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杂忆

杞人（大陆）


    外甥在香港工作多年，2001年初邀请我们夫妇去香港过年，但我兴趣不大，心想不过是高楼大厦、车水马龙、灯红酒绿。不过，不想去并非是我痛恨资本主义，而是，生性好静，不喜繁华，让外甥花好些冤枉钱，买个不值，不合算。无奈，他舅妈想去，我姐姐催促，小年刚过，即乘京九列车直抵深圳，开始港澳二十天行。那天，一下火车便觉燥热难耐，当地的气温如同北京的九月，我们身著北国冬装，内衣早已湿透，于是便先洗澡换衣。都说是“飽帶乾糧暖帶衣”，我们是“好了傷疤忘了疼”，吃过早点即去邮局，将大衣、毛衣、毛裤通通打包寄回北京，顿觉身心轻爽。外甥从香港开车过来，带我们游览市区，又去梅沙海滩，品尝海鲜，参观“明斯克”号巡洋舰……，深圳一日游，不得闲，不觉累，晚上外甥返回香港。第二天一早，过罗湖海关，用了三个多小时，主要是在咱们这边等待，等待什么？不知道。一旦跑步冲向他们那边，三下五除二，很快就完成过关全过程，个中原委，闹不清楚，初尝“兩制”。过关以后，乘轻轨到红墈，外甥开车来接，经海底隧道到港岛，住进一套两室一厅的空房。这是我第一次离开社会主义土地，所见所闻，怎一个“闊”字了得。

    先说高楼大厦。九龙半岛和香港岛靠近维多利亚港湾一带，楼房密集，座向是你朝东我面西，或斜或正，或胖或瘦，这位突兀而起，刺向青天，一旁却又矮小如蘑菇丛生，形状不同，风格迥异，虽是鳞次栉比，却不觉得拥挤。香港是岛城、山城、海滨之城。我住的地方地势略高，不知是道路追逐楼房而蜿蜒爬升，还是楼房因道路而闪转腾挪，二者不构成夹道欢迎式，倒像捉迷藏，这一座跳出来立于道旁，旁边那座却又隐藏于视线之外。我们沿赤柱海滩漫步，一边是海，一边是山，山峦起伏，一两栋别墅半隐半露，幽静，安逸。更远处又见稀疏错落两三座如玻璃罩样的高楼耸立于山腰，居住者、观赏者各得其所。浅水湾雨雾朦朦，不见高楼大厦。澳门黑沙湾的旅舍，如同贴在山坡上的一片树叶，像是生怕惊动自然造化。走进香港科技大学的校园，寂静，清新。草地，溪水，树木，把楼与楼巧妙地隔开，宁静，致远。反观清华、北大，生活，商业，教学，科研，楼楼相去十数步，数十步，已到了“只能間苗，無縫插針”的地步。香港难道不是寸土寸金之地？

    北京市这些年，高楼拔地而起，如雨后春笋，林立，速成，雷同，闹得慌。不知是设计师的知识产权未受保护，还是建筑商节省了设计费，一群穿制服的楼们，高矮差不多，形状差不多，气质差不多。香港的楼们，张扬个性，得大自在，显示的是资本主义。北京的楼们，出身于计划经济，带有组织性、纪律性，夹杂一些长官意志，显示的是社会主义。北京可见“亂丟垃圾”式的建筑，与周围环境很不协调，香港未见。在北京，比乱建更糟的是狂拆。文物、古迹、故居，说拆就拆，专家意见顶个屁，大手大脚，透著有。若干年后，觉得有点不对，参考旧照片，再盖一座新的，说是做了一件“得民心的大好事”，对于过去的胡来，至今没有哪个组织或个人站出来声称对此事负责，缺乏勇气，也少诚意。好在，毁的少，留的多，北京仍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溥仪卖了不少国宝，故宫的国宝还是很多很多。香港跟咱们不一样，邓丽君的故居也是故居。

    再说车水马龙。这里空气潮湿，道路和墙壁像刚刚刷洗过，一尘不染。路面稍显暗红，与路边墙体色调协调，又像传宗接代的硬木家具，被主人天天擦拭，老漆已被擦进木纹，越显经年，坚固，珍贵。路面没有裂痕（北京常见），坡道的路面如使用多年的搓板，沟槽不深，棱角不尖，车行其上，平稳防滑。北京的立交桥光滑，便于追尾。路边看不见粘贴的简易广告，更找不到痰迹、烟蒂、纸屑、口香糖…，也看不见清扫工。漫步在郊野公园，林木虽不参天，却遮天蔽日，浓密幽静，溪水顺山石急流而下，有几处为野炊或烧烤准备的炉灶，都很整洁，有使用过的痕迹，没有任何垃圾，没有清扫工。市面上警察很少，没有武警，也没有交通协管员，我们的社会制度优于他们，对于社会秩序、社会安定，他们却比我们信心足，为什么？几天年假过去了，外甥上班，我们两人按照地图漫游。公交车对老人半价，海洋公园的门票百元，我也可以享受半价，无须老年证，原因可能是：“誠信”被社会成员看成行为的底线。北京市的公交车，离休人士能享受免票待遇，我在车上就曾看见售票员对持离休证者白眼相待，甚至说一两句听著不舒服，又不好回应的话。其实，采取明补的办法更好，北京公交司售人员的月收入与票款直接挂钩，免费乘车等于政府请客，司售人员买单，岂不是制造矛盾？把城市老人分成两类，把离休人士置此尴尬地位，只为省几块钱车钱，不值，带些小家子气。不禁想到，“小道聽消息，大道學社論”。正规的，官方的消息，传达时必是“先黨內，後黨外，先幹部，後群衆”，不可乱了规矩。等到向全体群众传达时，几乎是尽人皆知了。公、侯、伯、子、男。铁帽子王、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省军级、地师级、县团级，不知有没有镇营级、乡连级…。长征干部、三八年以前参加革命的、四五年以前参加革命的、四九年十一前参加革命的。等级文化无处不在，却又说“革命不分先後”。在香港的这几天，由于地下管网施工而挖开路面的现象未见。北京的主路，从建成通车开始，反复挖开，有的地段甚至一年挖开几回。立交桥建成没几年就又改造，说是“交學費”。“允許犯錯誤，允許改正錯誤，改了就是好同志”，到底是谁犯错误了？是哪位“拍板”者随意拍板？义务教育经费捉襟见肘，是不是为“拍板”者反复“交學費”了？香港路窄，车多，不堵。多是单车道，繁华地段也只是双车道。去沙田看赛马，散场时，堵车（缓慢蹭行）数分钟。去山顶（太平山）看香港夜景，如同到北京必登长城一样，坡陡，弯急，路窄。去宝莲寺（大屿山）看大佛，大巴灵巧地盘山，从车窗俯视下方，路面几乎与车等宽，隔一段有一个错车的位置。这两次沿狭窄山路长距离行驶，见证了只要是规矩合理，严格遵守，不必三车道，四车道。北京堵车的原因之一是因为非机动车多。可是，两种车辆各行其道的路段也常常堵。他们不超车，我们平时有加塞儿的毛病，在公共场所，没养成保持礼貌距离的习惯，常常挤来挤去，开起车来老想超车，难免刮蹭、追尾。只怪那个年代净顾批修，没空儿斗私，修不修早已无法论说，净剩下遍地的私。有流浪者露宿街头，未因“影響不好”被“收容審查”，据说流浪者有权选择这种生活方式。有法轮功信徒，打著横幅静坐，无人围观，无人干涉。在尖沙嘴火车站钟楼前的文化广场，我看见一位中年妇女，向几位聊天的菲佣（外甥告诉我的）讨要她们手中的零食。从衣著看，像我们北方人，可能是偷渡客。除了我，周围没人关注，我只看见这一位乞讨者。十多天，公交车上，繁华的步行街，商店，没见有人争吵。在我们北京，则是司空见惯。没听到汽车鸣笛，或慢行或停车，香港司机不鸣笛，不催促，北京司机不耐烦，等不得。

    房地产是香港的支柱产业，必得盖楼，难免遗撒。几天来，几乎走遍大街小巷，不见工地。我问外甥，他说：“咱們樓斜後方不是正蓋嗎？”我怎么没理会？第二天，特意走过去看看。工地在楼群包围中，楼体被完全遮挡，没有洋灰搅拌机隆隆的声音，也听不到其他机器的声音，没有高音喇叭的吵闹声，没有在地面指挥吊车的刺耳哨声。偶尔有卡车开出，车身和轮胎都很干净，开过去路上不留痕迹。没有“迎×× 爭××”，“安全第一”，“質量第一”……，光秃秃，什么标语口号都没有，无声无息。我们北京的工地都是轰轰烈烈，只有在临近高考前的几天，附近居民以高考为由，有关部门一再过问，才能在晚上十点以后停止噪音，整个工期，周围的居民只能忍耐，遗撒现象难以消除，我们可以提意见，他们连意见也用不著提。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它是一种氛围，受到感染又难以表述。赤柱岸边的海神庙，面向大海，殿堂是敞庭，没有围墙，更无山门，海神面向无际的大海，渔船在海上便可远远看见海神，庙宇色彩略显华丽，感觉快乐、安祥、富足。澳门屯仔有一座袖珍教堂，礼拜堂面积虽小，堂顶高而修直，礼拜堂内明亮、庄严，小巧而不失肃穆。在北京，我参观过一些博物馆，如，历史博物馆、革命博物馆、自然博物馆、军事博物馆…。内容丰富，美中不足的是累，很累。多数是大玻璃柜里摆放展品，配以文字说明，如果不是目标明确，只是泛泛地看，往往是虎头蛇尾，不胜单调、劳累，草草结束，辜负一片丰富的知识海洋。走进澳门博物馆，不见宏伟厅堂，馆内曲折迂回，各成章节，每个角落都是一个特定环境，实物、比例、光线、色彩，使参观者像是穿过时空隧道，身临其境，物我相融。不同的说法也是收获。四大发明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已是全球公认的事，馆内展出葡人早我们几百年就使用印刷技术，除非学者，一般人谁去考证。俄国人说，飞机、火车、无线电……都是伟大的俄罗斯学者×××夫、天才的俄罗斯学者×××斯基…发明的。知识应在不同的观点中建立起来，单一说法建立起来的结论，较为脆弱。历史需要考证，科学需要论证，从中学，甚至小学就应及早培养思考、分析的习惯。遗憾的是，我们在学校学的知识都是板上钉钉式的结论。一间中式房子，一家人正在打麻将。一组葡式楼房，色调浓重，光线柔和，参观者如同走进童话世界。一条小河，岸上是木桶，低矮民居，船上的渔夫正在拢岸，光线昏暗，好像亲临二百多年前，傍晚时分的澳门鱼村。时光远去的澳门街景，小贩或挑担或推车，还配有音量恰到好处的叫卖声，我不懂方言，但觉身在异乡。馆内有露天茶座，有咖啡、点心，还有图书。可惜时间有限，要不然，在这里呆一天，三层展区，反复仔细端详，绝对是一种享受，且可带走无穷回味，细细咀嚼。走进澳门街边的餐馆，来到楼上，面积狭窄，屋顶低矮，壁上挂的是海盗佩带的刀和其他海盗用具，油灯昏暗，就餐者如同走进十五、六世纪的海盗船上。葡式西餐味道如何，并未留下深刻印象，却享受了一次难忘的“飲食文化”。北京的东来顺，除了中央悬挂一块简易的、新的、小牌匾，上书“東來順”三字（没有落款）外，无任何文化氛围可谈。我们晚九点才就座，边吃边聊，不到十点，尽管有两、三桌客人还在用餐，服务员就开始彻底打扫餐厅卫生，人家下了逐客令，我们赶紧结帐走人。我说的是2003年夏末，市场经济中的王府井“東來順”。

    据说，香港有大小庙观五百多。大年初三，外甥带我们去“黃大仙”。我原以为大仙就是“大仙爺”，就是黄鼠狼，何况还有一个黄字。七七事变前，我家暂住东四七条，偌大的前后四进院子，还有东西两座跨院，只有我们一家几口人居住，房多，人少，大门紧闭，后院就闹大仙爷。没听说谁家把大仙爷当神仙供起来。香港人有点怪，居然把黄鼠狼请进庙里。去了才知道黄大仙与黄鼠狼无关，也没弄清楚供奉的到底是哪路神仙，老远便见烟雾缭绕，刚进山门就已经睁不开眼了。善男信女，摩肩接踵，人人手举成把的燃香，熏得我泪流不止，没进大殿，就出来了。上车后才想到没买门票。再回忆，庙门以外没有售票处。教堂、寺庙、道观本不拒绝任何人走进圣殿，并不因身无分文而被拒之门外。改革开放以后，内地寺庙庵观普遍收取进庙费，不同于布施，给人一种交易或消费的感觉。北京有名的宝刹灵光寺（八大处第二处，供奉佛牙舍利）竟然把威严气派的山门改造成为一座烧香许愿的殿堂，僧侣俗人穿墙（便门）出入，多了香火钱，少了些肃穆，神秘，平添了些许俗气。走近宗教，也能感觉两制。

    购物。逛街、购物是每天的主要内容。购物环境安静、整洁，铜锣湾、湾仔、中环……顾客虽多却不拥挤，售货员不主动搭讪，顾客没有被催买的感觉，可以从容挑选，而且还很有价格安全感。书店顾客少，图书品种繁多，每册多在百元上下，我钱紧，喜欢特价，这里没有；何况，还有“文化管制”，买了未必能带回去，没买。有一家台湾设立的图书馆，楼上的阅览室面积不大，有报纸、杂志，未见谩骂、诋毁之词。朱德留有诗句“願將菊酒解前仇”（契园赏菊），和平统一乃众望所归，北京与台北为对方各开一个“窗口”，必是一件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大好事。如果把党的利益让位于民族利益，那将是二十一世纪中国头一件大善事。参加过几回中等档次的宴请，以海鲜为主，吃的是什么已经记不得了，我说的中等档次指的是在大堂用餐。十几桌，桌桌满座，有老有少，像家宴，像亲友聚会，没人劝酒、吆三喝四、高谈阔论，餐厅明亮华丽，气氛温馨不喧闹，也没人大声使用手机，主导思想是“尊重環境”，不必大声宣告“我在這兒哪”。平常，我们自己做饭，三天两头在附近菜市买菜。这里的白菜一劈两半，可见价高。不还价，我们不懂粤语，并不影响成交。有一家卖猪肉的摊贩，一位妇女正在买肉，我弄明白单价，请摊主也给我照样切一块（语言不通，傻子过年——看界别儿），他听到我们的北方口音，抬头不屑地打量了一眼，故意抬价，从同一个部位切下，差不多同样的两条肉，价钱却高出一倍，明摆著不打算成交。问他为什么两种价格？他拿起肉来，往肉案上一摔，说了一句我们都听不懂的话，再也不理我们了。三十多年前，我住在宣外一条胡同，拐弯处是一家油盐店，副食本上的供应都在这里兑现，肉票每人每月一张，一般是将全家人的肉票集中，分两次解馋。有一次，我去买肉，摆在案子上的半扇猪，几乎是全白，明摆著，瘦肉被片去了。我拿著肉票指点著四、五厘米厚的肥膘盖著一层一、两毫米厚的瘦肉：“這肉太肥”。店里的老刘皮笑肉不笑：“那，它就這麽長的，我有什麽法子？”那年头，副食店的售货员，工资不高，级别不高，社会地位不低，都得哈著他。每户每月二两芝麻酱，全在他老人家手腕这么一抖擞，或许有三两多，反正倒进瓶里就不能再倒回桶里，照分量给钱就是了。本儿上的鸡蛋不能多买，可以多买一两个硌窝（有一点裂，没破）的，完全破的就磕在旁边的碗里，价钱一样，不能让国家吃亏。遇到老刘高兴，赶紧回家拿碗，这一碗鸡蛋端回家，一顿包圆儿（全吃了），如同小年。常言“店大欺客”，一个人经营的肉摊算不上店大，难道三十多年前大陆的特色居然传到香港来了？不知道菜市场的领导是哪位，没法提意见，何况身边没翻译。晚饭后和外甥说起这件事，他说：“有一部分港人對於回歸，心中耿耿，對待從大陸來的人抱不友好態度。不過，連買賣也不顧了，很少。”其实，他们热爱中华文化，春节气氛很浓，那位肉摊老板穿的是中式对襟上衣，柜台后上方供有关羽神位。他希望英国人管理他们，不喜欢一国两制，这不关我什么事，不该拿我撒气。

    个人与社会。北京人，家家装防盗铁门，低层楼房的窗户加装铁栏，为了安全，顾不得方便，美观。香港人不是这样。香港马路上不丢井盖，路边的雨水口也未见缺失铁箅子，北京市对类似现象拿不出好办法。我家门口的小马路，便道旁是草地，绿草中每隔不远有一盏灯，高出草坪约半米，铁艺灯座托著灯罩，很有情调。不到半年，有一天散步时，看见每盏灯都被砸碎，非常可惜。路边，几十个汽车临时泊位计价装置，还未启用，就被砸得东倒西歪，我估计偷井盖的，砸路灯的，砸计价器的，十有八、九是外地人，是涌向城市的失去土地的农民。我不认为这种行为有什么理由，不过，一定有原因。失去土地的农民，进城找不到工作，或是，找到工作却拿不到工钱，看著城里人住高楼，吃鱼肉，遛狗，他们该怎么想？北京人那么有钱是因为北京人贡献大？两种户籍，两种政策，农民的父母，农民自己，农民的子女被固定在贫瘠的土地上，甚至连赖以活命的土地也失掉了，看不起病，念不起书，没办法改变命运。偷井盖，偷自行车，偷隔离护栏，粘贴小广告，绝不是谋生之路，更不是发财之路，只能战战兢兢勉强糊口。砸路灯，毁公物，藉以发泄郁闷不满。不是说“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吗？结果却是教育农民者被农民实实在在地教育了。“和諧”不可能来自倡导和说教。八九年春夏之交，为了反腐败，关心国运的人们，天天向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一带聚集，那一段时间，北京的公交秩序，突然变好，“您先上”、“對不起”、“沒關係”、“勞您駕”…，这些词儿已经久违了，人们不再为琐事争吵，车上失窃的现象也不见了。后来，人们谈起那一段，对在北京街头少见的和谐气氛，很是怀念。那段时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急剧变化，人们感觉到，在这一特殊时期，自己责任重大，主人翁意识是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国人从来都是听报告，听指示，学文件，领会精神，谈体会，“統一思想，統一認識”，甚至，“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在執行的過程中加深理解”。突然，人们意识到，自己也可以表达自己的声音和诉求，依照宪法行使公民的权利，尽公民的义务。既没教育，也没倡导，团结，和谐氛围，不请自来。孰料，风云突变，镇压过后是一片死寂。人们在无法理解、万分悲愤的心情下又一次被“統一了認識”。和谐渐退，回归于冷漠、无情、麻木。井盖丢失日渐增多，没丢过自行车的家庭属于稀有家庭。“三農問題”成了问题，“下崗”、“待業”越来越普遍，有人进入世界富豪排行榜，有人在贫困线上下挣扎。资本家（民营企业家）纷纷加入共产党，他们身兼剥削者与“工人階級先進分子”双重身份，马克思主义被发展成一门十分高深难懂的“理論”。八十年代以前，中国不可能有大款，不可能有个人资本，家庭中能有老三样——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已经令人羡慕不已，二十年后，其实，不过十年，甚至三、五年，个人资产就上亿，进入世界富豪排行榜，不是暴发？北京市一所非常有名的重点高中，政治课把关的教授级高级教师，在电视上做高考前辅导，“中國目前有沒有剝削階級？”他十分肯定地说“沒有”。“民營企業家不是剝削階級嗎？”答曰“中國是社會主義，有剝削現象，不存在剝削階級”。高三的毕业生不会被他的狡辩愚弄，从他那里学到的是诡辩，学到了“白馬不是馬，是白馬”。1949年前，中国最大的资本家荣毅仁能进入世界富豪排行榜吗？那时中国有剥削阶级，如今仅仅存在一点“現象”？国家大事，世界大事，尽在“人民不宜”的阻隔下被筛选，被编辑，知情权大打折扣，怎么当家做主？九七年香港回归，港人捐赠“複明列車”为边远山区的白内障患者免费复明。我从电视上看到，取下绷带的患者，被眼前景像感动得几乎下跪，流著泪连说：“感謝黨，感謝人民政府”。就是这样的老百姓，头系羊肚巾，身著民族服，被招进人民大会堂，听政府工作报告，“討論並決定國家大政方針”。还有那位睁大双眼、渴望求知的农村女孩，她的照片成为“希望工程”的象征，为此，她十四岁就“當選”为共青团中央委员，乡亲们羡慕她小小年纪当上大官，去北京开会。而为反腐败静坐的示威者，却倒在机枪坦克下面，如此的“人民當家做主”怎不令人沮丧。先进社会应该是一个较完美的自动控制系统，只有正反馈，没有或不允许有负反馈的系统是不稳定系统，必将发生自激。“來之不易的穩定局面”是不稳定的前兆。哪里发生矿难，那里必有众多武警和110警车，“和諧社會”怎能靠倡导和教育？赵紫阳的遗体告别仪式，媒体不报道，知道的人很少，敢去告别的人更少。当天一早，政府动用大量警车警力，玉泉路以西，警察比行人多，八宝山火化场停止一切业务，通往火化场那条马路实行戒严，没有证件不许参加告别仪式，不许拍摄，站在远远的路旁拍摄也不许。人民政府如此惧怕人民，怎么“和諧”？有的只是忍。其实，忍，代价更大，更危险，双方都危险。

    离开澳门前往广州，阴雨中小住三日。拜谒黄花岗烈士陵园，雨雾朦朦，安静，肃穆。烟雨中游览七星岩，环顾上下左右，多天然，少人造，实在是“人在水墨畫中游”。不同于上海外滩，珠江沿岸不繁华，不洋气，几只货运木船，停靠在较远的对岸，漫步于岸边，不觉又是半天。香港回归已过去四年了，两制的根本区别何在？他们有股票、期货、买空卖空，我们也有。他们有资本家，我们有民营企业家，而且处于世界排行榜前列。他们有剥削，可是，不允许拖欠工人工资，我们不仅有剥削，甚至不给工钱，一拖数年，欲告无门，成为国内普遍现象。天赐良机，四川妇女熊德明巧遇温总理，鼓起勇气告御状，才得解决，被拿不到工钱的打工族羡慕不已。讨回本该属于自己的血汗钱，反而成了“天上掉餡餅”，为此，她被评为年度十大杰出人物，实实在在是我们这一制的悲哀和无奈。只有当“問題到了非解決不可的時候”才能摆到领导的议事日程上。久拖多年，逼出人命，几经上告，无人过问，被“焦點訪談”曝光，接下来必是引起“當地領導高度重視”。如何解决？则是“請看後續報道”；然而，“後續報道”如“泥牛入海”。好大的一个国家，只有一家“焦點訪談”，真担心他们“五癆七傷”。他们有领取失业保险的失业人员，我们有下岗待业人员。至于贫富悬殊，不论是差距本身还是两极分化的步伐，他们都差得远。罗湖口岸、拱北口岸隔开的，是“民主”和“人權”。

    “爲黨，爲人民”，党在先，民煞后。“党的利益高於一切”，“民族利益”呢？把“民主”和“人權”视如洪水猛兽，视为现代文明的“敗筆”，却又奢谈“社會和諧”，会有这等好事吗？有的只是群体忍耐、群体沉默，于无声处不是和谐稳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