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文学的张力
　　
王丹
　　
　　
　　政治与文学的纠葛历来是人类精神发展中的重要面向之一。
　　
　　早在文学的发源时期，它与政治就有着难分难解的关系。“古希腊喜剧的发展也同民主政治和言论自由有密切关系。特别到伯里克利时代，喜剧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甚至有的喜剧直接讽刺和批评他。他死后，喜剧的批评受到限制。”（罗锦麟《酒神入戏》，《我的人生很希腊》大块出版社2004）
　　
　　它最新的表现就是200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奥地利女作家叶利涅克（Elfriede Lelinek）。这个被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常务秘书贺拉斯。恩格道尔称为“最政治性的作家”的激进左翼斗士同时也是德语戏剧的代表人物，这个被奥地利右翼政府宣布为“国家敌人”的政治活跃分子，根据她的小说改变的电影《钢琴教师》风靡世界。瑞典皇家科学院公布的颁奖理由是“（其）小说和戏剧以独特的语言激情揭露社会庸常中的荒谬与强权”，这短短的评语，典型地呈现出了政治与文学的张力。
　　
　　文学与政治发生关系，首先是因为二者都面对社会，面对组成社会的个人。文学与政治的互动也是在社会这个层面上进行。二者都是一种社会事实，社会把二者联系在一起。二者也都具有社会功能：政治治理社会，文学安慰社会。
　　
　　对于追求人类进步的人们而言，文学与政治都是重要的手段和活动领域。文学是改进人们对人类自身的理解，而政治则试图改变政府政策、国家领导人和制度来改进人们的生活、命运和社会正义状况。在推动人类进步和改善人类社会的事业中，这两方面活动需要也常常相互帮助。政治改进总是为文学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而文学可以为社会整体创造政治进步的精神动力和帮助进步政治力量动员民众。文学并不总是象牙塔中的精神贵族独自享受的文化奢侈品。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大陆的伤痕文学曾经对于人们摈弃“四人帮”起过难以替代的政治启蒙作用。美国历史上《汤姆叔叔的小屋》被林肯誉为导致美国内战从而解放黑奴的作品。文学领域最负盛名的诺贝尔文学奖中的道义关怀往往是政治关怀。邱吉尔竟然因其许多政治演讲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些事例有力地表明文学对政治的功用是如何重要并被政治和文学界所鉴赏。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Gunter Grass）也以积极参加政治活动著称，在他看来，文学介入政治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他1970年3月发表的一场演讲，题目就是《文学与政治》。在演讲中他提出：“文学与政治从来就不是相互排斥的对立体：我写作的语言患了政治病；我写作的国家沈重地承担着政治的后果；我作品的读者，跟我作者一样，都带有政治的烙印。”他用诗意的语言表示：“寻找脱离政治的田园生活将不会有多大的意义，因为甚至月亮的比喻也已突然变得阴森可怕。”
　　
　　这种文学与政治的纠葛，在中国文学道路上显得尤为突出。日本杏林大学国际协力研究科教授小山三郎在研究台湾五O年代知识份子的论文中指出：“中国文学往往带有政治性。只要概观中国现代文学史，便可发现作家在政治的洪流中，时常成为批判和肃清的物件。这个事实说明了中国文学里所包含的政治性。” 他将3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政治与文学的关系总结为“作家的批判性文学精神”，并认为这一精神在台湾没有被后起的左倾作家继承下来。（小山三郎《自由中国》知识份子的政治与文学——对于台湾现在文学的一个视点，《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三十六期）
　　
　　文学与政治发展关系，其次是因为二者都需要热情，尤其当政治代表着反叛的意味的时候。因为，文学的素质之一，就是反叛，带有热情的反叛。去年是波兰作家贡布罗维奇（Witold Gombrowicz，1904-1969）诞辰100周年。米兰。昆德拉将他视为现代文学中可以与乔艾斯，普鲁斯特媲美的文学大师，美国作家约翰。厄普狄克也称赞他是：后现代造诣最深的人物之一“，他还多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在谈到文学与政治的时候，他说：”（文学）需要高贵的热血。艺术与反叛往往是同一的。我是艺术家，所以我同时是革命者，我是千百年来的链条中产生的一环，闪烁着诸如拉伯雷，蒙田，洛特阿蒙或塞万提斯这样伟大的名字的这一链条，是从未中断的激发反叛的历史进程───不是在于无声处的酝酿时期，就是在大声呐喊的爆发时期。我不如文坛是在反叛和鼓动的信号的召唤之下，我充分懂得，写作必须是热情洋溢的……“（《日记》卷一）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写出的长篇小说《菲提杜克》，被认为是”对极权主义提出的最深刻的预先警告。“（傅正明《两种放逐中的写作》，《当代》2005.1）
　　
　　但是，文学与政治之间也并不总是相互配合的。审美与社会正义常常会呈现对立状态。美国诗人艾兹拉庞德（Eara Pound）推展“意象派”风格，曾经极大地影响了英语诗歌的发展，可以说改写了英诗的历史。但是迟至2004年8月11日他才得到英国官方的正式肯定，由保存管理重要历史性建筑与遗迹的“英格兰遗产”颁发匾额给他在伦敦的故居。这是因为庞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公开支援纳粹，战后被捕受审，1958年才在海明威等人德奔走下获释。同样的例子还有中国30年代最有成就的散文作家周作人，他因为在日本占领北平时期出任文化领域的公职，战后被定为“汉奸”，其文学地位被长期漠视。 面对历史，文学如何摆正与政治的关系，因此成为文学与政治的张力中最关键的问题。
　　
　　文学可以促进政治进步，但不能成为政治附庸品。作为政治附庸品的文学容易背离文学改进人类心灵精神的最初目标，去服务于政治或社会势力的权力欲和具体的利益，从而降低精神水准。而政治势力必然企图利用文学去实现自己的目的。更重要的是，现实中的政治往往需要的是冷静与计算，而不是热情。但理想中的政治则应当包涵热情的部分，或者说理想主义的部分。净化政治，就因此而成为文学抗拒被政治收编的目的。同时，文学之于社会的功能就是反省与批判。不仅反省与批判社会，也要反省与批判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因此，为了避免文学成为政治的附庸，首先要求文学自身能够保持热情和反叛的精神。
　　
　　此外，文学避免成为政治的附庸，还应当尽量避免直接介入社会。文学介入社会与政治，有直接的进入和间接的介入。直接的介入，就是用文学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直接针对政党，制度，国家机器这类的物件作为文学陈述的内容。而间接的介入，就是通过对良心，对人性的挖掘进行的。因为社会正义毕竟要建立在个人正义的基础之上。世界文学名著，绝大多数都不是描写了社会，而是因为深入挖掘了人性才能够世代流传。当文学不要把自己当成救世主的时候，当文学首先是面对作为个人的自己的时候，当文学介入社会主要是作为一种义务而不是作为一种使命的时候，文学的主体性才有可能得到坚守。正如智利诗人聂鲁达所说，孤独和人群当然是当代诗人的基本责任，但是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也同样应当承担对世界的责任和义务。这种责任和义务不是上帝式的拯救，因为我们自己也活在其中，如果世界无可救赎，我们每个人就无处可逃。因此，完成对社会的承诺，不是拯救他人，而首先是一种自我拯救。
　　
　　从作为个人的自我出发，面向社会提出问题，这，也许就是文学与政治的张力所在吧。
　　
　　2005.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