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定州绳油村惨案
楚望台（大陆）
七月五日中午12时，我们到达定州县城。由于来接我们的村民都没有手机，只好轮流在出站口等我们。好在没有什么波折，我们跟著村民上了他们的车，开往绳油村去。村民告诉我们，整个村子自案发后一直处在戒严状态，定州市的警车守在进村路口，没有他们接，我们根本没法安全进村。全国各地的记者，被软禁在定州某宾馆里的仍有几十名，包括凤凰卫视的两位记者，这使我们的心情沉重起来。
绳油村在定州西南约30公里，行车约45分钟。我们选的时间比较好，中午堵在村口的警察大多回县城吃饭了，只留下两个人守著警车，见是村里的车，并未盘查，我们坐的车直接开进村里，我松了一口气。
在村口转弯的地方，远远可看见国华电厂。我拿出相机，躲在车窗里拍了一张照片。电厂的两个大烟囱冒著浓烟，可见血案之后，电厂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到一位村民家里，简单吃了午饭，和北京的律师团通了电话，简单讲了一下村子里外的情况；又给北京的记者朋友打了电话，报了平安。
下午两点多钟是天气最热的时候，该有40多度。我们估计村中的监视可能有所松懈，就出了村民的家门，往村大队走。
大队在村中心的一个大院里，院中间用白布撑起了一个灵棚。灵棚前面扯起了一个条幅，上面写著“爲了執行中央土地政策爲了全村群衆的利益而獻出了他們的寶貴生命”。自从血案发生之后，村大队是绳油村抗争的中心，六间办公室都改成了死者的灵堂。死者家属和自发组织起来的村民，日夜守在灵堂周围，保护死者的遗体。
带我们进村的村民和守灵的村民讲明了我们的身份，我们被获准进入灵堂。六间灵堂的格局都差不多，中间用白布隔开，白布前面对著门口是供桌，桌上摆著死者遗像和香炉。白布后面是冷冻的冰柜，里面冷冻著死者的遗体。
我们在死者灵前一一上香鞠躬，然后开始拍摄。当洛洛拿著DV机走到灵棚门口，准备拍摄那条条幅时，一个干部模样的人从大院外走进来上厕所，发现了我们，匆匆走了出去。过了几分钟，就有十几名衬衫皮鞋的人聚到了大院门口。因为怕激怒守灵的村民，不敢进入大院。村民告诉我们，这是定州市八大局“蹲點”监视的人。
我们躲进灵堂里面，把相机当成望远镜，看外面的情况。大约对峙了半个小时，门口的人没有走的意思。我看见一个人掏出手机打了个电话，觉得不妙。若是守在村外的警察进村，恐怕难免一场冲突。这时一位大婶进来，叫我们不要怕，说她在喇叭里喊一声，全村村民都会来保护我们，只要有老百姓在我们就不会出事。我心里一热，几乎掉下泪来，赶紧让她不要惊动其他村民，告诉她这样对村子、对我们都没有好处。
聚在大院门口的便衣有些焦躁，可能在办公室里呆惯了，受不了外面的高温。我灵机一动，走到院门正对的一间灵堂里，跪在遗像前烧了几叠纸，用身子挡著门外的视线，拿出一瓶驱蚊水滴在手心里，在两眼上狠狠揉了几下，转过身来，已是泪流满面。我们挽著那位大婶，装成死者家属，往院外走。走到大院门口，转过脸去狠狠盯了他们一眼，他们大概被我吓住了，没有上前盘问。院里的几个村民也随我们出了大院。
我们在村里的小巷中七拐八拐，进了一户村民的家，主人把我们迎进去，把门紧紧锁上，我们松了口气。（今早村民告诉我们，那天中午有四个人企图跟踪我们，被闻讯赶来的村民拦住了）我们感到了危险，决定先休息一下，天黑以后再行动。
一位村民代表拿来了一些材料给我们看。有定州原市委下发的部分文件、村民代表的联合证明，以及关于国华电厂自去年开始征地，不断袭击村民的记录。我选出有价值的几份，用相机拍了下来。
在一份《“（原）定州市委解決繩油村問題工作組”给村民的公开信》中，我们看到了以下字句：“……對背後鼓動搗亂、煽動不明真相群衆上訪、告狀，惟恐天下不亂的造謠生事分子，發現一個，查處一個，決不姑息，決不手軟。總之，繩油村的問題一天不解決，我們工作組就一天不收兵；電廠灰場一天不按時進場，我們工作組就一天不收兵，不達勝利，誓不罷休！……”把老百姓诬为“背後鼓動搗亂、煽動不明真相群衆上訪、告狀，惟恐天下不亂的造謠生事分子”已经见怪不怪了，说不定出村之后，这就是给我们准备的罪名。让我惊异的是，这封公开信的字句竟然如此露骨。现在原定州市市委书记和风、市长郭振光已被免职并开除党籍，原绳油村书记牛全战曾在逃，现在已经回到定州。“全村人恨得骨頭癢癢.”村民们告诉我们。
就在我们去的前一天晚上，有人冒充村民代表从定州县城打电话给死者家属，要他们晚上埋人，说问题已经解决，要他们去县城。幸好另一位村民代表觉得不对，拦下了死者家属，后来才知道是骗局。
《三联生活周刊》记者王嘉、韩朴鲁写于6月23日的报道中称，“定州市已經組織了一個由12個人組成的法律援助團，幫助死傷村民打官司。”但是村民告诉我们，这个所谓的法律援助团根本未给村民提供什么援助，只走了个过场就不管了。
在2004年3月15日《定州市支电办关于定州电厂占地有关情况的说明》中，我们发现，有关工程共占用土地378.9945亩，征地款共计586.69万元（含青苗补偿）。而据《土地法》四十七条规定，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应为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10倍至30倍，青苗补偿另计。（这块地是机耕地，而报上去的是黄沙地）村民告诉我们，这四百亩土地种的本是梨树、杨树，每年约有一千五百元的收入。我们按此数位粗略计算了一下，586万元是国家规定的最低补偿标准，且未计入3千余棵梨树、1千余棵杨树的补偿。而直到今天，村民拿到手里的钱只有每人两千元。
村民们说根本不知道他们该拿多少补偿款，我们把从北京带来的《土地法》小册子送给了他们，并要了一位村民的通信地址，打算回去后把中央、河北省的相关法律和政策文件寄来。在中国，不知还有多少像绳油村民这样，被基层干部所蒙蔽，甚至连这些文件都见不到，就糊里糊涂丢掉了土地。新中国的政权本是从农村走出来，这六十年，已经走得太远太远了。
晚上九点多钟，村里的喇叭突然响起来，要大家都到大队大院里去。一位村民赶来告诉我们，县里来了二十多辆车，几百个人，逼死者家属埋人，要我们呆在家里不要出去走动。
村民与县上的人僵持到晚上十一点多，后者才离开村子撤回县城。村子里一片黑暗，我们借著星光往大院走去。这时候一部分村民已经回家，聚在大院里外的大约还有二百多人。我们悄悄走进大院，采访了几位死者家属。
血案当天袭击者来不及带走的凶器，被村民收集起来，锁在大院仓库里，一位村民代表给我们打开了仓库。装在几个编织袋里的有钩镰枪（将铁管一头削尖，焊上镰刀）、灭火枪、灭火器、打断的木棒、双筒猎枪的子弹壳、袭击者留下的头盔和迷彩服。我们一一拍照录相。回到村民家中，已经是凌晨两点了。
晚上屋里闷热得难以入睡，我们爬上村民家的房顶，这一天疲惫不堪，躺下就睡著了。
凌晨四点多，天蒙蒙亮，我们爬起来去看血案现场（即前述的四百亩地）。地在村子的南（？）面，离村子大约一公里。
事隔近一月，这片土地仍然散发著血腥的气息。村民们搭的五百多个窝棚仍在。一年来，村民就在这块土地里生活，甚至2005年的春节，都是在地里过的。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对他们的土地垂涎已久的人，这次会如此的丧心病狂。
在现场，我们见到了几辆被烧毁的摩托车，染著血迹的衣服，被烧毁的窝棚……可以想见当时的一幕是何等惨烈。
四百亩地的东面，是一条公路，当时袭击者的车就是从这条公路开来的。村民们挖出的两米宽的壕沟，不少袭击者一跃而过。村民们猝不及防，在三百余分成几队全副武装的袭击者的血腥攻击下，死亡六人，重伤六十二人，轻伤不计其数。
我在地里找到几棵梨树的树桩，数了数年轮，树龄约有7、8年，该是长势最旺的时候。
在地南头，我们发现有辆警车还停在公路边上，车旁有几个人。借树林的遮挡，我们用远焦拍下了他们的镜头。
听说我们来了地里，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匆匆赶来，要跟我们讲这块土地的事情。我们坐在一个窝棚后面，听老人哭诉。这四百亩土地，现在已经是村子五百多户人唯一的生存依靠。
拍完现场以后，已是凌晨五点多。我们决定，趁县里的人还没到，迅速离开定州去新乐。几位村民自告奋勇送我们，我们坐上来时的车，把相机和DV藏在隐蔽处，往村外开去。
新乐市（原长寿县）距村子约四十多公里，属于石家庄辖区，定州政府部署在该地的力量相对薄弱。血案发生后，也正是新乐120先来到现场救治（定州120直到案发后5个小时才到现场），所以大部分伤者都住在新乐医院。
车行约1小时，到了新乐人民医院。定州派来监视医院的便衣一般八点到，我们时间很有限。我让一位村民先进去与伤者打声招呼，如果被便衣发现，就装成伤者亲属。
医院共六层，村子里的伤者大都住在四、五、六层的病房里。楼两头是楼梯，中间是电梯。我和洛洛约定，他进病房采访伤者，我在外面望风，一旦发现可疑的人，马上打他的手机。
在上到六层的时候，一位村民赶来说，公安局的人到了。我们迅速收起设备，离开医院回到车上，往火车站行去。
到了新乐火车站，同来的村民们执意要送我们上车。我说人多引人注意，劝他们赶紧回去。
进了车站才发现没有去北京的火车。我们商量了一下，准备先坐长途汽车到石家庄，再从石家庄回京。由于时间尚早，我们准备先在车站对面的一个早餐摊上先填填肚子。谁知刚坐下，就开来一辆警车，两个警察从车上下来冲进了车站。我暗叫一声好险。
警车开走后我们上了开往石家庄的长途车，坐在车后面拉下窗帘。车八点多开动，九点半到达石家庄。我们赶到石家庄车站，已是十点半。买了十一点多的车票，顺利地检票上车。火车开动，我们才出了一口长气。
火车在华北平原上疾驰，我望著车窗外一片片农田掠过，油绿的玉米正在吐穗。
六十年前，在这片青纱帐里，流过多少血，死过多少先烈，而他们的后代，那些世世代代耕作在这里的公民，正无奈的看著他们的土地一点点丧失。
2005年7月7日写于石家庄至北京T512次列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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