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用‘毛式思维’对待毛泽东——关于《中国‘牛仔’》的几个问题答读者问

陈小雅（北京）


问：你在《中国“牛仔”》一书中谈到，毛泽东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社会下层人民的利益，那么是否认为，毛泽东不可能完全被“打倒”？

    我在8月号《动向》杂志“答记者问”中谈到，清除毛的影响，主要是政治思想上的事情。民间早已把毛改造成他们需要的东西了，譬如财神爷、保护神、成功者，这些东西，不论我们怎么写书，它也是不会改变的。我们不是上帝，不能决定老百姓的事情，所以我认为，可以让毛作为一个“小神”存在。中国历代皇帝，杀道士杀得很凶，结果不能赶尽杀绝；韩愈毁佛，可谓声势浩大，至今也没有毁掉；五四运动、文革砸孔庙、家庙，可谓赶尽杀绝了，但是现在又遍地林立。所以我认为不必赶尽杀绝。留着就是多元化，毁了就是“一言堂”。为什么要学毛毁毛呢？俄罗斯人就没有赶尽杀绝，有这种包容力，才是成熟民族的大家气象。赶尽杀绝、脱胎换骨就是毛式思维。结果是你赶走了毛，又来了李，来了王。如果我们弃绝毛式思维，毛在形式上、在局部还存在，但是已经不能为恶了，相反可以毒攻毒。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赞成杨小凯所说，民主的精华就是多元制衡。

问：把毛泽东作为“小神”保留，这个思想你是如何得来的？

    我的这个想法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我对毛泽东时代盛行的“赶尽杀绝”、“脱胎换骨的改造”的思考，同时也是我对不少精英提倡“改造国民性”，把自己等同于无所不能的上帝，其结果是国民性没有被改造，倒是自己变得越来越像毛泽东了。我认为，这是毛式思维在作怪。所以我在《中国“牛仔”》中说，孙悟空好像被请走了，但是他的毛还能复制千百万个猢狲。不如保留一个脱了毛的孙悟空，让他变成人，他就不能作祟了。二是我观察近二十年来三波“毛热”，经过比较“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区别，所得出的心得。

问：你如何看待这些年出现的“毛泽东热”？

    我在2001年8月曾写过一篇《俯瞰“毛热”第三波》，其中谈到，自89年天安门广场的游行群众队伍中打出毛泽东画像以来，中国大陆“崇毛”的热情浮出潮流。十多年过去，它时高时低，反映了今人现实利益与价值取向同这个“巨灵”的精神连带关系。它既使人们思索所谓“毛泽东主义”的构成素质，也为历史指示当今社会所在的“坐标系”。从这个角度看，所谓“毛热”，实在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政治“晴雨表”。

问：先谈谈什么是社会“坐标系”。

    这是我自己评估社会历史时建立的一种观察方法。它是由纵横两个坐轴交叉建立起来的。纵轴表示中国自己历史回圈的规律；横轴表示世界主流文明回圈或演进规律。政治经济文化可以画出不同的坐标系来。在封闭的、没有开放的时代，世界影响的因素很小，但要考虑周边地缘政治的状态，比如，北方的游牧民族是否统一，是否草长马肥的时节……等等。但开放以后，国内国际局势就会交叉影响。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经济危机，而恰逢中国军阀割据、民众失业，这便给世界大战提供劳力，给中国社会带来板块调整的机会；又比如，二战结束后，在世界上，美苏两霸形成，互相争夺势力范围，而在中国国内，内战开始，这便加强了国家分裂的可能和内战的残酷程度。总之，就像海浪，波峰与波峰相遇，便造成更大的波峰，波谷与波谷相遇，便造成更大的波谷……这是政治坐标系的举例。

问：那么，当今中国社会处在一个什么座标上呢？

    如果你问的是文化座标，1999年我写过一篇《中国文化结构的嬗变》。我发现自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循着一种非常有规律的节奏行驶，那就是：革命文化——西方文化——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在文章中，我解释了这种更替规律的内在机理，它们之间相生相克的关系，而90年代的“毛热”，正出现在“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的交替过程中。

问：这一波“毛热”和80年代的“毛热”有何不同？

    我们应该都记得，在毛去世以后的，最早把毛泽东再次请上“神坛”的，并非他的“家臣”，而是南方的公共汽车司机。他们公然地在个人生活领域挂出毛像，看中的是毛的“命硬”。在他们的眼里，毛一生大起大落，凶险无数，仇家如蚁；自家人损之八九，同道也皆无好下场；但他居然得以寿终，死在自己的病床上，——从迷信的眼光看，实在是冥冥之中，自有操控的命运。而方今民众，好容易在“先富”政策的鼓励下，折冲商海，在官商巨轮的夹缝边拾得蝇头小利，便心怀侥幸，患得患失，期待未来，有一个“守护神”来保佑他们发财。而毛，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这样一个合适的人选。因此，他们对毛的“崇仰”，实质是下层既得利益人众企图维持现状的一种精神寄讬。我把这个浪潮定为所谓“毛热”的“第一波”。

问：记得九十年代初期也出现过一波“毛热”，它与第一波有何不同？

    九十年代初期的“毛热”，较之此前的一波，性质有了极大的变化。它的出现，和那时的“武侠热”、“军事题材热”、“传统文化热”一样，是带有严重的政治色彩。作为一种大众情绪的寄讬，它们对于当时的“主旋律”，既不反对也不配合，体现出人们用“不作为”进行“消极抵抗”的意愿。进而以怀念前朝为藉口，曲折发泄对当朝政权的不满。其目标虽然闪烁迷离，但意识指向，总是围绕着那个无论从感情、还是从理性上来说，都解不开的“六四情结”。此处表现的对毛的“崇仰”，实质是广大民众与当朝者精神分离的象征。我把这个浪潮定为“毛热”的“第二波”。

问：目前的这波“毛热”有什么背景呢？

    自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至其逝世２５周年“忌日”，这期间发生的一波“毛热”，与同时发生在知识界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则具有相重叠的历史内涵。它们都是以当前社会“分配不公”现象为背景，企图对急剧转型中的社会现实提出的问题作出的回应。而如果说，理论上的争论是它的理性探索的话，那么，由大众文化呈现出来的图景，则是它的感情表达。此时的毛泽东，与历次扮演的“钟馗”形象毫无二致，不过这次反映的却是利益被损害阶层的呼声。我把它定为“毛热”的“第三波”。

问：看来，所谓“毛热”并不是简单的毛泽东的文化复辟，而是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社会文化意义的。这是否就是你说的，让民间把毛作为“小神”保留的意义？

    是的。以毒攻毒的意义。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之前，没有法制保护，恶的、权力与资本结合的势力没有制衡的情况下，老百姓不能没有自我保护的能力。

    如果我的上述描述是符合历史实际的，那么，据此，我们可以认为，作为大众文化表现的“毛热”和对历史负责的理性“评毛”，是存在天然距离的。前者直接地反映着社会现实的问题，是一切政治家与政治研究者不可忽视的征候；后者凝聚着对文明的反思，是知识份子不因时事迁播而转移的航程。我们既不能因“毛热”的群众性而丧失对“极左专制”复辟的警惕，也不必因“评毛”的艰巨性而忽视新“财政－暴力集团”的“极右专制”的可能。

    总之，或为专制窒息，或为资本囚禁，或为舆论颠覆，或为理想陪葬，——今日之中国，处于急流，处于危崖，任何身陷其中者难免丧失前瞻。惟有登高望远，方能摆脱困境。所以，我主张“俯瞰”！这就是2001年我写《俯瞰“毛热”第三波》所寄讬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