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往何处去？——从正式成员到承担责任

罗伯特.佐利克


    今年早些时候，我有幸结识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先生。他几十年来始终担任中国领导人的顾问。我们在北京和华盛顿两地就中国的发展道路和美中关系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我很高兴能认识这么一位有识之士。他任职中央党校，在中国经历巨变的时刻影响了很多官员的观念。

    这个月，郑先生在胡锦涛主席来美访问前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上发表头版文章，题为《中国的和平崛起》。今晚，我想谈谈我的想法，使大家对美中对话的现状有些了解。

    大约27年前，中国领导人认真分析了国家的状况，对当时的情况感到不满。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国家十分贫穷，同时也有意与世界经济隔离，几乎对所有的国际机制持反对态度。据郑先生说，中国领导人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改弦易辙，决定“接受全球化，不再置身事外”。

    美国两党的七位总统注意到已出现的战略转移，努力促使中国融入国际体系，成为其中的正式成员。自1978年以来，美国还鼓励中国通过市场改革实现经济发展。我们的政策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巨龙出水，融入世界。今天，从联合国到世界贸易组织，从关于臭氧层损耗的协议到核武器条约，中国都是一名参与者。

    中国经历了经济的飞速增长。无论在商品市场、服装市场、电脑市场还是资本市场，人们每天感受到中国的存在。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在成长，中国将影响未来的世界。对美国和全世界来说，根本的问题是：中国将如何运用自己的影响力？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在政策方面需要看得更远一些，不仅仅考虑为中国加入国际体系打开大门的问题：我们需要促使中国成为这个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的参与者。国际体系帮助中国获得成功，中国也有责任加强这个体系。如此，中国就有可能实现郑先生阐明的目标：“走新兴大国从未走过的道路”。

    国务卿赖斯说过，美国欢迎一个自信、和平和繁荣的中国，了解本身的增长和发展取决于与世界各国建立建设性的关系。我们确实希望与中国加强合作，希望中国不仅能适应过去一个世纪来逐步形成的国际规则，而且与我们和其他国家共同迎接新世纪的挑战，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今后与我们共同发展国际体系，看来更有利于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如果美国应该要求与中国发展合作关系的理由还不够明确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另一种选择。请想像一下我们在今后年代面临的各种全球性挑战──利用伊斯兰教的恐怖主义和极端分子、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贫困、疾病──然后，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美国与中国进行合作或相互不和，哪一种情况能使这些问题更容易得到解决，或更不容易得到解决？

    在长达50年的时间里，我们的政策是隔离苏联，其内部矛盾导致了内耗。近30年来，我们的政策是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走出来。其结果是，今天的中国绝非1940年代后期的苏联可比：

    ──中国不寻求传播激进的反美意识。

    ──中国虽未实行民主，但也不认为自己正与全球民主制度进行最后搏斗。

    ──中国虽然有时采行重商主义，但并不认为自己正与资本主义进行殊死斗争。

    ──最重要的是，中国不认为自己的前途取决于废除现行国际体系的基本秩序。事实上情况正相反：中国领导人认定，他们的成功依赖于与当代世界联网。

    如果说与冷战时期相比不太合适，远在19世纪欧洲出现的均势政治也不适用。21世纪的全球经济联系十分紧密。我们如此密切相关，已经无法与中国保持距离并希望以此为代价维护亚洲的其他大国。其他国家也不可能与中国保持距离，不能再根据陈旧的宫廷外交模式建交和断交。美国寻求与所有对和平与安全不构成威胁的国家发展建设性关系。因此，如果过去的模式不再适用，我们应该如何看待21世纪初的中国呢？

    双方的观念仍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中国高级官员面临的头等大事是使仍然面临内部巨大挑战的中国得到发展和实现现代化。中国领导人一方面为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另一方面也认为国家存在种种薄弱环节，农村地区生活贫穷，同时面临政治社会变革的挑战。近9亿人口居住在贫穷的农村地区，占中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二，其中大部份是勉强度日的农民，有2亿中国人靠每天不到一美元的收入生活。在中国，经济增长被认为是必须解决的国内问题，不是对美国提出挑战。

    因此，中国显然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努力解决国内问题。当然，中国人希望受到尊重，自己的观点和利益能得到理解。但中国不想与美国发生冲突。然而，很多美国人担心中国这条龙变成火龙。人们对中国存在强烈的担忧。上世纪90年代，美国企业界视中国为充满机会的宝地，如今对中国的评价众说纷纭。小公司担心来自中国的竞争、猖狂的盗版和假冒活动、操纵货币等。即使是过去大力支持经济交往的较大的美国企业，如今也担心中国的重商主义政策对受控的市场指手划脚，而不是开放市场竞争。美国工人则不知道是否有能力与之竞争。

    中国需要认识到，别的国家会如何看待中国采取的行动。中国与那些有问题的国家发生牵连，轻者说明不了解会产生什么后果，重者可能引起更严重的问题。中国的行动，连同缺乏透明度的问题可造成风险。难以预料中国将如何运用其力量，将导致美国及其他国家做好两手准备处理对华关系。很多国家都希望中国走“和平崛起”之路，但谁也不会以自己的未来作赌注。

    例如，中国军事现代化快速发展，实力得到增强，使人们对扩充军备的目的产生质疑，并提出中国缺乏透明度的问题。美国国防部最近就中国的军事态势发布报告，不具有对立的性质，尽管中国的反应有这样的情绪。美国发布的报告记录了事实，其中包括我们对中国军事了解的情况，还分析了几种可能出现的其他情况。中国若想缓和这些忧虑，就应公开介绍本国的国防经费、意图、原则和军事演习的情况。中国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也决定了人们对中国的看法。中国加入开放的、有规可循的国际经济体系，从中获益匪浅，而美国市场对中国的发展战略尤为重要。很多人从美中贸易中获益，其中包括千百万美国农民和工人，他们制造的产品、零部件和资本商品正在中国大受欢迎。

    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当然包括欧盟各国和日本在内──愿意接受高达1，620亿美元的双边贸易逆差。这是造成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逆差高达6，650亿美元的一个因素。中国以及向中国提供货源的国家，不可认为他们能够理所当然地进入美国市场。来自保护主义者的压力越来越大。

    中国已经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开放，但重商主义的迹象日渐明显，某些政策试图指导市场而不是开放市场。中国若不加强合作并作为利益相关的参与方在国际经济问题上分担责任，美国就将无法维持国际经济体系的开放，也无法保证美国国内对这个体系的支持。

    例如，一个负责任的全球事务主要参与者不应当容忍盗取知识产权及假冒伪造活动肆虐，两者都给美国的知识经济造成了致命打击。我们欢迎中国有关打击肆无忌惮从事这类活动的犯罪分子的承诺，其中包括胡主席上周在纽约刚刚发表的声明，但效果还不明显。对于美国拥有强大竞争力的市场，如服务业、农业和某些制造业，中国必须全面履行承诺。此外，尽管中国的汇率政策过去有助于保持稳定，但现在已时过境迁。中国今年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可能达到近1，500亿美元，居世界前列。这表明中国最近进行的政策调整衹是初步的行动。为通过市场调节不平衡状况，还有很多工作有待完成。和美国一样，达成开放市场并扩大全球增长的WTO多哈协议也符合中国的重大利益。

    中国经济增长促进了对能源的迫切需求。中国为此采取行动，似乎希望在某种程度上“一举锁定”世界各地的能源供给。这不是实现能源安全的明智方式。此外，采取重商主义的策略可导致中国与某些政权结成伙伴关系，使中国的名誉受损，同时也会促使其他人对中国的意图产生质疑。相形之下，采取依靠市场的策略有助于缓和动荡和不稳定的状态，减少囤积居奇的现象。中国应与美国和其他国家共同发展能源多样化，包括利用洁净煤技术、核能、可再生能源、氢能和生化燃料。我们新建立的“亚太清洁发展和气候伙伴关系”（Asia Pacific Partnership on Clean Development and Climate），以及美国能源部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进行的双边对话，为这方面的合作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机制。我们还应当促进在世界各地更多的地区开发油气生产。我们可努力保护和节省能源，其中包括为中国制造的用具制定标准。通过国际能源机构，我们能够加强战略储备的建立和管理。我们还在保障各生产国运输路线通畅和安全方面拥有共同利益。

    所有的国家都为促进国家利益进行外交。作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的参与者，其目标更远大：他们认识到国际体系维系着他们的和平繁荣，因此努力维护这个体系。在对外政策方面，中国面临着很多机会，能够成为负责任的一员。

    北韩问题是一个最重大的机会。自2003年六方会谈开始以来，中国作为会谈的东道国发挥了建设性作用。我们于本周就原则问题达成《共同声明》，一致同意“以可核查的方式和平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但艰巨的执行工作还有待完成，中国应和我们共同要求协议得到有效、全面的执行。此外，北韩问题不仅仅是危险武器扩散的问题。北韩若不进行广泛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必将危及自身及其他国家。现在必须超越半个世纪前签署的朝鲜半岛停火协议，建立以地区安全与发展为基础的真正的和平。一个没有核武器的朝鲜半岛将为实现这一前景打开大门。30多年前，美国结束了在越南的战争。今天，越南希望得到美国的帮助融入世界市场经济体系，改善越南人民的生活。相比之下，停火协议沧桑50年，北韩却远远地落在后面。

    与我们共同制止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运载这些武器的导弹，也符合北京的重大利益。危险武器的扩散将破坏中国发展所需的良好安全环境和健全的国际经济状况。

    中国对伊朗核项目问题采取的行动将反映中国对不扩散问题做出承诺的严肃程度。我们欢迎中国通过新实行的敏感技术出口管制措施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看到违规者受到严厉的法律惩处。

    中国和美国可进一步共同努力，为全球打击恐怖主义的斗争做出更大的贡献。中国公民曾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发生的恐怖袭击中遇难。中国能为摧毁全球恐怖主义的供给渠道提供帮助。我们在联合国的合作以及共同查封恐怖分子在中国银行系统内的帐户，已成为一个良好开端，但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扩大合作。中国已承诺向阿富汗和伊拉克分别提供1.5亿美元和2，500万美元援助。我们欢迎上述承诺，并期待得到全面执行。通过继续做出承诺，中国将与这两个国家建立更牢固的关系。其他一些国家正通过大量减免债务支持新组建的伊拉克政府，伊拉克拖欠中国国有企业的70亿美元债务成为关注的焦点。我在喀土穆晨跑时，曾见到中国人练太极拳。我猜想这些人在苏丹从事石油工作。但中国不应当衹从苏丹获取石油，还应该为解决苏丹的人道危机承担一些责任。中国可以与美国、联合国等方面共同支持非洲联盟的维和行动，为达尔富尔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还可以促进苏丹冲突的解决。在亚洲，中国已逐步发挥更大的作用。美国尊重中国在该地区的利益，承认多边外交在亚洲的有益作用。然而，如果中国为寻求具有支配性的强权地位进行活动，将引发日益增长的关注。为此，我们必须与东盟、日本、澳大利亚等方面合作，通过东盟地区论坛和亚太经合组织论坛保障该地区的安全与繁荣。

    中国在台湾问题上何去何从也将发出重要的信号。我们已明确表示，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依然基于三个联合公报和《台湾关系法》。中国和平解决与台湾的分歧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日本和中国需要在地区和全球问题上进行有效的合作。鉴于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损失惨重，我理解与日本存在的历史问题具有敏感性。但是，正如我向中国有关方面所表示的，我注意到中国讲述的历史也有相当大的偏差。我在1931年“满洲里事件”遗址参观“9.18”纪念馆时发现，历史年表从1941年跳至1945年8月苏联对日作战，省略了美国从1941年至1945年参与太平洋战场的历史！ 或许，我们不妨由史学家进行三方对话，从而开始消除一些误解。

    毫无疑问，其中存在着许多共同利益，也展示了众多合作机会。有人说，美国坚持民主将排斥与中国长期合作。我想谈谈为什么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自由是美国的核心观念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坚持布什总统所说的人类尊严不可剥夺的需要。25年前我曾在香港生活，从那时以来，我看见亚洲人民也要求获得更多的民主，也建立了更多的民主政体。胡主席和温总理的确也谈到中国加强法治和发展民主机制的重要性。

    我们并不想通过促进自由削弱中国。相反，布什总统强调，“9.11”的悲剧告诫人们，缺乏自由、不健全的社会可滋生致命的痼疾。布什总统在第二个总统任期的就职演讲中指出，民主机制必须反映多样性社会的价值观和文化。布什总统说：“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其他人发出自己的声音，为自己争取自由，走自己的路。” 生为中国人并不意味着与民主相抵触──不妨看看活跃的台湾政坛。日本和韩国已成功地将儒家传统与现代民主原则融为一体。

    政治封闭不能永远成为中国社会的特色。这种状态完全不可能一成不变──随着经济继续增长，生活得到改善的中国人希望对自己的未来拥有更大的发言权，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日益增强：──中国有统一的工会组织，但出现一波波工潮。

    ──昔日通过农民运动掌握政权的政党如今面临着来自农村的激烈抗争，反腐败的要求尤其强烈。

    ──政府拥有大规模警察力量，但无法控制犯罪的蔓延。

    中国有人认为，强调经济增长和增强民族主义可维持共产党的一党统治。这是危险的，也是错误的。

    中国需要和平的政治过渡，使政府向人民负责，接受人民的问责。村级和基层选举是一个开端。 这些选举还可能扩大，下一步或许可扩大到县和省一级。中国需要改革司法体系。中国应该公开政务，促使公民社会参与，不再骚扰针砭时弊的新闻记者。中国还应该扩大宗教自由，使纸面上的权利保障成为现实。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如何应对中国崛起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中国和美国，郑先生提出的“和平崛起”观点将引起热烈的辩论。全世界将期待看到实际行动。今晚，我提出美国应采取对应策略，调整我们30年来促进融合的政策，以支持采取建设性的行动：我们现在必须鼓励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一名负责的、利益相关的参与者。作为一名负责的、利益相关的参与者，中国不仅仅是一名成员，而且应该与我们共同努力维护这个使之获得成功的国际体系。

    作为参与者的合作并不意味着没有分歧──我们必须处理存在的分歧。然而，处理分歧可在更大的框架下完成，即各方都承认，有关的政治、经济和安全体系可使各方共同受益，维护这个体系符合各方的利益。

    为了使美中关系实现这个转变，本届美国政府以及未来美国政府必须为得到国内支持打下基础。这尤其是我今晚出席会议的原因。诸位听到对中国进行描述的声音完全从恐惧的心理出发。然而，如果我们视未来为面临的机遇，不对未来会出现什么结局忧心忡忡，美国就能成功。现在，为了取得成功，我们需要各位向中国人民和我国同胞发出强烈呼吁。

    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访问北京时，双方共同反对的问题决定了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如今，我们有机会使双方都赞成的问题决定我们的关系。我们与中国有着许多共同利益。但是，仅靠利益巧合建立的关系根基不深。建立在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上的关系才能根深叶茂，常青不衰。即使在我们为建立明日的民主中国而努力之际，我们也能与今日崛起的中国合作。

    [本文是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B. Zoellick）于9月21日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 on U.S.-China Relations）就美中关系问题发表的演讲，由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IIP）翻译。 原载《美国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