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屠杀而屠杀的野蛮之最
刘晓波（北京）
继7月7日英国伦敦的连环恐怖爆炸案之后，7月23日凌晨埃及红海旅游胜地沙姆沙伊赫再次发生连环爆炸，造成90人死亡，240多人受伤。
这是埃及近10年来发生的最惨重的恐怖主义灾难。
恐怖分子选择7月23日，显然是经过精心策划的，这天正是埃及的国庆日，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也正在沙姆沙伊赫度假。
一， 反驳为恐怖主义的三种辩护
在当下中国，反美反日反台独已经成为民族主义者宣泄仇恨的三大出口，无论什么性质的打击，残忍的恐怖袭击也好，太空梭爆炸也罢，只要是落在美、英头上的灾难，大陆媒体上都会有幸灾乐祸的欢呼，大陆民族主义者为恐怖主义的辩护也随处可见。于是，中国大陆出现了一类极为病态的爱国者，他们居然用为恐怖袭击鼓掌和为恐怖主义辩护来表达爱国之情！
然而，无论出于怎样的情感，也无论在表面上说得如何头头是道，但任何为恐怖主义的辩护都是站不脚的。
（一）恐怖屠杀无国界
一种非常流行的论调认为，当今世界的主导力量是西方，唯一的超强是美国，所以，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恐怖袭击主要是针对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然而，在埃及的恐怖爆炸中，死伤的平民大都不是西方人，90名死者中只有9名外国人，其中西方人5名（英国2名、义大利2名、荷兰1名人，其他4人来自乌克兰、俄罗斯、捷克和以色列），240多名伤者中也只有28名外国人，其余的死伤者全部是埃及人。
其实，埃及作为中东举足轻重的大国，一直是恐怖袭击的目标，除了刚刚发生的连环爆炸之外，从1993年到2005年，恐怖分子先后在埃及制造了16起恐怖袭击，造成160人死亡，250多人受伤。
埃及之所以一直是恐怖分子袭击的目标，一是因为埃及与美国关系密切；二是因为近年来埃及是维护中东和平的关键性角色，也是巴以和平进程的主要推动者。今年2月8日，正是在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的主持下，旨在推动巴以和平的埃及、以色列、巴勒斯坦和约旦四方领导人峰会在沙姆沙伊赫举行，以色列总理沙龙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实现了四年来的首次握手。
再联系到：2002年10月12日穆斯林大国印尼旅游胜地巴厘岛的系列爆炸事件，造成202人死亡，330多人受伤。
2003年11月20日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市中心发生连环爆炸，造成至少7人死亡，105人受伤。
2003年7月4日和11月9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发生炸弹袭击案，共造成52人死亡。造成至少17人死亡，122人受伤。
2003年8月7日约旦驻伊使馆前发生爆炸，造成11人死亡，40人受伤。
2005年2月、3月、5月、7月，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先后发生多起爆炸事件，共造成包括前总理哈里里在内的数十人死亡。
同时，自萨达姆政权被英美武力推翻以来，发生在伊拉克的诸多恐怖袭击中，死伤者的绝大多数都是伊拉克平民。特别是2004年3月2日发生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和卡尔巴拉的两座什叶派穆斯林清真寺的系列爆炸事件，造成271人死亡，约500人受伤。
由此可见，所谓的恐怖主义专门针对西方人之说，完全不能成立。
有人说，在美国占领下的伊拉克，尽管恐怖袭击的受害者大多数是伊拉克人，但那也是针对美国，即用平民生命来打击美国。
然而，暴力反美是一回事，用平民生命来要挟美国是另一回事。如果不用平民生命作人质，暴力反美或许还有些合理的理由，而一旦用屠杀平民生命来反美，就与绑匪毫无区别了，根本得不到任何意义上的辩护。极而言之，即便是对一个恶棍的报复，也不能用屠杀恶棍的亲人来进行一样。
何况，美国的倒萨之战并非邪恶战争，而是推翻暴政之义举。
（二）贫困并不必然产生恐怖主义
另有论调认为，“不公正的国际秩序造成的贫困，才是孳生恐怖主义的温床。”按照这种论调，哪里最贫困，哪里就应该有最多的恐怖分子。然而，首先，放眼世界，并非所有的贫困地区都是孳生恐怖主义的温床。比如，最贫困的非洲诸国很少有恐怖分子；亚洲的穷国巴基斯坦，的确产生过许多恐怖分子，但是最贫困的柬埔寨、老挝、孟加拉等国，并没有孳生恐怖主义。恰恰相反，恐怖主义的主要孳生地是盛产“黑金”的地方，是中东地区的石油富国、特别是第一大石油国沙乌地阿拉伯，本。拉登就是沙乌地阿拉伯人。而且，在时间上，恐怖主义的兴盛与中东石油经济的飞跃基本同步。
其次，建立遍及全球的恐怖组织、训练用不完的人肉炸弹和在全球展开恐怖主义活动，肯定需要大量金钱，没有阿拉伯富豪们的大量资金支援，恐怖主义不可能变成世界性灾难。于是，人们看到当今世界的两种完全不同的富豪：美国及西方的诸多富豪们把大把钱财投入世界性的慈善事业，而阿拉伯的某些王公贵族及富豪却把大量金钱投入到恐怖组织的经营和恐怖活动的实施，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基地组织的头目本。拉登。
本。拉登的全球性恐怖组织与他从事的全球性经济活动密不可分。他本人的财富至少有3亿美金，仅在欧洲他就控制着60多家企业，他还是苏丹、利比亚和也门几家银行的大股东，这些银行专门为犯罪集团洗钱；他还能调动大量资金到海湾金融中心、巴林市场以及伦敦金融市场从事投机买卖；甚至美国的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都在无意中加入到本。拉登的生意网中。因为，可乐等大部分不含酒精的饮品都含有水溶性阿拉伯胶，它们大部分由苏丹的跨国大公司阿拉伯树胶公司来制造，而拉登是这家公司的大股东。无怪乎《华盛顿时报》惊呼：世界上每售出一罐软饮料，就会出现一个骇人的可能性——本。拉登的财富有所增加。
世界上所有的恐怖组织的资金来源，大都来自不正当的手段，比如，秘鲁的“光辉道路”靠绑架、暗杀、毒品、抢劫，爱尔兰共和军依靠贩毒和走私，义大利黑手党从事洗钱、赌博和军火交易，西班牙“埃塔”的活动经费主要来源于绑架、抢银行和收缴“革命税”，哥伦比亚的恐怖组织主要靠贩毒，……本。拉登自然也不例外。他为获取财富而无所不为，除了做进出口生意，经营农产品和药品之外，他贩毒、走私、抢银行、绑架人质勒索赎金，他偷运核材料、化学武器和军用物资。美国华盛顿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分析师估计，他的财富可能超过许多国家政府。所以在购买从事恐怖活动的武器上极为慷慨，比如，用于对准美国飞机的“毒刺导弹”，正常是每枚“毒刺”开价10万美金，但拉登出价为25万。
更重要的是，拉登具有在整个阿拉伯世界进行集资的能力，从海湾国家的阿拉伯富翁到激进派清真寺的捐款箱获得资金支援。比如，虽然，本。拉登不满沙特政府让美国军队驻扎，在1990年海湾战争后离开了沙特，但他依然与王室的保持关系，并获得了数以亿万的定单和私下资助，使他能花费了超过70亿美元用来修建住宅、建立军事城、建造轻轨铁路和扩建麦加圣地。
另一著名的恐怖组织哈马斯之所以能够存在下去，也是主要靠富裕海湾国家和激进穆斯林组织的支援，从沙乌地阿拉伯、科威特、卡塔尔等国，也从黎巴嫩、埃及、苏丹等国的原教旨主义组织，哈马斯得到了大量金钱。
如果拉登本人不是亿万富翁，如果没有来自阿拉伯富豪们的私下支援，他肯定无法组建全球最大的恐怖组织，也无法被阿富汗塔利班所接纳，更无法成为极端势力的精神领袖。而且，美国9.11、西班牙3.11等恐怖爆炸的制造者，大都是受过欧美教育且生活优裕的阿拉伯人；制造伦敦7.7爆炸案的嫌犯，还都是出生在英国且过着中产阶级的生活的阿拉伯裔英国人。
（三）恐怖主义并非弱者反抗强者
还有人为恐怖主义辩护说：“恐怖活动是弱势人群对强权的不择手段的反抗。”所以，即便不能完全赞同他们针对平民的屠杀，起码对他们的反抗应该给予一定程度的理解。但是，这样的辩护并不能成立。
第一，在当今世界，除了发达国家之外，并非只有中东地区存在弱小国家，五大洲的每个洲里都有弱小国家，为什么其他弱小国家没有产生恐怖主义，而偏偏是阿拉伯地区变成恐怖主义的大本营？
世界上的任何国家也都有弱势群体，特别是在独裁国家里，相对于腰缠万贯、手握大权的权贵们来说，弱势群体更是处在无权无势无钱的地位，其处境的悲惨程度决不在阿拉伯世界的弱势群体之下，但这些弱势群体并没有变成恐怖分子的孳生地。
所以，弱势群体与恐怖分子完全风马牛不相及。
事实上，本。拉登、扎卡维等恐怖头目，从来就不是弱势群体，更不是被霸道的强势者逼入走投无路之绝境的弱势群体，而是主动选择用仇恨和暴力来伸张政治主张的野心家，是为了宣扬自己的极端意识形态而不择手段的狂热分子。拉登宁可把自己的巨大财富用于恐怖活动，用于支援塔利班强权对阿富汗人民的残暴统治，也绝不肯用于帮助阿富汗的弱势群体（穷人）。在此意义上，与其说阿拉伯的恐怖分子是原教旨主义者，不如说他们是有组织的“暴力强迫者”和“绑票者”，即专门用暴力手段去强迫别人接受他们的“主义”和服从他们的“统治”。
第二，恐怖屠杀所针对的具体目标，恰恰不是强权及其武装力量，而是手无寸铁的平民。与这些全副武装的隐藏的恐怖分子相比，那些被袭击的平民无论如何都是弱者。毋宁说，恐怖分子不敢直接面对强权的武装力量，而只想通过屠杀最没有反抗能力的平民，来打击人类文明所要保护的最珍贵的、也最柔软的核心价值——无价的生命。他们就要用这种残酷的屠戮来张扬自身的价值，来制造轰动性新闻和恫吓效果。这样的逞凶斗恨加阴暗狡猾之徒，哪里有一点点走投无路的弱势群体的影子！
事实证明，恐怖主义是仇恨化和独裁化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走向极端的产物。即便放眼恐怖主义的孳生地中东，恐怖分子也只是阿拉伯世界中的一小撮极端分子，他们是一群反现代化、反现代文明价值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他们的所谓“圣战”不过是反人类的野蛮之战。他们之所以对西方充满仇恨，一来是出于对西方的富裕、西方文明主导世界历史进程的嫉恨，所以，他们最恨自由世界领袖和全球民主化的主要推动者美国，恨那些站在美国一边的所有国家。二来是不愿意看到任何地方的现代化，自然也就反对巴以和平进程，反对中东地区的现代化和民主化。
恐怖分子针对平民的滥杀，无论在信仰上还是在地域上，无论在种族上还是在文化上，都是无界限的。恐怖分子才不管你是哪国人，也不论你信仰哪种宗教。所以，贫困和弱势并不必然产生恐怖主义，恐怖主义与追寻正义更是绝对无缘。
二， 霍梅尼主义和本.拉登的恐怖主义
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出现和发展，固然与巴以问题高度相关，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恐怖主义，其意识形态资源主要来自霍梅尼主义。所以，有必要简单地梳理一下二者的关系。
上世纪的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前期，中东已经出现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比如以阿拉法特为首的巴解组织把武力反抗以色列占领的斗争称为“圣战”，即“为真主而战”。但是，阿拉法特的影响并不大，占主流的是埃及所代表的现代化努力。巴解组织不但遭到以色列的围剿，而且有些阿拉伯国家也不卖他的账。１９７０年９月，约旦当局对巴解组织进行了大规模镇压，迫使巴解总部及其游击队主力转到黎巴嫩境内。
然而，由于阿拉伯世界的内部原因难以与西方文明主导的现代化相适应，所以，除了土耳其之外，其他伊斯兰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举步为艰。现代化的严重受挫，阿拉伯联军屡次败于以色列，历史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恩怨，三种因素混合发酵，导致了阿拉伯人反西方情绪的飙升，加之中东地区的丰富石油资源的大发现，使阿拉伯国家握有了在经济上对抗西方的资本，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使西方经济严重受挫，似乎验证了“黑金”左右西方经济的定律。但是，阿拉伯世界具有窝里斗的传统，纵使再强烈的反西方情绪，也无法在各阿拉伯国家之间达成统一的对外政策和行动，而更多停留在自我算计、各自为政和分散反抗的状态中。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霍梅尼的伊斯兰革命大获成功，推翻了亲美的巴列维政权，原教旨主义的影响迅速飙升，就连一些比较西化的伊斯兰国家也部分地接受了原教旨主义（比如埃及）。
（一）霍梅尼主义就是极端神权政治在阿拉伯大国伊朗，二战后在美国和英国的帮助下，成功地挫败了在苏联代理人操纵下伊朗人民党发动的一次武装政变，迫使苏联军队撤出伊朗，平息了人民党挑起的内乱，从而摆脱了苏联帝国的控制，走上了亲美的现代化之路。虽然，伊朗的现代化努力在经济上、文化上和社会方面还是取得了不小的成果，但由于政治上的民主化努力收效甚微，权力独裁没有多少变化，致使贫富差距急遽拉大、贪污腐败盛行和镇压政治异见，为宗教革命准备了越来越多的烈火干柴！
在霍梅尼发动的原教旨主义革命取得政权后，一夜之间，伊朗外交发生了彻底的翻转，曾经亲美的伊朗变成了最反美、也最反以色列的阿拉伯大国。霍梅尼把伊朗以及阿拉伯世界的落伍归结为外部原因——美苏两大强权和基督教文化对世界的征服。霍梅尼主义的核心，对内是建立“伊斯兰政府”，对外是反西方反异教。
尽管，霍梅尼也用现代的“立宪”辞汇来包装“伊斯兰政府”，但他的“立宪”不同于现存的任何形式的“立宪”政府。现代立宪政府的含义是指基于保障公民权利而对政府权力进行限定、规范和监督，而霍梅尼主义的“立宪”是指政府及统治者无条件服从《古兰经》和《圣训》，即“伊斯兰政府可以被界定为依据神法对人进行统治”。这种统治落实到现实政治层面就是“真主的代理人”的统治，即“先知及其继承者”的统治。在霍梅尼主义的神权政治的架构下，伊朗新宪法规定：伊朗的最高权威来自宗教集团的“法基赫的监护”，监护委员会的领袖由霍梅尼出任，成员全部由教士组成。法基赫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凌驾于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政府部门之上。更重要的是，法基赫掌握着决定国家命运的四大力量：军队、广播电视机构、主要宗教和政治基金会。霍梅尼说：法基赫对国家机构、各类高官和普通民众进行的监护，类似于成年人对未成年人的监管。
霍梅尼主义象一切独裁政权一样，是极端意识形态与民粹主义的结合，以确保霍梅尼个人权力可以控制整个国家。所以，霍梅尼革命使伊朗发生了全面倒退。
正如霍梅尼死后的伊朗舆论的沈痛感叹：本来以为霍梅尼会为伊朗带来甘霖，但伊朗人民遭遇的却是一场洪水——政治僵化、经济倒退和外交孤立。
1，对国家实行全面的个人独裁。1979年底颁布的新宪法赋予霍梅尼的权力之大，几乎是无限的。他的权力来自教士集团而不经由民选授予，他的任期也没有限制；他作为法基赫集团的领袖，既高于所有机构，又可以不对任何机构的错误负责。虽然，伊朗的议会和总统由普选产生，表面上相对独立于法基赫系统，但事实上政府必须在霍梅尼的监护下运作，政府领导人必须向他汇报和请示，他的指示具有无上的权威，只准遵照执行而不能推延违背。他有权任命最高法院院长，有权否定议会的立法和法院的判决；他有权统率全国武装力量，任命或批准三军高级指挥官；他有权决定对外的宣战、停战与媾和，也有权宣布国内的大赦等等。
2，残酷的暴力镇压和彻底废除公民权利。革命前，霍梅尼曾许诺让伊朗人民摆脱巴列维的独裁而获得自由。但在霍梅尼夺取了政权之后，伊斯兰革命马上露出了狰狞面目，宗教革命的恐怖更甚于巴列维时期的政治恐怖，前政权有关公民权力的法律全部废除。如果说，在巴列维国王时期，暴力镇压还只是应对紧急状态的过分反应，那么，在霍梅尼的神权统治之下，大规模的逮捕、屠杀和血腥镇压，就变成了司空见惯的政府行为，政治恐怖变成了一种公开的统治方式；在针对反政府的异见人士的镇压上，当霍梅尼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接替了巴列维的秘密警察之后，公开的逮捕、酷刑和处决代替了秘密的骚扰、驱逐和暗杀；在巴列维时代，霍梅尼作为激进的异见领袖遭遇的是驱逐出境；而霍梅尼时代，就连身在境外的异见者也决不放过，比如，阿拉伯裔英国作家拉什迪却，只因写出小说《魔鬼诗篇》而遭到霍梅尼的全球追杀。换言之，霍梅尼发动的旨在纯洁信仰的原教旨运动，事实上就是制度性不宽容的代名词，对异见的迫害也就变成一种制度性职能，其残酷程度达到不赶尽杀绝就决不罢休。
3，极端的文化及思想独裁。如果说，巴列维时代还有半吊子自由，那么霍梅尼时代则全无自由，全国只有一个意志（真主），只有一个声音（可兰经），也只有一个权威（霍梅尼）。为了达到全面的思想操控，霍梅尼主持设立由乌拉玛掌控的“政治意识形态局”，负责向民众灌输霍梅尼主义和进行思想言论的审查。“政治意识形态局”对军队、警察和政府官员的控制更为严格，军、警和政府雇员必须参加该局教士所办的培训班并通过相关考试（类似于中共党校的高级干部培训班），以确保这些政府雇员对霍梅尼的绝对效忠。
为了保证伊斯兰革命的成果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霍梅尼掌权后，全面禁止西方文化，禁绝所有西方的文化娱乐，关闭舞厅和酒吧，音乐和影视等娱乐不得违背伊斯兰的价值标准；同时，迅速恢复伊斯兰的丑陋传统，伊斯兰传统的酷刑和多妻制被恢复，妇女必须严格遵从中世纪的伊斯兰教规，重新又黑纱蒙面。
为了保证整个社会的伊斯兰化及其延续性，霍梅尼致力于教育的伊斯兰化，在讲台上，让教士取代了世俗知识份子；在教学内容上，以伊斯兰主义取代了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1980年，教会和激进伊斯兰学生组织还在大学里大搞“文化革命”，霍梅尼下令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来领导运动，该委员会在高校大规模清洗“非伊斯兰分子”，甚至一度关闭了所有大专院校。
4，经济上推行国家社会主义，即由政府主导的国有化、计划化和平等化。1983年，伊朗议会通过一项法案，强调经济的国有化、计划化和平等化。国有化表现为剥夺前国王及其权贵的、逃亡者和被镇压者的全部财产，没收与外国有关联的企业和财产，所有的大企业都成为国有化的物件。计划化表现为实行价格管制、财政补贴和限制自由贸易等政策，以实现伊朗经济的国家管制和自给自足。平等化表现为对财富进行强制性再分配，以达到消灭失业和大众福利的社会目标。
可以说，在政治、思想和经济的全面独裁这点上，在用平等主义的乌托邦收买民众方面，霍梅尼主义与共产主义几乎毫无区别，区别只在于：前者是极端神权政治，而后者是极端无神论政治。
5，激进的反美反西方主义。在对外关系上，霍梅尼的伊朗喊出“既不要西方（美国），也不要东方（苏联），只要伊斯兰”的口号。二者中，对西方的仇恨尤为激烈。西方被视为魔鬼的家园，美国被视为最大的“撒旦”，是伊斯兰民族的首要的压迫者和敌人；以苏联为首的东方共产集团也被视为异己、甚至敌对的力量。霍梅尼主义认为，正是东西方的帝国主义将不公正的世界秩序强加于伊斯兰国家，并使穆斯林世界分裂成许多国家。霍梅尼主义就是要为解放被占领的伊斯兰家园，以恢复穆斯林世界的统一。所以，霍梅尼当政时期的三大外交事件——扣留美国人质危机（1979—1981年）、抗议苏联入侵阿富汗（1979年）和两伊战争（1980—1988年）——所表现出的外交政策，似乎是对中国的毛泽东时代的外交政策的模仿，既要同时对抗两个超级大国，以显示自己可以充当第三世界的领袖，又要制服阿拉伯世界内部的异端，以确立自己在伊斯兰世界的至高地位。其结果也与中国非常相似，伊朗的民众利益和国家利益受到空前的伤害。
霍梅尼革命中止了伊朗的世俗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使刚刚开始的政教分离回归到极端的政教合一，整个国家迅速伊斯兰化，从政治到经济，从内政到外交，从宪法法律到意识形态，从政党组织到政府构成，从法院到议会，从军队到学校，从精英文化到大众娱乐，全部被纳入霍梅尼的神权政治的框架之中。也就是说，取代巴列维独裁王朝的是更为极端的独裁和封闭，更为狂热的宗教不宽容和恐怖治国，更为不自量力地输出伊斯兰革命的野心。与此同时，由于霍梅尼革命的巨大影响，原教旨主义也开始在阿拉伯世界风靡，整个中东的现代化进程出现明显的倒退。
这样的政权不可能给伊朗带来繁荣和自由。仅就经济而言，霍梅尼主义推行的国家社会主义模式基本以失败告终。本来，与那些缺少天然资源的其他阿拉伯国家相比，伊朗经济的现代化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它的石油和天然气的蕴藏量分别占世界9％一10％和12％一15％，而且，在巴列维统治的后期，伊朗经济及对外贸易已经初具现代化水平。然而，霍梅尼革命后的伊朗，经济持续下滑，根据伊朗官方的保守统计，到1996年，伊朗人的平均生活水平比1977年下降了20％；而根据国际权威机构和伊朗民间的统计，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30％以上，如果按人均产值计算则下降了50％。甚至在经历了多年改革的后霍梅尼时代，进入了新世纪的伊朗的内政外交仍然起色不大，比如，2000年的人均GDP仍然比1970年代下降了40 %.更重要的是，如同共产极权国家曾经对人民的平等许诺最终流产一样，伊朗的神权政治所许诺的“平等主义分配”并未兑现。恰恰相反，在经济上，社会财富的大头、特别是钜额石油收入大都落入权势集团和神职人员的腰包，在政治上，大阿亚图拉和毛拉们垄断着世俗和宗教的大大小小的权力，改革派人士在议员选举中也被神职人员排除在外；在外交上，伊朗仍然奉行强硬的反美反西方政策，把大量财富投入增强军力和核计化之中，以便增加对抗美国和输出伊斯兰革命的资本。
2005 年伊朗总统大选的结果出人意料：极端强硬的保守派候选人艾哈迈德。内贾德当选，他拥有深厚的军方背景并得到最高宗教领袖哈梅内伊支援。内贾德宣布的施政纲领是：对内加快财富的平均分配和进一步的伊斯兰化（比如，男人必须蓄胡子，乘电梯时男女必须分开），对外仍然奉行强硬政策，决不会中断伊朗的核进程和向世界输出伊斯兰革命。
内贾德获胜的原因之一是经济上的“平民主义”色彩，但想当年，在伊朗具有无与伦比的权威霍梅尼，曾经提出比内贾德更激进的民粹主义的经济方案，结果是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在哈梅内伊当权的后霍梅尼时代，经历了具有改革倾向的两位前总统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伊斯兰革命的承诺仍然没有兑现。以内贾德当选后所宣布的施政纲领而论，他大概也要步其前任的后尘，因为，伊朗的神权政治及其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面毫无改变，且在内贾德当选后再次出现后退趋势。
（二）本.拉登是霍梅尼的另类传人伊斯兰革命作为激进的意识形态革命，固然汹涌彭湃、一夜变天，让人们沈浸在热血沸腾的陶醉中。但狂热的激情过后却是冷酷的倒退现实，未能兑现的政治承诺比比皆是。所以，霍梅尼死后的伊朗，才逐渐走上了艰难的改良主义道路，但在霍梅尼的政治遗产仍然左右着伊朗的情况下，无论谁当权，也很难带领伊朗走出经济不振、政治僵化和外交孤立的阴影。
霍梅尼一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领袖位置就出现了空白，正好为阿富汗的塔里班政权和本。拉登的基地组织提供了机会，塔里班统治下的阿富汗就是霍梅尼时代的伊朗的缩小版。
众所周知，在阿富汗反抗前苏联占领时期，塔里班和本。拉登都得到过美国的大量援助，而当阿富汗在美国等国际力量的帮助下赶走了苏联人之后，为了推行其大阿拉伯主义和争当伊斯兰世界的领袖，他们就突然翻脸不认人，对内实行更为严厉的原教旨极权，对外接过了霍梅尼主义的反西方反异教的旗子，拉登本人更是继承了霍梅尼的强硬反美态度，针对美国策划过多次恐怖袭击，制造了举世震惊的9.11大灾难。当美国刚刚在阿富汗打响第一场反恐战争之时，有媒体马上公布了拉登讲话录影，他说：“对于美国人，我有以下进言：我对真主起誓，除非巴勒斯坦人民能够享受到和平，除非所有的异教军队撤出伊斯兰领土，重还真主安宁，否则美国人将永远不知和平为何物。”
在后霍梅尼时代的伊斯兰世界，本。拉登的威望之所以迅速攀升，就在于：1，阿拉伯世界内部的钩心斗角和一盘散沙的状态毫无改观，特别是发生在两个阿拉伯大国的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以及萨达姆对科威特的悍然入侵，使伊斯兰教的道德威望在世界上大大下降，而使帮助科威特恢复主权的美国的威望得以提升；2，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政府对内独裁腐败而对外无能懦弱，使各阿拉伯政府及其政治领袖的权威在广大穆斯林心中迅速下降。3，整个伊斯兰世界的道德领袖出现空白，使广大穆斯林盼望新领袖的诞生。
可以说，霍梅尼革命的兴奋期一过，阿拉伯世界内部的失败主义情绪迅速蔓延，而几乎所有失败主义情绪中蕴含着寻找救星的强烈渴望，广大穆斯林信众也不例外。他们怀念昔日的伊斯兰帝国，怀念中东战争时期整个阿拉伯世界对以色列的同仇敌忾；他们希望有人挺身而出，重振伊斯兰教的道德威信，结束一盘散沙的局面，缔造一个团结而强大的统一伊斯兰世界，在冷战结束后的世界上抗衡唯一的超强美国及西方文明。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以本。拉登为代表的泛伊斯兰主义的迅速崛起。
同时，拉登本人的基地组织之所以能够迅速变成原教旨主义的新兴力量，还在于他自身所具有的有利条件：1，他是狂热的大阿拉伯主义者，为让伊斯兰教成为世界独尊而反对一切异教徒；2，他既有参与阿富汗人抗击苏联霸权的资本，又有敢向当今世界唯一超强美国开战的勇气；3，他既有塔里班政权的庇护，又有大笔金钱的支撑；4，他既有把反西方反异教圣战进行到底的决心和意志，又有成功地实施过多起恐怖袭击的“业绩”（特别是9.11的成功）。
这一切因素的综合，使在野的拉登代替了任何阿拉伯国家的在朝统治者而变成了大一统阿拉伯理想的化身。他的组织虽然不是任何意义的政府，却有遍布全球的庞大网路，颇有点无国界小帝国的味道。在某种意义上，他在激进穆斯林心中的道德威望已经超过了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的政治领袖和宗教领袖，许多狂热的穆斯林从拉登身上看到伊斯兰教复兴的希望，也看到了阿拉伯世界重新团结起来的希望。所以，在伊斯兰各地的反美游行中，都有人高举着拉登的画像高呼：“拉登！乌萨玛！”
换言之，本。拉登所领导的恐怖主义“圣战”，正是霍梅尼革命以来阿拉伯世界整体倒退的最极端表现。从拉登明确表示的圣战野心来看，恐怖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种统治阿拉伯全境的政教合一且惟我独尊的政权，然后再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在这种绝对一元化的神权政治中，强制性洗脑和恐吓性暴力是推行其政治理想的主要手段，任何不同于神权政治意识形态的思想、言论和人物都没有生存的权利，当然更不会有任何自由的民主的多元的现代因素。
所以，恐怖主义的政治目标并不仅仅是打垮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而是打垮一切有违于神权政治的势力，不管你是非伊斯兰国家，还是伊斯兰国家。比如，在阿富汗的塔里班政权被美国武力推翻之前，基地组织网路了世界各地的激进分子，并且在所有异教国家进行恐怖活动，也包括中国的新疆地区。对于亲美的阿拉伯国家也决不放过，埃及、沙特和巴基斯坦的多次恐怖爆炸案，皆与基地组织有关。
三， 为暴力而暴力的恐怖主义
无论恐怖分子受过多么良好的教育，无论他们拥有多少财富，无论他们的圣战理想何等诱人，无论在他们在亲朋的眼中多么厚道，但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本身已经证明以下两点：首先，恐怖主义是具有明确政治目的的有组织的暴力犯罪。它具有极端的意识形态、雄厚的财力、庞大的组织和超常的恐怖技能，能够让恐怖袭击遍地开花。恐怖主义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用暴力威胁来达到其政治目的，正如《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和《简明不列颠全书》对恐怖主义的定义那样：恐怖主义是强制性恐吓，它针对各国政府、公众和个人系统地使用暗杀、伤害和破坏等手段，以制造恐怖气氛来宣传某种事业、强迫更多的人服从于它的目标，以期达到某种特定的政治目的。而在这种政治目的的背后，是恐怖头目的政治野心。
其次，道义上的极端邪恶注定了他们是毫无道德感的冷血暴徒，也是不敢现身于阳光下的阴谋分子。他们根本无法依靠和平竞争的手段来战胜对手，也不想与其他文明和平共处。所以，他们的作为无法光明正大，他们不敢从事阳光下的反抗，也无法靠面对面的武力对抗来战胜对手，只能靠制造血腥的恐怖来挑起冲突。所以，他们对抗主流文明的唯一策略就是一种极端懦弱而卑鄙的暴力——针对无辜平民的大规模恐怖攻击。
即便抛开道义底线而从最现实的层面讲，无论多么倡狂，恐怖分子是已经失败却不承认失败的狂徒。在迟迟不能迈入现代化门槛而导致失败主义情绪弥漫的阿拉伯世界，以本。拉登为代表的恐怖主义及其背后的激进穆斯林势力，他们用屠杀平民来表达的反主流文明的决心，非常类似那种破罐子破摔的赌徒心态。
是的，面对全球性的自由民主大潮的汹涌澎湃，恐怖分子不愿意看到自由和民主在世界上的扩张，不愿意看到代表主流文明的西方价值节节胜利，所以，他们只想通过圣战意识形态的灌输来煽动对自由民主的仇恨和杀戮，进而通过极端的暴力恐怖阻吓人们对自由民主的向往和追求。
但是，无论恐怖分子抱有怎样的政治目的，单纯依靠恐怖袭击都是达到目的的。不要说针对自由国家平民的袭击，就是针对独裁国家平民的袭击，恐怖主义也无法赢得多数民意的认同，反而会在任何遭到恐怖袭击的国家激起公愤，所以，他们根本无法取得任何意义上的政治成功，恐怖袭击除了屠杀平民和制造恐慌之外，再无任何实际效果。
当恐怖手段根本无法达成恐怖分子的政治目的之时，恐怖主义的政治目的与屠杀平民的恐怖手段之间的关系必然发生颠倒，目的蜕变成替手段辩护的唯一理由：屠杀平民是为了打击XX，或为了打击XX就必须屠杀平民。正如共产极权的辩护逻辑：实行恐怖政治是为了实现共产理想，或为了实现共产理想就必须实行恐怖政治。由此，即便从最宽容的角度看，恐怖主义的政治目的象共产极权的政治目的一样，也是永远无法实现的乌托邦。而一旦目的永远落空，现实发生的就只剩下赤裸裸的暴力滥用：无国界地屠杀平民的恐怖手段和国家恐怖主义的暴力专政。
曾几何时，依靠国家政权的法西斯极权和共产极权都没能打败现代主流文明，现在的恐怖主义想靠分散的恐怖袭击来打垮现代文明，纯属痴人说梦。在此世界大势面前，无法实现圣战野心的恐怖主义针对平民的袭击，也就变成一种为屠杀而屠杀的野蛮之最。
恐怖分子能炸毁纽约双塔，但它撼不动西方文明的根基。到头来，极端反西方的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最大牺牲者，决不是西方文明及其全球的现代化进程，而是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和广大穆斯林信众的未来福祗。
所以，根绝恐怖主义的孳生土壤，不仅是西方国家的责任，更是阿拉伯各国的责任。阿拉伯各国只有真心诚意地而不是三心二意地加入国际反恐，切实而有效地而不是敷衍了事地打击本国存在的恐怖组织，广大穆斯林的福祗和阿拉伯世界的现代化才有希望。
7月28日，爱尔兰共和军宣布以民主的方式结束与英国长达30年的武装斗争。曾坐过大牢的前恐怖首领、现北爱新芬党领袖亚当斯发表声明说：放弃武装斗争“是勇敢和坚定的步骤，代表着在爱尔兰寻求持久和平和公正进程中的一个决定性时刻”。他同时向政治对手呼吁：“让我们来对话，让我们来投身，我们不要把这次机会浪费了”。英国首相布莱尔也高度赞扬了北爱共和军的妥协，他说：这是北爱历史上“无比重大的一步”。
北爱共和军的义举应该成为所有恐怖组织的示范：“和平可以替代战争，政治可以替代恐怖”。（布莱尔语）
2005年8月2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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