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一日记
阿 农(大陆)
2005年4月5日(乙酉年三月初七日,清明) 多云
一夜未眠——车厢里很多是回乡扫墓的人,起劲地唠叨着家乡、往事,此起彼伏地抽烟、咳嗽。黎明时才迷迷糊糊地合上眼,但不久又被列车广播吵醒——铁路仍固守文化革命遗风,转播早上6:30的“东方红”和“新闻联播”。此时天已亮,车窗外出现熟悉的湘南农村景象:低矮农舍麇集而成的村庄、种着草籽(紫云英)的水田,田埂上的水牛。列车驶过胡柳村,我守在窗口看——铁路桥和桥下舅舅家的房子以及整个胡柳村还是几十年的模样,只是显得更陈旧矮小了。田头已经有农民在劳作,有的在用牛犁田,有的在洒农药和除草。
七点左右,到南岳站,弟弟和朋友闻觉在出口处接。我们在闻觉家吃了早饭就去胡柳村二姐家。实地走走,就能发现家乡变化还是大的——新修的公路纵横交错,从南岳到胡柳过去只能走铁路,要半天时间,现在坐计程车十分钟就到了,公路两边有大片被推土机推平的空地(本来都是肥得出油的农田),挂着 “经济开发区” 的牌子,在“招商引资”,而目标据说就是台商——“解放”时这里追随国民党去台湾的有数十人。
进胡柳村口,看到一座礼堂式的房子,上面有十字架,门上竖有大字“神爱世人”。一问,是村里人集资建的基督教教堂。基督教居然能渗入腥风血雨数十年的穷乡僻壤,这使我很惊讶、很感动,很敬佩做此努力的人。
二姐家变化最大。整整三十年,他们属于“地主子女”“专政对象”,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受尽迫害、饥饿和贫穷。八十年代,一儿一女考取大学,现一个教书,一个开公司。儿女给他们造了新房子,老两口也不种田了,只种点自己吃的菜。
进了他们房子,发现依然是“家徒四壁”——除了床铺桌子板凳和一台坏了的电视机,其余什么也没有。儿女每月给他们的生活费是不是太少了?姐说:“够了,大家都这个水平。如果人家认为你有钱了,偷啊,抢啊,不得安生。”“你要是出去做事,家里没有人,屋里的东西会被搬空,甚至有人会把你窗户的铁条都撬去卖钱。”这使我想起路边的“经济开发区”——这样的治安环境,谁愿来投资?
母亲有六兄妹。我的五个舅舅,除了两个在外地工作(四舅中央大学毕业,五舅在同济大学与乔石是同学,曾一度参与共产党的地下活动),其余三个在家乡土改时都被划为地主而遭遇横祸(两死一入狱),他们的十几个子女,连读小学的资格都没有。二舅的小儿子白首,一个极其吃苦耐劳的孩子,六十年代因为劳累而死于水肿病。八十年代,大舅的儿子劳里的新房子在盖好后被村里没收(公开掠夺),劳里被活活气死。两个在外面工作的舅舅也始终受家乡的牵连,家乡党支部不断去函,要把他们揪回原籍管制,两人才华横溢却受尽屈辱,都不到退休年龄就离开了人世。
几乎所有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人都有类似的遭遇。我妻子家里,爷爷是参加过五四运动的北大毕业生,后在长沙办银行、办学校,在湘南开煤矿,是著名的“开明绅士”。“解放军”进长沙后找到他,派他去东北办事,他拒绝,竟被枪决。这个家庭自此作为“被镇压的恶霸地主”的后代而成为历次政治运动的重点打击对象,母亲被迫害致残,她初中毕业就下放农村,属于最早的“知识青年”。
地主富农是共产党“阶级斗争”的最大牺牲品。为了统治的需要,共产党夺得政权后在全社会人为划分“阶级”,在农村不仅剥夺二千多万被划为“地主”“富农”的农民的田产家产,而且给他们戴上“剥削分子”“阶级敌人”的帽子,煽动“阶级仇恨”(所谓“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对已经倾家荡产的“地主”“富农”进行血腥“专政”,无数地富家庭就在这样的仇恨和专政中被粉碎和消灭。前总书记赵紫阳早已加入共产党并有一定职务,其在河南的老父却因为是地主分子一样被枪决。我一位同事曾对我讲述他家乡的两起杀戮:一位中学教师,因为出身地主,被“革命群众”抓回老家,受尽酷刑后被沈入水塘,但因他身材高大,塘水浅,淹不死,就用铳打,又因距离较远,铳砂散乱,身中数枪也未断气,塘水都被鲜血染红了,他在水中哭喊“让我速死,快补铳!”一步一颠,扑倒在塘边,被人用四齿钉耙对准脑袋一耙毙命;一位地主家庭的女儿,相貌姣好,新婚之夜,被本村一些垂涎她美色而得不到的人诬称是“国民党间谍”,从新房中拖出批斗、毒打,把她衣服剥光,凌辱后用铁丝穿住乳房扔在水中淹死。离南岳不远的道县,文化革命中更将地主富农及其子女,无论男女老幼,满门屠杀,在外地工作或读书的用电报骗回家,一下车就捉住处死。被杀人数6000多,占全县总人口的1.2%,屠杀的手段有砍头、剖腹、铳打、活埋、沉河、绳勒、火烧、锄头挖、石头砸、数十人捆在一起用炸药炸、丢进红薯窖里用火熏等等。这些种族灭绝惨剧,凶手可以不受惩处,甚至不为世人所关注。
胡平先生说:“在中共专制下的中国,有一个群体,他们遭受迫害的时间最早,受迫害持续的时间最长,受害的人数最多,受的暴虐最深,深得无声无息,以至被遗忘得最彻底——这个群体就是地主和富农。”诚哉斯言,痛哉斯言。
在二姐家吃了中饭,姐弟三人一起去杭亭,那是我出生的地方,是土改时父母被划为工商业兼地主后唯一保留的老屋。经过老屋侧面的石岭,我想起小学毕业时在这里苦苦伫立等待初中录取通知书的情景。我读书总是第一名,小学毕业时老师在评语栏里只写了四个字“凤落鸦巢”(我不喜欢这个评语,认为侮辱了我家庭,把评语撕了)。当别的同学收到初中的录取通知书后,我就天天站在家门口的石岭上等待老师给我送来录取书。我在岭上等啊等啊,盛夏烈日下的石岭,温度足有50度,我被晒得满头满脸长满了疖子,人都晒干了。离开学的日子越来越近,终于,有一天,我见到班主任王老师低着头走来了,我蹦跳着牵着他的手往家里走去,当我听到他告诉我父母说贫协主席指示“地主子女越会读书就越不能让他读书”,取消我升初中的资格时,我顿时泪如泉涌。为了读书,我家只有把我户口迁往上海姐姐家里。也就是在请求迁移户口时,父亲说了一句“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而被认为是“地主分子妄想变天”而遭批斗,不久就心脏病发死去,死时不到五十岁。
尘封数十年的往事,涌上心头。这个时候,就会思索共产党政权的本质,思考“中国前途”等平日感觉很遥远的问题。
“地主富农分子”及其亲属,约占当时中国人口的十分之一。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这些“阶级敌人”已死亡殆尽,共产党也停歇了“阶级斗争”,但暴政所依据的血腥武器仍悬在人们的头顶——宪法至今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共产党的力量也没有因为残酷镇压及“阶级敌人”的死亡而减弱,相反,由于长期的专制统治和全面的腐败,共产党愈来愈不得人心,反对力量愈来愈强大,连共产党的许多领袖人物也加入了反对者的行列。当今大陆,已经没有一个人相信共产主义,而隔海相望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标语却日益撼动人心,台湾的民主繁荣均富愈来愈唤起大陆民众的思考和憧憬。人们翘望着中共像苏共一样土崩瓦解,大陆实现民主,全民公决,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上周《南方周末》报道国民党副主席江炳坤在广州黄花岗烈士墓祭奠活动时有段文字:“3月29日,广州的祭奠活动结束后,三位市民面对海外媒体的镜头,热泪纵横……当国民党副主席钻进轿车时,围观人群的掌声再次热烈响起。一位中年女士竟然冲破了几名保安的防线,把手伸进轿车,高呼‘欢迎您再回来!’”这里的“欢迎您再回来”,其实应读为“欢迎国民党再回来”、“三民主义再回来”……
历史会不会给中国这样的转折?我想到了村口的基督教堂——十年前还绝对不可想像,今天却实实在在地出现了。弃专制而要民主、弃共产而行三民主义——这难道会更不可想像吗?
老屋依然是独门独院,果木葱郁,竹林环绕,正面是方圆十几公里的一马平川的锦绣田野(长满了草籽),右边是飘带一般的老公路,左边是宽阔的江面,蜿蜒的湘江和南岳河在这里交汇,远方是隐约于天际的巍峨的南岳群山。在我们家里人心里,这永远是一幅亲切的山水画。1949年我父亲曾跑到香港,拟乘船去台湾;在香港待了两天,却舍不得老屋的这片风水和一屋老小,又冒死犯难回到家乡。
但如今这山水画中,却冒出了一根浓烟滚滚的烟囱,那是家小化工厂,未经任何处理的腥红色污水,汹涌地从工厂奔流而出,灌入竹林后面的小河。小河水本来清澈鉴人,是我们儿时游泳摸鱼的地方,但现在视力所及的数百米河面上却泛着白色的泡沫,粘稠得好象流不动了。弟弟说,周围的水井也全都污染了,年年有人得癌症死去。我说:为什么不告状呢?他叹气:不知道告了多少次了,工厂是乡政府头头的,是他们的摇钱树,哪里告得动?每次告状,环保护局都会来看看,但工厂却越做越大,污水越来越多。后来村民才知道,环保局不过是拿着村民的告状信和环保法到厂里来吃喝要钱罢了,这几年已没人告状了。
蒋廷黻先生所引李鸿章语“法令者,胥吏之所以牟利也,立法愈竣,则索贿愈多”,实在该印在中国宪法的封面上——中国法律越来越多,社会问题却越来越严重,原因尽在于此。
下午大哥从广州赶到。于是全家一起去二公里之外的本家墓地烧香祭奠、培土。萋萋芳草遮护着坟茔,墓前的松柏已亭亭如盖。这是故乡土地对我们先辈默默的庇荫与呵护啊。故土亲情,顿时充溢我心间,我们默默祈祷,相约明年再来。费尔德先生曾说:“爱国爱乡犹如爱家爱父母,是人的本能感情”,这似乎可以解释人心为什么“健忘”——亡命他乡的地主子女最终还是会团聚在故土,被追剿的“蒋匪帮”“反动派”终不免作为“台湾同胞”“台商”回到故乡;但是,正因为爱这片土地,就不能再让这片土地蒙羞和遭荼毒,不能忽视和忘记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悲剧,更要认清和铲除悲剧的根源,防止悲剧继续和重演——这才是真正的爱国爱乡。
晚上弟弟带着几个小伙子来,把有关化工厂污染的材料交给我;我则拜讬他们,请他们收集、记录一些老人的回忆。
夜11:20上火车返南京。非常疲倦,却辗转难眠。
(Anon 2005年7月17日寄出,兼以祝贺马英九先生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主席,并祈愿小马识途带领国民党回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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