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三角与地缘战略——谈胡锦涛访问朝越

（浙江）吕耿松


    胡锦涛自9月份北美的尴尬之行后，於10月底又开始了他匆忙的外交之旅：10月28日至10月30日访问朝鲜，10月31日至11月2日访问越南。此后，胡锦涛还於11月8日开始对英国、德国、西班牙、南韩四国进行访问。上半年，胡锦涛於4月份访问了文莱、印尼、菲律宾等东南亚三国，5月份赴俄国出席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庆典，6月底7月初访问俄罗斯联邦、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幷出席在英国举行的“八国集团与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五国领导人对话会”。在胡锦涛今年诸多的外事活动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数他的平壤和河内之行了。


重建专制铁三角“新思维”

    6月底胡锦涛访问俄国时，普京只派了一个副外长到机场去迎接，这使胡锦涛感到十分难堪，因此他在后来那次未成行的访美中就接待规格跟美国讨了几个月的价。这次去朝鲜，金正日给胡锦涛的礼遇使胡喜出望外：金正日亲自率领总理、议长、外长、军方高级将领等最重要官员，到机场迎接，幷组织几十万人，在机场到平壤市中心的道路两旁，手持鲜花载歌载舞，夹道欢迎，沿途则挂满欢迎胡锦涛及歌颂两国友谊的标语；专门为胡锦涛举行了15万人表演的大型团体操《阿里郎》；回来时，金正日又率文武百官把他送到机场。这样的待遇，恐怕邓小平和江泽民都没有遇到过。这使胡对他的“老师”——专制独裁方面的老师——不仅敬佩而且感恩。据报道胡在行进的路上，“感动”得四次下车致意。战友毕竟是战友，胡锦涛重建亚洲专制体制铁三角的决心更加坚定了。

    胡氏此次访问朝、越的目的有两个：重建专制铁三角和巩固地缘政治。我们注意到，中国官方对陪同胡锦涛访朝官员排列的次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刚，中联部部长王家瑞，外交部部长李肇星，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中联部副部长刘洪才，商务部副部长廖晓淇，胡锦涛总书记办公室主任陈世炬。七人中，有五人属於中共中央系统，只有两人属於政府系统。胡锦涛本人也是首先以中共中央总书记身份，其次才以国家主席身份进行访问的，这说明此次出访意识形态色彩重於外交色彩，党的利益重於国家利益。

    自上个世纪90年代苏联、东欧、蒙古、柬埔寨等国的共产党政权覆灭后，如今共产主义体系中只剩下了“四人帮”：中国、朝鲜、越南和古巴。在这“四人帮”中，中国自然是老大，它不得不承担“大哥”的责任，保护“小弟”的利益。胡锦涛在这次出访中提出了“富邻”政策，实际上就是保护“小弟”的新思维。从地缘上看，古巴远在大洋彼岸，胡锦涛有鞭长莫及之感，但朝鲜和越南就在身边，正好抱成团——这一点，好大喜功的江泽民似有忽视。中国、朝鲜、越南都是实行共产党独裁的专制国家，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亚洲共产主义“铁三角”。七十年代苏联大扩张，越南投入苏联的怀抱，朝鲜对中国朝秦暮楚，使苏联形成了对中国的战略包围。苏联解体后，北京的决策者们认为来自北面和西面的威胁已经解除，现实挑战来自东面和南面，中国已从内陆时代进入海洋时代。从军事地理上来看，中国、朝鲜、越南位於太平洋西岸，呈一字长蛇阵展开，与之对峙的是美、日、韩、台，未来的战场也许会在这里摆开。近年来美日、美韩、美台关系的加强，进一步刺激了北京和平壤的神经。中国的大腐败、大冲突、大退党和朝鲜的大饥荒、大衰退使得这两个国家的独裁者始终处於遑遑不可终日的状态。这次胡锦涛的平壤之行，金正日以这么高的规格来迎送，表现了他的巴结之情，也说明了他亟需中国的支持。中国虽然自江泽民时代以来展开了全方位的外交，但外交关系的发展幷不等於政治上不孤立。实际上，中国的对外关系主要是经贸关系，而不是政治关系，连文化关系也很少。在第三波世界民主化潮流滚滚向前的大气侯中，中国却顽固地坚持一党独裁的政治体制，扼杀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结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一切公民的政治权利，以政治迫害和侵犯人权来换取所谓的社会稳定。这种远远落后於时代的专制政治，受到国际社会一致的鄙视和谴责，只有它那个“四人帮”才与它有共同的语言，而在“四人帮”中，走得最近的是中国和朝鲜。


以朝核危机制约台海危机的巧打算

    胡锦於10月30日结束对朝鲜的访问回到北京后，当天下午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便举行新闻发布会，陪同胡访问的中联部部长王家瑞介绍了胡锦涛访朝的所谓四大成果：一是两党两国的最高领导人为中朝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二是共同重申将继续动通过对话和平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三是双方强调要进一步促进中朝经贸合作；四是双方积极评价对方的建设成就。这里，第一个“成果”是双方在专制联盟上达成了默契，第二个“成果”属於地缘战略，第三个“成果”是中国将要付出的代价，即在经贸合作的名义下中国给朝鲜的无偿援助（据说有20亿美元），第四个“成果”是双方互相吹捧，没有任何意义。

    对於中国来说，朝核问题跟台湾问题同样重要，是中国太平洋战略棋盘上两颗重要的棋子。所不同的是，台湾是胡锦涛急欲解决的问题，而朝核问题则是他幷不想解决的问题，只是他手中的一柄剑。正如“国际危机组织”东北亚部主任贝克指出，北京幷不是谋求在六方会谈问题上取得重大突破，而只是争取维持现状，他不认为中国真的打算试图迫使北韩取消核计划。朝鲜战争结束后，朝鲜半岛一直保持着无核区的地位，朝鲜幷且在1985年加入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朝鲜半岛相安无事。1991年，美国根据卫星侦察照片认定朝鲜正在进行核武研发，要求对朝实施核查。1992年5月至1993年2月，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朝鲜申报的核设施进行了6次不定期检查，幷於1993年2月作出对朝鲜核设施进行强制性“特别检查”的决议。这项决议极大地惹怒了朝鲜，即以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作为回应，引发了第一次核危机。1994年10月，美朝经过一系列会谈，签署了《日内瓦核框架协议》。随后，朝鲜声明同意仍然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缔约一方，履行根据条约达成的安全保障协议。1999年5月，美再次根据卫星侦察照片认定朝鲜在宁边发展地下核设施，幷要求进行检查。朝鲜则於当年5月31日宣布将退出《日内瓦核框架协议》，从而形成了第二次核危机。2002年10月初，美特使凯利访朝期间向朝鲜高层出示了朝从巴基斯坦获得铀提取装置的证据，幷於11月宣布停止向朝提供重油。随后，朝鲜宣布重启电力生产所需的核设施，驱逐国际核查人员，第三次核危机又爆发，使得朝核问题成一个重大的国际问题。前两次朝核危机发生在江泽民时期，第三次发生在胡锦涛上台之时。对於胡锦涛来说，他要做的最重要的两件事一是不使共产党垮台，二是不让台湾独立，而朝鲜能在这两个问题上帮他的大忙。於是他一方面在加强专制统治方面向朝鲜学习，一方面在朝核危机中帮朝鲜的忙。第三次朝核危机发生时，美国正忙於伊拉克战事，无暇东顾，所以朝鲜表现了一种少有的强硬。美国虽然不能两线作战，但也不会在朝鲜的核讹诈面前就范。就在双方剑拔驽张之际，胡锦涛和他的智囊们看中了这一天赐良机，介入了这场危机。2003年4月，在中国的大力斡旋下，中国、朝鲜、美国在北京举行了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的“三方会谈”，从而开启了和平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的进程。随后，三方会谈演变成东北亚地区六方会谈机制，中国、朝鲜、美国、韩国、俄罗斯和日本6国分别於2003年8月、2004年2月和2004年6月在北京举行了三次“六方会谈”，使得和平解决朝核问题成为各方追求的共同目标。今年7月26日又进行了第四轮六方会谈。前三轮会谈每次都是两至三天，这次却谈了13天没有进展，作为东道主的中国不得不宣布於8月8日休会，休息三周再谈，但到了8月29日，会仍开不起来，又拖了两个星期，到9月13日才复会。9月19日，第四轮六方会谈第二阶段会议与会各方一致通过了《共同声明》，朝方承诺放弃一切核武器及现有核计划，早日重返《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幷回到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美方确认，美国在朝鲜半岛没有核武器，无意以核武器或常规武器攻击或入侵朝鲜。在第四轮会谈开始之际，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曾以会谈地点钓鱼台作比喻，希望各方能“钓到鱼”。事实上，第四轮会谈虽然发表了《共同声明》，幷没有实质性成果，而中国作为东道主，又控制着朝鲜，成为与会各国的依靠，所以真正“钓到鱼”的是中国。在台海危机中，中国被美国牵着鼻子走（刘亚洲将军语）；在朝核危机中，美国被中国牵着鼻子走。利用朝核危机制约台海危机，这一地缘政治的优势被胡锦涛充分地发挥，这是他高过江泽民的地方。


“同志加兄弟”和领军“新北约”

    在北京小息后，胡锦涛又马不停蹄地奔赴越南。胡的这次访问被越南国会主席阮文安称为“中越关系中一个新的里程碑”，这一评语虽属官样文章，倒也恰如其分。在中越交恶20多年后，两国的独裁者又提起了“同志加兄弟”这句口号，仿佛又回到了五六十年代。中越关系具有戏剧性的变化。1969年胡志明死后，中越关系开始由“同志加兄弟”降温，直至发生战争。当年越共总书记黎笋在《B同志谈中国反动集团对越南的阴谋》和1979年越南外交部编写的《三十年越中关系真相》中，把中国骂得狗血喷头。他们骂周恩来在日内瓦会上出卖越南，阻止越共统一南方；骂毛泽东最怕美国人，说“第一个害怕（美国）的是毛泽东”。毛要越共“从现在起等一辈子，五到十辈子，甚至二十辈子的时间。你们不能和美国人打。和美国人打是危险的”；骂邓小平“是疯狂的”，“因为他想要表明他不是一个修正主义者，所以他更猛烈地打击越南”。黎笋说：“我们与一个十分强大的国家为邻，与一个有扩张主义企图的国家为邻。如果他们（中国）要贯彻这种扩张主义企图，那就一定从侵略越南开始”，所以越南在越战结束后保留了100万人的现役部队。当时苏联问越南为何战争结束了还要保留那么多军队，准备和谁打仗？黎笋回答说“我们保持这样一支现役军队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对越南的威胁）”。为了对付中国，越南把最优良的军港金兰湾租给了苏军。苏联解体后，越南失去了依靠，同时也感受到了独裁体制的危机，又开始向中国投之以桃。中共出於同样的需要，也报之以李。於是中共和越共又向“同志加兄弟”靠拢。1991年11月，越共中央总书记杜梅率团访华，双方宣布结束过去，开闢未来，两党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但江泽民直到2002年才访问越南。与江泽民相比，胡锦涛上台不到三年，就访问了越南，越南当然非常高兴，在接待上虽然没有朝鲜那样超高规格，但也给足了面子，特别是让胡锦涛作为一个外国元首历史性地首次登上越南国会发表演讲，这使胡某人激动不已，喊出了胡志明时代那句着名的口号：“中越情谊长，同志加兄弟”。

    陪同胡锦涛总访越的官员有：王刚、王家瑞、薄熙来（商务部部长）、王沪宁、刘洪才、武大伟（外交部副部长）、张晓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陈世炬。与访朝相比，中共中央系统的人员未变，政府系统多了一个发改委副主任，外交部长换成副部长，商务部副部长换成部长，仍然是党的利益高於国家利益，意识形态色彩重於外交色彩，再次突出了胡氏重建专制铁三角的倾向。胡锦涛与农德孟还一起会见中越两国的共青团代表，相当引人注目。越共领导人称，他们也在认真研究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和胡锦涛的和谐社会理论，这表明中共和越共在意识形态上走得更近了。

    在短短两天时间里，中越双方高级领导人密集互动。胡锦涛与越共中央总书记农德孟、国家主席陈德良举行会谈，会见了越南国会主席阮文安、总理潘文凯。与访朝不同的是，胡氏在越南侧重的是经贸关系而不是战略关系，虽然他也试图租用金兰湾和建立中越海军联合巡逻机制，但这比起朝核问题其重要性要小得多。根据《中越联合声明》和王家瑞所作的访越成果介绍，胡锦涛访越的所谓成果有如下几个：一是巩固传统友谊、增强政治互信，也就是恢复五六十年代的亚洲共产主义铁三角关系。胡锦涛提出的“好邻居、好同志、好朋友、好夥伴”的四好关系在《联合声明》中得到了确认。双方表示要加强党政部门、议会、群众团体和地方在政治、经济、外交、国防、公安、安全、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的交流和合作，幷且要“深化治党治国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经验交流”。两个国家要在如此多的部门和领域进行合作和交流，显然是在重温当年“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旧梦。二是加强经济合作。去年中越之间的贸易额已达到72亿美元，预计今年将达到82亿美元，2010年预计将超过100亿美元的目标。

    两国经济合作的主要标志是建设“两廊一圈”。“两廊一圈”是越南总理潘文凯2004年5月访问中国时提出来的。“两廊”是指“昆明―老街―河内―海防―广宁”和“南宁―谅山―河内―海防―广宁”两条经济走廊，“一圈”是指“环北部湾经济圈”。这一构想恰好能弥补东亚环太平洋经济带在中国与东盟交界处断裂的缺陷，因此受到中国的高度重视。三是在加强两国关系的同时坚持多边主义政策，以免两国过於亲密引起他国不安。多边主义主要包括三个“10+1”和一个“10+3”。三个“10+1”是指由10个东南亚国家组成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分别和中国、日本、韩国三个东亚国家的关系，即东盟和中国、东盟和日本、东盟和韩国的关系；一个“10+3”是东盟和中、日、韩三国作为整体的关系。此外还强调加强两国在联合国、亚洲合作对话、东盟地区论坛、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大湄公河次区域开发等多边框架下的合作与协调。中方重申支援越南主办2006年第14次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10月26，在莫斯科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总理年会上，首次有蒙古、印度、巴基斯坦和伊朗这四个观察员国的总理代表参加，有观察家认为“上合”已经成为“东方的北约”。这种说法虽然未免过於夸张，但也不能不认为这是一种细緻的观察。胡锦涛通过访问朝鲜和越南，专制三角能否建立，地缘战略能否实现，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能否成为悄悄崛起的“东方北约”的领军人。

    （2005年11月写於杭州西子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