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一半功劳归教宗

白亚洁


　　教宗约翰．保罗二世是上天赐予我们的礼物，苏联东欧共产主义垮台有一半是靠他。

　　——前波兰总统瓦文萨

　　约翰．保罗二世生前最大的心愿，是到中国大陆进行访问，为一千多万天主教徒祝福，却未能如愿。

　　——香港教区主教陈日君


　　天主教教宗约翰．保罗二世于4月2日晚间病逝，享年84岁。西方媒体报道，临终前，教宗因喉咙插管而无法言语，在病塌上写下最后遗言，由教廷国务卿在死后宣布。教宗写道：我很快乐，你们也应该快乐，不要哭泣，让我们一同以喜乐的心情祈祷。

　　教宗约翰．保罗二世辞世后，举世同悲。各国政要纷纷发表评论，高度评价保罗二世对冷战结束以及世界和平的贡献。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前波兰总统瓦文萨表示：教宗是“上天赐与我们的礼物”，“苏联东欧共产主义垮台有一半是靠他。”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则推崇他是一位“伟大精神领袖”。专家们认为，约翰．保罗二世极可能在他死后五年内成为另一位罕有地获得封圣的教宗。

　　香港教区主教陈日君透露说，保罗二世生前最大的心愿，是到中国大陆进行访问，为一千多万天主教徒祝福，却未能如愿。陈日君形容教宗与他谈到希望踏足中国时的迫切心情，就像小孩向母亲要东西一样嚷着：“我要去中国，我要去中国”。但中国当局要求梵蒂冈与台湾断交，并把教宗任命中国主教说成是“干涉中国内政”，这两项不可能的要求断绝了教宗的中国之梦。

　　教宗去世后，与海外媒体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媒体反应冷淡，报导仅寥寥数语，在中国的互联网上，“教宗”一词成为过滤词，成为网民不得议论的禁忌话题。与此同时，当局加紧了对地下天主教会信徒的迫害。设在美国的“龚品梅枢机主教基金会”说，中国官方接连逮捕了已经高龄的地下天主教会的一名主教和两名神父姚良、赵克勋和王进龄。目前当局打压地下教会的情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严厉。

　　罗马天主教宗保罗二世的葬礼4月8日举行，世界各国领袖、宗教界人士与百万信徒正纷纷涌进罗马，报导称，4月7日是公众瞻仰保罗遗容的最后一天。且在公布的遗嘱中表明，保罗在2000年就曾经萌生退意。

　　《华尔街日报》认为：要证明教宗约翰．保罗二世的生命和思想所具有的重大影响力，最好的途径莫过于考察一下共产党中国对教宗去世的反应了。教宗弥留的日子里，中国官方总把关于他病况的消息放在官办报纸的最后一页，电视新闻的最末一条。共产党仿佛感觉到，容忍人们不受限制地谈论这位自由勇士，会给他们的政权带来极大的威胁。

　　教宗去世之后，中国致意梵蒂冈表示哀悼，同时还附带一个要求，希望改善双方的关系。中国的天主教徒达1200万，都是“爱国”教会的成员，按照政府的规定，该教会不能和梵蒂冈保持联系。除了这1200万之外，还有无以计数的“地下”教会的信众。中国的这些举动把政府对于宗教的恐惧暴露无遗。同时，对于天主教徒的迫害依然没有停止。就在教宗弥留的那些日子里，中国却在上演抓捕信徒的“欢宴”。他们罗织种种罪名，大肆逮捕神父和主教。温州教区林锡黎主教在棕枝主日被拘捕，几天之后，河北警方逮捕了赵克勋神父，同时，温州教区工作人员高新友（音译）也遭逮捕。此前，还要其他天主教领袖被捕的报道。

　　教宗约翰．保罗二世一生的所思所行传达出了种种颇有深意的资讯。推测一下这类资讯里哪些最让北京害怕，实在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的反共思想？或是他对缺乏道德根基的资本主义发出的警告？

　　天主教教宗约翰．保罗二世一九四六年成为神父时，东欧正逐步落入铁幕之中。许多人认为，他以教宗身份对世人提出鼓舞，加上其对共产主义体制的洞烛入微，协助促使欧洲的共产政权垮台。

　　约翰．保罗二世在七九年，亦即出任教宗的翌年首度以天主教最高领袖的身份返回祖国波兰访问。他在华沙主持弥撒时以圣神降临瞻礼作为结束，当时发表祈祷天主之神来“更新大地面貌”的谈话，成为凝聚团结的呼吁。

　　八九至九○年间带领波兰“团结工联”推翻该国共产政权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华勒沙追忆教宗该次访问时表示：“我们知道教宗的成就，共产主义垮台有五十％是靠他。”华勒沙说，教宗做出前述呼吁一年多之后，团结工联得以动员一千万人展开罢工、示威与谈判；在这之前，他和同伴试图动员民众，但未成功。华勒沙指出，教宗是“上天赐与我们的礼物”；虽说共产主义必会垮台，但若没有教宗，其崩溃速度不会这么快，势必会以流血方式进行。

　　在东欧对抗共产主义与柏林围墻倒塌的过程中，教宗的角色主要是象征与道德性质。据英国前首相邱吉尔透露，前苏联独裁者史达林曾如此贬抑约翰．保罗二世之前的某位教宗：“教宗！他拥有多少师的部队？”不过事实显示，约翰．保罗二世所拥有的力量，超乎波共政权统治者的预料。约翰．保罗二世在六四年升任波兰克拉科的大主教，波兰秘密警察根本不当一回事，认为他不过是对政治不感兴趣的梦想者与诗人。但他出任教宗，却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德国的专家拉尔表示，来自波兰与铁幕东欧的约翰．保罗二世出任西方最受瞩目的宗教领袖，极具震撼力；对当时与西方隔绝的波兰人而言，更具有政治与道德的双重意义。

　　另方面，德国著名天主教神学家汉斯昆（Hans Kung）在教宗保罗二世去世的前一周，在德国“明镜周刊”上发表文章，对教宗提出了九点批评。库英克认为，教宗对外扮演的是反压迫和促进世界和平的角色，在天主教会内部却敌视改革，在任期内把天主教带进了结构性信任危机，给天主教会带来了一场灾难。他认为媒体夸大了保罗二世对东欧社会主义集团垮台的作用，因为苏联帝国的崩溃首先是由于经济社会体制的内部原因，在戈巴契夫上台之前，保罗二世在东欧可以说没有起到什么影响，就像他对中国没能产生什么影响一样。库英克认为，保罗二世不是最伟大的教宗，而是20世纪最具有矛盾性的教宗，他有很多伟大的禀赋，但也做出过很多错误决定。

　　他的九点批评概括如下：一、人权：教宗保罗二世对外为人权仗义直言，对内却拒绝主教们、神学家和妇女的人权。梵蒂冈至今没有签署欧洲理事会的人权声明，教廷依然是按照中世纪专制主义的罗马教会法律组成，不知三权分立为何物，在处理争端时既是立法者，也是起诉人和法官。教士、神学家和普通信徒面对教廷根本没有任何法律机会。二、妇女地位：教宗膜拜圣母，宣传一种崇高的女性理想，但是却反对女性服避孕药、反对堕胎、人工受精和妇女担任教会圣职，结果是导致越来越多的女性脱离教会。三、性道德：教宗为消灭世界上的贫困和困难而奔走，但是却反对计划生育、反对使用避孕药和避孕套，因此对人口爆炸导致的贫困和一些非洲国家的艾滋病传播负有一定的责任。四、神职人员独身制：虽然“圣经”里没有“教士独身”的主张，但是教宗坚持反对男性神甫结婚，导致男性神职人员奇缺和后继乏人，许多国家的教区灵魂帮助服务体系解体，教会中出现的许多娈童癖丑闻也与此有关。五、基督教整体：教宗表面上倡导基督教整体，但是实际上却不承认东正教和改革新教，一直拒绝与新教建立圣餐共同体，结果是阻挠了不同教会流派间的沟通，损害了天主教与与其他教会流派的正常关系，成为了基督教在自由与多样化下统一的障碍。六、教宗违背了第二次世界天主教大会关于教宗要体现集体精神的决议，而是在任命主教上以是否忠心罗马教廷为准绳，主教在受命时要向教宗作出无限忠诚道德宣誓，简直可与向“元首”效忠相比。七、教权主义：教宗领导下的教廷积极干预国家政治，例如在德国的妇女堕胎谘询问题上反对教会开具法律所需要的谘询证明，这给人造成了罗马教会不尊重政教分离的不良印象。梵蒂冈还通过欧洲人民党在欧洲议会上对堕胎立法施加政治压力。罗马教会的这一系列做法促进了社会上对教会的反感和敌意。八、教会的新生代培养：作为富有魅力的交流家和媒体明星，教宗依仗起源于义大利的保守组织“新运动”、西班牙的天主教保守组织“天主事工会”以及对教宗无条件忠诚的信众对青少年施加了很大影响。在教廷监护下的新“信徒运动”组织的地区性和国际性“世界青少年聚会”吸引了数十万青少年。这些青少年愿望良好，但是却缺乏批判能力，在一个缺乏榜样的时代，他们通过这种聚会来满足一种参与“事件”的心理。在这些活动中，教宗作为“超级明星”的个人魅力远比他所宣扬的内容更重要。易于控制的、保守的、听话的信徒运动便是教宗眼中的未来教会前途，而具有批判精神的、具有知识份子质量的、忠实于世界宗教大会原则的耶酥会则被教宗视为眼中钉，不听话的天主教徒青年协会也受到切断资金的处罚。九、历史赎罪：教宗2000年对天主教会历史上的错误公开表示了忏悔，但是这种表演给人看的赎罪半心半意，用词含糊、笼统、模棱两可，只有言辞没有行动，且只提到“教会的儿子和女儿”的错误，对教宗和教会的错误却没有反省。在他的任期内，天主教会复辟倒退成一个带有极权色彩的权力机构，陷入结构性危机；主教们被同化，神学家们被封住嘴巴，信徒们被剥夺了权利，妇女们被歧视。

　　以下是罗马天主教教宗约翰．保罗二世生平以及教宗任内大事简史：一九二零年五月八日：生于波兰瓦多维采，本名沃泰拉，排行家中第二个儿子。父亲为波兰陆军退役士官，母亲来自立陶宛。

　　一九四二年：决定成为神职人员，在纳粹统治下，秘密研读天主教圣职授任仪式。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一日：被任命为波兰克拉科地区教士。在罗马主教大学完成学业，返回波兰。

　　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三日：被任命为克拉科地区大主教。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七日：被教宗保罗六世任命为枢机主教。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六日：成为四百五十五年来首位非义大利人的天主教教宗。

　　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三日：在教廷圣伯多禄广场遭土耳其枪手开枪暗杀，经手术后救回一命。

　　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二日：与教宗敌对的西班牙神父克鲁恩在葡萄牙法蒂玛企图刺杀教宗，教宗毫发无伤。

　　一九九二年七月十五日：接受手术移除柳橙般大小的肠肿瘤。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梵蒂冈与以色列恢复全面邦交，成为基督徒与犹太人近两千年互不信任及互存敌意以来，最重要的和解行动。

　　一九九五年五月十七日：在七十五大寿前夕，拒绝仿效其他主教七十五岁退休的建议，表示只要上帝需要，他将继续服膺其职。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罹患流行性感冒，首度无法在教宗任内出席耶诞节弥撒。

　　二零零零年三月十三日：为教廷过去的罪行要求宽恕，这些罪行包括反犹太人、反异教徒、歧视女性、歧视少数民族。

　　二零零一年五月八日：结束叙利亚访问之行，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进入清真寺的教宗。

　　二零零三年一至三月：担任国际间教会反对伊拉克战争的急先锋。

　　二零零三年十月十九日：在三十万人的观礼下，为德雷莎修女主持宣福礼。

　　二零零五年二月一日：因呼吸困难住院十天治疗，任内首次错过在梵蒂冈举行的“圣灰星期三”仪式。

　　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再度因呼吸困难住进罗马杰梅里医院接受气管切开手术，曾暂时失声。

　　二零零五年三月二十日：复活节圣周仪式首度在教宗缺席的情况下举行。

　　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日：梵蒂冈宣布，教宗以插鼻管的方式喂食，以加强他的体力，并帮助他从喉咙气切手术之后逐渐康复。

　　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梵蒂冈表示，教宗因尿道感染，出现发高烧现象。

　　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上午教廷发言人纳瓦洛－瓦尔斯宣布，教宗罹患败血性休克与严重心脏疾病，病情危急；中午纳瓦洛─瓦尔斯召开记者会，指教宗完全清醒，神色安祥，只是血压不稳定。晚间有媒体报导教宗已过世，但教廷迅即否认。

　　二零零五年四月二日：教宗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