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的命运——写于《金色的圣山》发行之际

袁红冰（澳大利亚）


　　引言当代西藏的命运，实质上是残存于雪域高原上的圣洁信仰的命运。

　　西藏命运问题正冷峻地拷问人类的良知。如果世界只能无奈地看着圣洁的信仰之花在专制暴政下凋落，人类的良知将蒙受万年的耻辱。对于中国，这种耻辱乃是铁铸的罪恶。

　　正是为让良知远离耻辱，为让中国远离罪恶，并得到救赎，我撰写此文。


一、中国的人格危机

    人类历史是人格的实现过程，人格的优美或丑陋决定着民族历史命运的高贵或卑贱。中国面临的最深刻危机正在于民族人格的堕落。这种民族人格的堕落，是一切社会悲剧和人间苦难之根；是一切社会不公正和生命丑态的人性原因。

　　贪婪的物欲，卑微的奴性，凶残的兽性，无耻的虚假性——这四个要素铸成了当代中国的民族人格，而铸造者正是垄断专制权力的共产党官僚寡头集团。

　　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之王，是唯物主义哲学。纵览人类哲学史，最俗不可耐的便是唯物主义。人的本质被归结为物，心灵便受到侮辱，精神便受到贬低，生命就失去神圣感，而物欲则成为受到终极肯定的存在。唯物主义哲学实际上这样确认人的概念——活着，是一块会喜怒哀乐的物；死了，是一块将腐烂发臭的物。共产党官僚寡头集团以专制的铁鞭，迫使中国跪拜在这个概念之下。概念一旦被接受，现实中的人就降低为不受任何神界和人间道德戒律约束的存在，而对物欲的追求和建立在物欲之上的狂欢，则构成了生命所能理解的最高理想。已经枯朽凋残的共产主义理想，也不过是以“物质的极大丰富”作为图腾。

　　使人成为道德和心灵之外的存在——这是唯物主义哲学的墓志铭。当前中国物欲横流、人性腐烂的现实，正是获得思想专制权力的唯物主义哲学的必然结果。而背叛古中华精神，将灵魂出卖给唯物主义哲学的中共官僚寡头集团，应当对中国人格的物欲化负现实的责任。

　　人格的普遍奴性化既是专制政治存在的基础，又是专制政治不断追求的目标。为了使奴性成为社会的准则，专制政治唯有借助于国家恐怖主义，而凶残则是恐怖之父。于是，就形成了以兽性的凶残为起点，以人格普遍奴性化为终点，以国家恐怖主义为仲介的专制政治的逻辑过程。而最为可悲之处在于，被奴性化者，同时也被专制政治的凶残兽性所深深毒害。这种凶残的奴性正是中国社会中一次又一次巨大人性悲剧的人格基础。

　　美好和善良必定与真实共存，凶残和丑陋则一定与虚伪同在。只有以神圣理想为遮掩，人们才会肆无忌惮地发泄凶残的兽性；只有在高尚精神的阴影下，人们才会心安理得于自己的人格丑陋。中国专制政治总会及时地为人们提供这种廉价的神圣理想和高尚精神，但是，神圣理想和高尚精神是虚假的，真实的唯有凶残的兽性和丑陋的人格。

　　习惯于虚假，生命就谎言化。而谎言化的人格必然失去真诚相信道德原则的能力，堕落成为了满足物性生存的要求可以做任何事的无赖汉。

　　历史运行到今日，共产党已经成为精神的破落户，他只能凭藉肮脏的物欲引诱人心，凭藉国家恐怖主义威胁社会。而这种物欲的引诱和恐怖的威胁，正是中国民族人格普遍堕落的基本原因。

　　中国面临的最根本的危机就在于民族人格的物欲化、奴性化、兽性化和谎言化。这个危机同时也属于世界。十三亿人成为道德之外的存在，这本身就是对人类作为精神价值存在的前所未有的挑战。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非道德化人群，表明人的概念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部分正在堕落为物欲和私欲的存在。显而易见，这种存在逐步走向世界的过程，定然也是腐烂的人性的世界性扩张。那是对人的神圣性和纯洁性的前所未有的重大威胁。

　　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切悲剧——一切对良知的背叛，对正义的抛弃，对真理的戕害，对自由之血的漠视，对他人苦难的冷漠，对肮脏物欲的无耻追求，都同堕落的民族人格有关。


二、中国当代民族人格对藏传佛教的威胁

    藏传佛教创造的精神意境能够延续到今天，乃是一个心灵的奇迹。对迷失于物欲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现代人类而言，藏传佛教或许是其灵魂得到救赎的方式之一。而藏传佛教，这种关于生命价值的圣洁的判断，值得被文明永远记住。

　　马克思主义视仇恨与暴力为它的精神图腾。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官僚寡头集团运用凶残的暴力，对藏传佛教文化的生命载体——西藏的僧侣和人民，实施了无情的杀戮、镇压、监禁、酷刑。西藏高原上的白雪因此而渗出殷红的血色。但是，事实证明，除非把绝大部分人都斩尽杀绝，否则暴力并不能消灭人们心中的信仰。在坚硬的精神信仰前，对暴力的崇拜受到挫折。尽管血腥的暴力依然在按照它的逻辑运行。

　　人是心灵的存在。对藏传佛教的最可怕的威胁在于，中国官僚寡头集团一直试图从西藏人的胸膛里，剜出那颗精神信仰的心，并塞进一颗在物欲中腐烂的心。媒体的资讯传播，各级学校教育，表面繁花似锦的文学艺术——所有这些本应当同心灵有关的过程，都在当局严酷的新闻管制和精神控制下，进行着反心灵的活动。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用中国当代堕落的民族人格，取代藏族人原来的那一颗圣洁的心。持续性的向西藏移民，更把与中国当代堕落的民族人格相连的生活方式，带上了原本属于精神王国的雪域高原。这种以肮脏的物欲为内容的生活方式，不仅污染着西藏人的心灵，更逐步趋向于成为主导西藏命运的生活方式。

　　藏传佛教的生存处于危机中，一种高于物欲的生活方式处于危机中，一种属于圣洁心灵的文化处于危机中。而造就这个危机的竟然是中国有史以来最猥琐、最堕落的民族人格。圣洁者面临凋残的危险，堕落者却似乎要拥有所有的阳光。这是何等的惨痛，又是何等的可悲——无论对于世界，或者对于中国都是如此。


三、对人类良知的拷问

    共产党官僚寡头集团在天性上就仇视一切圣洁的精神意境。这正是它一定要使藏传佛教湮灭于专制铁幕下的根本原因。

　　拜物是共产党哲学的信仰。在物性崇拜的阴郁视野中，所有属于精神意境的哲理和信念，都被视为罪恶。仇恨是共产党政治学的基因。所有超越共产党政治范畴的存在，都是共产党要无情消灭的物件。独裁是共产党国家权力学的灵魂。对独裁权力的追求表现出私欲的最贪婪的愿望，因为，它要以独裁者对生命和生活的丑陋理解，来奴役整个社会。

　　拜物、仇恨和独裁权力构成共产党官僚寡头集团的天性。这种天性是藏传佛教，以及与之相连的精神生活的劫数。因此，试图在中国当代专制的政治范畴内解决西藏问题，以求得藏传佛教存续和发展，乃是与虎谋皮，毫无可能。

　　达赖喇嘛提出西藏高度自治的理念。他希望以自治而非独立，换取共产党官僚寡头集团的相应妥协，从而为藏传佛教文化保留生存的空间。但是，共产党官僚寡头集团对此却一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并指责达赖喇嘛要求西藏独立。

　　我相信达赖喇嘛是真诚的，原因只在于，以净化人的心灵为天职的藏传佛教视谎言为罪恶。事实上，共产党官僚寡头集团自己也不相信它们对达赖喇嘛的指责。它们只不过是利用这种指责，来回避启动西藏真实意义上的高度自治的政治过程。中国当局确实也同达赖喇嘛的代表进行过一系列谈判，不过，中国当局进行这种谈判的目的只有两个——一是通过永远不会获得实质性成果的谈判，缓解国际社会对中国当局宗教灭绝政策的批评；一是在这种谈判的掩护下，赢得时间，造成西藏佛教消亡的既成事实，从而按照专制政治的罪恶逻辑，一劳永逸地解决西藏的命运问题。

　　既然共产党官僚寡头集团在天性上就不能容忍藏传佛教文化的存在，那么显而易见，唯有共产党专制崩溃之后，藏传佛教文化的生存权才能得到专制废墟之上建立的民主政治的尊重和确认。心灵圣洁的藏族人民本应拥有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否则人类就不配拥有太阳。但是，中国民主命运趋向凯旋的过程，和藏传佛教文化在共产党暴政的阴影下逐渐凋残的过程——这两个过程谁能赢得时间，我们却无法断言。因为，时间并不总是与真理和正义同在。

　　思想至绝望之处，似乎只有呼唤覆盖人类命运的苍天，对中国的专制政治降下雷电的谴责；似乎只有祈祷承载人类命运的大地，佑护藏传佛教文化。然而，即使处于绝望之中，也难以躲避西藏命运对人类良知的拷问，对苍天的呼唤，对大地的祈祷，也不能代替人类的努力。既然如此，就让良知未泯的人们以信仰自由的名义，为保障藏传佛教文化的生存权而竭尽所能吧——西藏人民要求的，只是一片信仰自由的土地，只是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精神的家园；他们给予人类的，乃是圣洁的精神价值。

　　《金色的圣山》是我心灵之火熔铸出的艺术的王国。即使最可悲的事情真的发生了，即使藏传佛教文化真的亡于共产党暴政下的文化专制，《金色的圣山》也已经永远为藏族文化的存续，开拓出一片超越尘世时－空的王国。时间可以凋残，空间可以崩塌，这承载藏族文化的艺术王国却将与人类的历史相伴而行。美丽圣洁的藏族少女，高贵仁慈的藏族青年，以及他们的欢笑和悲泣，都将在这艺术的王国中得到永生。

　　噢，太阳终将证实，我为圣洁的藏传佛教的生存权，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

　　二零零五年三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