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超女现象看中国人是否政治冷感

胡 平


    最近，由湖南卫视主办的超级女声大赛造成了空前的轰动效应。全国报名参赛人数高达15万；超过 2000万观众每周热切关注，总共收视人次超过四亿。报道“超女”的媒体超过一百家。在网络上，新浪“超女”专题留言接近200多万条，Google相关网页接近120万页……。这一系列天文数字造就了所谓“超女现象”，并引发了各方人士的多种解读，成为人们认识当今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


超女与民主

    超女大赛的特点是：每个人（16岁以上的女性）都可以参加比赛，每个人都可以充当裁判（用手机短信投票）。在这一点上，它确实和开放的民主竞选很有几分相似。于是，有不少人从超女联想到民主。活跃的网上评论家安替说：“我是比较早写社论把超女往民主方向拔高的，至今我还觉得网友的这句话说得最得我心：”这一辈子想选个总统恐怕是办不到了，我就选一个喜欢的女娃子。‘超女当然不是民主，但它是缺乏民主的13亿中国人对民主的幻想。想到这里，我为我中华悲凉。“安替进一步发问：”超女能让这么多人疯狂，那超男——总统和议员大选呢？那会疯狂到什么地步？“安替说：”我在台湾感受到了这种疯狂。台湾大选的时候，那种扫街、拜票、站台、游行，把几乎所有的人都卷入了超级风暴中。我们今天看到玉米们在街上发传单、抢手机，我们也可以想见，她们如果加入了某议员的助选团，那么她们的选战一定是全球最疯狂的。我们甚至都能看到那天，中国真正实现大选那天，你会发现中国一下子会出现无数可以傲视全球的英雄。一次超女，就能出现张靓颖唱歌这么好听的人，如果中国大选，那么选出100个马英九算什么啊？13亿啊！台湾才2300万啊！“

    不同政见代表人物刘晓波表示，尽管他在某种意义上认同对“超女”的社会意义的评价，特别是在颠覆央视垄断地位和御用精英的文化霸权的意义上，超女具有多元化和平民化的社会意义。但也必须看到，人们从“超女”中读出的微言大义，与其说是高抬了“超女”，不如是出于对央视垄断的厌恶和愤怒。所以，对“超女”普及民主和有助于公民社会的期待，很可能只是一厢情愿的善意期待。刘晓波告诫我们说：“更大的可能是，在只允许虚幻盛世的娱乐化表达而不允许重重危机的批判性表达的独裁秩序中，国人心中积蓄了诸多无法公开倾吐的垒块，‘超女’ 在无形中就变成了一条‘忘忧河’，通过娱乐狂欢来宣泄和遗忘胸中垒块。”

    刘晓波的提醒十分重要。象超女这样的大众娱乐既可能激发与强化人们对民主的渴望，也可能转移从而削弱人们对民主的追求。两者的关系就和经济发展与政治改革的关系相类似：有时候，人们的物质生活越提高，他们对政治参与的愿望就越强烈。在这里，经济发展成了政治改革的催化剂。有时候，人们越是有机会发财致富，他们越是对政治改革漠不关心。在这里，经济发展又成了政治改革的替代品。所以我们不可盲目高调。


国人为何政治冷感？

    以当下中国的情势而论，超女首先是虚幻盛世下的一场大众娱乐与狂欢。专制当局允许和鼓励这一类娱乐活动，目的是为了转移人们对严肃问题的关注。但正象一位网友所说：“喜儿一长大，就招来黄世仁”；超女吸引了亿万民众的自发参与，许多歌迷还成立了自发的组织拉票造势，那又不能不引起专制当局的过敏与紧张。平心而论，超女的歌手和歌迷多半并非怀抱民主理想在那里借题发挥，而怀抱民主理想者则未必热衷于卷入超女大赛。不过，超女大赛的某些形式确实会使一般不关心政治不关心民主的人也联想到政治民主，再加上一批评论家的引申阐释，因而它确实起到了某种普及民主理念的作用。我不敢象安替一样说，超女现象是13亿中国人对政治民主的幻想，然而我却敢说，超女现象证明了所谓“中国人政治冷感”这一假像的破产。

    不错，从表面上看，今天的中国人普遍地对政治冷感，不关心政治，对政治没兴趣。然而，我坚信这祇是假像。我敢说，当今世界，恐怕没有哪个国家能比中国蕴藏着更多的政治参与激情了。当今国人的政治冷感主要是专制当局残酷压制的结果。正如一位网友在评论超女时所说：“给点阳光就灿烂，给点洪水就泛滥。”我们可以断言，一旦未来中国专制结束，政治开放，中国人迸发出来的政治参与热情一定会让全世界惊叹。

    超女现象证明了当今中国蕴藏着极大的政治参与激情，虽然很多人自己都不曾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这不足为奇。就象这次超女大赛，有多少人事前就预见到它会造成如此的轰动呢？难道不是有很多人，是在看到湖南卫视提供了这样一个公共平台后，才触发起参赛的冲动或投票的冲动吗？难道不是有很多人，是在看到别人热情投入，不亦乐乎之后，才被吸引、被卷入，从而造成滚雪球效应的吗？基于同理，假如说在今日中国，确实有很多人对政治不感兴趣，那只不过是因为他们从未亲身经历过民主，故而对民主的巨大魅力缺少体会而已。

    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按照此处对政治的定义（这又是一种对政治的定义），严格说来，专制政治根本不配称作政治。专制政治剥夺了广大公民的自由与平等的参政权利；它充斥着谎言与暴力，欺诈与威吓，颐指气使与胁肩谄笑。当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动物”时，他当然指的不是这种政治。我们知道，在譬如雅典的古希腊城邦中，政治活动完全是另一种形式。在那里，没有固定不变的官职爵位，没有庞大的官僚机器，更没有高高在上的专制帝王，人们都是以公民的同等身分投入政治。一个人能否在政治活动中崭露头角，从而获得较大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他是否表现出比他人更多的毅力、胆识，取决于他是否在公民大会的辩论中、在司法审议的会场上以及在包括战争在内的场合下，以自己出色的行为赢得众人的注目与信服。

    不错，古希腊的直接民主属于小国寡民，当今之世已不可复见。在近代以来的代议制民主中，一方面，政治的范围比以前缩小了，另一方面，普通公民直接参与的程度降低了。但是，作为民主制的精髓——公民以同等的身份自由参与这一要素依然保持了下来（尤其是在竞选活动期间）；政治仍然不失为人类活动的最重要的、也是最引人入胜的形式之一。


人之为人的一种特性

    那么，超女现象和民主政治到底有什么共同之处呢？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体现了人们以同等的身份自由参与，体现了人们共同创造公共交往空间。这就涉及到人之为人的一种特性。

    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于，人不仅需要食与色，而且还需要完全非物质性的东西。人还有对他人的需要。人需要与他人交往，人需要生活在人群中间。人群中间也就是人间。把人和人群隔离，对人来说无异于死。所以在很多民族的语言中，“离开人间”都是死亡的别称。有句老话，曰“人生一世，吃穿二字”。才不是呢。让你住单身牢房判无期徒刑与世隔绝，保你衣食无忧不打不骂，你可愿意？

    人为什么要生活在人群中间？这决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其生物的需要，例如性的需要，生儿育女的需要，吃喝的需要，抵御野兽侵害和自然灾害的需要。人需要结群而居，也决不仅仅是出于经济学的考虑，通过分工以提高效益，从而更好地满足自身的物质需求。人要生活在人群中间，还是因为人需要和他人交往。举凡人生中一切有意思、有意味、有意义的东西，都需要他人的在场、见证、品评、参与，共有和分享。或者反过来说，只有在有他人在场、见证、参与和分享的情况下，我们的生活才可能产生意思、意味和意义。

    正如阿伦特所说：“作为人的人，即每一表现出自己特性的个体在行动和言语中展现和证实自己，这些活动（不管其题材的无用）具备自身的一种持久品质，因为它们创造了值得记忆的东西。”柯杰夫说得对：只有人才可能会追求“从生物学观点来看是完全无用的东西，如奖牌、锦标等”。人追求这些，并不一定在于它本身具有什么价值，而是因为别人也同样追求。人要作为人而存在，就必须获得他人的承认，尤其是希望被承认为一个具有某种价值和尊严的存在者。为了赢得这种承认，他甘愿做赔本生意，甚至甘愿冒着风险，克服其动物本能而追求更高更抽象的目标。

    不要夸大物质追求的意义。我们不妨想一想，当一个人在努力追求物质利益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仅仅是为了满足其肉体的物质需要，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实际上是在满足其精神的自尊、骄傲，乃至虚荣？马克思断言一切战争都是起自于经济利益的争夺。这话充其量只说对了一半。且不说历史上有许多战争是为了宗教，为了理念，即使是在那些旨在掠夺财富的战争中，人们最看重的也还不是财富本身，而是由占有大量财富所带来的优胜或荣耀感。

    人希望实现自己，展现自己，从而被别人承认，被别人认识和记住。所谓公共领域，就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一个人们在这一世界中为展现自我所需的空间”（阿伦特语）。湖南卫视主办超女大赛就是为公众提供了一个公共领域或曰公共平台，这就触发了人性深处的那根弦。于是乎人们发现，原来有那么多的人想以唱歌的方式一举成名！


超女的魅力何在？

    学者刘擎对超女深表忧虑。他说：“十几万人加入‘想唱就唱’的行列，但终究不过几十个人才能看到‘挥舞的荧光棒’。其余十几万人怎么办？生命不息，PK不止吗？我们除了成功，除了PK掉对手，除了成为或崇拜偶像，还能有什么别的梦想吗？我们在‘淘汰/晋级’的输赢文化中还有什么另类的选择吗？被淘汰出局的大多数人如何可以有意义、有自信、有个性、有尊严地生活？”

    刘擎的担忧当然不无道理，不过那多半是出于对成功的狭隘理解和对参赛者参赛动机的片面解读。成功与失败有其相对的一面，那些经历了几轮比赛后才被淘汰的歌手，因为她们毕竟赢过几轮比赛，所以也可以说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再者，失败与成功同属难得，因为它们都只属于肯参赛的人。纽约每年都要举行一次群众性的马拉松赛，许多参加者来自外州甚至外国。赛跑有硬标准，优胜者的纪录摆在那里，绝大多数参赛者在赛前就明知自己毫无取胜的希望。那他们为什么还要自掏腰包，不远千里万里来参赛呢？还有那成千上万名义工，他们又是图的什么呢？在去年纽约的马拉松赛中，参赛人数多达三万五千，跑完全程者不过两千余人。前几名自然被视为成功者，那些能坚持跑完全程，特别是那些把自己的记录有所提升的人何尝不是获得了某种成功？至于那90％以上的些连跑都跑不完的人也未必个个垂头丧气，从此一蹶不振，因为他们当初图的就是参与，图的就是这么一次和成千上万人一起跑，有成千上万人在旁看的难得的人生经历。

    超女大赛的魅力在于，它给每一个人提供了一个能够在公众面前展现自我的机会。有的超女说：“即使是出丑，但至少我让别人认识了。”失败的滋味当然不好受，可是比起没有参赛的人呢？无论如何，她们总算是登了次台，上了次电视，当着千千万万的听众表演了一番，成了一次万众瞩目的中心人物，出了几分钟的名（安迪。沃霍的名言：“在未来，每个人都可以出十五分钟的名。”）给自己、给自己的亲友邻居、同学同事留下了一段记忆。要是不参赛，就连这点风光也没有。何乐而不为？完美主义者的逻辑是：凡事要做就要做得出类拔萃，否则宁可不做。不过，大多数人并非完美主义者。


民主选举是人民的盛大节日

    唱歌当然没有政治重要；和民主竞选、尤其是和全国大选这台大戏相比，超女只是一场很小很小的戏。前人有言：“革命是人民的盛大节日。”因为革命意味着打破常规，突破原有的僵硬的政治结构，从而使得原先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的人民有机会参与政治，得以形成真正的公共领域或曰公共空间。照这样讲，民主选举才更是人民的盛大节日，选举就是和平的革命，就是把革命予以制度化、规范化。因为政治最是公众之事，它关系到全社会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和整个社会的精神风貌，因此在政治活动中，人们更能够充分展现自己的意志、胆魄、胸襟、气度、智慧、见识、正义感、亲和力、团队精神和进取精神；更能够体现人之为人的特性，更能够体现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也更能够赢得世人与历史的承认。因此，毫不奇怪，民主政治，尤其是竞选，一向最能吸引广大民众的热情投入。这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

    1980年冬，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其他高校兴起过一场轰轰烈烈的竞选活动。那还只是选举区人民代表，北大的学生选区只有两个席位，参选的同学多达三十几名，各种自发的助选班子和中立的观察评论组织如雨后春笋，绝大部分同学都表现出罕见的热情，讲演答辩会常常人满为患，投票率超过90％。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竞选都是全校学生最热烈的中心话题。和这次超女类似，促使参选人参选的最大动机并非获胜（当选），而是有机会向公众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展现自己的勇气和见识；从助选的全力以赴和投票的认真执着可以看出，同学们就是想借此表达自己的独立意志以及证实自己的政治意愿。和这次超女类似，很多参选人都是在看到别人站出来竞选，自己才按捺不住跃跃欲试；很多同学都是在看到别人争论不休才被吸引被卷入。有趣的是，当时，北京市委曾通知各高校，要求党员学生不要参加竞选。这看上去很不可思议：一个政党，怎么会要求自己的党员不要去参加政治呢？可见专制当局很明白，我们的政治不是他们的政治。相映成趣的是，很多参选人和助选人，平时都是被认作不关心政治的，都是一上政治课就想逃课，一听说政治学习就头疼的人，竞选活动一来，他们立刻热情投入，废寝忘食。可见此政治非彼政治。八九民运也是同样的情况。许多人谈到“广场效应”，广场有如磁场，一般人，不论平是多么不关心政治不关心民运，只要一靠进广场就会被情不自禁地吸引过去，参加进去。这说的就是所谓公共领域或曰公共空间。

    我在不久前发表的《中国人真的政治冷感吗？》一文里写道：“在中国，共产党专政了五十多年，国人的政治权利被剥夺了五十多年，一旦人们获得了参与政治的权利，他们怎么会轻易放弃呢？当今中国，政府的腐败是那样的病入膏肓，社会不公正是那样的触目惊心，一旦人们有机会运用手中的选票对此进行改变，他们怎么会不热心不投入呢？一个痛感其个性与思想被压抑了几十年的民族，怎么会对政治这种自我表现的大舞台无动于衷呢？尤其是在开放民主的初期，百弊待除，百利待兴，最能激起人们的理想主义和责任感；而初尝禁果，又最能让人感到新鲜刺激，忍不住跃跃欲试。所以我敢断言，祇要中国开放民主，中国民众一定会表现出极大的参与热情。”超女不是民主，但是我们只要对超女现象略加思索就不难发现，它确实证明了所谓“中国人政治冷感”这一假像的破产。我敢说，现今一批自称政治冷感，对我辈的活动嗤之以鼻的人，等到中国开放民主那一天，只怕比我辈还要狂热得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