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帆六百年——海国男儿郑和
（台湾）陈政三
海陆通缉建文帝——胡濙与郑和
1402年，永乐帝朱棣夺位成功，他的皇帝姪子朱允炆从此下落不明，成了千古疑案。有说烧死了，有说被乱兵所杀，有说剃度逃生。要命的是那颗传国宝玺不见了——不确定是朱元璋刻的“受命於天，既寿永昌”，或是建文新刻的“天命明德，表正万方，精一执中，宇宙永昌”宝玺。所以“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的可能性大增，至少作四叔的心不安，老是这么胡思乱想。但逃哪里呢？有说跑到云贵、广西当和尚，90多岁到官府投案自称建文，送到京师审问，《明英宗实录》伪称“其姓名为杨行祥”，不过民修史书认为“就是建文，老死宫中”（郑晓，《吾学篇》；谷应泰，《明史记事本末》）；另有说先逃到江苏吴县鼋山当和尚，后来在国师道衍和尚（姚广孝）监护下，隐匿穹窿山皇驾庵（徐作生，〈明惠帝出亡穹窿山新证〉、〈明惠帝出亡穹窿山补证〉）；有说逃往南洋一带。於是新当家的展开海陆大搜索。
《明史。胡濙传》：“惠帝之崩於火，或言遁去，诸旧臣多从者，帝（成祖）疑之。（永乐）五年，遣濙颁御制诸书，并访仙人张邋遢（张三丰），遍行天下州郡乡邑，隐察建文帝安在。濙以故在外最久。”到底有多久？成祖在位21年半期间（1403-1424），胡濙从永乐五年十一月起，迄二十一年八、九月间，三度长期出差在外十余年；第一次永乐五年出访，到十四年还朝；第二次从十六年到十七年；第三次由十七年至二十一年。中间不到2年的空档期，连母亲过世，亦遭“夺情”，不准辞官守制。如果不是有足够证据怀疑建文未死，成祖应该没有要大臣不回家奔丧守制的道理。
再看胡濙首次出访，官阶为正七品户科都给事中（皇帝财政机要秘书），永乐十七年以正三品礼部左侍郎（教育部政务次长）身分第三度出访；宣宗宣德六年（1431），升为正二品礼部尚书（部长），又兼任户部尚书（财政部长）；一直干到英宗复辟才退休；退休7年后过世，享年89岁。从建文帝迄英宗复辟，历经6个皇帝，7个年号。干特务出身者能善终已属难得，还做过“七朝元老”、身兼两要职，他可能是中外第一人。
永乐二十一年，胡濙出差回来，成祖第4次北征漠北，行在宣府，胡濙半夜赶去求见，《明史。胡濙传》载：“帝已就寝，闻濙至，急起召入。濙悉以所闻对，漏下四鼓乃出。先濙未至，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释”。有人推测胡濙必定带来有关建文或已死、或让国的消息，否则不敢半夜吵醒皇帝，皇帝也没兴致与他秉烛长谈到凌晨。可见成祖最初怀疑建文帝可能逃到海外，七度派郑和到南洋，其中有六次系以寻找建文帝为主要任务之一。
《明史。郑和传》：“成祖疑惠帝亡命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明太宗实录》则载：“遣中官郑和等赉敕往谕西洋诸国，并赐诸国王金织文绮，各有差”。显然除了寻找惠帝下落，也兼负宣扬国威、国际外交的目的。至於海外贸易，甚至说“为了组织海上大联盟，对中亚细亚的帖木耳帝国作半月形包围”，可能只是附带衍生的利益，甚至是搞历史的“研究”出来之课题。到了最后一次（第八次）之前，隔了6年未派人南下夸示国威，以往争相到北京高呼万岁的“番邦”少了，这才警觉“炮船外交”还是挺管用的，於是再下令60岁的郑和南下卖老命。
要找建文下落少不得锦衣卫随行，人员编制中的“力士”即是锦衣卫特有的职称。随郑和第八次下西洋、着有《西洋番国志》的巩珍，即是锦衣卫佥事（正五品，主管狱政）。永乐年间锦衣卫杜子忠等4人在锡兰被土着俘虏，到了宣德元年六月，才辗转来到苏门达腊，随该地朝贡船回到明国；而假如他们是在第三次南下於锡兰战役被俘，从出海（永乐七年十二月，1410年1月）到返国（1426），可真是“少小离家老大回”。至於郑和更不用说了，身为正使，第四次以后又挂名总兵太监，当然是情报总头子；陈舜臣认为他“从起兵有功”，虽说曾在郑村埧建立战功，可能也包括对建文帝身边宦官进行反间工作的功劳。
对於上述2人海陆大搜索的行动，明中期人士郑晓《今言》写道：“成祖西洋之舟发，不亦劳乎！郑和之泛海也，胡濙之颁书也，国有大疑云尔。”
出使日本、朝鲜？八下西洋？
有人根据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郑和曾於永乐二年“统督楼船水军10万诏谕海外诸番，日本首先纳款，擒献掠边倭贼20余人”，认为郑和出使过日本。就字义，顾炎武并未说郑和到过日本；根据《明史。日本传》，日本在永乐三年十一月把20名海盗“献於朝，且修贡”，成祖虽不收，要他们带回自行治罪，但龙心大悦，派鸿胪寺少卿潘赐、中官王进随团出使日本（不是派郑和）。日本使臣从南京到了宁波，可能嫌累赘，也可能为了示好大明国，上船返日前用大蒸锅把20人“清蒸”了事。成祖闻报大为激赏，颁诏准日本每10年可朝贡贸易一次，还赏二艘朝贡专用船舶给日本。所以，三保太监没到日本吃过沙西米。另外，清初查慎行称郑和曾出使朝鲜四次；不过无充分史料佐証.怪的是，从元末即开始出没中国海岸的倭寇，在永乐八、九、十五、十七、十九年曾劫掠辽东、浙江、广东沿海；郑和实力雄厚的舰队却不曾奉派“耀兵”东洋，只到南洋“示富强”，有点“软土深掘”、 “柿子挑软的吃”的味道。还是大元帝国二度东征日本，铩羽而归，让大明主事者深以为戒？
另据伴野朗《大航海》乙书上载，传说郑和从一位神秘老人获得张士诚藏宝图，道衍和尚览图判断可能位於长江口嵊泗列岛与杭州湾外舟山群岛间之无人小岛，姑且取名“张宝山”。於是奏报永乐帝获准前往，在该岛挖出5个内藏砂金、银两、宝石的大壶，呈献皇帝充作北征、南航的经费。也只是个有趣的传说。
有研究者称郑和七下西洋，未把永乐二十二年到旧港（Palembang，巴林邦，今印尼苏门达腊巨港附近）册封已故施进卿之子济孙的那一次算在内。根据学者不断考据，从《明史》上载的6次；到梁启超、郑鹤声（他把永乐二十二年那一次单独列出，未算在6次中）、方豪的7次；然后是徐玉虎、黎东方、汪知亭、江鸿……等的8次。而7次之说显然是把旧港头子施家纳入“华侨”，用属於“内政”而非“外交”的标准来衡量。不过就行动而言，郑和还是“下”了西洋；就实质而言，施家从施进卿，到儿女施济孙、施大娘仔、头目娘施二姐，早已称雄该地，受册封为宣慰使，也不过让远在北京的朱棣过足“霸主”乾隐而已，对他们有百利无一害，何乐而不为？
郑和八下西洋各家较完整说法如下：宝船队
根据《明史》，首次下西洋包括大宝船六十二艘、较小船只一百余，人员27，800余人。马欢《瀛涯胜览》记载有六十三艘大宝船。万历年间罗懋登《西洋记》或称《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将船舶分为宝船（9桅）、马船（8桅，又称崑崙船，南洋式大船舶，不能顾名思义认为只是载马之船）、粮船（7桅）、坐船（6桅）、战船（5桅）。巩珍《西洋番国志》：“其所乘之宝舟，体势巍然，巨无与敌，蓬帆锚舵，非二、三百人莫能举动”。宝船“长44丈（约150公尺）、宽18丈（62公尺）”，有9根大桅桿，大小约莫一座直线可跑100公尺、可抛铁饼的比赛运动场。
这还不是史上最大的帆船，开拓航海史第一个高峰的宋代船舶，“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中者二千至一千五百料（客舟），可载二、三百人”；大明最大宝船为二千料，仅及宋船的五分之二。根据研究，宋代每千料船载重60吨，五千料则可载重300吨。明代标准若一样，则大宝船可载120吨，约等於90多年后达伽马（Vasco da Gama）“首度”绕航好望角抵达印度（1498）的120吨船舶。郑鹤声、郑一均的研究指出，一般宋船接近40丈，也有长达50余丈的“西湖舟船”。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记载南海大如广厦，可载千百人、万斛（600吨）的番舶。奉使高丽的徐竞说当时有种“神舟”，望之“巍如山岳”，比载二千料的客船长、宽、高各大3倍；假如徐竞没看走眼，那么神舟几达3，000吨？元末摩洛哥旅行家巴图塔（A. I. Batuta）称中国船大者12帆，可载千人。
船上除了领导阶层的宦官（正四品正使及副使、从四品少监、正五品监丞）、将军（正二品都指挥使、正三品指挥使），不可少的中下军官、士兵，另有福建籍副使（最后一次同挂正使）王景宏招募的航海专业人员（火长、梢公、舵工、碇手、缆工），管钱的（正五品户部郎中及属员）、写报告的（从七品中书舎人、书手）管外交礼宾的（鸿胪寺序班）、负责星象的（阴阳官、生）、包打听的（锦衣卫）、搞翻译的（通译）、照顾病患的（医官、医士）、买卖货物的（採买）、修东西的（工匠）……等。据说还有安定军心的和尚、道士随行；另有2名帮助土着妇女生产的“产婆”，郑和似乎深知医疗巡回团对促进外交的重要？
海员吃食方面，《岭外代答》寥寥几句，道尽海上饮食情形：“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豢豕酿酒其中”。因此，除了耐久藏的火腿、腊肉，另养有猪只，应该也养牛羊，因为可能包括郑和在内的回教徒不吃猪肉。想吃海鲜？自己网捞。饮水则以大缸储存，海舶设计成水密隔舱，淡水应该可储放在密闭水柜中；沿途取之不尽的槟榔、椰子也是解渴之物。
宝船队依赖的是“船坚炮利”，当时已经十分发达的火炮应当是郑和舰队击败旧港大海商（盗）陈祖义、锡兰及苏门达腊军队的最大利器。曾公亮成书於北宋仁宗年间（1044）的《武经总要》，内载引火球、蒺藜火球、毒药烟球等用抛石机抛射的炮弹；12世纪已有轰天雷、飞天炮、霹雳炮出现，对抗金兵；南宋理宗时，以竹制枪管、火药发射子弹，称“突火枪”，是世界第一种管形火枪。13世纪末，元世祖至元年间，蒙古人已有“铜火铳”，可以想像，蒙古西征威镇欧洲，靠的不只是骑射。焦玉在《武备火龙经》陈述，元末明初他制作数十件“火龙枪”献给朱元璋，徐达试射，发现“势如飞龙，洞透层革”。明成祖设有“神机营”（机械化炮兵部队），以铜质或铁质“神机炮”、 “神机枪”为武器。另有水雷、地雷，以及类似现代手榴弹的“万人敌”。上述类似武器应都跟随郑和南下“耀兵异域”，也因此可能有武器外销的“军售案”。
信仰改宗—印佛经、礼妈祖、麦加朝圣？
郑和祖先来自西域，信奉回教，可由永乐三年礼部尚书李志刚撰写的〈郑和父故马公墓志铭〉看出，内称其父“字哈只”。对曾到麦加朝圣过的回教徒而言，在姓氏前冠上“哈只”—Hadji或Hajji是极大的尊称与荣耀，所以郑和的父亲应称为“哈只马”，不过依中土习惯就成了“马哈只”。他的祖父似乎也到过麦加。
郑和12岁被明军所俘、阉割，由云南入中原，从此过着内侍生涯。他后来改信佛教，可能受到道衍和尚的影响。永乐元年，从道衍皈依佛教，受菩萨戒，出钱刊印佛经《佛说摩利支天经》，法名福善；他又曾在永乐五年到二十二年间至少捐印6次佛经，宣德四、五年印3次佛经，供各地佛寺流通供养，当时他的法名已成“速南吒释，即福吉祥”。所以有谓“三保”或“三宝”是他皈依“三宝”（佛、法、僧）后的尊称；也有称是他的小名；或他曾掌管过“内承运库”（负责金、银、珠宝三宝）而得名。不过明初许多太监（如王景宏、侯显）也信佛教，都叫三宝（三保），似乎以第一种说法较可能。这就像到过麦加的回教徒统称“哈只”一样。
另外，他对海员信奉的妈祖也礼敬有加，曾重修过龙江、泉州天妃宫，每次出发前必到庙上香，返国后也不忘还愿。而妈祖信仰系属道教。
郑和似乎未完全放弃回教信仰，至少下述事蹟露出端倪：他曾在永乐十一年奏请重修西安清静寺；十五年祭拜泉州灵山回教先贤墓，并立碑石；至今印尼还有人称他“穆罕默德郑和”；多名回教徒曾随他下西洋，如《瀛涯胜览》作者马欢、精通阿拉伯语的佥事郭崇礼、泉州回教航海世家浦和日（又称浦日和）、西安清静寺掌教哈三；他在南京牛首山的坟墓为回教式墓塚，正面雕有伊斯兰教文。所以，有称郑和分遣舰队曾由陆路到过麦加，但他因身体不堪负荷沙漠远行，并未前往；不过也有人认为他去过。以慎终追远、缅怀父祖的角度，不能排除去过的可能。
郑和游台湾？发现世界？
五代、宋代产生了“东洋”、 “西洋”的航海地理辨识概念。至於明初为何称东南亚、印度洋一带为“西洋”，有两种说法，第一说系以当时南京外城为界，以东海域称东洋，以西称西洋；另一说称航路从长江出海，先经明国海岸南航，直抵越南，再往南以婆罗洲为中界，婆罗洲以东称东洋，以西称西洋。两种说法在地理上大致相符。
郑和舰队专注西洋航路，他似乎不曾涉足东洋。那么他的分遣船队呢？万历三十年（1602）随沈有容到澎湖、台湾镇压倭寇的陈第在〈东番记〉写道：“永乐初，郑内监航海谕诸夷，东番独远窜，不听约。於是家贻一铜铃，使颈之，盖狗之也。至今犹传为宝”。陈第在台湾亲眼目睹原住民珍藏的铜铃。同时代稍晚，何乔远《闽书》；张燮《东西洋考》，承袭陈第说法，但把“郑内监”改为“郑中贵”， “永乐初”改为“永乐中”。可能对郑和到过台湾存疑，而略带保留。
康熙三十三年（1694）高拱乾《台湾府志》载：“宣德年间，太监王三保舟下西洋，因风过此。……相传太监王三保到台湾曾於此井取水……。投药（下淡水社）水中……令土番染病者於水中洗涤，即愈。……植薑（凤山县）冈山上，至今尚有产者……可瘳百病”。显然认为郑和没来过台湾，另以王三保代替。
不过修成於雍正末年的《明史》却记为：“永乐时，郑和偏历东西洋，靡不献琛恐后，独东番远避不至，和恶之，家贻一铜铃，俾挂诸项，盖拟之狗国也，其后人反宝之”。又恢复陈第的说法。
王三保可能指王景宏。至於用“赤嵌取水”来证明舰队到过台南的说法，也因为占城（越南中南部）、暹罗（泰国）、澎湖、台南都有赤嵌地名，所以无定论。郑和、王三保或分遣船队是否到过台湾？三保究指何人？虽曾引起学者笔战，不过尚无定论，恐怕永远“公说婆说”了。
1459年毛罗（Fra Mauro）绘制的地图上标：“1420年有艘航向迪布角（Cap de Diab，即好望角）男女岛（Isles of Men and Women）的中国大帆船，经过绿岛（Isole Verde）与隐约浮现水面的礁岛群（obscured islands）西航，再转西南40天，尽是海天一色，於是返航，花了70天才再返抵迪布角”。李约瑟（Joseph Needham）认为该船可能越过非洲南端的厄加勒斯角，进入了大西洋水域。
即便是，也不属於郑和宝船队，因为那年恰为出航空档期；就算是，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因为宋船早在郑和之前，已绕航过宝船队目前确知所有到过的地方。不但如此，南宋《诸蕃志》、元初《大德南海志》已登载摩洛哥（默伽猎、麻加里）、西班牙（茶弼沙）；《大德南海志》记载了罗马（芦眉）、西西里岛（斯加里野国）。
至於孟西士（Gavin Menzies）1421：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the World乙书认为郑和的四支分遣舰队到过了非洲、澳洲、南极、美洲、北极等地，部分人留下定居；怪的是，他惟独漏掉欧洲。只能说是本“很大胆尝试的书”—a very brave try，有点天方夜谭，当探险小说看看可以。笔者不否认可能性，不过应是另一批非官方派出的华人海员所为，而且年代可能更早，否则会留下纪录。郑和没有发现世界，他等待世界来发现。
死在印度？埋在北京、南京？
最后一次出航，郑和究竟可有返国？或死在从印度西海岸古里（Calicut，卡利卡特，孟买附近）返国途中？正史并未记载。吴晗、江鸿等认为郑和回到了国内，1435年卒於南京，葬在牛首山。
不过根据《郑氏家谱首序》载：“（受命使）三十余国，止于王事，归葬牛首山。赐祭田万顷，诏以立功之处建立……”。其中“‘止于’王事，‘归葬’牛首山”照字面解释，应是“郑和途中逝世，遗体运回安葬”之意。郑和过继长兄文铭之子马赐（更名郑赐）；第十九代孙郑自强、郑自海把文革期间被搜走的家谱要回，得悉上述情事，1990年4月接受南京郑和研究会访问时透露郑和死在海上。协助郑家取回家谱的李士厚，曾撰写《新发现的南京郑和家谱首序考跋》，介绍这个发现。
不过有人认为郑和卒於返国途中，遗体不好储存，举行了海葬，带回安葬的只是头发、衣冠。1984年9月1日《联合报》刊载张敬斋〈我的祖父小德张〉乙文，内称“李莲英位於北平南苑的墓，就建在郑和墓后面。清代太监每年均祭拜郑和，视同祖师，犹如木匠之拜鲁班”。看来又闹双胞案了。
尾声
郑和下西洋结合宋、元400年民间航海术精华，开拓官方独占贸易高峰，是个惊叹号，也是句号。高潮来临，往往是走下坡的开始。带回来的固然是高价象牙、珠宝、香料、苏木（俗称窊木，去皮晒乾当绯紫染料）、麝香木，“到郑和死后三代宪宗成化年间，还节余黄金至少二、三十万两，白银千万两”，可供“折抵朝臣的官俸与赏赐，以减轻财政负担”；不过更大笔的船舶建造费用呢？丧命异域者的抚恤费呢？那是庞大的支出，那可是须从老百姓荷包掏出来的。何况南洋奇珍异物、香料、龙涎香，也不过丰富少数称孤道寡、庙堂高官的财产，满足个人癖好而已，无利於普罗大众。这就是为何夏原吉反对“北征”、 “南航”的理由，也是成祖死前领悟“夏原吉爱我”的道理。
之后，官方海外贸易侷限在小规模施舍式的朝贡贸易。不过民间力量是永远禁止不了的，事实上也一直存在，这就是明代大海商、海盗、倭寇一直无法禁绝的道理。以明嘉靖年间，亦商亦盗的王直私造巨舰为例，“方一百二十步，容二千人，木为城，为楼橹，四门其上，可驰马往来”，官船瞠乎其后，无法匹敌，每每须“跳上”贼船，方能与战。
宪宗年间，可能是宦官汪直索取郑和出使资料，兵部正五品的小官车驾郎中刘大夏居然把它藏了起来，要是没有皇帝暗地授意他敢吗？有次对国防部长项忠说：“三保下西洋，费钱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於国家何益！”这些资料后来散佚民间，嘉靖年间胡宗宪为防倭事，广收海图，幕僚茅坤收藏甚多，孙子茅元仪将资料收入《武备志》。该书卷二百四十载有一幅“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海直抵外国诸番图”（后人简称“郑和航海图”），用山水画平面笔法，以航路为主，各国地形为辅，标上国名、地名、航行针路、航程更数及地形，并有水势深浅、泥沙礁石分布等细节。海图成於宣德五年（1430）之前，可能是郑和在第七次远航返国，到最后一次出航之前，守备南京近6年之间招集舟师所绘制。天启元年（1621），茅元仪刊行该书；崇祯元年（1628）呈献朝廷，藏在深宫。
早期识字海员不多，没留下私人航海日志，令人扼腕；幸有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赵汝适《诸蕃志》；元代陈大震《大德南海志》、汪大渊《岛夷志略》；明代作者不详的《顺风相送》、《指南正法》、《筹海图编续编》，以及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郑若曾《筹海图编》、陈侃《使琉球录》、郑舜功《日本一鑑》、张燮《东西洋考》、何乔远《闽书》、沈有容《闽海赠言》……等书传世。不过人民的力量挡不住的，明代徐楠兄弟、王直、徐海、李大用、林凤、林道乾、李旦、郑芝龙、郑成功威镇东西洋；清代蔡牵、朱濆、谢焕时、简照南不惶多让；20世纪虞洽卿、包玉刚、董浩云、张荣发相继扬名国际航海界。
距郑和首度下西洋600年了，两岸各地如火如荼的展开各项纪念活动及文物展示。1955年，台湾把永乐三年六月十五日（1405年7月11日）首度下诏南航的日子—阳历“7月11日”，订为“航海节”；2005年中国也将该日订为“航海节”，在这点两岸算是“统一”了。1986年，距郑和首次远航580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目前唯一的远洋训练舰——4，700吨的“郑和舰”才下水；而目前海军主力仍侷限於近海。中华民国则以曾派舰攻打过台湾的美国（1867年Hartford及Wyoming号攻打恆春半岛排湾族）、法国（1884-85年清法战争，孤拔舰队攻打北台、封锁台湾）生产的军舰为主力。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引以为傲之余，似乎也应省思，还有什么该好好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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