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呼唤自由——评中共的文艺政策

孙文广（山东）


    中国文艺走进了死胡同，是因为中共的文艺政策剥夺了作家和演员的出版和演出自由， 文艺要复兴必须还文艺自由，必须反对文化专制主义，必须反对垄断出版和演出资源。


一、国际电影节中国片遭冷遇

    2005年6月中国举办了第八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据华商晨报报道，在电影展映上，美国和欧洲影片大出风头不说，就连韩国片的热潮国产片都难以抵挡。

    当记者拿着组委会发放的电影票来到上海影城观看影片时，从影城工作人员处获知，《卢安达饭店》、《警戒双雄》、《我脑海中的橡皮擦》，一部部正在热播的影片中，没有一部是国产影片。

    “历年都是这样的，看国产片的人肯定是最少的。”对于这种情况，影城经理富建华早已见怪不怪，他说因为早料到会有这种情况，所以在排片的时候，国产片就被安排在只有95个坐位的七厅播映，而国外的片子却被“优待”在人数最多的一、二、三号厅放映，最多可以容纳1118个人。尽管在票价上，国产片比进口片便宜二三十元钱，但仍旧很少有人看。

    业内人士表示担心，国产影片是否走入了“死胡同”？究竟问题出在哪里？


二、2005年春节晚会

    2005年春节晚会，开场是歌舞《盛世大联欢》、结尾是歌曲《盛世钟声》。整个节目主题是歌颂盛世。网路上有人评论：晚会的节目基本上都是些空洞无物、扭捏造作、哗众取宠、缺乏艺术含量的次品水货，好像制作者完全没有创造力、想象力和审美观。

    有人说，小品和相声本是讽刺艺术，在艺术主体早已缺位的今天，它根本就没有存在的价值，还好意思拿来当春节晚会的主菜！有人惊呼中国的小品走进了死胡同！

    其实，中国的文艺早已走进了死胡同。


三、要命的文艺审查制度

    中国的电影和每年春节晚会，演出前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不久前，山东商报透露了一个小品走上春节晚会的过程。

    作家崔凯说，春节晚会的小品必须通过六审。六次审查，一步步加快节奏，以保证主题的正确。2005年春节联欢晚会排练期间，领导们经常夜里两三点开完会发布新指示，然后他继续琢磨怎么把作品再改一改。

    今年的春节晚会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和宣传部长亲临彩排现场，可见中共党的高层领导多么重视晚会的宣传、导向作用。

    有一年春节晚会演出了小品《吃面条》就在开播前两个小时，这个作品还没有通过审查。

    着名喜剧演员陈佩斯和朱时茂在幕布后面站着，不知道能否上台演出，干着急。正在巡视场地的晚会总导演黄一鹤走了过来，说，“你们上吧，出了责任我负责。但是必须按照我们审查过的那个，不能再加东西了，如果再加，我也有妻儿老小，承担不起这个责任”。

    后来，陈佩斯在回忆文章里记录了这件事。他说黄一鹤说这句话的时候含着眼泪，感觉好像挺悲壮。为了演出一台“小品”总导演要承担这么大的风险，甚至还要考虑妻儿老小的安危。

    演员戴志诚把相声比作“壶”，他说：一把“壶”遭到“封嘴”、“掉把”、“去盖”之后，那就不成东西了。一件文艺作品，经过官方的层层审查、限制、删砍，如果发表出来，只能是个怪胎。

    这种审查制度，是中共强加给作者、导演、演员的枷锁，镣铐。在这种审查制度之下，文艺不走进死胡同那才见鬼呢！


四、中国文艺的衰落

    1919-1949三十年间中国文艺界群星灿烂，有很多传世着名的大作品。

    但是1949年后哪有像样的作品？同是中国人，为什么在五十年前能够创造出杰出的作品，而后来的五十年竟然创造不出一个像样的作品来呢？为什么以前很有名气的作家像巴金、老舍、郭沫若、茅盾，进入共产党毛泽东统治时期，他们却几乎成了绝产的作家，甚至很多像老舍这样世界级的着名作家竟被逼跳湖自杀，而且受迫害自杀的作家、艺术家是一大批，文革中被逼死的就有：邓拓（杂文家、人民日报总编辑）、吴晗（历史剧《海瑞罢官》作者、北京副市长、历史学家）、杨朔（着名散文作家）孔厥（《新儿女英雄传》作者）、应云卫（电影艺术家）上官云珠（着名电影演员）、严凤英（着名黄梅戏演员）、舒绣文（电影明星，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女主演》）、马连良（京剧表演大师）、言慧珠（着名昆剧艺术家） 小白玉霜（着名评剧演员）、周瘦鹃（鸳鸯蝴蝶派作家）以上仅为其中几位，其余不胜枚举。在当时的毛泽东专制政策下，一些着名的艺术大师连生命权都无法保障，何谈创作、何谈创新。

    中国大陆至今没有一个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中共统治下，一个知名度很低的作家高行健在国内没有发表出什么像样的作品，在国内丝毫看不到他的才华，默默无闻，后来去了法国，却创造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灵山”，该书立即成了中国的禁书，绝对不准进口。高行健在国外的事迹和创作过程成了大陆严密封锁的消息。很多事例说明，在一个极权国家，不可能产生伟大的作家，产生出伟大的作品。

    中国演员很多，拍摄电影不少，但至今还是没有一个获得“奥斯卡金像奖”。

    一党专政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的中国失去了产生伟大作家和伟大作品 的土壤   .


五、五把刀子、四项原则扼杀文艺自由

    1954年胡风向中共中央写了三十万字的上书，反对“放在作家头上的五把刀子”，这“五把刀子”，指的是：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要和工农兵结合，共产主义世界观，思想改造和民族形式。胡风的上书当然是反对文化专制主义，反对共产极权在文艺上的垄断，是为文艺争自由。结果1955年，胡风被打成“反革命”，判了十四年徒刑，后来又判无期徒刑，他那一伙人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触及到2100人，逮捕了92人。

    从1979年开始，中共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就是：党的领导，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道路和无产资级专政，1980年我对此提出过批评。这“四项原则”后来写进党的决议，成了审查文艺作品的依据，一直到延续21世纪初，持续了二十多年，成了在这段时期的“四把刀子”，是制约当今文艺发展的要害。


六、中共迫害文艺大事纪

    中国文艺走向死胡同，并非为从现在开始，不妨看一下作者的创作自由和发表自由是怎样遭到打压的。

    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要求作家与工农兵结合，作品要为政治服务。这个讲话成了禁锢作家创作自由的“最高指示”，是中共执行文化专制的经典文件，指导中共文艺政策60余年。

    1942年6月，中共党员作家王实味在延安，因为写了《野百合花》揭露当时中共统治下的延安的阴暗面，对“衣分三色，食分九等”官僚主义表示不满，遭到大会批判。1943年逮捕，后枪决。

    1950年放映《清宫秘史》时，毛泽东说这是一部卖国主义的电影应该批判。

    1951年毛泽东以人民日报社论形式发表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批判《武训传》“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在全国开始了对电影《武训传》大批判。

    1955年毛泽东亲自领导、指挥、操作在全国开展对《文艺报》主要负责人胡风的大批判。

    1957年打了五十五万“右派”，包括大量的文艺界的人士，如着名作家刘宾雁 、吴祖光、丁玲等。

    1964年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全国批判电影《早春二月》、《北国江南》。

    1966年“文革” 是以批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的，“文革”中对文艺界的打击具有毁灭的性质。在“文革"十年中除了八个《样板戏》，所有的中外电影全被封杀、停演。

    1981年批判电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

    2003年一部很好的电视剧《走向共和》被强行删改之后，中止了重播。在这之前胎死腹中的作品无法统计。

    2004年有上百部电视剧在审查后，被枪毙，胎死腹中。


七、作家的饭碗和作家的自由

    毛泽东和中共控制作家，一靠“刀子”，二靠“饭碗”，他为了控制作家，让所有成名的作家都加入“作家协会”，作家要像工人一样评上级别，按级别领取工资，於是作家成了国营“作家协会”的奴工；老实听话，会按月发工资，稍有出格，或受批判或被开除，一个作家靠写作为生，一旦开除在一个没有出版自由的一党专政国家，到哪里去吃饭？

    中国的出版社、媒体都是国营的，在哪里都有个党委在统治着，一旦被开除，你想靠文字，靠出版着作来混饭吃，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作家要想独立创作，就必须要冒着丢掉饭碗的危险，谁不怕挨饿？於是作家只能按照党的教导、按“四项原则”去创作，写出的人物只能是些行屍走肉。


八、出版、摄制、演出全是国营

    现在中国的出版社、影视公司、演出场合，全都是国营， 都是由中共的宣传部门直接管辖领导，省里、市里的大报社长、总编，基本上都有对应的省市党委常委或宣传部长兼任。

    在中国的民间的创作，虽然没有停止过，但是不能获得公开发表的机会。

    如讽刺官员腐败的顺口溜：“党员开会反腐败，问题出在前三排，根子就在主席台，中间那个最厉害”形象地描述了官场的腐败。如国营企业的工人编的顺口溜：“辛苦三年半，赚了40万，买个乌龟壳，装个王八蛋”这些民间的创作，只能口口相传，不能在媒体发表，更不能搬上舞台.过去六十多年中国出现了空前的大动荡，群体的分聚，思想的碰撞，人间的悲欢离合达到了非常激烈的程度，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出现了很多重大的文学体裁，如爱情、亲情、公和私、正义和邪恶、人性和兽性等等。这本是作家应该大书特书的重要主题，这是应该产生大作家大作品时代。但是中共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文艺工作者只能在中共的监视管制下创作，谁也不能越雷池半步。文艺作品必须在中共设置的囚笼中生长，在这里成长出来的产品，只能是些苍白无力的畸形怪物。


九、文艺作品进口有配额

    由於国内文艺产品的极端贫乏，人们自 然想看国外的产品，呼吸一点新鲜、自由的空气。我问过一个大学生，最愿意看哪国的电视剧？他回答：第一是韩国，第二日本，第三台湾，第四香港，至於“祖国大陆”的电视剧他竞排在最后一位，几乎不看。

    为了钳制民众的思想，为了防止境外的自由思想传入国内，中共也严格地审查限制境外文艺作品的进口，像电影一类的国外文艺作品，都必须经过审查，都有配额，并非根据市场需求进口，这是为了免得有碍于中共伟大光荣正确的作品，被国人看到。

    海外优秀文艺作品能通过中共检查，公开演出的是寥若晨星。


十、五把刀子底下的文艺

    从三十年代延安时期开始，在中共治下的中国的文艺都是在“五把刀子”底下讨生活，作家在进行文艺创作时都胆颤心惊生怕出格。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通过官方的“优秀”作品如《白毛女》、《半夜鸡叫》等作品都是在煽动阶级仇恨，丑化“敌人”。正是由於这些作品的煽情，在土改中打死了数以万计的地主，在文革中逼死了无数的知识份子。

    《半夜鸡叫》被编入了中小学课本，大意是地主周扒皮半夜里到鸡窝逗引鸡叫，让长工半夜下地干活，但是据说，有人考证，公鸡在半夜里是不会鸣叫的，为了骗人，不惜造假，这就是当年的文艺。

    “文革”中的文艺要求体现“三忠於”（忠於毛主席、忠於毛的思想和毛的路线），於是出现了八个“样板戏”，同时出现了很多肉麻歌颂毛泽东的歌曲，像《大海航行靠舵手》歌词是：“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毛泽东的思想是不落的太阳”唱遍了全中国。在“文革”中活着的作家，几乎都受到了批判，最后只剩下了一个作家浩然，书店里也只有他的两部小说《艳阳天》和《金光大道》可以销售。这两部书都是歌颂毛泽东的合作化和公社化运动。

    毛泽东死了，四人帮垮了，但是歌毛泽东之功，颂共产党之德，仍是文艺的主体.这就是当前中国文艺的现状。


十一、中共把文艺变成了宣传

    多少年来， 文艺成了中共的宣传工具，宣传中共和毛泽东的伟大光荣正确，宣传他们统治下的繁荣和昌盛。文艺成了中共掩盖丑恶的遮羞布，文艺成了他们打击敌人丑化敌人的利器，胡风，刘少奇是他们的敌人，现在国内外所有的持不同政见者都是他们的“敌人”。

    “文革”中很多单位都成立了“文艺”演出队，他们的名字就叫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他们反复演唱的歌曲是：“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 “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 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这些歌词当年唱遍大江南北，过了几十年，现在 的中老年人还能随口唱出来。


十二、文艺的功能

    文艺是通过艺术的形式，表达民情民意；健康、自由的文艺，是推进人类前进的动力，这种文艺还会通过潜移默化朔造国民心灵.文艺的重要性在於，立足于现实、颂扬光明、善良、针砭时弊、揭露黑暗、鞭挞邪恶。

    讽刺是文艺的重要功能，但是在中共的领导下的文艺，基本上消灭了讽刺，而且正在把具有讽刺特点的相声和小品逼进死胡同。

    “为什么讽刺就这么难？” 作为赵本山创作班底的重要成员，作家崔凯感到困惑，在他看来，“讽刺”是小品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功能，但现在不能用讽刺，这当然妨碍小品发展形成独立的艺术样式。

    崔凯创作了很多部新春晚会的小品，但现在他感慨，“哀莫大於死心”他说，“早前创作的小品有很多社会抱负，有激情，现在不想搞了。”

    文艺本应该是贴近现实的，但是受到专制主义五把刀子的威胁，只能离现实越来越远.反映近代史的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主要写民国初年，受到大量的强制删除在初演后，又在重重压力下被停止重播，打入冷宫.历史题材的电视连续剧都离近代越来越远，从清末民初退到300年前的清朝初年，以后再退到汉武大帝。因为千年前的历史离“五把刀子”、“四项原则”到底远了一些。


十三、文艺上的数典忘祖

    我们姑且不讲在中国的祖辈对文艺有过多么精湛的论述，也不讲世界发达国家在历史上关於文艺有过多少深刻的理论，我们可以讲一讲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是怎样论述精神产品的。

    马克思写到：“你们讚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中共的文艺政策已经背离了它自己的老祖宗，他们只准文艺有一种颜色 ，一种声音，说他们数典忘祖并不为过.  将近70年来，在中共的统治下没有人敢公开对当局的文艺政策，宣传部门的检查制度提出挑战。近年来，北京大学的焦国标教授，写了《讨伐中宣部》的雄文，上海的沙叶新教授写了《宣传文化》向中共的宣传和宣传部门（主管文艺）提出了挑战。

    文艺为中共建立统治和巩固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如在土改，“文革”中，再如现在 的“稳定压倒一切”都要靠文艺。中共绝不会轻易放弃文化专制。文艺自由需要全体国民，特别是文艺工作者花大力气去争取。为了争取文艺创作、出版、演出的自由，有识之士，理应发出自己的声音，用自己的声音和行动闯出一条文艺自由，文艺复兴的路来。

    2005年7月1日于山东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