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毛泽东研究及其批判——陈小雅答《动向》杂志记者问

陈小雅（北京）


    [编者按]正当英国华裔女作家张戎的《毛泽东——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风靡欧美英文图书市场的时候，北京著名政治学者、《八九民运史》一书的作者陈小雅女士，也马上要出版了一本研究毛泽东的新书，书名叫《中国“牛仔”——毛泽东的“公案”及行为、心理分析》（香港明镜出版社2005年7月底出版），作家苏晓康、学者王鹏令分别为之写序，全书四十九万字，分上下两篇共十一章。作者以文化、历史与政治学者的交叉视角，用女性的细腻感知，对构成毛泽东诸多重大政治“迷案”的行为及心理进行了深度触摸。上篇内容广涉毛泽东的“道统”、毛泽东的“乌托邦”和“第一桶金”，及“毛泽东主义”等艰深命题；集中展现了其个性、追求与中国式“极权主义”灾难的关系；下篇在展示其陌路的同时，解剖了毛与林彪、周恩来，以及“四人帮”等“大股东”的奇特关系。为解读“后毛时代”的政治与文化历史，留下了重要线索。作者将此书定位为一部人物“公案”分析著作。书中诸多立论，发乎常情，合于常理，文字平易近人，具有“用意深，立足实，为言信，然后善恶明”的功效，堪称当代毛泽东研究中独具特色的一部著作。


一、如何将毛泽东与希特勒作比较？

    你这个问题太深奥了，不是以言两语说得清的。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他们是东西方两种不同类型的“极权制度”的缔造者。《中国“牛仔”》没有展开这个话题，我准备在另一本书《中国“洋葱”》中做专题研究。鉴于读者对这个话题的兴趣，这里只能谈一个梗概。我认为，这种比较可以在六个层面上成立，一是他们都是对二十世纪面貌起决定性作用的名列前茅人物；二是他们的统治，都建立在阶级瓦解暨“暴民社会”的基础之上；三是他们的权威，都建立在某种“意识形态”的欺骗之上；四是他们创造的制度，为人性“原恶”的发扬和表现提供了最广大的舞台；五是他们统治下的政治权力，对社会的控制与对人的自由限制程度，达到了人类政治的极端；六是他们的统治对于人类所施的暴行，在规模与残酷程度上前所未有。

    这里需要解释的是，所谓“暴民”及“暴民政治”，在政治学上是有特定含义的。它不是指由一般民众主导的运动或体现“民意”的运动，而是指破产而不幸沦为“边缘人”，渴望救主而又充满破坏欲望的、失去了阶级和身份感的乌合之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为德国制造了大量这样的人群；共产革命消灭阶级，把人变为国家机器上的螺丝钉，毛泽东又破坏了这架机器，也造成了大量这样的人群。……

    你的这些印象是如何得来的？你对“极权主义”的研究，起于何时？

    我接触“极权主义”的研究，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那时，虽然我们已经读到蔡英文翻译的德国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帝国主义》，作为一个政治学的概念，“极权主义”这个用语已经登陆，但它还不能公开运用于中国现代史和政治制度的研究。为了突破这个禁区，研究者借助邹谠先生的译介，使用的是“全能主义”这个概念。为解构这个“全能主义”，不少中青年学者进行了中外制度比较研究，也出了书。这些研究，是与中国八十年代的第一轮政治体制改革并行的。切入点是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落脚点是“权威解构”、“结构重心下沈”，这在当时的中青年理论界是形成了共识的。我当时在《中国文化报》任理论部负责人后来任记者部负责人（由于总编辑的任命要等待文化部长的任命，我们部门主任的任命要等待总编辑的任命，所以我们当时都被称为“部门负责人”，有人称自己是什么小组组长，根本没有这种建制），在这个逐渐学习的过程中，我首先得出的是上述第五点印象：希特勒和毛泽东统治下的政治权力，对社会的控制与对人的自由限制程度，达到了人类政治的极端；。


二、你的研究与海外文革研究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海外文革研究是在政治和言论自由的环境下展开的，因此它有两点是国内所不及的，一是可以把话说穿，说到极处；二是有一个全球视角，以犹太人反省德国纳粹暴行、苏联人清算史达林时代的迫害为参照系和支持意识。通过他们提供的资料，我进一步得出上述第四和第六两点印象，即：“他们创造的制度，为人性‘原恶’的发扬和表现提供了最广大的舞台”：“他们的统治对于人类所施的暴行，在规模与残酷程度上前所未有。”


三、其他几点印象，是如何得出的？

    第一第二点都是读史的产物，第三点，是我自己感受最强烈的，可以说是我和我们同代人的人生经验，我在政治上走出毛泽东的阴影，就是从发现“欺骗”开始的。那是一段个非常激动人心的岁月。以后，我将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讲出那些故事。


四、纳粹德国的情况从何而来？

    这本应是《中国“洋葱”》出版后才回答的问题，但既然你感兴趣，这里不妨作个交待，我是从几个方面获得的知识。一是读书，《第三帝国的兴亡》、阿伦特的《极权主义》和《帝国主义》、英国历史学家泰勒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德国学者梅尼克的《德国的浩劫》，还有新版的费舍尔的《纳粹德国》，是主要的参考读物。另外我的亲戚中有个战争史迷，翻译了很多二战德国的史料，他们和刘亚洲属于同一兴趣的干部子弟群体。军干子弟就更野，所以我在《牛仔》中说，林立果能想到那些事，一点也不奇怪。暗杀、世界大战、占领克里姆林宫、饮马波托马克河、人群就像蚂蚁……今人几乎看不见这种文化氛围了，可能王力雄的《黄祸》还残留有毛泽东时代特权青年的这种思维。……我资讯的另一个来源，是一位与德国人做生意的朋友，她经常出入德国，说现在的德国人还很怀念“第三帝国”，认为那是他们民族最强大、最扬眉吐气的时代。这很可怕！由此我也知道，外人看一件事，和当事人、局中人是完全不同的。就如我们看文革，怎么看怎么荒谬，可当时的人，理由充足着呢！不然事情不会闹那么大，影响持续那么长时间。


五、《中国“牛仔”》中涉及了哪些话题？

    在书中，我比较集中地谈到中国“洋葱”的结构和毛主义的特色，即：中国的暴行，是在毛泽东自组“亲兵”，摧毁党和政府的组织系统（包括公检法）的背景下，利益失落阶层向特权阶层，被领导向领导，年轻人向有资历者，学生向老师，穷人向富人，丑人向美人……发起的攻击。普通人只要掌握了“造反有理”这个“尚方宝剑”，就可以将“天地翻覆”！这种“平庸恶”得以泛滥，其思想来自中国有深厚传统的“民粹主义”。这与纳粹运动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的迫害犹太人，是不一样的。其思想来源是“一战”后被扭曲的那根弹簧——种族主义。


六、具体来说，毛主义的特点是什么？

    有些人把毛泽东与希特勒进行类比，认为他也犯有后者的“群体灭绝罪”，目标是知识份子群体。我在《牛仔》一书中提出，我不反对指控毛泽东仇视知识份子，摧残知识份子，残杀了大量的知识份子。但“灭绝”知识份子的肉体，应该不是他（哪怕暗藏）的目标，因为他更乐于“改造”知识份子——通过暴力威吓和洗脑，把他们变成丧失人格、泯灭理想、不能运用自己的思维和语言的“行尸走肉”——把他们变成极权主义这架巨大机器中的一个“有用的”零件，这，既是毛泽东比希特勒不怕麻烦的地方，也是中国极权主义的特色。凡粗通纳粹德国史，亲身经历过毛时代的人都知道，在纳粹的集中营里，是不搞什么“政治学习”的，思想和精神上的问题由牧师和神父去解决，而我们的“学习班”“干校”“知青点”，包括普通的单位——生产队、车间、科室、街道或学校的班级，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学习”。多好的词儿——学习！这个“学习”包含着没完没了的思想检讨、批评、斗争，“学习”的目的是理解毛主席，与党保持一致。而几乎每个人的学习结果，都是从不理解到“理解”，这方面生动的故事多极了……

    如何将毛泽东与靖国神社供奉的战犯比较？（有人把毛在天安门广场的纪念堂比作中国的靖国神社）这个问题令我感到突兀和怪诞。记得我在99年北约飞机轰炸中国驻南使馆的时候，针对民间悼念“烈士”的风潮，写过一篇《烈士、庙宇与人道主义》。其中就提出这一观点：日本的靖国神社就是人家的为国捐躯的烈士纪念馆，陈列的也不光是战犯。所谓纪念馆和我们的寺庙的社会功能是一样的，作用无非是缅怀祖先（或先烈、先贤）业绩，维系民族感情，传续社会道统，慰勉烈士遗孤……等作用。自己认同和属于哪个社会就拜哪个庙，这个门是不会进错的。从形式上看，毛泽东纪念堂里的尸体，与靖国神社里供奉的战犯，与林肯纪念堂中供奉的塑像，没有什么区别。但佛教有佛教的寺庙，道教有道教的寺庙，张三李四各有各的祠堂——内容就差了去了。再说不可比的一面，毛泽东纪念堂在中国社会的地位，远没有靖国神社在日本的地位高，别看它占着那么个位置。因为参拜靖国神社在日本，已经成为了一种风俗，一种制度，做不做这件事，具有很强的指标意义，而参不参观纪念堂——请注意，人家是“参拜”，我们是“参观”——那完全是个人的事。据我看，远道而来的中国老百姓，大多怀着看热闹、看稀奇，看你在别处再看不到的“绝景”的那么一种心情来“参观”的。

    如果把毛的尸体迁出纪念堂，你觉得会发生什么反应？

    要说把日本战犯迁出靖国神社，可能会在日本社会引起强烈的反响，但如果把毛挪个地方，绝对不会有什么动静。即使发生围观，那也不会产生危险。因为对毛泽东的“脱敏”，从文革结束到现在，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苏晓康的《乌托邦祭》出版，那时候是振聋发聩的事件，但到了1989年，再往天安门毛像上扔鸡蛋，已经没人看了，连警察都无动于衷了。为什么？已经“脱敏”了。当然，最早“脱敏”的，应该是党内高层。毛的多少公开和隐形的政敌，根本不把他当作一盘菜。比如我在《牛仔》中提到，林彪就是一个不买账的。毛泽东吹长征，林彪只有一个字：“屌！”林彪也是中共党内决不做检讨的第一任——人们以为赵紫阳是第一人，其实林彪才是第一人，而且林彪面对的是毛……周恩来、陈云、刘少奇在党内势力都各占很大的比重。


七、既然高层反思最早，为什么他们不动呢？

    高层不动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识毛，现代人的觉悟，相差都不会太远。一个观念的传播，是循着这样的顺序运行的，先是思想界提出，然后是理论界论证，然后是文化界的各个门类将它变成各种文艺产品，最后是老百姓的信仰。政府的行动要迟于老百姓。现在，我们在大陆公开发行的文艺作品中，屡屡见到倒毛事件，这个被封了，那个又出来了。最近在中央一套黄金时间播出的电视连续剧《如此多娇》，简直把所有毛泽东的语言、做派、错误都集中到一个当权的贪腐变质分子身上，最后也是“孤家寡人”。而且他所有的镜头，都是以毛像为背景的，没有人看不懂这个安排的意义。政府不动，是因为不知道动了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怕控制不了局势，也就是说，虽然“脱敏”，但还没有“脱魅”，他们害怕群众。其实，害怕群众运动和崇拜群众运动，都是毛给时代的遗产，也就是这个“巨灵”罩在不同人群身上的阴影……这一点我们下面再谈。


八、你认为，取走天安门上的毛像，也不会有事吗？

    就像原始部落的图腾或任何公共标志一样，乍一没了，是会有人不习惯的。关键是用一个什么东西去替代。如果大修一年，重新开放时没了，人们也就习惯了。当然，鼻子没了，两个眼睛也要换，换成“世界和平”和“民族团结”之类的，比较符合潮流。其实，毛的遗体处理，只是一个政治艺术问题。我母亲瘫痪十三年，肚子很大，我翻不动，就得想办法，先翻一条腿，用这条腿的力量压住她的身体，使之保持侧身，然后再翻屁股和肩膀，垫枕头。我寻思，处理毛的遗留事物也应该如此。我建议，把毛泽东遗体交给毛的家属去处理。他们有权做这个决定，他们也不会做违背民意的决定，因为他们也生活在人民中。我在下来的一本书《中国“丈夫”——毛泽东的情事》中会提到，毛泽东欠他家人的东西太多了。从人性的角度考虑，他的家人应该能够分享他的骨灰，杨开慧、贺子珍、江青，每人分得一点……


九、你认为，解决这些象征性的事物后，民间将如何处置毛泽东？

    清除毛的影响，主要是政治思想上的事情。民间早已把毛改造成他们需要的东西了，譬如财神爷、保护神、成功者，这些东西，不论我们怎么写书，它也是不会改变的。可以让他作为一个“小神”存在嘛！中国历代皇帝，杀道士是很凶狠的，结果杀绝了没有呢？韩愈毁佛，毁掉了没有呢？五四运动、文革砸孔庙、家庙，砸干净了没有呢？不必，留着就是多元化，毁了就是“一言堂”，为什么要学毛毁毛呢？俄罗斯人就没有赶尽杀绝，有这种包容力，才是成熟民族的大家气象。


十、这和你们所做的工作，不是有冲突吗？

    没有冲突。最近金钟先生给我寄来他采访张戎的文章，其中有一句话让我很感动，张戎说，我做这件事是因为我能做。她认为那是一种义务，一种知识份子的义务。她有独特的优势和便利，可以把我们视野的一些“死角”开拓出来。作为一个眼界很有限的国内学者，我非常感激海外学者所作的这些工作。我们都是信奉民主理念的学者，并不是要为老百姓规定食谱，而是象医生谨守自己的职责一样，告诉病人，你中的是什么毒，应该吃什么药。但谁也不会劝病人把药当饭吃。甚至医生还有这样的责任，他知道毒也是有用的，有时候必须以毒攻毒……


十一、有一种观点：毛泽东晚年对内是极左，但在外交上是极右（与尼克松谈话坦言喜欢右派），你书中没有涉及他外交这一块，可否作些补充？尤其是在两岸和中美日与欧洲关系方面，

    毛泽东晚年对内极左，对外极右，这是一个事实。我在《牛仔》一书“周恩来投降之辨”一章中，谈到那时的外交关系，谈到毛泽东为什么说周恩来是“投降派”的问题。我认为，周是毛无法自圆其说时，顺手拉的一个“垫背”。1971－1972年中美关系的“解冻”，无疑是毛泽东提出“反修”口号后，对自己路线的一次最大修正，因而也是毛泽东全面否定自己的一大举措。虽然他在形式上是与“苏修”的敌人拉得更近，是在继续自己一以贯之的“反苏”立场，但在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头子——美帝国主义——和平共处上，却是步人后尘。而且，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转移国内问题上自己已经被烧得焦头烂额、步步后退的焦点，企图用一件更“伟大”的事情来掩盖自己在“文革”问题上的巨大失败。正是由于这件事情的“暧昧”性质，使自尊的毛泽东需要自我包装：在中美关系“解冻”问题上，强调是“美国对中国的需要”，而不是“中国需要美国”。为此，他提出“三个世界”理论，把自己称为“第三世界”的头，如此一来，就把自己摆在了与“第一世界”——美、苏，“第二世界”——英、法、德、日平起平坐的位置上。以示他和尼克松的握手，绝不是向美帝俯首称臣。这是其“自我塑造”的一方面。

    但是，他的臣僚们——包括中国外交部和主管外交的周恩来——在这个问题上，与毛泽东的看法并不一致。他们认为，苏联对中国现实的军事威胁，尤其是“核战争”的威胁，是中美接近的主要理由。也就是开始承认，至少在外交领域，“利益原则”应取代“意识形态”因素和“制度原则”。这就意味着，中共曾大张挞伐的修正主义路线，可以在这个领域名正言顺地登堂入室，而毛泽东应该承认，他所主导的所谓“反修运动”，又是一条弯路和一场徒劳。

    不用说，毛泽东自然是不能允许这种观点公开存在的。即使是心中保留，也不能在嘴上承认。那么如何才能扭转臣下的这种看法呢？“牛仔”的世界有这样一条定理，凡讲不过别人的人，就骂人；凡骂不过别人的人，就打人。君子敌不过流氓，流氓敌不过土匪。毛泽东此时最现成的手段就是把周恩来打成“投降派”，在这样的诬陷和漫骂中，找回独夫的“尊严”。


十二、有一种观点：毛是中国民主宪政转型的主要障碍，唯有批毛中国才能进步，你怎么看？

    刚才我们已经谈到“脱魅”这个话题。害怕群众运动和崇拜群众运动一样，都是与宪政精神相悖的。在宪政条件下，群众运动是可以合理存在也是可以控制，并转化为社会进步和清明政治的动力的。“批毛”就看你怎么批。用毛泽东的方法批毛，不但得不到宪政果实，还会加重反作用力。在另一方面，宣传家和学问家是有专业区别的。史学有自己的目标，我觉得，不应当给史学附加过于沈重的政治负担。这是学术界半个多世纪以来血的教训，我们应该珍惜这个教训。有一些年轻记者并不了解这些区别，所以，有时候他（她）们给我打电话，我就肝儿颤！


十三、有批评说，现任当权者要复辟毛的思想路线。你认为毛在多大程度上会“卷土重来”？中国人如何才能真正摆脱毛的阴影？

    如果这种批评，指的是对思想与言论自由的牵制，那当然，是事实。如果指的是经济社会政策，那是一种无奈。我在《牛仔》的“毛泽东主义”一章中，谈到了一党专政就是这么个结果：强调自由主义，肯定导致“权贵资本主义”；强调社会公正，肯定就是杀富济贫、抽肥补瘦、抽多补少那一套。左右不是人，里外不是人。改制以后，两种政策可以由自由党和社会民主党代表。互相制衡，社会不会毁于一种灾难。在现行制度下，社会严重不公，又缺少制衡力量时，毛主义自会卷土重来。真正摆脱毛的阴影，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回到生活，回到常识……如果一个人没有财产、老婆，吃大锅饭，没有柴米之忧，他是不可能真正体谅老百姓是怎么想的，他无时无刻不期望动乱，期望面对“一张白纸”，幻想把自己的乌托邦强加给人民和历史……最近王力雄结婚、和回国的母亲买了房子，来和我讨论如何请保姆、如何处理现有保姆的问题，我说这很好，至少他有了常人的心态，对他的学问和救国救民设计，会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