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国家）社会主义是死路一条？

蒋泥（北京）


    1950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罗素，授奖原因在于他是“当代理性和人道主义的杰出代言人，西方世界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无畏战士”，与诺贝尔本人的人生观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两人都是怀疑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两人对当今世界都持悲观的看法，但都共同坚信人类的行为规范终有实现的可能”。

    当时，这位跨越两个世纪，饱受苦难现实、野蛮政治和凶残战争摧残的历史巨人，首先反思的就是政治，作了题为《对政治来说，什么样的欲望最重要》的受奖演说。在演说中，他说，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受欲望推动，所以考察政权、社会时应从人性的、心理的角度切入。具体地说，人类除了受生活必需品如农、食、住等等的欲望推动以外，还有四种欲望亟须满足，那就是占有欲、竞争心、虚荣心和权势欲。各种欲望中，对人们影响最大最深的却是经常受到忽视的权势欲，尝过权势滋味、领略过权势给予了愉快的人，会更加专横，日益贪得无厌。“就精力旺盛、野心勃勃的人来说，喜爱权力更是他们的嗜好。从很多风云人物的生涯中都可以看出权势欲膨胀到极度的情景。”

    基于这种理解和认识，他一生都在反思权力，试图知晓各种政治体制的弊端，使这种体制下的人们能够自觉地控制权力，减小其危害。 在他看来，现代一切政体中危害更大的是（国家）社会主义，早在l906年他就发现其根本缺陷：它仅相信衹要使机械设备方面得到改变，就能实现改革，忽略了与此相呼应、相配合的观念上的转变。

    1920年夏天，他访问苏联，考察这个实现了（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并见到了比他年长两岁、已达半百的列宁。这个哲学家发现，列宁“太固执、太偏狭”。它源于“诚实、勇敢、坚定的信仰”，认为有一种万应药方可以医治全人类的疾病。这种人“大概总是和爱好自由不相容”。所以，“我去俄国的时候，自信是一个共产党人。但一和那些绝不怀疑的共产党人接触以后，却因此使我产生了无数疑虑，不单对于共产主义怀疑，凡是坚信一种主义，甚至造成绝大痛苦而亦不怜恤的，我都对之持怀疑态度。”

    罗素虽然也信仰共产主义，但他信仰的不是像苏联人那样的将无限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那种共产主义。他认为，“虽然现在俄国处于高级地位的人大多数是极热心的共产党人，他们从前也曾表示过情愿为主义牺牲一切的决心，但是他们总有一天要把政权让给那些信仰不坚定的机会主义者。这种人和实际政客一样，当然是以实利的眼光来使用政权的”。不过，即使在那时，苏俄也已出现了用政治特权来寻求经济特权的征兆，譬如，“那些高级的共产党员生活比普通民众要安适得多”。

    10多年后，1935年，另一位自由战士罗曼。罗兰也到达苏联，进一步地看到了这一政权的危害表现：滥用公民的自尊使之蜕化成虚荣心，滥用的方法是歪曲真相，并系统隐瞒、曲解外来消息；精心选择的政党对千百万非党人士实施不屈不挠的专政；正在不人道地形成贱民阶层，连儿童都不予信任，定出阶级出身，不给任何机会；党员工资并不是最高，但利用住房、食物、交通工具等特权代替金钱，确保他们过上舒适的生活，拥有特殊的地位；丑恶的作家在每一张报纸上都过分颂扬着斯大林；上层人物常常说他们什么也没有、不拥有任何东西，是“无产阶级”，与此同时，他们是国家的统治者，拥有全部的权力；真正有良知的作家如高尔基，被分分秒秒地控制、照管，连内心深处的痛苦和悲观都不能在外人面前流露出来。在这个国家，人们所做的一切“已经不是为了你自己，而衹是为了国家；国家要求我们变得残酷无情”。

    这样的国家岂能稳定？

    按照他的推断，（国家）社会主义学说的谬误在于以救世主自居，把见解不同的思想或者不赞成它的见解一概指责为落后的、反动的，进而认为“辩证过程”会保证这些 “落后”、“反动”的东西，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能自行消亡，因为衹有它代表了进步，最终也衹有它必定胜利。消灭“落后”“反动”则需要暴力“革命”。因此，国家社会主义者用它们铲除了不赞同它的人以后，留下的都是赞同它的人，而这种铲除手段在该学说的创始人看来，绝对必要，绝对正确。此后，全世界衹剩下“进步”的力量，人类的一切就美妙无比了这种乌托邦化的畅想、描画，产生了伟大的号召力和广泛的影响。民众受到了鼓舞，但彻底“革命”后，他们却发现并没有进入那个妙不可言的世界，而站在一片废墟之上，便感到自己上当受骗了，道德由此崩溃，但失去“道德”的“革命”尚在，于是恶性屠杀，社会拖入红色恐怖中！

    不难理解，苏联出现斯大林等人的暴政是自然之势，即使不是“斯大林”，那也将是 “张大林”、“李大林”或其他某位暴君！所以，“权力的正常分配和物质的正常分配实在是同样的重要。可以把大权交给可信且永远可信的人，这种事实在很少很少”。

    现代心理学的深入研究亦已表明，人的权力欲比经济动机更为根本，如果没有权力的平均分配，那么，即使财富平均分配了，它所取得的成果也必是微不足道，也很不牢靠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竞争虽然能够产生经济垄断，但这不特别可怕，因为各个工业国可以想出种种手段来进行有效的调节；权力垄断却相当可怕，除非掌权者甘心情愿，否则这种垄断没有一点调节、制衡的余地，因而，像苏联那样的权力垄断的国家社会主义体制，所带来的祸害“比资本主义还要大”。

    1920年，罗素访苏对苏联有了感性认识后，像如期预言了空袭、生化武器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预见到这个国家的未来必然是这样的：官僚贵族在社会中出现并将权力集中到他们手中，建立一个比经济垄断的资本主义政权更为残酷暴虐的政权。国家社会主义学说创始人，将如此多的权力赋予其政党、政府官员，简直荒唐之极！如此的政体形式必会“解体”、不能长存。（国家）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命运似乎也衹能如此。以后的历史证明，罗素是先知先觉的，他的预言都建立在自己严密、科学的推理论证上，而非空穴来风。垄断的权力则以自上到下、无所不在，依靠具有严格等级制的、大大小小的“组织”，来把每个人都牢牢钳制在“惟一”的“组织”中，互相监视、彼此摧残。结果被奴役着的人们，不得不接受这种从肉体到灵魂、思想的奴役。

    溯其源头，这种学说肇始于欧陆理性主义，尤其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它规定，为了某种“共享的利益”，一切与私人有关的东西都应该、而且必须要取消。看来，多数人不是因为贫穷而被奴役，而是因为被奴役才变得贫穷的。所以，在那些已经实现了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要想摆脱贫穷，首先需要摆脱奴役与被奴役。其间教育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提起教育，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是老生常谈，其实并不如此。因为同样是教育，倘你教的是八股、教条，甚至是仇恨、怨毒，而与众不同，成就的“人才”也就大相迥别。罗素的睿智正体现在这里。他认为一切教育都应该以致力于培养人的独立思考能力和鉴赏能力为最高目的，以便“促进人们自由无畏的求知勇气和求知过程中慎重的科学态度，培养人们的同情心和创造精神”，逐渐消除那些导向专制政治的精神品性，如贪婪、虚荣、好权、专断、盲从、狂热、恐惧、嫉妒、仇恨等等。

    中国人也讲教育，自孔子而下，直至1949年以来，教育似乎倍受注重，但她在所教的内容及目标设计上，和罗素期望的的确有着根本而巨大的差别：前者认同于等级制，以意识形态来统制思想、文化；后者千方百计地破除它，立起的是一个个的“人”，并且，“每个人自我意识的发展，都是对犯有自大狂的独裁者的纠正”。

    因而，罗素的教育思想是充满新质、新意的，它源于对人性透彻的把握，力图造就现代品性，从根本上抑制权力之于社会、人类的危害，杜绝类似于苏联、中国（国家）社会主义形式的“红色”暴政的出现。“白色”恐怖天然地以百姓为敌，“红色”暴政却冠冕堂皇，打着“为人民”的旗号，做着危害天下苍生之福利的事情，即中国人所谓“好话说尽，坏事做绝”！

    正是由于具有上述这些闪光的智慧，罗素才不愧如瑞典皇家学院院士华拉古斯说的，是“人道主义和自由思想的光辉战士”，是“当代最伟大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他的天才是全面的，他对（国家）社会主义，如苏联及其后承者中国等的洞见是无与伦比的，他的思想与精神值得我们永远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