒体报道最多的是职业仲介。骗子们利用毕业的外地学生或进城农民求职心切，谎称可以帮他们找工作。求职者交了各种名堂的费用，如介绍费，存档费，手续费，服装费等等后，仲介却杳无音信。再找他们，开始时百般推脱，最后，干脆铁锁把门，人间蒸发了。

    受害者能找谁投诉？公安推工商，工商推劳务监管，皮球推了一圈，最后还是让受害者接球。媒体假惺惺表同情，并用埋怨口气说，是求职者维权意识薄弱，没有及时报案，今后应提高警惕，找正规的职介。官方媒体真会装好人，站著说话不腰痛。设想，求职者见到所有仲介机构的墙上，都堂而皇之地挂著工商许可证的牌子。他们中有谁长著火眼金睛，能分辨出哪个算是真仲介？哪个是假的？

    各种受压受骗的弱者，遭受精神和财产重大挫折后，怨恨之情无处发泄，只能在心底孳生发酵，终于膨胀成对社会仇恨的戾气。即使不做偷骗杀抢的犯罪事，也有人做出其他无理性行动来报复，破坏城市设施就是其中一种，下面有几个实例。

    从媒体得知，仅今年头三个月，北京一家体育馆周边的数台自动售货机一时间全部销毁，能锯掉的全拿走，包括球迷雕像的眼睛和街道名称的铜字全都抠去。新开辟的祈年大街艺术长廊中，附设的书画作者肖像也全遭涂鸦，有的长歪胡子，有的流鼻血，有的瞎了眼，其丑态使人啼笑皆非。新建地铁露天部分不断遭砖头袭击，列车受损。街头刚安装好的数位资讯板的玻璃全部被砸碎。陶然亭公园湖南岸50余盏照明灯一夜间被人扭断灯头……

    官方对这种事毫无对策，也不把它当成大事，只能是“準備重新修復安裝”“公園工程處正籌集燈炮”云云。浪费的事太多了，反正被破坏的设施自有纳税人掏腰包来修复。

    但是层出不穷的暴力抗法，实在让执政者头痛。据媒体报道，仅交通民警被橦被打的事件，就呈逐年上升态势，2000年为8起，2001年46起，2002年50起，2003年64起，去年已上升为82起。共有260余人受伤，并有数名死亡。

    对这些为报复社会而搞破坏的报道，都出现在共产党中央提出“和諧社會”之前，自从提出构建“和諧社會”以后，这些不谐和音，在媒体上就不太见到了。

    大孙被亲表弟坑了，吃一堑长一智，以后干什么事都不能再投资了，最好是光出力不出钱。恰好，有位曾犯过刑事案的前狱友，正为债务烦心。大孙自告奋勇要为他讨债。说好了有提成。于是约有一年的时间，大孙就长期在外东奔西跑了。

    欠债不还，在大陆中国颇为盛行。有句话，“欠債的是爺爺，討債的是孫子”。社会上常常发生因债务而引起恶性事件。不久前北京市丰台区某售楼处，就因层层向下发包，每层都要吃回扣，致使借贷的工程款都落入个人腰包。最后工程款没了，只能停工。众多供应商讨债无门，就把汽车横在马路中央，引发交通大堵塞，并和交警发生激烈冲突。此事不过是三角债中的一个小小缩影。

    各地政府官员，打著给企业争资金，上专案的旗号，把钱拿到手。关键是这些钱不用操心去还。所谓“吃完財政吃銀行，吃完銀行吃股民”一路通吃的结果，是财政赤字，银行坏账，股民套牢。而吃肥的官员们却大腹便便，钱袋鼓鼓。钱都归拢在少数“精英”手里，贫富之间的鸿沟越深越宽。有个数位可以说明，经调查，目前地产行业的中央企业负责人与员工收入差距最大，为27.6倍，轻工行业为23.6倍，冶金行业为19.8倍，通讯行业为18.5倍。再看医药行业负责人，平均年薪是68.6万，（这不包括他们的灰色收入）而一些地方招聘大学生月薪只有600元，甚至不到600.他们之间的差距，能让低收入者心理平衡吗？

    大孙为别人讨债的日子，非常辛苦。干讨债的必须具有能忍饥渴，抗疲劳，夜里肯睡在地上。还能耍赖，死缠烂打，使欠债人无法摆脱。或是厚著脸皮装孙子，低三下四，好话说尽，使对方软化。大孙经过炼狱，吃苦不在话下，讨债倒也有些收获。

    但是，大孙说，他是帮朋友去讨债，他不想长久做讨债专业户。他要另想别的出路。

    一天，他忽然登门来访，刚进门还没坐稳，就开口：“您聽說過硒嗎？”我一愣，又听他说：“硒能抗癌，人體缺少硒，要補充，我有含硒的保健品不想試試嗎？……”他在干什么？是不是在搞传销？我立刻警觉起来。

    曾经风靡一时的传销业，和法轮功一样，在被官方媒体卖力地妖魔化后，基本上没有立足之地了。因为传销商品的人，经常召集群众开会，主持会议的人，大多能花言巧语，把销售的商品说得天花乱坠，神奇无比。更勾引人的，是它给听众描绘出一幅很容易发大财的美景。所以能在很短时间内，把四面八方乌泱泱的人群聚合在一起，形成团体。这是中共最忌讳的事。只要没有组织，一盘散沙，就形不成气候；构不成对政权的威胁。所以今年3月，共党政府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就有了特殊举措。采取比以往更加严厉的手段，来对付“政治異己分子”。派出大量警力，监视他们，切断他们的电话，不许他们外出串连。用六四时被打断一条腿的齐志勇的话说：“我是個靠輪椅行動的殘疾人，國安局竟然派了兩位安保人員，再加上派出所的兩個警察，用四個人來監視我。爲看緊了我，花這麽多人力和錢財值得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派大批警察看管这些老弱病残政治异己分子的同时，北京西南郊某农贸市场，出现一伙人抢劫了所有个体摊商，却没有一个警察在现场。

    在江泽民时代，六四难属每年都要搞一次集体签名信，上交全国人大。要求平反六四，要李鹏承担罪责。虽然上交的信都石沉大海，绝无回音。但是签名的人越来越多。签名信要表达受难者不断抗争的决心和拒绝遗忘的意志。这恰恰是现政府统治者不能容忍的。政权换届后，现政权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召毛泽东的阴魂，媒体在宣传上卖力地让全国人都患上失亿症。什么反右，大跃进，文革等等，通通被淡化衰减，最好少提或干脆不提。六四大屠杀更像是癞痢头上的疮疤，万万揭不得。

    今日在互联网上，可以见到泛泛地谈民主，自由，人权，宪政等帖子，虽然不被当局喜欢，但秀才们在虚拟世界中争来辩去，一时尚不影响稳定大局，可以姑且容之。但是有明显“六四”二字的帖子是绝对看不到的。偶尔可以见到5+1，5-1的隐语，据云，国安部门高薪招募一批学IT业的海龟（海外留学归来），充当网警。日夜监视各民间网站。迫使比较敢放开言论的网站，小心翼翼，只能用遮罩来对付敏感话题，以保护自己的网站不被封杀。这些就是中国政府所谓的“人權有進步”。

    “以史爲鑒”这句话，是中国政府对外的语言，尤其对日本当局更是不厌其烦地提醒。但对国内，不但不为鉴；连历史真相也要极力歪曲掩盖。缺乏正当教育的结果，致使中国出现了一大批浑浑噩噩的愤青（愤怒的青年），他们在近日中日纠纷中，扮演了当年义和团式很不光彩的角色。

    大孙不能为了搞传销再栽跟头了。又有一位元狱友需要筹办茶社，大孙去帮忙。早去晚回，一天只能睡四五小时的觉。我曾过问他：“開茶館能賺錢嗎？”他回答说，茶馆是暴利行业，用50元一斤的茶叶，给那些谈生意的，商量事的，休闲的泡上一壶茶，白天每位坐一小时20元，晚上一小时70元。一天来三四拨客人就足赚了。难怪，七八年前，有位外国朋友还感叹，中国是茶的故乡，却找不到品茶的地方。如果他再来中国，一定对各种名目如茶社，茶楼，茶室，茶座等的遍地开花惊叹不已。这是暴利的诱惑和国人从众心理的结果。所有产业的重复建设；重复投资都源由于此。

    共产党溃烂到根的腐败与专横不公，引发出很多政治异见人士。但像大孙这样，勇敢地用行动向残暴政府挑战的，仍然是凤毛麟角。一声呼唤人权的号召； 一张争取民主的传单；一个反对专政的结社，就被共产党视为大逆不道。分别判他们几年，十几年，甚至20年的刑期。在漫长的非人道的牢狱生活中，他们的精神和身体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摧残。就拿大孙来说，出狱时不到40岁，已经头发花白，牙齿松动，手腕落伤（背铐的结果）。

    应该说，他们是真正的爱国爱民者。他们所有的义举，都著眼于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六四提出的口号现在更有现实意义，十六年来的过程可以充分说明，今日的中国，无论社会，经济，生态等等，全都是危机四伏。

    大孙在自己的国家实在混不下去了，他带著在狱中写的书稿软碟，决然地走出国门。他相信只有自由的空气才能使他重振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