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域歌声永远不会死亡——西藏流亡诗歌的见证和祈祷
（瑞典）傅正明
大鹰飞来了，
你高山的石岩退开一点吧，
恐怕它的翅膀展不开；
小夥子跳起锅庄来了，
你草原的帐篷移开一点吧，
恐怕他的舞步跨不开；
姑娘唱起来了，
你天上的白云飘开一点吧，
恐怕她的歌声传不开！1
这是广为传唱的一首藏族民歌。铿锵的语言，奇特的比兴和大胆的艺术夸张，显示出能歌善舞的藏人豪爽的民族性格和乐天精神。悠久的西藏文学史表明，诗歌自古以来就是藏人表达思想情感的一种特殊方式。那世界屋脊、地球之颠的天籁真音，是西藏文学中的奇葩，是藏人世世代代的心声。伟大的英雄史诗 《格萨尔王传》，是西藏文学的傑作，也是举世公认的世界名着。“ 鲁体”和 “谐体” 等民歌形式，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和丰富的艺术表现力。即使他们处在 “ 三大领主 ” 的压迫下，即使他们一无所有，他们仍然歌唱：“ 唯有歌声是自己的 ”，他们在流浪中歌唱，在飘泊中歌唱。
可是，自从1959年十四世达赖喇嘛和大批藏人被迫流亡以来，拥有悠久历史的西藏诗歌近乎断流。诗人白桦银 ( Dpa'dar )在 《雪山泪 》2 一诗中痛心地写道：不知何时一个狂欢的民族一夜之间哑然失声，难於呼吸。人民忘却了它刚健的故事，只剩下无边的雪原，灰濛濛的天穹，白皑皑的大地。在这位敏感的诗人的心灵里，雪域的灵魂仿佛陷落在坚冰的深窟中奄奄一息，雅鲁藏布江和长江黄河奔腾流淌的，不止是雪山泪，而且有鲜红的血。历史低下沈重的头颅昏睡不醒，无边的荒原延伸，唯有萧萧寒风在演奏一曲辛酸的交响乐……
与白桦银灵犀相通，流亡诗人才丹嘉（ Tsetan Gyal）在他的 《猪一样沈睡的世界 》(桑傑嘉译 )3 一诗中，同样以哀婉的声调在吟咏、诘问：
一曲古老的歌被打断了
心中充满乌云而久久呐喊
命运的牧者是谁？
猪一样沈睡的世界呵
请睁开眼睛看看
阳光是多么的温暖
微风是多么的清爽
在这里，诗人的心灵、翻滚着“无休止的狂风暴雨似的苦脑” 的心灵，与喑哑失声的社会环境、温暖、清爽的自然环境形成多重鲜明对比，使得诗人不得不发出 “ 抖擞的呼唤 ”，希望把世界从猪一样的“懒散的呼噜声 ” 中唤醒……
然而，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藏人不断固守自身的文化传统，不断翻越喜马拉雅山口寻求自由。更有幸的是，有一批流亡诗人坚持在放逐或自我放逐的苦难中吟唱。作为一个民族的精神寻觅、探索、追求和奋斗的结晶，西藏流亡诗歌在西藏文学宝库中的闪烁着耀眼的光芒。这些诗歌有力地证明了：雪域歌声永远不会死亡。
从 “翻身” 的欢歌到流亡的悲歌
一种古老的文明，她千百年来孕育的凝聚着民族精神的诗歌，是不会长久断流的。西藏民族的血脉，如雅鲁藏布江的暗流，虽然没有浮上江面喧嚣，却潜流不息……
西藏流亡诗人的吟唱、诘问和呐喊，就是这样继续在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血泪的故事，刚健的故事，就是这样继续在表达一种求真的精神，受难的精神，不屈的精神……
西藏民族古老的歌一度被打断了，而另一部分藏人曾经以另一种声音纵情歌唱过“共产党来了苦变甜”的短暂蜜月。才丹卓玛的歌声是甜美的。的确，五十年代，解放军大军压境之后 “和平解放”西藏之时，当时的共产党给全中国带来的一番新气象。解放军的严明纪律，使得西藏老百姓以为真的来了“仁义之师”，来了 “菩萨兵”金珠马米。五、六十年代唱遍大江南北的西藏歌曲，如 《北京的金山上 》、《共产党来了苦变甜 》、《翻身农奴把歌唱 》，是汉藏两族的艺术家与国家政权合作的结果。这些讚歌无异于汉化传统的西藏文化和社会的文艺工具。退一步说，即使某些宣传歌曲完全是由藏人自己创作的，真实地反映了他们的情感，它们也仅仅反映了一个历史时代的部分的真实，而不是全部真实。
藏人很快发现他们的翻身的美梦幻灭了。因为强加给西藏的 “民主改革”和新的社会制度，从本质上说，是以一种压迫代替另一种压迫的制度。此后，用白桦银在 《雪山泪 》一诗中的诗语来说：
我的消瘦的长者
点燃千百盏黄油灯，
从壮观的寺庙走出
在雾濛濛风萧萧的路上战栗着前行。
在西藏文化中，诗歌属於“小五明 ” （ 诗歌、修辞、韵律、歌舞戏剧、星算 ）之一，它与 “大五明 ” （ 工巧、医学、声明、因明、内明 ）也有或隐或显的联系。因此，那些 “消瘦的长者”―― 藏传佛教的各派领袖，许多仁波切，即伟大的上师或佛学大师，同时也是诗人。属於格鲁派的十四世达赖喇嘛，甯玛派精神领袖敦珠仁波切 ( H. H. Dudjom Rinpoche, 1904－1987 )，嘎举派的十六世噶玛巴让琼利佩多傑 (the XVI Karmapa, Rangjung Rigpe Dorje, 1924 －1981)，都写过为数不多却十分珍贵的诗篇，不愧为伟大的诗人预言家。十七世噶玛巴乌金听列多傑 ( the XVII Karmapa, Urgyen Trinley Dorje ) 九岁开始写诗，近年逃离西藏的这位少年噶玛巴，今天已经表现出不同凡响的诗才。
当年紧步达赖喇嘛后尘的噶举派十一世邱阳·创巴( Chogyam Trungpa，1940- 1987)仁波切，是当代西藏流亡诗人第一人。他从翻越喜马拉雅山口以来就开始笔耕，最初以藏文写作，后来直接以英文写作，给我们留下了三本诗集：《 大手印 》( Mudra)、 《 及时雨 》 ( Timely Rain )和《 初念最佳 》 (First Thought Best Thought)。七十年代初期，创巴开始在美国讲经弘法。美国着名诗人艾伦·金斯堡 ( Allen Ginsberg )师从创巴学佛修行，以金斯堡为代表的一批美国诗人、作家、艺术家，以及所谓 “垮掉的一代 ”( the Beat Generation ) 深受创巴的佛学观点和诗学主张的影响。他的艺术遗产，生动的表明了西藏文明及其诗歌艺术强大的生命力。
创巴早在的他的英文诗作《 再见和欢迎 》 ( Goodbye and Welcome ) 中，就曾将西藏民族的流亡比况为奥德赛大漂流：
我的海外大陆之旅无须版权，
因为它从未以同一方式进行。
它是崭新的人的因缘际会，
活生生的真人的相聚。
它是我前所未闻的朝圣，
奥德赛大漂流，
因为我毅然随难民潮流动。
与奥德赛有所不同的是，两千多年之后的藏人的流亡，不是希腊人征服特洛伊之后的那种回归家园的漂泊，而是一个民族被桎梏之后向异域的迁徙，同时也是一批东方佛教香客寻找精神家园的朝圣之旅－－他们的目的地印度，乃是佛陀的故乡佛教的圣地。贫苦的藏人踏上流亡之路时，甚至没有换洗的衣服和足够的糌粑，他们随身携带的，只有一个古旧的木碗和一串念珠－－这就是他们的藏传佛教导航图。为他们引路的向导，往往是他们自己的内在的良知和内在的力量。一位佛教大师、流亡作家格勒克仁波切 ( Gelek Rinpoche ) 就曾把他的 "道次第 "( lamrim ) 修行中的一个步骤命名为 "从奥德赛到自由"。在他看来，正像希腊英雄老奥德修斯一样，释伽牟尼当年也曾把他的家园抛在身后，闯入一个未知的陌生世界，终於历尽艰险而得道成佛。
这正如创巴在《伟大的东方太阳：香巴拉智慧》( Great Eastern Sun: The Wisdom of Shambahala ) 和 《 法艺 》 ( Dharma Art ) 等着作中传授的一种社会眼光和艺术眼光：以 “伟大的东方太阳 ”为象徵的 “香巴拉眼光 ”。高唱 “东方红，太阳升 ” 的中国人，曾经把这个辉煌的意象用作一个貌似神明的“ 伟大领袖 ”的专利品。大洋彼岸的创巴，则以另一种文化精神阐释了一个相同的意象。他赋予 “伟大的东方太阳 ”以丰富的内涵，在这里我们只能简要指出，它是我们每个人拥抱生活的每一瞬间潜在的神圣而健康的光斑，它的三个主要原则是：“伟大 ” 意味着力量或能量。人们在呈现自己的表达形式或展示艺术作品时，无所畏惧无所懊悔。“东方 ” 是觉醒的概念，是人们行进中面对的方向。“太阳 ”则给人普照的光明。4 这种眼光的深厚的根基，在於一种独特的东方人文精神：
我们绝不放弃对这个世界的真正关怀。
让当下闪耀伟大的东方太阳之光
唤醒沈溺不醒的落日
让当下成为伟大的东方太阳
领悟到美好的早晨常在。
（ 创巴《 晨安之中的晨安 》 ）5
西藏民间的歌声同样是压抑不住的，因为 “伟大的东方太阳 ”是从他们自己心中升起的。1959年7月，已经被抓进监狱里喂猪的阿德阿妈 ( Ama Adhe )和别的犯人，时刻为达赖喇嘛的安全祈祷。阿德阿妈在听说达赖喇嘛已经安全脱逃以后，她抑制不住，不断哼唱着一首西藏谚语改编的歌曲：
假如今天下大雪， 千万别忧伤，
大雪过后，太阳放光芒。
仅仅因为唱了一首歌，阿德阿妈惨遭罚跪、拷打、审问、单独关押等侮辱和迫害。历尽劫难的阿德阿妈 于1987年离开西藏流亡印度。布莱克斯利 （ Joy Blakeslee ）根据阿德阿玛的口述整理出版了 《 记忆的声音－一个妇女为西藏自由进行英勇斗争的故事 》 (1997)一书。6 阿德阿妈的苦难经历告诉我们，监狱里高墙四壁、铁窗锁链可以关押人的肉体，但毕竟无法关押自由的心灵。一个警告阿德阿妈 “好好想想后果 ”的监狱官员，很可能连他自己的后果也无法想象。因为，接踵而来的，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全中国的浩劫，是 “破四旧立四新”……。在西藏，就是砸烂佛像，焚烧佛经，摧毁佛塔，勒令僧人尼姑还俗、甚至将他们迫害致死。在丹真旺青的《 残破的经幡 》中，我们可以看到：
阵阵寒风
吹响着残墙断壁上的杂草
风化着秃丘荒坡上的遗骸
座座雪峰更加惨白
似一堆堆骷髅
站着的、蹲着的、躺着的
还环绕着这片远去的"故园"
……
人权遭到严重践踏的藏人表达异议的歌声，就像同样遭受暴政蹂躏的汉族诗人一样，只能转入地下境外，成为微弱的无可奈何的悲歌。丹真旺青 （ Tenzin Wangchen ）在他的 《 高原孤狼 》一诗中这样写道：
冰雪覆盖了
赋予我生命的莽原
风沙卷走了
属於我童年的欢笑
从此
我带着孤苦的灵魂浪迹天涯
我怀着瞳朦的希冀漂泊四海
丹真旺青所塑造的这一自我形象，在相当程度上概括了西藏流亡诗魂的漂泊心态。
从上述意义上来看，西藏诗人的流亡， 蕴含着深刻的悖论：他们的旅程，既是有目的之旅又是无目的之旅，既有形而下的诉求又有形而上的追求，既是身体流浪的又是心灵的漂泊。对於那些心灵的流亡者来说，他们可能仍然紮根雪域，他们是不自由的家园里的自由思想的游子。像女作家和诗人唯色等人，在中国检查制度的控制下，仍然在坚持自由写作。对於那些身体的流亡者来说，他们散居在印度、尼泊尔和欧美各地，却无时无刻不把雪域当作自己的精神家园。两种意义上的流亡者因此而灵犀相通，密不可分。他们既不受任何一个政党的思想奴役，也不会为了商业利益而放弃精神追求。这种心灵之旅同样险象环生，一路上，旅行者要不断探索内在的暗礁，翻越内在的雪山。该书所说的流亡诗歌，就是在这种意义上的流亡诗歌。
寻求全部真实和心灵的真实
西藏的历史向我们展现了一幅複杂的图画。一方面，是无可否定的中国政府在西藏的钜额投资和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是对一切政治异议的打压，对宗教信仰自由的践踏，是不少藏人几十年的血泪，几十年的抗争。在文坛诗苑，则只允许有官方的色彩，任何偏离官方主旋律的作品都会遭到封杀、批评。最近由西藏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采风录音 《西藏绝唱 》，展现的仍然是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观。西藏歌舞团仍然只能唱 “ 共产党来了苦变甜 ” 之类的歌曲。有 “现代中国流行音乐女神 ”之誉的汉族歌手朱哲琴，在她将藏语的月亮 “达瓦 ”纳入自己的舞台名字，出现在北京的展览中心时，她的 “人间天唱”( Ballad of Lhasa )简直把拉萨唱成了大地乐园。
可是，人们是否想到：
你在丰盛的家宴上
举杯庆贺的时候
你在 Modern的舞池里
微笑旋转的时刻
你曾想到过？
多少你的同类，同样在你脚下的这块土地上，
含恨离去 ！
这是流亡诗人丹真旺青的 《为了生命的延续 》一诗中的第一节。在西藏这片土地上 “含恨离去”的，有在拉萨街头被枪杀的徒手的游行示威者，有在狱中被酷刑折磨致死的良心犯，有被无辜判处死刑的自由魂 ……
因此，如果人们只聆听才丹卓玛或朱哲琴的甜蜜歌声，只看到藏人的 “丰盛的家宴”、“现代的舞池”，就会一叶障目，就会像佛陀所讲的 “瞎子模象”的寓言，像那些瞎子一样， 无法认识到象的全貌，无法告诉人们全部真实。现实的不同侧面告诉我们，即使在同一时刻，也是此一人也，彼一人也。至於不同时代的西藏诗歌所反映的西藏历史，更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风风雨雨的沧桑巨变，没有宏观的透视历史的视野，就无法追溯源头流向，就无法鸟瞰全貌。
西藏诗人捷·格桑 ( Ju Kalzang )的 《从另一个视角看世界 》 一诗启发我们：我们应当学会从另一个视角来观察和瞭解西藏问题。换一个视角，这位元诗人敏锐地发现：“ 向你贩卖毒汁的 /朋友 /伸出甜蜜的舌头”。当然，这样的朋友最初也可能把一点儿蜂蜜贩卖给你尝一点甜头，但久而久之，他的欺骗性和邪恶性就会自然而然地暴露出来。西藏 “翻身农奴”初尝 “解放”的滋味，当然无比甜密。也不能说，这个政权给了藏族人民最初的甜头以后，就再也没有给过甜头了，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对少数民族确有某些优待照顾之处。但问题在於，它在给藏人以甜头的同时，如果他们不能俯首称臣，甚至略有异议，就会给他们以拳头、弹头、枪托、警棍，让他们吃尽苦头。
只要有暴政，就不能没有抗议暴政的声音。藏人一次又一次反抗暴政的和平的游行示威，在 1989年春天达到一个高潮。才旦嘉在《点一盏酥油灯我们去游行 》（桑傑嘉译）一诗中这样写道：
别让我看泪水湿透了的脸
你站在枪口
诉说骚动的历史
你将无法调整你的呼吸
所以请点燃一盏酥油灯我们去游行
狂风吹不灭酥油灯
暴雨湿不透酥油灯
在残酷的武力镇压之后，雪域一时冤狱遍地，人满为患，酷刑肆虐。1989年的“六四”枪声，把全中国变为一个大监狱。整个神州大地哑然失声，只有狱中诗在发出微弱的人性的歎息和呼籲。
一首自由歌曲，就是由西藏一所监狱中的六名女尼秘密创作的。她们仅仅因为 1989年8月在拉萨罗布林卡的歌剧节期间高呼 “西藏属於达赖喇嘛 ”等口号而被拘禁。她们与其他囚徒在狱中唱着藏语的自由之歌，唱了好几天，狱警都没有听懂歌词的意义。狱警得知歌词的大意之后，多次毒打女尼。“血泪将继续流淌/ 承受无边的苦难……” 7
另一个悲惨的故事发生在 1993年 10月。14个女尼在西藏紮不齐监狱录制一卷自由歌曲磁带，一位元刑事犯偷偷帮她们把磁带带出监狱，歌声立即传遍了整个西藏。那些女尼冒着极大危险，在磁带里说出了她们的真实名字，每人都写了一首献给朋友或支持者的诗歌。 在这起所谓 “反革命宣传” 案中，朋措尼仲原本因为参与游行示威被判九年徒刑，因参与录制自由歌曲加判八年徒刑。阿旺桑卓 （ Ngawang Sangdrol），1987年因参与游行被拘留时年仅十岁，1990年又一次因为参与游行而被拘留九个月，1992年因为同样原因被捕，判刑三年，接着因为录制地下歌曲而加刑六年。此外，还有多人仅仅因为唱歌就被惨遭迫害。这些自由歌曲，伴随许多囚徒度过了狱中漫漫长夜，她们在歌声中感到活下去的勇气。
这些冰山一角的悲惨故事，不禁使人联想到：旧西藏的农奴歌手，有人因为唱了对 “三大领主 ” 不满的歌，就遭到挖眼、砍断手脚，戴上枷锁等酷刑。因此，在西藏曾经流传着民间歌手的控诉：
因为我唱了一首歌，
就给戴上了枷锁。
要问我唱的是什么，
都在枷锁上写着。
如果把这首歌转换成为对今日专制暴政的控诉，仍然是这样贴切中肯而充满悲愤的力量。历史发展了几千年，因为唱歌而批戴枷锁遭受酷刑的残酷现实，仍然不断发生在当代西藏。
回眸西藏历史，无可否认，当解放军在毛泽东的号召下，“一面进军，一面筑路 ”的时候，当解放军 “背着公路进西藏 ”的时候，当 “一条金色的飘带把北京和拉萨连起来 ”的时候，共产党给藏人 “带了幸福来”，但接着也带了灾难来，带了“左祸”来。
正像佛教所说的微妙的无常，万法时刻在变化中。因此，我们不能刻舟求剑，而应当从历史的动态发展的眼光来看西藏问题和西藏诗歌的历史。我们应当看到，尽管专制政权万变不离其宗，但几十年来的政策却是说变就变。其总的变化趋势，既有进步的一面，又不断暴露了它的欺骗性和残酷性。原本受到 “ 翻身农奴 ” 拥戴的共产党，今天失去藏人民心，值得反省，如果再以 “ 金色的飘带 ”来掩盖黑色的锁链，那就显得十分可笑了。
我们应当寻求的，是全部真实。许多藏人，为了向世人披露真实，经历了痛苦的内心的挣扎，甚至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流亡作家霍藏久美 （Hortsang Jigme）在散文集 《 在蓝天之下》（ 1998）的序言中谈到：“三年前我就计划写出在中囯共产党人统治下的我们的生存状态，有关酷刑、杀戮和流血的事情，但我们必须说，他们从来就没有这样做过。假如我要写出西藏人民受难的真相，我就必须做出生死抉择。” 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讲述的真相，我们不能闭塞视听，拒绝接受。我们要在那些在中国公众媒体上发不出声音的藏人中间，在那些基本人权受到侵犯的藏人中间，寻找他们的真实的诗歌的喉舌，要在那些被迫离乡背井的流亡藏人中间，在那些有家不能归的藏人中间寻找另一种真实。
尽管中国政府对西藏投资不少，西藏城市的发展惊人，但不少农村还是老样子，一些投资的确无异於扔到雅鲁藏布江去了。从拉嘉才仁的( Lhagyal Tshering)的 《辛酸的眼泪 》 一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今日西藏的不少现实问题，用诗意的比喻来说：
当文化的原野被轻蔑的铁蹄践踏；
当教育的园圃在守旧的旱季枯萎；
当文学的桃李被饥饿的虫子蛀蚀－－
唉，辛酸的眼泪止不住！
当雪山宽广的胸怀被污秽的尘沙遮盖；
当悬崖上挺拔的峰顶被昏鸦啄开裂缝；
当绿草如茵的山坡被一群黄鼠狼糟蹋－－
唉，辛酸的眼泪止不住！
……
当我们瞭解到中国官方的片面宣传之外的另一种真实，西藏的可怖的真实的一面，那么，藏人之所以不断流亡也就可以得到部分的答案。但是，我们还得深入追踪一种更重要的真实：藏人心灵的真实。诗人原本就是梦想家，西藏流亡诗人的梦想，集中反映了这个民族在困境中的心灵的挣扎和希冀。
诗人才旦嘉，1999年逃到印度，这次成功是他第四次逃亡，前三次均被警察抓获关押。第三次逃亡时，才丹嘉被西藏自治区警察抓获后转交给青海省公安局，罚款三千元人民币，并以他的父亲担保他不离开住地为条件获释。但他再次起程了……。
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动力驱使诗人如此百折不挠？ 从佛教的观点，任何生命都希望 “离苦得乐”，而心灵的痛苦，往往比肉体的痛苦更难煎熬。对於西藏人来说，已经沿袭七百多年的活佛转世体系，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系统而深入他们的心灵。在他们的信仰中所得到的是一种巨大的心灵的愉快。尽管一贯主张非暴力抗争的达赖喇嘛早已明确表示放弃西藏独立的诉求，可是，不近人情的专制政权仍然把查禁达赖喇嘛的着作和画像作为一项 “既定方针”。正是这个官方不愿解开或害怕解开的疙瘩，使得他们无法征服一个民族的心灵。
心灵是人类情感的记忆体。雪山不能没有白雪，苍鹰不能没有翅膀，诗歌不能没有真情。打动我们心灵的西藏流亡诗歌，是那些把诗的真情与尊重人性的善意和求美的审美品格融合在一起的优秀作品。
西藏流亡诗歌告诉我们，许多诗人都是热情洋溢的有信仰有理想的青年。他们批一身丹真旺青所歌颂的 《闪电的风采 》。任何力量都挡不住那火样的热情，任何势力都改变不了那坚定的信念，因为在诗人眼里，闪电所碰撞的生命的火花，象徵着一代儿女的高傲的头颅，一个民族不屈的精神。
但是，在冷酷的现实面前，诗人毕竟无法盲目乐观，疲倦是他们深长的歎息，忧伤是他们常有的情感，哀歌是他们惯常的吟唱，尤其是他们长期流亡的那种沈重的乡愁，有时会忧伤、失望到绝望的地步。这是一个民族的哀歌，也是这个民族中的活生生的个人的哀歌。
诗人丹正嘉吾流亡在瑞士，据说身边已经有了金发碧眼的妻子，可是，在《我在你那儿 》一诗中，诗人表达了一种绝望到零度的心灵感受：
尽管火红的太阳在你我的头顶燃烧
我仍然在寒冷中求生也许在寒冷中死去
我的心仍然冰冷仍然像她的冰琪淋
在这里，诗人採用了一种中国古代文论所说的 “以乐景写哀” 的反衬手法，自然界的 “火红的太阳 ”与心灵世界的 “冰琪淋 ”构成一种反讽的 (ironic )对比，更真实地动情地渲染了忧伤情调。正如英国诗人雪莱 ( P. B.Shelley )所说的：“我们的最甜美的歌是那些表达最忧伤的思绪的”。从哲学或美学悖论 ( paradox )意义上来说，最悲观的情感的潜流，却可能翻涌为热情澎湃的思想的浪花。或者，用白登加的 《朋友 》8 的两行诗来说：“回归是一个遥远的憧憬，/ 一个难以言传的绝望的希望。” “绝望的希望”这一措辞，以一个词的反义词作为形容词来修饰它，在西方修辞学中，称为 “矛盾修辞”( oxymoron )；“绝望的希望”，乃是一种最热切的希望，犹如心如死灰等候星火複燃的契机，心如古井期待涟漪荡漾的春光。
这种心灵的真实，有带泪的忧伤，也有泣血的阵痛。英国诗人艾略特 ( T. S. Eliot ) 就把诗界定为 “化血为墨的阵痛”。西藏流亡诗歌告诉了我们一种混和着血泪的心灵的真实。
如果我们拒绝倾听并接受这种真实，诗人就会这样诘问我们：
博大的世界呵
你感觉不到我骨头的粉碎
心的破裂吗？
（才旦嘉《猪一样沈睡的世界 》，桑傑嘉译)
在想象中，这位诗人诗的抒情主人公的骨头粉碎了，心破裂了。1985年，在绝望中自杀的西藏现代文学的奠基者、着名诗人端智嘉，却在现实生活中真正遭受了 “骨头的粉碎 ”和 “心的破裂 ”的悲剧。
作为 “博大的世界”中有情众生的一员，在这样的诘问面前，我们能无动於衷吗？
永久的价值 不死的歌声
文革严寒过之后，一阵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当藏人在西藏广播电台第一次听到播出英雄史诗《 格萨尔王传 》时，他们欣喜得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着名诗人依丹才让，也感到当时的政治局面，“给我们当代藏族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简直是一个风调雨顺播种的的季节。” 9
在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中，在中文日益成为藏人写作的语言媒介之时，傑出作家和诗人端智嘉( Dhondup Gyal, 1953-1985)，在八十年代开创了藏文新诗体。他同时翻译了不少中文着作。坚持以藏文写作的青年诗人，近年来不断有诗集问世。据说那弯弯曲曲的藏文，那夹有难读的辅音和哑音的藏语，对於中国和西方的藏学家来说，早已不再望而生畏，藏学甚至成为一门显学。可是，在西藏却一度流行 “藏文无用，中文先进 ”的说法，中文逐渐占了主导地位，以致于在小学也全面推行使用中文教学。有诗为证：在尖·仁赛的 《我的心不禁一颤》10 中，诗人描绘了他的妹妹如何漫不经心“向没有藏文字母和糌粑味的学校走去”，放学之后，
一群汉语
像出笼的鸟儿
从下午放学的铃声中
叽叽喳喳飞向四处时
欢声笑语的妹妹
和一班同样不懂土伯特语的同学一道
谈论着明天回到了家
来自远方的奶奶
兴致勃勃地说了许多
而妹妹她什么也没有听懂
见此情形，我的心不禁一颤
由此可见，老一辈藏人和青年藏人已经难以用本民族语言沟通了。在这种藏人日益汉化的情况下，以藏文写作的诗文，不但具有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而且由於其语言的韵律节奏之美，在普及、推广藏文方面具有不可忽略的价值。以中文写作的青年诗人丹真旺青和女作家、诗人唯色、梅卓等人，既给中文文坛带来了有力的清新的文字，又输入了一种异质文明。以英文写作的青年女诗人才仁旺姆 ( Tsering Wangmo Dhmpa ) 在《通往红色城市的路上》（ On the way to the red city ）11 一诗中写道：“ 我们被两种母语分开。两者都是流浪的。” 这一诗行暗示出，一种原本封闭的文明已经日益酿生出种族和文化这双重意义上的混血儿。藏文和中文，藏文和梵文或印度文，藏文和英文，已经成了哺育某些西藏诗人的母语。这对於他们放逐中的写作来说，包含着这样一个悖论：它既是一种被同化的不幸，又是一种自我更新的幸存。如不少西藏诗人所认识到的那样，西藏文明也有其保守落后的一面。任何一种文明的沈屙痼疾，只有在与异质文明的碰撞中，才能不断赢得新生。
在端智嘉的名作 《青春的瀑布 》中，那条壮丽的瀑布，是寻求新生的雪域青年的象徵；雪域青年对 “青春的瀑布 ”的提问，是西藏青年对他们自身的提问，寄託了诗人对这个民族的期待。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诗学的骏马被焦渴所苦时怎么办？” 西藏流亡诗人，充当了诗学骏马的驭手。尽管他们不能饮马雅鲁藏布江畔，但是，“ 青春的瀑布”一泻千里的气势，条条江河奔流到海的流向，使得西藏流亡诗人的灵感的骏马无论走到哪里，无论是在印度河、恒河之滨，还是在莱茵河或马德逊河畔，渴饮的甘泉仍然紧紧连着魂牵梦绕的雪山源头。
四处奔波的流亡诗人，大都是物质生活的贫困者，却是有其虔诚信仰，有其思想理念的心灵生活的富有者。由於西藏流亡的世俗文学和期刊运动的发展，由於不少出版社致力於出版有关西藏文化着作，流亡诗歌得以不断散见於各种语言的报刊杂志，同时也有个人诗集的出版，以及在流亡社区不定期展开的诗歌朗诵活动。例如，1979年以英文出版的《 莲苑 》（ Lotus Fields ）是几位流亡青年创办的文学期刊，可惜仅仅办了三期。在综合性期刊上，例如英文杂志《 西藏季刊》（Tibetan Journal）和 《风马 》（Lungta）也有流亡诗歌或诗论面世。1990年创刊的《绿苗》( Jangzhon )是第一份藏文流亡文学杂志。此后，多家流亡文学报刊杂志面世，如《雪的传承 》、《糌粑 》、《 故乡》（Phayul） 等几种藏文文学刊物。1993年由流亡印度的果洛·里加编辑的中文民刊《牛仔》颇有特色，可是，编者在1997年创刊号发刊前言中自言，他 “两手空空，明天的早餐也不知在哪里”，这份第一期全系手抄複印的杂志就是这样 “在友人的帮助和鼓励下，在为一日三餐奔波的间隙” 中编辑的。就像当年的中国诗人黄翔主办的 《启蒙》，北岛主办的 《今天》，最初只能靠手抄油印。一度中断的《牛仔》，后来由古若多傑于2003年重新扯起这面旗帜，全称改为《 牛仔雪域文坛 》。这些报刊，大多时断时续。即使是达兰萨拉的 “罗布林卡学院藏学研究中心”( Norbulingka Institute Tibtan Culture and Literary Research Center ) 编辑的藏文的 《文学报 》 (藏文音译为 “瑙地”)，作为流亡作家诗人的重要园地，也是在艰难中维持。
霍藏久美的藏文本《 西藏文学史（ 1980-2000）》，对八十年代以来包括流亡诗歌在内的藏语文学作了简明的思想和艺术的总结。布琼索南( Bhuchung D.Sonam) 主编的英文诗集《流亡的缪斯：西藏流亡诗人选集》（Muses in Exile En Anthology of Exile Tibetan Poets）选入一百多首青年流亡诗人的诗作。好几位出版个人诗集的流亡诗人，都是在苦难中在抗争中寻求一种心灵的愉快。笔者有幸得到的一本题为 《城 》的藏文诗集，虽然既非正式出版物，印刷、装帧质量也欠佳，但是，掂在手上总是有一种沈甸甸的感觉。因为在该书封底，诗人安乐业 ( Namlo Yak Lhade )以英文告诉我们：诗集中多为狱中诗。诗人曾在中国监狱中度过五年多艰难的岁月，现在流亡在达兰萨拉。笔者得到的另一本尚未出版的中文诗集 《飘泊的高原人 》的手稿，更牵引我的挂念，因为诗集作者丹真旺青 1996年把这本诗集留给友人，他本人从达兰萨拉潜回西藏之后，已经被生活逼疯了。诗人驾驭中文的能力令人钦佩，某些作品富於振聋发聩的审美感染力。
悠久的西藏诗歌不但有丰富的创作历史，而且有其深入的理论研究传统。古代印度檀丁的文学、诗歌理论着作 《诗镜 》早在十三世纪就在西藏得到了完整的翻译、注释和研究。十六世纪初期藏族学者素喀瓦·洛卓傑布在他关於 《诗镜 》的着作中，补原着的唯美主义之偏，明确提出了诗文内容、体裁与修饰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到十七世纪，米旁·格勒南傑进一步强调：
没有生命的屍体，
纵然美好谁拿取！
在现代社会和后现代主义的文艺思潮中，在诗歌走向衰落的低谷之时，在当今中国流行的 “身体写作”乃至 “下半身写作”等许多无病呻吟的诗歌，已经沦为 “没有生命的屍体”，而藏族诗人的那些揉合着血肉生命的流亡诗歌，同时具有丰富独特的比喻之美的诗歌，在某些方面已经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这是值得我们 “拿取”而广为传播并传之后世的。
藏传佛教密宗大师米拉日巴和第六世达赖喇嘛仓洋嘉措，同时也是西藏历史上两位最伟大的诗人。以他们为代表的古老的西藏诗歌传统绝不会中断。现居尼泊尔的堪布竹清嘉措仁波切( Khenpo Tsultrim Gyamsto Rinpoche )，是当代享有世界声誉的佛教学者、瑜伽师和诗人，被某些学者誉为“我们时代的米拉日巴 ”。梅措的组诗 《 青唐盛宴 》有一首题为 《 冬雪之夜：梦中青唐 》。在诗人的想象中：
诗歌中站立的仓洋
他肩批雪花 拉响木门
经过四世纪后 来到
我们的唇齿之间相传
第六世达赖喇嘛仓洋嘉措的诗歌，无疑具有永恒的艺术价值。我们期待具有悠久的诗歌传统的西藏民族，在这个黑暗时代，创造出自己的新一代的诗国的仓洋嘉措。
1995年3月15日至17日，在阿尼玛卿研究所 ( Amnye Machen Institute )的主持下，全球藏人作家协会在印度达兰萨拉藏人流亡社区成立，标志着当代西藏文学的一个发展里程碑。达赖喇嘛亲自到会致开幕词，祝愿大会将对西藏文学的发展发生巨大的积极的影响。在会议期间的一次晚会上，许多诗人和作家登台即席赋诗，纵情朗诵、歌唱。傑出诗人丹真旺青以中文为大会写下了诗作 《开墒的一犁 》以表庆贺，诗人以充满激情的笔调这样写道：
彙星聚月的光芒成就霄汉银河的永久，
收拢纷飞的素雪立下一路高原的风骨，
又一个文海沸腾诗色普染的季节，
必迎来千万个悬日承月的波峰浪柱！
轻笔淡墨的一族守一方独属人类的锦绣！
流亡文学的川流正改变雪域文坛的炎凉，
雅隆儿郎的才情将浓绘崭新世界的热土！
诗人把这次大会喻为藏族农民每年正月初五的隆重的开犁仪式。在开犁仪式期间，他们把庄稼的保护女神“ 阿妈色多 ”（ 意即 “金石头妈妈 ”）的象徵，一块从农田里请回在家里珍藏了一年的白色山石，重新必恭必敬安放在农田中央。他们在土地里开出畦子，撒上豌豆、青稞、小麦、油菜籽、蚕豆等种子，祈求雪域热土一个丰收的季节，一片锦绣的田园。开犁仪式完毕后，欢乐的歌声弥漫在雪域初春的上空。这次大会选择在 3月 5日开幕，也许还有一层象徵意义。藏人认为藏历 3 月 15日，是布穀鸟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门达旺小镇返回西藏的日子。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曾经为此写过一行美丽的诗句：“ 杜鹃发自门隅，捎来春天消息”。
西藏诗人，就是这样像西藏农民一样辛勤耕耘在这 “ 诗色普染的季节”。这一群诗歌艺术的布穀鸟所期盼的，是诗人的 “望果节 ”，即西藏农民的 “转庄稼地的节日 ”，用一句西藏谚语来说，这是 “ 秋收开镰的通知”，也就是诗歌创作丰收在望的节日。更重要的是，他们希望正在改变雪域文坛炎凉的流亡诗歌，也能或多或少改变世态炎凉，给这个残忍冷漠的世界，给西藏历史上这个漫长的冬季透露一点春消息，带来一点暖意温情。
的确，现代社会并不是适合诗歌生存的时代。自古以来，诗人就很难靠诗歌养家糊口。但是，作为人类的一种心灵的渴求，自由的象徵，诗歌永远是人类的精神食粮。
西藏流亡诗人，不是象牙塔中人。他们不得不承受抗争的苦难和谋生的艰难。某些诗人，即使在欧美现代社会谋得一个职位，也不得不面对认同的尴尬，生存的压力。他们大多是佛教修行者，圣地朝香客，街头托钵僧，天涯流浪人，或政治异见者，监狱良心犯，以及在诗歌的处女地上耕耘的新一代青年……。他们都是精神上的真理和自由的追求者。
西藏流亡诗人，带着修行或朝圣路上激发的灵感，带着马背上哼唱的节奏，带着拉萨街头抗议的呼声，带着监狱里苦吟的韵律，带着流亡路上的一路惊险的仆仆风尘，带着异国他乡的沈重的乡愁，奋斗的艰辛和对未来的憧憬，写下一曲曲心灵之歌。
流亡的歌声，凝结着藏人为了人的尊严而抗争的血泪，倾诉了他们的自由之恋，表达了他们苦难中的希望，如创巴在《 埃斯克山谷风吹草动 》（Whistling grasses of the Esk Valley）一诗中的表白：“ 我不是寻求复仇，我寻求和平 ”；如才丹嘉的籲请：《点一盏酥油灯我们去游行 》，如六个女尼在狱中集体创作的一首歌曲，她们坚信，“太阳穿过云层闪亮的时刻 / 终将来临 ”。
流亡的歌声，表现了诗人承受苦难的坚忍和悲剧精神的伟大，如丹真旺青的 《流星 》，“ 灿烂是流光的火花，奉献是流光的精神”；如白登加 ( Palden Gyal )的 《献祭 》，梦中的诗人 “将一柄利剑刺入心脏，/割下自己的头颅献祭 ”。
流亡的歌声，饱含着飘泊者“ 剪不断，理还乱” 的乡思愁绪，诗人们见月园而哀歎亲人离乱，望鸟飞而欲借羽翼高举，如创巴在《 金象之歌 》（ Song of the Golden Elephant ）中表达的对母亲的思念：“ 天涯客远归心近，家常话多乡音甜 ”，如丹真旺青在 《白云深处的传说 》中对故乡亲人的倾诉：“ 每一次彩虹连接天地的雨后 /都渴望有一个重逢的欢笑 ”。
流亡的歌声，表达了西藏人民对民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景仰之情，对藏传佛教的虔诚信仰，如十七世噶玛巴在 《 欢乐的宏愿 》 中对达赖喇嘛的祝愿：“ 至高无上手持白莲的观世音 / 您相好之美成为世人的景观 / 愿您炼成金刚与世长存。” 如霍藏久美在 《 一束光 》中所歌咏的那样，“ 您以乳汁哺育了无数孤儿 / 比寻常的慈母奉献了更多的爱心”。如才丘嘉措的 《高原 》，“经幡依然任狂风吹出原始的泣声 ”。
流亡的歌声，继承和发展了西藏传统诗歌的独特的艺术手法，散发着青稞酒、酥油茶的独特风味。那生动的比兴，丰富的联想，洗炼的语言，同时融会了汉诗的意境，吸取了现代西方诗歌的琼浆，从而揉合成为璀璨的艺术珍宝。端智嘉的《 青春的瀑布 》和《 此地也有一颗跳荡的心 》，就是体现了上述艺术特徵的西藏现代诗歌的开山之作。
流亡的歌声，像一面透明的水晶镜：
此物原本金字造，字字锤炼我心田。
（ 创巴仁波切《 金象之歌 》）
流亡的歌声，既有炉火纯青的语言艺术，也有妙音天女央金拉姆清脆甜美的音乐，空行母如梦如幻的舞蹈：
女神啊！请以妙音天女迷人的眼神
以思念的表情，端坐在心肺间的花瓣上吧！
（ 赤贡·乌坚才让 《白度母》，久美多傑译）
肉身与意识联袂的幻舞
主体与客体携手的幻舞
善巧方便与般若智慧同步的幻舞
（ 端智嘉 《 此地也有一颗跳荡的心 》）
英国诗人约翰·济慈(John Keats) 的名诗《 蝈蝈和蛐蛐 》( The Grasshopper and the Cricket) 起首一行写道：
大地的诗歌永远不会死亡
这一行诗已经成为讚美诗歌的永恒性的名句。在这位浪漫主义诗人的笔下，当酷热的太阳使争喧的百鸟眩晕而躲进树荫纳凉，蝈蝈就会在草地的篱笆间成为虫鸣的领唱；当荒凉的冬夜冰霜凝成一片死寂，蛐蛐就会从火炉旁接续蝈蝈的歌声。
一度封杀了神州大地百鸟争鸣的，是 “北京的金山上”的 “金色的太阳”，一度使江南塞北凝结成为一片死寂的，是遍佈中华的冤狱。在雪域高原的冤狱，首先是西藏自治区第一监狱即紮不奇监狱(Drapchi)，是严重侵犯人权的桑目叶拘留所 ( Sangyip )。白登加写於 1994年的 《雪山爱心之歌 》
一诗，揭露出动用酷刑的“紮不奇”和 “桑目叶”无异於人间地狱。目前，在中国大兴藏学的背后，西藏境内仍然关押着不少良心犯。但是，即使狱警把电棍塞到良心犯的嘴里，也压不住一个民族的自由的歌声。今天身陷地狱的西藏良心犯，仍然在坚持非暴力的和平抗争，而他们的诗歌就是一个民族不可扼杀的象徵。不少西藏诗人具有同样的坚定的信念，如诗人白登加在《 雪山爱心之歌 》中所歌唱的那样：
尽管冥王的奴工长期从事可怕的劳动
在紮不奇和桑目叶的地狱大牢里
我们红脸的孩子们登上纯洁的高原溪流
永远不会失去也不会喑哑了我们诗人的歌声。
因此，西藏流亡诗歌，既是见证，也是祈祷。唯色在《西藏笔记 》的扉页曾写下这样的祈祷：
西藏啊，我生生世世的故乡，如果我是一盏酥油供灯，请让我在你的身边常燃不熄 ; 如果你是一只飞翔的鹰鹫，请把我带往光明的净土！
这是西藏诗人供奉的既辛酸又甜蜜的爱和美的果实。无疑，诗人将死亡。天葬，是他们告别此生的最佳归宿; 转世，是他们乘愿重来的美好梦幻。不管怎样，诗人留给我们的爱不会死亡，诗人留给我们的美不会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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