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能有几个师？

吴大志（北京）


　　这句话现在成了斯大林流传最广的蠢话：“教宗能有几个师？”在一个崇尚武力、除了武力不知道还有什么力量的人眼中，身边衹有六个卫士的教宗无法与之抗衡。这是极权主义暴君的思路。而到了后极权时代，有人开始知道教皇的利害了。关于约翰？保罗二世逝世的消息，在中国大陆的报道压到了最低限度，电视上见不到任何镜头，一般民众不能在任何公共场所寄讬哀思。在全世界都为失去这位伟人痛悼的时候，中国大陆表现得完全置身于这个世界之外，不能够与其他民族一道分享哀思，并在分享哀思的同时，思考我们这个世界以及我们个人的生活将往那里去。

　　断断续续知道一点关于这个教宗的零星故事。在他1978年10月当上教宗之后不久，1979年6月回了一趟波兰。所到之处，激发起人们空前的热情。他对人们说的第一句话是“不要害怕”。在华沙胜利广场上，激动的人群打断了他的布道，人们有韵律地喊道：“我们需要上帝。我们需要上帝……我们在家庭小圈子里需要上帝。在书籍和学校里需要上帝。在政府的政令中需要上帝。我们需要上帝，我们需要上帝。”其时，警察自动消失了，虽然沸腾的人群激发起巨大的声浪，但是一点也没有演变成暴力的迹象。

　　他在奥斯威辛发表了演讲，谈论人的“不可渡让的权利，不可渡让的尊严”。其中还提到了牺牲的犹太人和俄国人，波兰人很少对他们有好感。他谈到作为斯拉夫教宗的特殊使命，是重建一个基督教欧洲的精神联盟，跨越东方和西方的政治版图。他的多次演讲，再度有力地把波兰各界人民的思想、感情结合在一起，形成那种叫做“团结”的气氛。

　　1981年12月波兰政府宣布取缔团结工会，实行全国军事管制。1983年6月他又回了一趟波兰。在华沙机场便向那些被政府监禁和迫害的人们致意：“我要求那些受苦受难的人们特别靠近我。我用基督的话来要求——‘我病了，我在狱中，你来到我的身边。’我自己不能看望所有在狱中的和所有正在受苦受难的人们，但是我要求他们在精神上靠近我、帮助我，如同他们经常做的那样。”当时波兰的国家首脑雅鲁泽尔斯基在总统府与教宗会了面，事后雅鲁泽尔斯基承认：“我双腿发颤，两膝相撞。……教宗，这个穿白袍的人，他从各方面感动了我。没有任何理由……”。

　　在教宗面前感到敬畏的人，最终是有希望的。甚至不管敬畏什么，衹要是有所敬畏的人，都给自己留下了一点人性的空间，中国古话也说：“三尺之上，必有神灵”。而那些从来不知道有所敬畏的人，不知道有所克制、有所忍让的人，他们若是处于高位，对于民族带来的灾难是难以估算的。他们把任何一个别的起点都看作是向着自己的挑衅，尤其包括道德权威、精神权威。这样做的结果是，彻底剥夺了这个民族深刻的道德源泉；铲除了原本可以做为一个社会价值的保存者、呵护者的所有可能性。

　　而人心中的力量是难以磨灭的，它总有一天会强大起来。正像马克思说的那样，一个民族可能一时间被几个小丑劫持，但不可能是永远。当然，这也取决于人们在何种意义上要求并实践富有尊严的生活，要求并实践富有道德和富有意义的生活。

　　（《观察》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