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权势者的力量

（北京）郑旭光


一，无权势者的力量源於个人主义

    哈维尔的社会认知是后极权社会，政治倾向是非政治的政治，背景应该是上个世纪70、80年代的捷克，正处於共产集权国家的后极权社会形态之中。实际上，当时的捷克共产党已经失去了建设共产主义的冲动，停滞在社会主义的国家建设上、社会主义的精神形态上。不再以共产主义为目标搞社会主义的情况下，社会结构处於停滞状态。

    92年我比较认真的阅读了哈维尔中文译作，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无权势者的力量”，实际上他是给了一条路——面对这个庞大的专制政府，没有权势的人有什么力量能够改变这个世界？这种无力感可能是每个人都有的。他讲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后极权社会，提出来一个路线叫“非政治的政治”。因为这个极权社会控制着社会的一切领域，把一切问题、领域都变成了政治问题、政治领域，那么所谓非政治的政治就是说你只要不碰传统意义上的政治领域，发出独立的声音和行为就是一种政治，就能够改变政治本身。这样说，非政治的政治对於中国普通人来说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我说开始并不是说那时才有，非政治的政治一直就有——就是说我生活、不理政治——自古即有。因为极权政府既然要涵盖一切，甚至还要在灵魂深处革命，控制人的一切活动，那么我不与你互动、专心专意过日子，这本身就是一种抗争、属於脱轨行为。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中国城市非常流行这些东西，我把它叫做政治伪自由主义——即假装我们是自由的、我们对政治视而不见，当然这只是现象表述。

    他提出这个线路的时候，一定是知道对於专制社会来说生活本身就是最大的腐蚀剂；生活本身能使人性开始恢复、开始萌芽、开始成长，这个天然的和政治控制是冲突的。另外他文章的语言并不是完全客观、完全学术化的，类似於目前可以在中国报章上发表的擦边球文章、并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反体制的文章，当然他提供的线路有反体制精神。他并没有说革命是邪恶的，革命也是一种专制，革命的专制没有了革命精神、没有了目标感后，纯粹变成了专制的形态，只是还留下了革命的口号和语言这种主义层面的东西。精神内核的东西没有了，那么在这个语言背后的是一个体制，体制里面有不同的人，利益角度都不同但是又玩着同一种游戏。如果说哈维尔自己在其中的话，有些问题表达的不是很清晰。如果站在目前的中国来看，上个世纪70、80年代的捷克就是一个已经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几乎所有人都是在国有体制就业，要么在农场、要么在工厂，几乎都是体制内的、没有体制外的人士。


二，后极权国家的语言暴力

    哈维尔认为后极权国家是失去了社会主义方向变成了后极权的社会形态，这种形态更多的不是用物质力量的暴力，而是用语言暴力以及其他的比较柔性的东西进行统治。我觉得这个有一些道理，但是又似是而非，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我对作家描述政治经常有一种怀疑，作家们往往用一种道德倾向来进行政治分析，认为精神能够改变精神。实际上精神是改变不了精神的，如果不是至高无上的上帝来改变的话，那就只有用现实生活的变化来改变精神。实际上在任何一个后极权社会它都是有最后手段来制服你的，如果没有最后手段的话，人的精神不可能一直陪着极权玩这么一个很无聊的游戏——假装。这种无聊、无意义的习惯绝对是有道理的，一般的作家或是自由作家往往是忽视这个东西，不愿意承认人是非常弱小的，把个人放的很大，认为个人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当然，一种独裁统治它绝对不是简单的靠暴力和欺骗，过去我会认为暴力和欺骗是它的两种力量，现在更认为主要是靠暴力。欺骗只是一个堕落的层次——就是说即使是奴才也得给点儿面子，因为他毕竟是有灵魂、有良知的人，这样能让统治的成本变得小一点。因为暴力不仅伤害被统治者也会伤害到统治者，暴力还容易激起被统治者的反抗，如果频繁使用暴力会使得被统治者走投无路，从而铤而走险，加大统治成本甚至威胁到统治本身，所以暴力也是有限的使用。更多的是採取欺骗这种方式，欺骗这种方式主要的功用倒不在说是在於使人上当，实际上人们只是假装上当、内心却很清楚，这当中有潜规则、或者说是有默契。政府有暴力，可是与被统治者直接对抗是很难看的，如果这种直接对抗激化把被统治者变成恐怖分子，就随时随地影响统治者实施统治，这种“血族报复”统治者也是非常恐惧的。那么暴力是需要应用的，但是又不能无限制的使用，所以大多数时候是使用欺骗和谎言。

    那么真正维系这个体制的是什么呢？如其说是暴力不如说是恐惧、人们的恐惧，那么这种恐惧的产生主要是来源於暴力，暴力主要是有使反抗者失去生命、失去自由两种办法。道理上还有一种是形成一种类似的宗教势力，这个是由国家支撑的，所以说一方面有这种底层恐惧。另外一个方面是开除公职，目前人们已经不再害怕这样的语言了，但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前的中国这是非常恐怖的辞彙，老毛讲“给出路”实际上可以看出下面的很多人是不给出路的。因为所有的资源都由政府控制着，离开了它人们就无法生活下去，可能要做一个在任何文明社会里都是负面意义的人群——小偷、流浪者、乞丐、强盗，这个是反体制的精英分子有可能面对的一种处境。所以我说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就只有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方励之，从他的思想、言论看来的确是持不同政见者，其他的人都需包装，所谓“第二种忠诚”


三，“江泽民的维持会”

    后极权社会老百姓的意识形态就是活着、为了活着而活着，政府的意识形态就是存在、为了存在而存在。就是我说的“江泽民的维持会”时代，当然它的作为与意识形态毫无关系，意识形态已经不起作用了、专制者也不认真把它作为一种力量。那么对意识形态的信奉、宣讲和遵从是一种习惯、而不是主动性的力量。这时如果能放弃这个习惯社会就进了一大步，因为你放弃这个习惯政府也不会做什么。所谓无权势者的力量就是放弃你的习惯，你可以行使的权利你行使出来。譬如说共产党中国没有新闻检查制度、但是新闻检查制度是大家内心里的，内心是怎样形成的呢？就是说你犯了错误会受到严重惩罚。而当惩罚越来越淡了、甚至是不惩罚了的时候，你内心的“检察官”还在起作用，那这是你自己放弃，所以我倒不认为是无权势者的力量，而是无权势者的觉悟，你有没有觉悟到习惯需要改变了。实际上那个鸵鸟习惯在过去是一种理性，譬如说不听外台是一种个人理性的选择——听到后我要痛苦，痛苦后我要想，想了后我要说、甚至要做，那么生命都可能被灭掉，那么不听就是理性的，生活在一个邪教国家里还要讲正教就是找死。

    革命时代过去了，从而逐渐恢复了常态，不再与整个世界为敌。后极权社会有很多意识形态、语言、思想已经没有意义了，但是人们还按照习惯去做，而这个习惯不论是对群体还是对个人都没有任何意义了，没有人去捍卫它。但当然另外一点就是这些陈词滥调的习惯对统治者还有一部分价值，第一给统治者提供了一种传承、合法性；第二给统治者提供了一种复辟的可能性，当它认为社会要失控的时候就加强这种语言暴力来提醒你们。

    那么对於一个普通的捷克人“非政治的政治”有什么意义？我觉得是很苍白的，捷克的天鹅绒革命并不是哈维尔的文字造就的，换句话说就是并不是他的文字鼓励了捷克的非政治运动，他提出的这些东西在捷克起到多大的作用？在中国又如何产生力量呢？捷克的演变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戈巴契夫的公开性、公开性的政策及对东欧自由倾向的鼓励。戈巴契夫走过一个共产国家，一个共产国家就发生变化，这就是宗主国的力量。历史上捷克的布拉格之春被苏联颠覆过一次。我们绝对不能抱一种幻想——认为一个民族自生的力量能够有多大，当它形成了一种习惯时能够自我更新的能力有多大？！当然，捷克是紧邻西欧的东欧的一个工业发达国家，捷克有一个内心倾向于西方文明的民间基础，这是变化的内因。


四，人民的优良品质？

    我特别不赞成只是单方面强调人民的优良品质而诋毁统治者的道德标准，它们绝对是一体化的、就是说反对者和镇压者具有相似的道德水平、相似的语言习惯、相似的思维习惯、相似的情怀。在共产极权体制下反共产极权体制，在你跟对手作战的过程中间你会争取民众、会争取对手内心所认同的东西，这些过程都是你和对方靠近的过程，就是表面上你们越来越激烈，实际上越来越相像。拒绝玩儿游戏当然是最勇敢的行为了，因为反抗它、它还有可能收买你，而拒绝玩儿的人则是自绝於这个体制，不再在这个体制呆了。我看哈维尔的作品还是有很大的启发的——就是在这种体系里面，你对付共产党、对付这种极权体制是可以有多重办法的，起码提供了一个日常可做的行为——拒绝用共产党的玩法和它玩。因为共产党最害怕的是暴力革命，所以就认为想推翻它的力量都想这样做；然而它也害怕和平演变，和平演变这种潜移默化、悄悄进行的力量是很难堤防的，往往它还可以带来愉快。因为人心中向往文明、向往体面的生活，这种灵魂追求并不是共产党人拒绝的、并不是人性所拒绝的东西，换句话说在后极权社会中你的盟友在你的敌人心中。你的盟友是在每个人心中存在的，这种人性的力量、这种灵魂的力量、这种向上的力量，否则如果你丝毫得不到对手的尊重的话，你的生存都成问题。

    思想的变化和生活的变化绝对不是并行的、也不一定是互动的，中国的老百姓也一直在作反抗——“厂里有的家里都有”就是一种反抗，这种反抗会造就什么呢？什么也不会有。实际上公民不服从也造就不出什么来，反而造成法制形成的障碍，因为大家蔑视规则、蔑视权威，不是因为权威是对的我要遵从、权威是错的我要反抗，而是我就是蔑视它。就是一味的反权威、反规则。因为看不到好规则所以认为规则没好的，最后是无论好坏规则一律反对。曹思源说的一句话非常好：“不要共产党说个东，你就说个西，不要让它牵着你的鼻子走”。如果这样走下去，你就成为共产党硬币的另外一面了，你和他的区别并不大，而这个游戏共产党是愿意和你玩下去的，因为你改变不了什么、相反你还可以给它带来一种开明形象。你有你的利益，它有它的利益，你的利益是出名、道德形象，它的利益是开明的形象，公安局还有经费的利益。

    我觉得无权势者有的力量不是政治力量，换句话说无权势者有没有力量？当然有，从一个个体来说他与一个政治局委员是一样的，放到一起打架政治局委员还打不过他呢，政治局是通过一个体制来获得力量的。如果这种体制没有了当然统治者也就没有力量了，无权势者当然是在体制改变时就会变得有力量，这是个蛋与鸡的问题。那么你有力量改变这个体制吗？这个我觉得不是一个个人的问题、不是一个道德问题、不是一个精神命题、不是个灵魂问题、不是个神学问题。当权的共产党都要把这些东西变成神学问题，但是成功的共产党从来都是用世俗的力量建立起世俗的天国的，不论是列宁还是毛泽东都是如此，所谓“武装的先知都胜利了”。本来这个事情是非常简单的，如果体制不能变那么我们现在还在黄帝时代呢，那么为什么会变化？就是说体制也会提供推翻它的机会，从上帝造一个东西的时候就安排好一定要毁掉它，这个时候你抓住机会就会变得越来越有力量。


五，共产体制又是历史上最狂妄的一种能动体制

    共产体制从精神上堕落后，体系上也逐渐变得腐朽。狂热分子已经没有狂热劲了，共产体制又是历史上最狂妄的一种能动体制，它对人性索取的成本是非常高的，人一旦没有了动力它就支付不起了。就像一个企业要求百分之百的市场佔有率，那么它的维持成本就会非常高，长期的精神紧张又一无所获仅仅是为了百分之百的市场佔有率。对於第一个开创事业的人不累就做到了，对於维持这个的人就非常难了。他愿意和国际社会交易、愿意对内松动，这样他自己也可以得到好处。如果将市场佔有率缩减到百分之八十，不仅费用可能会减一大半从而变得盈利，而且这样做的统治者也能里外买好。譬如说老毛干了个百分之百的共产集权政府佔有率，而老邓就主动放弃一部分市场佔有率，就比老毛得人心，成了站在坏人头上的好人。只有专制者觉得这个游戏玩的没意思的时候，才有可能发生变化。你说专制者了不起在哪儿，就是了不起在这个产业是他创建的。在道德上谴责专制缔造者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在道德上可以谴责江泽民、胡锦涛这些后任者，他们又不是打江山的，凭什么搞专制？在道德上能够谴责的时候，往往现实中已经有了自由了。所以说权力的演变首先是因为老一辈人会死掉，新一代上来想法不一样就会有变化。老一代杀了那么多人就不怕杀人了，新一代人没有杀过人就不会轻易下手；老一代人不讲理惯了，新一代人从小学习讲理，哪怕是歪理。人性向善是天然存在的东西，人性恶也是天然存在的东西，如果说承认善恶的话，这个力量也会有变化。譬如说“善”是我们大夥公认的好事，这就造成“善”无标准化，可能老毛时代公认的“善”现在不认了。那么哪一个更符合人性我们也无从判断，当价值体系转化的时候两个价值是没法通约的。实际上现在的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就是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空白期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当时嚷嚷说“信仰危机”，现在谁还喊信仰危机？当时是旧的信仰没有人认了所以喊。现在他们自己都放弃信仰了，那么大家就信仰个人主义了。所以我说东欧的后极权社会还属於信仰危机的后期，新的信仰还不是很普遍，习惯已经没有意义了，可以按照个人主义来改造，实际上哈维尔也是预示了一种新的信仰的来临，与虚拟集体主义对立的现实个人主义时代要来了。

    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城市是个人主义兴起的时代，也就是哈维尔说的后极权社会，那个时候的城市人还基本上靠国家生活。老毛死后老邓上台就是中国后极权社会的开始，延续到1989年，其间已有13年时间。1989年来的15年的中国已不再是标准的后极权社会，而是后后极权社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