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权状况与欧盟武器禁运——10月6日在德国国会的演讲

王  丹


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

    在中国的崛起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的时候，我很荣幸有这个机会与各位交换关於中国人权状况与欧盟武器禁运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也牵涉到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面对正在成为经济大国和军事大国的中国的问题。

    对於1989年欧盟开始的对华武器禁运，近年来围绕继续维持还是解除的问题，不仅是欧洲国家，全世界都在关注，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在中国的追求民主自由的人士。如果各位问我的观点，我的回答非常简单，就是不应当解除武器禁运。我的理由如下：欧盟对华武器禁运的原因，是中共残酷镇压一九八九年的学生民主运动。讨论是否解除这个禁令，当然首先要看这样的镇压是否已经停止或者得到纠正。有位欧洲国家的元首说：“六四已经是过去的事了。”这是对中国状况的不瞭解。六四虽然已经过去十六年了，但是有关一九八九年的民主运动在中国的媒体上仍然是禁区，中共领导人仍然在强调“中共对六四的镇压是正确的”，那些六四受难者的家属仍然不能公开悼念他们的孩子，至今仍然还有一些1989年入狱的人没有被释放，像我这样的流亡海外的中国人仍然不被允许回到国内。我们必须看到，“六四”中国政府的镇压其实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我们有什么理由说它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呢？同时我也要问：在中共当局不仅没有纠正“六四”的处理，反而继续进行镇压的情况下，有什么理由应当取消禁运呢？如果现在取消禁运，传递给中共的无非是两种信息：一是当初的禁运是错误的，现在我们更正，这对欧洲国家来说公平吗？二是你们已经不必重新考虑“六四”问题了，这对中国人民公平吗？

    主张解除禁运的人士认为今天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社会自由有所扩大，祇要这样的趋势保持下去，中共自己就会推动民主改革，包括为“六四”平反，因此禁运已经没有必要。但是中国经济改革高速发展已经将近半个世纪，各位看到什么中共要推动政治改革的迹象了吗？我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付出的是严重的社会不公正的代价，是地区差距和贫富差距不断增长的代价，是严重的贪污腐败侵蚀社会机制的代价，所有这些代价，如果没有一个民主制度作为调节的机制，必然会积累成社会危机的爆发，到那个时候，包括大量外国投资在内的经济改革的成绩都会毁於一旦。在这样一个大国正在崛起的过程中，如果国际社会放弃推动它走向民主的努力，不仅对中国，对国际社会来说都是十分危险的。而解除武器禁运，正如我上面所说，会让中共认为民主改革已经没有那么迫切。

    各位，虽然中共现在拒绝延长我的护照，剥夺我做一个中国人的权利，但是我仍然必须强调，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是热爱自己的国家的。我理解欧洲国家对中国的期待，但是请各位一定要清楚地区分中国与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这样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一向主张国际社会要保持跟中国的接触，也曾经支持中国主办奥运会和加入WTO，因为我认为这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有好处。但是解除武器禁运，得益的不是中国人民，而是拒绝政治改革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这与扩大与中国的贸易与文化交流是两回事。国际社会应当一方面保持与扩大与中国，尤其是中国的公民社会的交往，同时也保持对中共的压力，迫使他们逐步走向民主化的方向。

    各位，欧洲是人类的思想库，当我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就知道有很多关於民主与自由的理论来自於欧洲的思想传统。一九八九年，中国的学生与市民走向街头要求民主，正是受到这些理念感召的结果。今天，欧洲如果仍然希望在国际社会扮演领导性的角色，就不应当在坚持民主与自由的基本价值方面有任何的退缩，否则就是对欧洲传统的背叛。我幷不是主张欧盟永远对中国保持武器禁运，一旦中国开始民主化进程，一旦中国承诺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国际国内的纠纷，一旦“六四”能够得到重新评价，一旦像我这样的人可以自由地返回祖国，我一定是第一个主张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的人。但是现在，让我告诉各位，还不是那个时候。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