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酷的底层生存真相——《民工的钱与命》主讲系列

杨银波（广东）


    节目：《民工的钱与命》第三集（周六早八点、晚八点）——台北中央广播电台《展望中国》。主讲、策划：杨银波；主持、制作：黄绢。我们的节目口号是：从中国走向世界，从世界展望中国，我们给您在大陆听不到的声音，我们给您跟官方不一样的观点。

    背景声音：“我们一定要把工钱要回来！这钱什么时候给？啥时候给我们？你这钱什么时候给我们？我哪儿有工钱呢？找他们去！走！走！”

    黄：在我们今天所安排的《民工的钱与命》专题系列当中，非常严重地反映了社会的和谐危机问题。我们这个系列，是由大陆维权活动者，同时也是著名作家杨银波先生为我们主讲。今天杨银波谈的是民工的工资问题，以及民工要如何来维权。在节目播出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组由中国劳工观察提供的消息。广东省珠海市美星制鞋有限公司有几千名工人在7月4日和7月5日这两天举行了罢工，他们抗议工厂无故降低工人工资。有几百名工人走上街头，要求社会对于他们遭遇的不公平待遇给予关注。珠海美星制鞋有限公司是台资企业信星集团的下属公司，位于珠海市香洲翠珠工业区，主要为Skechers（司凯捷）、Clarks（克拉克）生产鞋制品，共有员工14000人。在美国的中国劳工观察组织在今年的6月份曾经发布了一份美星鞋厂调查报告，这份报告当中列举了这家工厂违反劳动法规，侵害工人权益的一些事实，其中包括：每一个星期高达81个小时的工作时间，远远超过中国劳动法规定的每周平均44个小时的法定工作时间。另外，加班工资也低于正常工作时间的工资，明显违反劳动法中关于加班工资不低于正常工资1.5倍的规定。工人没有带薪节假日和产假，没有医疗保险。由于工资低，这家工厂的工人分别在去年的4月和5月举行过罢工。但是，这些罢工都没有得到厂方足够的重视，这家工厂的劳动条件至今没有得到任何改善。那么，工人会不会以其他的行动来维权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杨银波就要和大家来谈谈工人要怎么样来维权。首先，杨银波要从重庆一个普通民工的开销情况，来透视民工生存处境的真相。

    杨：来，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普通民工的经济情况。为什么关注的是经济，而不是政治？因为，这边的普通民工在政治上是很少有所作为的，他们更多时候关注的是自己的生存，公共意识也不强烈，主要还是为自己考虑。就算我们承认这是一个比较一盘散沙的群体，那么我们也应当关心一下他们的具体生存细节。这是重庆的民工当中的一种——“棒棒”，这里我介绍其中一位。有一位好心的人注意到了这个人，他是这样充满感情地说的：“我所在的这座城市——重庆，大概有200万民工，他们承担着这座城市90%以上的体力活。有一种在民工在本地被称为‘棒棒’，谋生的工具是一根扁担和两根绳子，谋生的手段是帮我这类所谓的城里人搬运重物。公司也一样，职员不愿意搬重的东西，就叫这些民工来搬。公司行政部的大姐为了图方便，就固定了一个有传呼机的民工，大概三十五、六岁，每次看见这个办公电话呼他，就立即赶来，如果太远赶不过来，就回个电话。一来二去，大家也就混了个脸熟，碰上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也叫他做。由于报销嫌麻烦，他大多是白帮忙，用他的话说，就是反正力气不要成本。”

    注意，我们听到这样一句话，“反正力气不要成本”。哎，这些重庆老乡啊，我对他们是非常非常有感情的。那么，他们是怎样挣钱的呢？是这样：“昨天中午，他在我们公司搬了东西，就蹲在公司的门口记东西，我看他蹲着写挺费力的，就叫他坐到我的办公位置上写。不经意间，我发现他在记帐，这倒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绝对没有窥视他的隐私的意思，纯属好奇）。我也就拿过来看了一下，他记帐是那种流水帐，我大致默算了一下，整理了下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个民工是这样记的：2005年5月份的总收入，有770块钱左右。那么，开支呢？其中，房租是50元，4个人合租了一间房。管理费是20元，这是街道收的，其中包括10块钱的暂住费。餐费是140元，包括早饭1块、中午饭4块，管饱不管好的那种。大家要记住哦，这是5月份总共31天的总的餐费，平均每天不到5块钱，早饭、中午饭之外的晚饭是可以不吃的，因为那时已经累得几乎没有力气做饭，或者将就一点，自己勉强吃一点。

    所以，这就有了一笔买菜的小钱，总共是27元，4个人每天轮流买菜。买米是15元，这个民工本来自家有米，但来回的车费比买米还贵。日用是30元，这包括买油、盐、纸等。买烟是20元，两块钱一包的那种，三天才抽一包烟。我的烟瘾是一天要抽两包，可见这个民工很节约啊，可能是我们重庆那种“山城”牌的烟。通讯费是17元，其中包括10块钱的CALL台服务费，自己打电话总共才花了7块钱。交通费只有3元，一般来说，他的日常“交通”基本是靠走路。

    另外，他给儿子的生活费是200元，他的儿子在县里读高中。给老婆买件衣服，花了20元，是地摊上买的那种，这位民工说：“我已经半年没给她买新衣服了。”在这一系列开支之外，那就是他寄回家的钱。他寄了一笔准备存起来给儿子念书的钱，是150元。再给母亲看病寄去50元，他母亲的药费是由包括他在内的三兄妹分摊。还有意外支出，是60元，这包括：一次为了抢活横穿马路，被罚了10块钱；一次挑东西碰着了一个小青年，被敲诈了50块钱洗衣费。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民工的帐目啊，这和我调查到的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的民工郑忠杰已经是天壤之别了。郑忠杰的家庭每个月能够支出2600多元，而这个民工呢，除开给儿子和母亲的400元之外，其余的370元收入基本上用在自己身上了，所以说，他自己几乎是没有存钱的，这是何其真实啊。大家知道吗？现在重庆的温度，起码是38度，这些“棒棒”每天只能在这种炎炎烈日之下揽活儿，挑着东西挣这种要命的血汗钱，挑一次不过就那么两三元的报酬。

    我们看到这样一种极其艰辛的生存，真的如同关注这位民工的好心人所说的那样：“我看着他的支出，很是心酸。他说我们公司的人都很好，经常把能卖钱的东西都给他，主要是废报纸，不要的包装箱，还有就是过期的宣传品。有次有个女孩还给他一件衣服，就是一件宣传用的广告衫。行政部的大姐还让他用我们的办公电话给家里打长途，只是他觉得不好意思，还有每次在我们这里做事，都有水喝，有时候还有好烟抽。”

    你看，他的要求很低呀，你看到没有？哪怕别人只给他一点点好处，一张废报纸，一件广告衫，一根烟。正是在这种非常非常微薄而且艰辛的劳动收入的情况之下，入不敷出，才催生出这种极低、极低、极低的要求，以及自卑、自重和自立的性格。话说回来，这位民工每个月770块钱的血汗钱，已经算不错了，深圳最高的最低工资标准才690块钱。这个“棒棒”其实比很多在广东打工的民工还要强。

    这不得不让我们重视这个社会的分层。有许多人，一个月是几千、几万的，很轻松、很容易，永远不缺钱花，他们有足够丰富的智力、资讯、机会以及关系、资本来支撑着他们，但是这种能量随着社会层次的降低而递减，底层民众能维持“活着”的状态尚且是个严酷的事情，真的是“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人的内心很无奈”。

    黄：听众朋友们，现在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杨银波先生所主讲的《民工的钱与命》。刚才杨银波从开支收入作为切入点，来和我们谈到了一个民工的日常生活情况，那么作为社会的底层，并且承担了这个社会绝大多数体力劳动的民工，他们有没有改善生活的可能和机会呢？接着，杨银波谈到了广东省统计局的一份调查报告。

    杨：这份报告我是非常重视的，正是因为这份报告，才使我越来越确定这样两个现实背景：第一，民工的待遇确实很差；第二，虽然有此前提，但是并没有多少改善的希望。这是一群被漠视权利和缺乏谈判条件的人。这份报告，是广东省统计局对珠江三角洲3.3万家企业进行调查的结果，资料显示：外来务工人员工资涨幅最大的，是工程技术人员，涨了4.7%——记住，才只有4.7%；其次是普通工人，上涨4.4%；工程管理人员只上涨了1.6%.调查显示：面对招工难的问题，有60%的企业表示不愿意加薪，其余有40%的企业表示加薪，但是这里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这40%，只有其中的74.8%的企业表示增长幅度将控制在5%左右。假如2004年一个民工的工资每月只有600元，今年才只加30元/月。这30块钱有什么大的用处呢？没有一个整体的、较明显的涨幅。原来的时候，佛山市曾经反复讨论过“工资要不要增长”，许多人大代表建议要增长，佛山市劳动局处于两难之间，一边是民意和人大，一边是企业商人。劳动局遭遇到的最大反对者是企业，而民工的代言人是没有的。也就是说，涉及民工重大利益问题的，民工反而没有发言权、表决权及其表达机制，没有代言人为之而谈判。这就使得政府和企业时常立于强势地位，民工太散、太散，没有形成自己的组织化的有力力量。也正是基于这一背景，广东在近一两年涌现出了一种值得期待的现象：非政府组织大量产生，尤其是符合国际主流的维权机构也逐渐萌芽。这也是我梦寐以求的理想，我希望这种组织能够通过一种全球化的现代视野和维权努力，向中国施以应有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