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当代黑社会的社会基础

吕耿松


    黑社会这个概念，国际上泛称“有组织犯罪集团（organized criminal group），中国官方称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民间则有”黑帮“、”黑恶势力“、”黑社会“等叫法。笔者前几年曾撰文把中国黑社会分为劫匪型、打手型、走私贩毒型（包括拐卖人口和组织卖淫等活动）、高利放贷型、欺行霸市型、地霸型、官匪结合型和红帽贵族型八种类型，这一提法已被很多人接受，文章也在许多报刊和网站转载。犯罪学家认为，中国的黑社会是非法权力中心，是独立於主流社会的亚社会结构。

    共产党夺取政权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黑社会势力曾在中国大陆绝迹，但事隔三十年后又死灰复燃，并日具规模。世纪之交，中共政权曾组织过几次大规模的“打黑”运动，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黑社会不仅未被打掉，反而越来越壮大了。究其原因，乃是黑社会在中国有着广泛的、深厚的社会基础，它包括思想文化基础、组织基础、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

    思想文化基础思想文化基础是一切社会现象产生的根源。黑社会的思想文化基础，可以从黑社会的历史渊源、亚文化对人性的侵蚀、社会价值观的扭曲及分配不公引起的人们的心理状态变化等诸方面来分析。

    黑社会的历史渊源。中国社会长期受专制主义的统治，所以民间的秘密结社十分活跃，并成为一种历史传统。民间秘密结社通常表现为“道”、“门”、“帮”、“会”等组织形式，其中“帮”和“会”是中国近代黑社会的表现形式。乾隆初年，四川、湖南农村中出现了一种叫“四啯鲁会”的民间秘密结社，后来随着组织的扩大，“四啯鲁会”又改称“哥老会”。辛亥革命后，哥老会的势力扩展到长江中下游和运河、两淮地区，与这一带的清帮势力相交彙。为区别这两大势力，哥老会又被称为“红帮”。清帮是漕运业的一个行帮。漕运是明清时期的一个重要行业，按照当时的田赋运转制度，各地要把粮食通过运河运往京畿地区。清朝道光、咸丰年间，清政府开始兴办海运，造成江浙一带漕运水手大量失业，他们大多以“安清道友”的名义，聚集在两淮一带专事贩盐、抢劫活动。“安清道友”就是青帮，它是以失业水手为主体，加上在苏北一带专事贩私的“青皮”结成的帮会组织。青帮以两淮为中心，向苏浙皖一带扩张势力，并从农村逐渐向上海、镇江等大中城市发展，从事贩盐、贩毒、抢劫、包赌、包娼、贩卖人口等活动。青帮和红帮原来有各自的活动范围，青帮的活动范围主要在两淮和苏浙皖一带，红帮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四川、湖广和长江中上游地区。后来随着贩私活动的扩张、青红两帮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走向融合，统称“青红帮”。中共建政后，青红帮作为民间秘密结社被取缔，并在大陆上基本绝迹。但是，这一曾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过重大政治、经济、社会影响的黑社会组织，仍给中国社会留下了思想文化方面的烙印。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青红帮头子在中国民间留下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一些政治文化名人，甚至仍成为某些青年人崇拜的偶像。原先的青红帮人物现在基本上已作古，但关於青红帮的传说、传奇，仍在民间流传，关於青红帮的书籍和其他文字资料，也在文化市场上出现。一些青红帮头面人物的传奇故事，被写成小说，拍成电影、电视，这些故事在文化层次不高的青年人心里烙下了深刻的烙印。在20世纪80年代后出现的一些有黑社会色彩的组织中，有不少是模仿“帮”、“会”命名的，如“青龙帮”、“双鹰帮”、“双龙会”等，其中“青龙帮”还模仿青红帮订有12条帮规、帮纪。

    亚文化对人性的侵蚀。黑社会组织是一个具有一定经济实力，有着独特亚文化的职业犯罪集团。所谓亚文化，是相对主体文化而言的，这是异于主体文化又与之强烈冲突的文化体系。一般来说，主体文化代表积极、上进，亚文化代表消极颓唐。亚文化对人性的侵蚀，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极端自私的利己主义。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和卑下的物欲。”正是这三大欲望的驱动，使一些人不择手段地攫取金钱，加入黑社会组织。二是及时行乐的享受主义。黑社会组织成员一般都是些不务正业、好逸恶劳、游手好闲之徒，他们有了钱，就花天酒地。那些黑社会头子，基本上都拥有豪华的住宅、轿车及众多的情妇，如浙江温岭黑社会头子张畏就拥有豪华如总统府的花园别墅及价值400万元的“劳斯莱斯”轿车，着名的常德劫案首领张君的情妇有七八个之多。三是哥们义气的集体主义。哥们义气也称江湖义气，是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为朋友两肋插刀”等思想的继承，这是跑江湖的人维系友谊的纽带。黑社会组织最初就是由一些气味相投、做人的准则、目标相同的“哥们”的结合开始形成的。由於有这样一种集体主义精神，黑社会的成员一般都很“铁”，在此基础上又形成了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四是亡命天下的英雄主义。黑社会是靠暴力来支撑的，如果没有暴力，它就称不上黑社会。黑社会组织的骨干，基本上都是些不怕死的亡命之徒，他们目空一切，老子天下第一。1995年8月11日，广东顺德的麦湛祺黑帮的6名主犯被执行死刑。临刑前，这6名主犯齐声高呼“地狱里见”，足见其亡命精神。五是唯我独尊的霸权主义。这种霸权主义也称霸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对内，每个黑社会组织内部都有一个大权独揽、至高无上的“老大”。“老大”号令一切，谁敢不听他的，轻则砍掉手指，重则处死。如吉林长春市的黑老大梁旭东，因手下王伟有事不向他报告，便被剁掉一根无名指；孙殿亮在背后对他表示不服，被打断左腿。河南汝阳的黑老大武文立，因其手下申小林、刘银中对分赃不均有怨言，竟被其以残忍的手段杀死。对外，为了争夺地盘和“霸权”，黑社会组织之间经常发生火拼，结果弱肉强食，大鱼吃小鱼，如雷州半岛的黑帮火拼，是典型的例子。

    亚文化对人性的侵蚀，中国社会古已有之。随着金钱至上、全民经商的极端重商主义时代的来临，这种代表贪欲、情欲和物欲的亚文化对社会的侵害越来越严重了。社会价值观的扭曲。从历史发展的进程看，中国目前处於商业化过程中。从社会发展的规律来看，商业化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就如封建化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一样。在欧美国家，商业化是建立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的，所以商业化又称工业化或现代化。但是，商业化和工业化是不一样的，商业化的涵盖面要广得多。工业化仅指生产力而言，而商业化则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它渗透到社会意识形态，形成新的社会价值观念。由於中国商业化基础薄弱，起步晚，但同时又处於全球经济一体化、资讯化和高科技化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关头，商业化进程被大大缩短了，并且遭到人为的误导和扭曲，整个社会表现出对金钱和物质财富的疯狂追逐。无论是政府和民间，官员和平民，都有急於求富的迫切心情。在政府那里，只要谁能投资、捐赠、赞助，谁就能得到格外的青睐、宠倖；在民间，谁拥有钜额财富，谁就受人尊敬、崇拜。金钱至上的社会价值观就这样形成了。据何清涟在《我们仍在仰望星空》一书记载，1999年12月，某卫视台邀请她与几位名声显赫的企业家同台做嘉宾，与一些在校的大学生及已参加工作的青年人对话。对话中，这些年轻人最关注的是“成功人士”与他成功的秘诀，但他们的所谓成功的标准几乎全部集中到“赚钱”和“做老闆”一点上。在他们看来，只有拥有财富才算是“成功人士”——这就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在以利益为导向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他们的价值观是单一的，被扭曲的，拥有财富是他们人生的最高目标。甚至在一些未成年人的心目中，也把“清一色的名牌西服，手握新潮手机，乘坐高档轿车，出入高级宾馆和娱乐场所，并有众多小弟簇拥”作为人生目标。

    社会底层面对分配不公产生的心理失衡。从目前出现的多起涉黑涉恶团夥成员的成分来看，其大多数是农村进城打工者、城市平民阶层和“两劳”（即劳改、劳教）释放人员，是处於社会最底层的人们。有些黑社会头子，原先也来自社会底层，如张畏原来就是个小木匠。中国社会的商业化进程使城乡差别进一步扩大，贫富鸿沟也进一步加深。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城乡消费指数是二点三比一和二点四比一，到90年代中期变成了三点一比一和三点二比一，也就是说，城里人的消费要比农民的消费高三倍多，这还只是官方的统计，事实上还远不止此。农民普遍感到在农村挣钱已经很困难了，於是许多人放下锄头，进城淘金。但城市的激烈竞争并不能使每个人梦想成真，大部分人的发财梦都归於破灭。随着近几年国有企业工人的下岗，加上原来存在着的一批待岗人员无法安置，城市中也出现了一个贫困阶层。城市中的一些个体经营户，由於市场的激烈竞争，加上政府管理部门的多方刁难和乱摊派乱收费，也难以维持经营，每况日下。上述群体辛勤劳动，月收入只有两三百元，有的甚至只有一百多元。与此相比，国家工作人员、白领阶层、企业主和政府官员的月收入都在几千元以上，有的甚至几万元、十几万元。这种分配上的不公，导致处於社会底层的人心理失去平衡，产生一种反社会的情绪，特别是那些进城的打工者，缺乏城市生存的基本技能，受到城市的歧视和排斥，淘金梦破灭，生活无保障，增强了他们对既得利益者的嫉妒和不满，并转化为对社会的仇视。这些个体上为弱者的人，由於有着共同的遭遇和需求，思想产生共鸣，纠合在一起便形成一股反社会的群体和力量，如张君曾种过田，打过工，进城开过餐馆，做过皮鞋生意，但都未成功，最后他纠集了同样是种过田、打过工、做过小生意的陈世清、李泽军等人，建立了着名的黑社会团体。

    组织基础我国目前的黑社会，是综合性的犯罪组织，有着严格的纪律，并以暴力为手段。黑社会首先是个组织，组织性是其必要条件。仔细研究我们就会发现，在黑社会组织中，存在着五大关系网：血缘关系网、地缘关系网、江湖关系网、金钱关系网和权力关系网，其中血缘关系网、地缘关系网和江湖关系网是黑社会的组织基础，金钱关系网是它的经济基础，权力关系网则是它的政治基础。

    血缘关系网，主要表现为家族关系和宗族关系。黑社会是个低层次的社会组织，它只是为了满足经济利益而结合的，所以血缘关系是其最基本的组织基础。不少黑社会组织都是以家族关系或宗族关系基础组成的，如辽宁盖县的“段氏四兄弟”，江苏盐城的“吴氏父子”，甘肃兰州的“李氏四兄弟”，浙江台州的“二林集团”，广西梧州的“二张集团”等。这种血缘关系网，在“地霸型”黑社会中尤为突出，如辽宁义县的于平印集团，由身为镇党委书记的于平印和四个在镇政府当干部的儿子以及侄子等其他亲戚组成。天津大丘庄的禹作敏，家族体系更庞大。

    地缘关系网。中国的商品经济起步很晚，长期以来是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即使是商品经济有了相当发展的今天，在不少农村地区仍然是以自然经济为主。自然经济造就了一些有中国特色的习俗，主要表现为乡土观念和乡土文化。在一些大城市，某一地区的外来人口很容易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个小小的“村落”，如北京有“浙江村”、“新疆村”、“河南村”等，杭州有“温州村”、“台州村”等。基於乡土观念产生的地缘关系，是维系黑社会组织的重要组织基础。

    地缘关系网为基础的黑社会大致有三种组合。第一种以本地为本营，不出境作案，专吃“窝边草”。广东顺德市杏坛镇的“麦氏黑帮”，以杏坛镇麦村人为主，成员30多人基本上都姓麦，他们以杏坛镇为本营，在顺德境内作案两年多，当地百姓“谈麦色变”。湖北监利县的杨林山村，是个着名的“江盗村”，实际上是个以刘长贵为首的劫匪型黑社会组织，他们主要靠偷盗、抢劫江边停靠的江轮为职业。第二种组合，以本地为本营，既在本地作案，又跨境作案。1996年至2001年2月，河南省平西县焦庄乡大刘庄人刘东轩纠集本村和邻村14人组成了一个纪律严明、分工明确的黑社会团夥，在河南的平西、汝南、上蔡、商水、郑州、洛阳、驻马店、漯河及河北的磁县和安徽的阜阳、临泉等地作案230多起，在中原大地纵横驰骋。河南汝阳县城关镇人武文立纠集该镇的申小林、常建立、刘银中等6人组成黑社会团夥，不仅在汝阳、洛阳等地作案，而且跨越河北、湖北、浙江、福建等省作案。第三种组合，不以本地为本营，而是以临时居住地区为本营，在当地及外地作案。这种类型的组合通常表现为进城谋生的农民或流窜中结合的游民，如“河南帮”、“四川帮”、“益阳帮”等。1997年至1999年12月，由安徽涡阳人孙振举、马继才等90多人组成的“安徽帮”黑社会在广东的佛山、南海等地横行两年多，专门从事抢劫、绑架、敲诈勒索、盗窃、诈骗、强奸、寻衅滋事等犯罪活动。他们不仅猖狂，而且狂妄，在饭店白吃白拿后，竟签上“江泽民”、“朱鎔基”等国家领导人名字，还叫嚣要“荡平公安局”。

    江湖关系网。我国历史上习惯把卖艺人、竞技人和生意人称为“江湖人”。在现代社会，卖艺人和竞技人已不再“跑江湖”，他们有了固定的职业，收入可观，社会地位也较高。现代的“江湖人”主要包括生意人（小生意经营者）、外出谋生的打工者和无业游民等经济状况不稳定，生活不稳定，社会地位较低的人，或称“边缘群体”。“江湖义气”是中国的一种传统文化，主要包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为朋友两肋插刀”等思想，是中国老百姓朴素感情的表述。以江湖义气为凝聚力而结成的社会关系就是“江湖关系”。从广义上来说，“江湖关系”是一种多元的人际关系，朋友之间，师徒之间，同学之间，邻里之间，同事之间，战友之间，甚至上下级之间，只要存在着“江湖义气”，就有着“江湖关系”。中国人向来重义气，所以“江湖义气”或多或少地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点。事实上，即使在上层社会，在官员、学者、名流中间，也常有“哥们”存在。据赖昌星回忆，他与原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原总参情报部部长姬胜德等高官都以兄弟相称，无话不谈。他与江泽民、朱鎔基、李鹏、刘华清、张震、迟浩田等国家政要的秘书更是“铁哥们”（见盛雪所着《远华案黑幕》一书）。从狭义上来说，江湖关系就是上述边缘群体基於共同的遭际，出於共同的需求而结成的社会关系。这是一种超越一定时间和跨越一定空间的社会关系，是黑社会组织系统中最重要的一种关系网。这种关系网，以江湖义气为凝聚力，以经济利益为导向，其成员主要是前面讲的三种“现代江湖人”。此类黑社会的形成过程一般是：某些处境相近，需求相同，意气相投的人相识后结成“哥们”，组成一个小圈子。小圈子形成后，圈子内的成员又介绍自己另外结识的“哥们”入圈，使圈子逐渐扩大，然后推举资格老、能力强的人为“老大”，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所谓处境相近、需求相同和意气相投的人，一般是指三类人：一类是游手好闲的闲人，这些人无正当职业，又好吃懒做，并追求高消费。一类是发财心切，但又无致富的门路或技能，发财梦破灭，心又不甘的人，这些人一旦发现有“致富”的捷径，就会铤而走险。第三类是“两劳”释放人员（被中共当局以所谓颠覆国家政权罪加以迫害而被劳改、劳教的政治犯不在此例——笔者注），这类人一般都有双重人格，一方面自卑，另一方面又自大，即“我坐过牢，我怕谁”。大量事实表明，两劳释放人员很容易抱成团，结成生死之交，彼此间视为难友。纵观近几年出现的黑社会案件，可以看到大多数黑社会组织的骨干基本上都是两牢释放人员，是一批经验丰富的“老兵”。仔细分析、比较一下上世纪80年代初的“流氓团夥”和本世纪初的黑社会组织，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其骨干分子的年龄相差很多。前者的骨干分子年纪一般都在20岁左右，而后者的骨干分子年纪则在30到40岁之间，有的甚至在40岁以上，为年富力强的中年人。如，湖南张君集团的头子张君35岁，浙江张畏集团的头子张畏35岁，四川余茂学集团的头子余茂学34岁，辽宁刘涌集团的头子刘涌40岁，广东简竹醒集团的头子简竹醒43岁，等等。有些黑社会组织成员整体年龄均在30岁以上，如武文立集团成员的年龄分别是36岁、34岁、41岁、32岁、39.抢劫南昌银行的华敏集团的6名成员，除一名为27岁外，其余分别是三名30岁，两名32岁。制造渖阳“3.8”大案的孙德林集团，年龄都在40岁左右。上述罪行累累的黑帮头子，无一不是两劳释放分子（刘涌和张畏因受包庇被“取保候审”）。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三次犯罪高峰（上世纪80年代初、90年代中及世纪之交）来看，犯罪的猖狂程度和组织化程度一次比一次严重，其主要原因就是有这批人生阅历丰富、江湖关系广泛的犯罪“老兵”在起组织、指挥、领导作用。

    湖北宜昌市的李全发因强奸罪坐牢8年，出狱后开了家“四海餐馆”，专门接待两牢释放人员和逃犯，并网罗好逸恶劳的社会闲人和淘金梦破灭后的铤而走险者，形成一个100多人的黑社会集团，李全发被尊为“大哥”。这个集团下有“猪皮帮”、“水果帮”、“鱼帮”、“服装帮”、“客运帮”等若干个行霸团夥。该集团有首领，有“军师”，有严格的帮规，还有铳枪队、短枪队、大刀队等武装，拥有枪支50多支，管制刀具100多把。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以江湖关系网为组织基础的黑社会组织。上述三大关系网并不是单一的，而往往是交叉的，各种关系网相互交织在一起。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黑社会，通常与地缘连在一起，因为黑社会组织总是产生在一定的地域内的。在地缘关系网中，又掺杂着血缘关系，如“麦氏集团”，其成员基本上都姓麦，带有浓厚的宗族色彩。在时空上跨度较大的江湖关系网，在其黑社会组织的形成过程中，往往同时包着血缘和地缘两大关系网。总之，这些关系网相互交织，互为作用，构成当今中国黑社会的社会基础。

    经济基础哲学上，经济基础是相对於上层建筑而言的，它是指生产关系的总和。本文说讲的经济基础并非哲学范畴，而是指物质基础，主要是指黑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条件。当前中国黑社会的主要特徵是组织上帮会化、管理上企业化、行动上军事化。一个黑社会组织，少则十几人、几十人，多则上百人、几百人，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是难以生存和发展的。从现有的案例看，一些黑社会组织已拥有相当雄厚的经济实力，如张畏、刘涌的财产都有上亿元。有些经济学家把黑社会的财产称为“黑色经济”。黑色经济就是黑社会的经济基础。

    黑色经济主要分为四大部分：犯罪所得、洗钱所得、垄断所得和通过贿赂政府官员所侵吞的国有资产。

    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是指黑社会通过抢劫、盗窃、诈骗、敲诈勒索、走私、贩毒、赌博、制造贩卖假币、制造贩卖假冒伪劣产品、组织偷渡、组织、强迫妇女卖淫、拐卖人口等违法犯罪活动所聚敛的钱财。这部分所得是黑社会的原始积累，如张畏通过走私、骗贷等犯罪活动，积累了大量原始资本，他把这些首先用於挥霍、铺设关系网和招募黑社会成员等，然后通过关系进行洗钱和投资，兴办了温岭宾馆、明珠宾馆等十几家企业。

    洗钱所得。“洗钱”是指将毒品犯罪、黑社会犯罪、走私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或者其他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通过各种手段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使其在形式上合法化的行为。现代各国法律对洗钱的解释不完全相同，金融机构反洗钱比较权威的机构巴塞尔银行法规及监管实践委员会从金融交易角度对洗钱的表述是：犯罪分子及其同夥利用金融系统将资金从一个账户向另一个账户作制服或转移，以掩盖款项的真实来源和收益所有权关系；或者利用金融系统提供的资金保管服务存放款项，即常言之“洗钱”。“洗钱”最早出现上个世纪20年代，美国芝加哥黑手党一个金融专家购买了一台投币洗衣机，开了一家洗衣店。每天晚上结算当天洗衣收入时，他将非法所得的账款加入其中，再向税务局申报纳税，税后余款就全部成了他的合法收入。这就是“洗钱”一词的来历。按照我国《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的规定，洗钱包括五种行为：（1）提供资金账户；（2）将财产转为现金或金融票据；（3）通过转账或其他结算方式转移资金；（4）将资金彙出境外；（5）以其他方式掩饰、隐瞒违法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通俗地说，洗钱是一种偷梁换柱的行为，就是将黑钱洗白，使其成为合法财产。事实上，洗钱的方法并不仅仅限於上述五种，而是多种多样的。黑社会将钱洗“白”后，用於投资，兴办实业，如刘涌在渖阳创办了民营秋游嘉阳集团，从事商贸、服装、餐饮、娱乐、房地产的生意，有下属公司26家，员工2500人，资产7个亿。吉林顾德成的龙和公司承包了23家单位的基建专案，公司产值占和龙市的十分之一。河南梁胜利的“实业”，包括浙江绍兴轻纺诚和江苏常熟针织品批发市场的托运业，河南许昌县纺织品批发市场及许昌红盾宾馆等。这些企业经国家工商、税务机关登记并依法纳税，为国家所认可，是合法企业，其产生的利润在形式上也是合法收入，但由於其用於投资的原始资本是“洗白”了的黑钱，因此这部分收益实质上仍是不义之财，可称之为“洗钱所得”。

    值得注意的是另一种变相的洗钱所得，即黑社会分子用黑钱向国家干部行贿，获取不应获取的利益，而这种变相的洗钱所得在黑色经济中所占的比例是很大的。在工程承包中，一些由黑社会控制的建筑单位连资质都不具备，却能通过行贿承包到工程。一些不具备经营房地产等行业的黑社会组织，通过行贿获取了这种资格。一些根本不具备免税条件的黑社会企业，通过行贿得到了免税，等等。用黑钱向国家官员行贿，以期通过官员之手获取合法利益，这种洗钱方法是当前中国黑社会组织最常用的，由此获取的利益，理所当然属於洗钱所得。

    垄断所得。黑社会最大的特点是欺行霸市。欺行霸市包括三个方面：垄断、强迫交易和强行收取“保护费”。强迫交易是一种犯罪行为，强行收取“保护费”实际上就是敲诈勒索，也是一种犯罪行为，这两种行为所产生的收益都是犯罪所得。垄断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其产生的收益虽不能说完全合法，但并不是犯罪所得。当然，黑社会的垄断，跟一一般的行业垄断是不同的，它是靠暴力或暴力威胁和行贿政府官员来进行的。黑社会的收益中相当一部分是靠垄断来获取的。黑社会的垄断，主要发生在建筑业、房地产业、托运业和餐饮、娱乐等服务行业。湖南衡东县黑社会头子庄湘吉，号称“庄县长”，1999年成立衡东县万宝工程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长兼总经理，以公司名义到处向国家干部行贿，并以暴力承揽工程。该公司一无资金，二无场地，却包揽了国家重点工程衡东大源渡水电枢纽工程库区沙石工程的80％，整个库区工程的40％，另一个国家重点工程湘耒高速公路衡东段的沙石市场也被他强佔。仅此两项工程，庄湘吉就获取暴利500多万元。浙江黑老大张畏在在某房地产招标会参加竞标时，令其亲信率身带匕首的数十名喽罗浩浩荡荡地来到招标大厅和周围，只要有人竞标就上前“打招呼”以示威吓，这样张畏就以非常低的价格“中标”得5处房地产。

    侵吞国有资产所得。2004年11月16日浙江人民广播电台“阳光行动”播出一条新闻：浙江省湖州市的一家国有企业实行“转制”，将价值一千多万元的国有资产“评估”为79万元。为了体现共产党所称的“公开、公平、公正”，该国有企业决定以拍卖的形式转让。在2003年除夕这一天，该企业在杭州的一家非常专业的报纸上刊登了拍卖公告。按照设计，这条公告只有小范围的人才能看到，或者公告的刊登者不希望有人看到这条公告。事不凑巧，正好有位姓沈的外地老闆春节走亲戚时看到了条公告，成了半路杀出的程咬金，参加了竞拍，并以791万元的“天价”竞拍成功。但是，该国有企业领导人拒绝转让，理由是该企业的底价是一千多万元。这位神通广大的沈老闆不但将这家企业告上了法庭，而且还请来了新华社记者。经过记者几个月的调查，此事的内幕才为外界所知：原来该国有资产的“评估”只有79万元，如果没有沈老闆的参与，就会以79万落到“内部人”手里。早在1999年，媒体曾披露过四川达县价值一亿两千万的国有资产折价320万卖给个人的事件，事隔5年后，这样的事又浙江重演。在长达十几年的国有资产“转制”过程中，不知道有多少国有资产以上述方式流入个人腰包。这些国有资产流入贪官污吏的腰包，流入所谓民营企业家的腰包，自然也流入黑社会的手中。据广西商人何建斌透露，广西荔浦县县委书记蒋耀强在国有资产转制过程中，利用手中权力，把桂林市荔浦卷烟厂三千多万元的国有资产，以一万元的价格转卖给了黑社会大发食品公司。他作为知情人，从2000年开始多次向有关方面举报，现在桂林市纪委已查证属实，但仍撂在那里没有处理，而他却受到黑社会的追杀（《大纪元》2004年11月11日报道）。国有资产流入黑社会后，也就成了黑色经济。

    除黑色经济外，“黑色武器”也是黑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条件，也可包括在经济基础的范畴内。黑社会组织之所以能够横行一方，除“圈中有人”、“兜中有钱”外，“手中有枪”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在黑道上，拥有枪支的多少，是黑社会地位的象徵。四川省资阳市官员在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採访时，就余茂学黑社会的实力感歎道：“他们的武器装备比我们好，我们打不过他们。”资阳官员的话虽说是夸张的但也道出了一个事实。人、钱、枪是构成黑社会组织的三大要素，缺一不可。

    纵观二十多年来的暴力犯罪，“黑色武器”泛滥已是不争的事实。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东北“二王”凭两支手枪横行了大半个中国，在那时是个非常严重的事件。1995年至1996年，鹿宪州、郭松在北京四次抢劫银行，使用了波兰制１９７１式９毫米口径微型冲锋枪。1995年至1999年广东番禺黑老大邬志威在珠江三角洲横行时，使用的是美式卡宾枪和雷鸣登猎枪。1998年湖南益阳李志文制造“水东江事件”时，竟出动了两门小钢炮。1993年至2004年在在旧世纪末新世纪初，湖南常德着名的黑帮头子张君一人就拥有20多支枪，包括手枪、步枪、猎枪、冲锋枪，还有手雷。据张君供述，他还计划购置高射机枪和榴弹炮（见《南方周末》2001年4月19日的报道）。2001年5月15日，浙江省集中销毁了近几年来收缴的非法枪支3.6万支，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而且仅仅是被收缴的。以此推算，全国被收缴的和未被收缴的“黑色武器”有多少呢？1991年至1996年，全国公安机关曾经先后四次统一组织收缴枪支运动，但九十年代后期涉枪案件却有增无减。到了本世纪初，黑色武器已泛滥成灾。四川省鹏远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傅先良1999年12月买了3支仿“六四”手枪，2001年2月10日派人到青海买了5支仿“五四”手枪，半个月后又派人到青海去买了1支冲锋枪、2支仿“五四”手枪、1支仿“六四”手枪，该公司一共拥有12支军用枪，足可装备一个班。要不是在“打黑”运动中被人举报，这个公司现在可能要变成一支军队了（据新华社2001年5月7日电）。

    “黑色武器”的泛滥，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枪文化”，许多青少年对枪都有一种好奇心理，总想弄一支试试。黑社会的成员，对枪更是爱不释手。张君在常德抢到两支微型冲锋枪后，心爱至及，吻了一次又一次。

    政治基础中国当代的黑社会组织，我们前面说过有劫匪型、打手型等八种类型，但严格地说，象张君、叶坚成、邬志威等劫匪型、打手型团夥只能称为黑帮，虽然它们在组织形态上具有黑社会的特点，但由於它们没有黑社会的实质要件，即政治基础，所以不能称为黑社会。当黑帮用金钱铺设了权力关系网，并使其成为保护伞后，黑帮才成为黑社会。浙江的张畏、辽宁的刘涌、吉林的顾德成、广西的周寿南、四川的余茂学、陕西的董天运、河南的梁胜利重庆的封曼、福建的陈凯等团夥，其身后都有大大小小的保护伞，它们的活动甚至得到几级政府的支援，所以称得上是够格的黑社会。

    中国黑社会的政治基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1.无处不在的权力关系网，是黑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2.国家官吏的普遍腐败和各级党组织的黑帮化，使黑社会获取了最大的政治支援；3.地方政府的极端重商主义政策，为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4.“红帽贵族”阶层的出现，使黑白两道浑然一体，具有中国特色的黑社会应运而生；5.基层权势阶层的黑恶化，为黑社会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无处不在的权力关系网，是黑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共产党对权力的运用具有两重性：既垄断权力又滥用权力。中囯共产党对权力的滥用，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从近几年官方媒体报道的所谓行政改革中所废止的红头文件看，共产党对权力的滥用是触目惊心的。浙江省临安市是个县级市，人口40多万，2001年至2004年已进行了三轮“审改”（即行政审批改革），砍掉行政审批525项。一个县级政府，可以砍掉的审批竟有500多项，那么它究竟有多少审批呢？可以肯定，砍掉的只不过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有这么一组资料或许能说明问题：杭州市房管局、规划局、环保局、消防支队等13个审批部门，共有1557个需要它们审批。县政府、市政府如此，国务院如何？

    据《浙江日报》2004年11月30日报道，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三年来，国务院先后分三批取消和调整了行政审批1806项，各地政府取消了数十万件行政审批。官方媒体的报道，是从歌功颂德的角度来写的，但我们可以从反面来解读。行政审批只是共产党滥用权力的一个方面，它滥用权力是全方位的。在中国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权力无孔不入，无所不在，人们的一切活动，都要受到权力的制约。权力的泛滥，形成了一张张的权力关系网。按照犯罪学家的观点，黑社会是非法权力中心，是独立於主流社会的亚社会结构。

    在中国，非法权力中心与“合法”权力中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非法权力中心的权力源自“合法”权力中心，亚社会结构却能主导主流社会，这是一个悖论，但却是中国黑社会的特色。我们回顾一下，张畏、刘涌、禹作敏、赖昌星等黑社会老大，在被打倒以前是何等的显赫，何等的荣耀，何等的威风。国家官吏的普遍腐败和各级党组织的黑帮化，使黑社会获取了最大的政治支援。我们所说的贪官污吏通常指政府官员，事实上，中国的腐败不仅仅发生在行政机关，凡涉及国家权力的所有部门、所有机构，包括既不是行政机关，也不是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军队、新闻媒体、政协、工会、共青团、妇联、红十字会、农村村民委员会、城市居民委员会等部门和机构，都存在着腐败，用老百姓的话说，是“无官不贪，无贪不官”，只要与权力沾一点点边，腐败就会产生，所以我们用国家官吏这个概念来谈论中国的腐败。腐败就是物欲和色欲的扩张，用手中的权力交换财物和美色。贪恋财富和美色，是人性的弱点，这一弱点在有权有势的官吏身上得到了最大的张扬，因此说中国官吏普遍腐败并不危言耸听。黑社会拥有财富和美色，经过一番“公关”，腐败官吏就成了他们的“保护伞”。保护伞是共产党的说法，实际上就是政治靠山，黑社会的许多非法活动，是在这些政治靠山的默许、纵容、包庇和支援下进行的。广西百色周寿南黑社会集团的一系列犯罪活动得到百色市公安局多名领导的支援。号称“江西第一黑”的祝全福黑社会集团的犯罪活动，得到铅山县两任县委书记、铅山县五铜乡两任党委书记、县委组织部长、公安局长等两级政权多个部门的官员的包庇和支援。福建黑老大陈凯的“保护伞”有福州市委副书记兼市政法委书记宋立诚、吴文达（宋立诚的前任）、福建省国家安全厅副厅长智渡江、福建省地税局副局长李振康、三明市副市长刘用照、福清市市委书记朱健、福州市晋安区检察院检察长陈峰、福州市鼓楼区法院副院长游礼傑及刑事审判庭庭长游可为，涉及省、市、区三级政权，党委、行政、司法三个权力层，福州、三明、福清三个地级市。湘南某市一位基层法院院长在谈到如何运用法律的力量扼制住农村黑恶势力时说：“现在并不是政法部门不知道农村黑恶势力横行的危害，也不是没有能力打击。为什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黑恶势力大都以各级党政领导为背景的。而政法部门又要受到各级党政的牵制。”

    共产党是个具有邪教和黑帮性质的政党，中囯共产党尤甚。在毛泽东时期，中共的邪教色彩重于黑帮色彩，邓小平时期，邪教色彩和黑帮色彩基本上差不多。到了江泽民时期，黑帮色彩重於邪教色彩，最明显的例子是江泽民搞上海帮，在十六大的九名政治局常委中，竟有一半以上的人是上海帮的，所以江泽民被老百姓私下称为上海帮帮主。上梁不正下梁歪，高层黑帮化，下面纷纷效尤。在湖南，常德帮佔据了湖南官场的半壁江山。常德帮在中央的后台是中纪委副书记曹庆泽，在省内的头头是省委副书记文选德和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梅克宝，在他们的带领下，常德人佔据了湖南各地级市的市委书记、市长职位，一些重要的县级市的书记、市长也由常德人把持，以致常德人骄傲地宣称“无常不成厅”，意思是没有常德人就没有湖南的厅局级。中共的各级组织越来越呈现出黑帮化趋势，特别是基层。主流社会的黑帮化与非主流社会的黑帮化同步进行，异曲同工，互为依存，从而使黑社会获得了最大的政治支援，如常德人佔据了湖南各地的实权后，常德的商人也跟着前往，承包所有的工程，湖南的工程和矿山几乎全被常德人垄断。

    地方政府的极端重商主义政策，为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1999年1月22日的《南方周末》曾报道山东某县“以官引资”的荒唐做法：凡投资1000万元以上，年纳税100万元以上，可任副县长；投资100万元以上，年纳税10万元以上，可任副镇长，等等。这种荒唐的政策不只是山东一地。据权威的《瞭望》新闻周刊（2004年第5期）披露，吉林省的江源县、河北省的清河县都有相似的政策。在江源县，凡实现年利税或扭亏50万元的私营企业主可直接录为副科级公务员。而在清河县，私企老闆连续三年累计纳税超过100万元就可以当一个副局（科）级官员。目前，至少有十位纳税大户在清河县的法院、劳动局、工商局等部门当官。唯读过初中的经销硬质铝合金的个体老闆张立栋，先在县工商局当副局长，1999年调到法院当院长助理，2002年又当上了法院副院长，而这一年正是我国举行国家司法考试的第一年，按照《法官法》的规定，法官必须经过司法考试并具有大学以上的学历，而对院长的要求则更严格。显然，张立栋即使纳税一个亿，也没有资格当法官，更没有资格当院长。

    这种现象不仅在山东、河北、吉林有，在全国其他各省、各县都有，所赐官职也不仅仅是副科级、副县级，还有更大的。地方政府把引资多少作为“政绩”，不问黑钱白钱，只要是钱就行。这是一种极端重商主义倾向。在这种倾向的主导下，黑社会分子不仅用黑钱收买了地方官员，也用黑钱收买了地方政府，以致不少黑老大都戴上了“红帽子”，成为“穿袍贵族”。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张畏。张畏有一大串醒目的头衔，但他最满意的是湖北省宜都市政协副主席一职。一个在浙江作恶多端的黑社会头目，却成了湖北省的一位副市级干部，其过程很简单，就是张畏跟宜都市签下了一份投资2700万员办金属钯厂的协定。张畏的任职是经过一系列严格的“程式”的：宜都市委统战部推荐，宜都市委常委会集体研究，上级宜昌市委组织部批复同意，然后经政协宜都市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一个品学兼优的大学毕业生要当上一个副县级干部，起码得经过十几年的磨练，还要受到各级组织部门的多方考察。但一个识字不多，兜里装满了黑钱的黑老大，只凭跟地方政府签订了一纸协定便轻而易举地当上了。他们有了这些头衔后，如虎添翼，黑社会组织也就随之发展壮大。

    “红帽贵族”阶层的出现，使黑白两道浑然一体，中国特色的黑社会因运而生。法国专制时代有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叫“穿袍贵族”。在中世纪，法国的贵族由骑士和僧侣担任，称“佩剑贵族”。十七世纪初，国王亨利四世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允许大商人在交纳一定数额的钱后可获得贵族身份，并可世袭法官职位。后世就把这种花钱买身份和官职的贵族叫做穿袍贵族。这种情况和今日的中国酷似。在中国，大凡富翁都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之类的身份。这种中国式的穿袍贵族（或称红帽贵族）被共产党视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备受宠倖。法国的穿袍贵族虽然来自资产阶级，但他们并不代表新兴力量，而是没落势力中的一部分，在法国大革命中被涤荡。中国的红帽贵族，与当年法国的穿袍贵族异曲同工，所以中国的红帽贵族，决不是什么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是中国社会中最腐朽、最落后的部分。他们与官员狼狈为奸，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纪录。正如贪官污吏被揭露后都有贪污受贿的记录一样，红帽贵族被掀翻后都有黑社会的记录。我们把已知的着名黑社会头子还原一下，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红帽贵族：浙江的张畏除了是河北省宜都市政协副主席外，还是浙江省台州市青联委员、台州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浙江青年报名誉社长，辽宁刘涌是渖阳市人大代表，夏伟是盘锦市人大代表、双台子区工商联合会会长，福建的陈凯是福州市政协委员，重庆封曼是“全国百名民营企业家”（被誉为“大山的儿子”），黑龙江的张执文是齐齐哈尔市政协常委（被捕前他正在运作当选人大代表），吉林的顾德成是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大代表、和龙市人大代表、和龙市政协委员、和龙市政协法工委副主任，天津的禹作敏是全国政协委员，等等。红帽子贵族阶层的出现，使得中国社会的黑白两道犬牙交错，浑然一体，具有中国特色的黑社会应运而生，它既不同於西方的黑手党，也不同於中国旧式的黄金荣、杜月笙们，有学者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称为“黑社会主义”，看来并不过分。

    基层权势阶层的黑恶化，为黑社会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基层权势阶层包括农村的村干部、乡干部，城镇的街道干部、社区干部，部分有权力直接向老百姓收费、摊派、罚款的县干部、区干部，村镇先富起来的大款及地方宗族势力。基层权势阶层的黑恶化包括官员黑恶化和黑恶势力的官员化两种模式。官员的黑恶化是指党政官员向黑恶势力蜕变，这种蜕变不仅表现为他们作为黑恶势力的背景而存在，而且还表现为他们的施政行为在方式和性质上已具有黑恶势力的基本特徵。而黑恶势力的官员化则主要是指一些黑恶势力的代表人物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进入体制内获取合法外衣，并运用手中掌握的国家权力从事罪恶勾当。就目前我国农村而言，西部地区主要是官员的黑恶化，东部地区更多的是黑恶势力的官员化，中部地区两种情况同样突出。东、西、南、北、中“五大霸天”的出现，最生动地说明了基层权势阶层黑恶化的趋势。

    这“五大霸天”是：东霸天李修文，山东省微山县留庄乡经委副主任兼留庄一村党支部书记。李原系留庄造船厂厂长，因为人凶狠、霸道，手中有一个“打人公司”，被留庄乡党委看中，先任命他为留庄一村党支部书记，继而又让他当乡经委副主任，担当向农民勒索苛捐杂税的任务。李修文有句“名言”：留庄的天是李家的天，留庄的地是李家的地，留庄的水是李家的水。西霸天吴国彦，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七里店乡吴庄村党支部书记，七里店乡和魏都区两级人大代表。此人流氓成性，曾因故意伤害他人被劳教三年，因其与黑帮头子关系密切，出狱后先后当过村民组长、村治保主任，1996年入党，1997年当上村支部书记。吴国彦的口头禅是“我黑白两道统吃，想告到我，没那么容易”。村民吴小宝因举报他贪污受贿问题，吴国彦便让“黑老二”李全印带了六名歹徒持枪闯进吴小宝家，将其打成重伤。南霸天赵修果，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先锋乡先锋村村委会主任。他是通过私拉私买选票当上村主任的，并且还是区、乡两级的人大代表，是一个披着多种合法外衣的作恶多端的一方霸主，他的能量大到足以让五任“太上皇”（村党支部书记）无法干下去。北霸天刘景山，辽宁省抚顺市红透山铜矿提升区党支部书记兼区长。前面东、西、南三大“霸天”是黑恶分子官员化的典型，而刘景山则是官员黑恶化的典型。为了巩固权力，攫取更多的不义之财，刘景山网罗了30多名地痞、惯盗、亡命徒，成立了一个号称“十三太保”的黑帮，由他为帮主，王伟胜为“二掌柜”。刘景山在内坐镇，王伟胜在外打打杀杀，把矿区变成了他们的家天下和帮天下。中霸天郭永志，河南省柘城县交通局局长、党组书记，县人大代表。这位中霸天也是官员黑恶化的典型。郭永志是靠乱收费、乱罚款有“功”，并将自己家雇佣的漂亮的小保姆同县委一名主要领导关进卧室而当上交通局长的。上任后的第七天，他就将他的11名流氓亲信调进了交通局。在他的任期内，交通局调进99人，其中有47人是他的亲信和打手，堂堂的政府机关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黑社会。在柘城县，郭永志凭藉则官方职权和黑帮势力，横行霸道，为所欲为，想白吃哪家饭店就白吃哪家饭店，想玩弄哪个女人就玩弄哪个女人，简直到了无恶不作的地步。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为黑社会的重新崛起创造了“天时”，基层权势阶层的黑恶化为黑社会提供了“地利”，各级政府及官僚集团的庇护则是黑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和”。天时、地利、人和皆已具备，中国黑社会碰上了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於是在销声匿迹三十年后又重新崛起，并以新的面目出现。在中共政权感到养虎遗患的时候，曾组织了几次“打黑”运动。就像中共“反腐败”越反官场越腐败一样，“打黑”也是越打社会越黑。是黑惡分子官員化的典型，而劉景山則是官員黑惡化的典型。爲了鞏固權力，攫取更多的不義之財，劉景山網羅了30多名地痞、慣盜、亡命徒，成立了一個號稱“十三太保”的黑幫，由他爲幫主，王偉勝爲“二掌櫃”。劉景山在內坐鎮，王偉勝在外打打殺殺，把礦區變成了他們的家天下和幫天下。中霸天郭永志，河南省柘城縣交通局局長、黨組書記，縣人大代表。這位中霸天也是官員黑惡化的典型。郭永志是靠亂收費、亂罰款有“功”，並將自己家雇傭的漂亮的小保姆同縣委一名主要領導關進臥室而當上交通局長的。上任後的第七天，他就將他的11名流氓親信調進了交通局。在他的任期內，交通局調進99人，其中有47人是他的親信和打手，堂堂的政府機關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黑社會。在柘城縣，郭永志憑藉則官方職權和黑幫勢力，橫行霸道，爲所欲爲，想白吃哪家飯店就白吃哪家飯店，想玩弄哪個女人就玩弄哪個女人，簡直到了無惡不作的地步。綜上所述，改革開放爲黑社會的重新崛起創造了“天時”，基層權勢階層的黑惡化爲黑社會提供了“地利”，各級政府及官僚集團的庇護則是黑社會發展所需要的“人和”。天時、地利、人和皆已具備，中國黑社會碰上了一次難得的歷史機遇，於是在銷聲匿迹三十年後又重新崛起，並以新的面目出現.在中共政權感到養虎遺患的時候，曾組織了幾次“打黑”運動。就像中共“反腐敗”越反官場越腐敗一樣，“打黑”也是越打社會越黑。在中共政權感到養虎遺患的時候，曾組織了幾次“打黑”運動。就像中共“反腐敗”越反官場越腐敗一樣，“打黑”也是越打社會越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