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连结台湾才有中国” 命题之解析

黄永森（比利时）


    台湾新任中国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在该党第十七届中央评议委员第一次会议上说：“国民党应该尽速建立‘先连结台湾才有中国’的历史论述”。这可以看作是新任党主席，对国民党的台湾政治定位及其长期以来所倡导的“国民党本土化与在地化”等相关论述所提出的最新命题与阐述主张的意向性提示。那么，这一命题的真实意涵与可扩展的深层意义何在呢？以下尝试作一初步解析。


一、问题的关键何在

    从字义上说，所谓国民党“‘先连结台湾才有中国’的历史论述”可简单概括地为：国民党主张“台湾优先”的政治观念与政策主张的新表述意向。换言之，即意在强调“先台湾而后思考中国观念与统一等两岸关系议题”的主张。

    那么， 这一建立在“政治意识优先序位差异原理”基础上的新政治思维表述，究竟意味着什么样的政治理念与政策意涵？它的政治理念的法理基础是甚么？它与国民党既往的政治理念政策主张分别有那些关联与区别？若从政治理念与政策宣导的意义层面看，它又具有那些新意向和可进一步发掘开拓的意义与深层内涵呢？等等，是有深入探讨的非常价值与意义的。

    从现代政治学与实践政治理念而言，政治的本位/主体观念意识（或某种意义上可称“主体性意念”和主体思想意识等等），是任何现代正常的政治共同体（国家民族与公民社会）及其组织与成员所具有的基本正当的观念意识，表现为对本身存在其中的政治实体的“理念认同”。一般而言，它是历史的长期形成的产物。尤其，在现代经历过民主化国家社会运动的焠炼后，现代人文思想与自由民主意识的彪升，“政治自主观念与共同体认同”就成为一种普遍的意识与要求，即理论上的“主体意识”与强调政治主体自决权利等现代理念，及其在政治实践与政策主张上的“正常与习惯性”政治意念表达。

    那么，在台湾民主化进程中，这样一种现代政治主体性意识与主张，究竟呈现了什么样的变化过程？为甚么会有争议或存在分歧？它表现为甚么样的特殊性和样态？而决定性的关联要素究竟是甚么（或关键性的决定因素在那里）？尤其是，在当前台湾的现实处境与面对的难题及发展面临的边缘化危机等情势下，政治主体性诉求的真实内涵与意义何在？它受到了那些历史性与地缘政治和现实世界权益关系的影响？而政治主体性意识与诉求的过度张扬，尤在台湾内部由于对其认知与解读形成尖锐对立的情势下，它的合理界限与客观效应应该如何来度量和拿捋得当？以真正获得最佳的国家政治与社会效益。等等，就是不能不察或不能不深究的课题。

    概括而言，之所以存在“政治主体性认同”方面的歧议，主要是源于两岸中国的历史纠缠与长期政治敌对的“正统与法统”方面的“政争”所致。无论从两岸政治敌视还是在国际上“同室操戈”；无论是台湾与大陆的政治制度之争还是国共两党的法统之争/还是“中华民国”VS“中华人民共和国”。结果造就了台湾政治国家现实与未来的不确定状态，及其长期而言必须综合考量与权衡的战略性课题！同时，又是必须将现实考量与未来发展需要加以规划统筹加以处置解决的现实性难题。

    总之，两岸历史性政治制度与法统之争，甚或现实的政治对抗角力，无不深刻关联着的一个尚未被普遍认知的有关现代国家建构议题：即究竟是历史中国的皇朝大一统的“单一体”传统整合？ 还是现代“共和联邦制”的两岸扩展？或者是一个新型现代国家整合的超国家共同体建构？在在都凸显了这样一个深刻命题：即无论两岸关系如何演变，其症结在未来是实现“传统国家”甚或当代“超国家共同体”整合建构。

    而从现实出发，一个关键性问题在：两岸必须如何完成各自自身认同/定位与主体性基础建构？并能获得彼此的包容与确认。

    换言之，在现代政治国家与社会生活中，现代自由民主人文思想精神与主体意识观念的提升，将给未来中国民主国家的公民社会建构，将对现代国家或超国家共同体的体制类型/属性的建构，带来甚么根本性的影响或决定性的意义。这可以说，是台湾现实民主宪政化发展的政治情态演变所展现和即将引致的历史性变化的深刻政治意义与内涵所在。是一个需要透过诸多现象看本质趋向的，有待作深入地理论解析与政治阐释的大课题。


二、走出历史困局

    若就中国国民党理念型政党本质属性及其与台湾的政治历史渊源而论，其自身始终处在一个历史性演变过程和双重身份的历史现实的磨合与转换的“两难情境”之中。尤其是发生在台湾民主化与政党轮替之后，国民党面临了“政治角色定位”与“历史性政治理念秉持与现实政治意向选择”的两难困境。

    对此，可以从政治现实的严峻挑战情势，和如何在“政治理念国家认同秉持与现实理性务实的转换”之间作出慎重选择！两个方面来进行深入剖析。

    一是，面对台湾民主化政党轮替这一“突发事变”及其之后造成的诸多难题，国民党遭遇了“五年多困难繵变期”震痛：在伴随着失掉政权，与不可避免的遭遇政党/社会性“历史清算”要求的压力下，在内部分化与“由盛转衰”的危机挑战中，在究竟应该在政治理念与现实选择之间如何抉择等等难题情势下，陷入了被动应对的政治/政策徘徊状态。表面上看，是存在政治论述与历史传统包袱如何消解的问题，实则是一个长期威权体制下型塑的传统政党的政治观念体制与权力结构体系如何改革再造的难题。

    二是，客观上说，作为承载中华民国政治理念历史的，背负着“中国政治十字架”的国民党，又多少表征出“悲剧色彩”的政治双重性格。而且，由于其长期居于执政地位而呈“威权特色”和体制性积弊惯性，造成“自蔽现象”与“政治遮蔽效应”；使得人们不能从这样的角度，去体验和感受到他的“悲剧性”，即在威权政党的“权力骄横”与宰制历史背后的“政治承载” 及其使命。

    虽则在“理念秉持与现实选择”方面，似有“鱼与熊掌”难以兼得之势。而实际之中，陷于长期的“权力骄横”所形成的体制性“惰性”的国民党，还给人们有“理念实践蜕变”的感觉与实迹。似乎已在政治实践中既有失却“理念型政党”的历史本质属性倾向，而又在民主化政治竞争挑战中节节失据，体大却难以承负历史之重。所以，面对改革再造，国民党不仅是需要崭新的政治论述，更为关键的是从理念与现实政治情境的种种展示中，通过深刻的反省与自我批判，以汲取经验教训，把握历史未来的趋向。需要在深层面发掘“理念与现实兼得”的政党体制再造与体质性“革新除弊/革故鼎新”（全面民主化，清新化与新的政党权力结构体制的建构等）。

    那么，具体到国民党的“历史与现实的政治连接”议题，似乎一直困扰的问题是：究竟是“在地化”VS“本土化” ；甚或“大中华论述” 对“台湾小论述”；还是“民主议会与理念型兼得的现代政党”VS“单纯内造型民主议会式政党”等等。其实，关键是如何在理念论述的深层面，将貌似两分的对立观念意识及其论述，加以整合，以建构真正的，能够激发人心社愿的，富涵政治理念的法理精神内涵与严谨逻辑力量的，赋有理论与实践魅力的综合论述。

    以重拾人心与重建政治理念与政策认同和信赖；并在政党及政党联盟的重新整合再造提升的过程，革除旧弊，吐故纳新，以清新活力，团结协同的新型政党体制与体质的创新建构，争取最佳的竞争条件，以实现“政党以执政为职志” 的目标。

    为此，以政党与国家政治改造，及其整个社会福利人文生态的改善提升，为政治历史论述的核心。跳脱以及超越既定议题的局限与困扰，而且要在实践中以“行胜于言”的清新改革的风格，开拓出政党新貌与新气象。

    所以，从实践上言，以中道政党自祥而旨在争取更多中间选民认同的中产阶级为主的国民党，当然，不再游走于政治极端对抗之偏锋，而要尽可能回归政治理性抗争与有效制度规范化制衡的民主政治常态；以实现对国家民众社会福祉的政策效益最佳化，并促进完成各项崭新的制度性创新建构。从而使政党民主化改革再造，从改造提升自身始，以有利于整个国家民主化和政党政治品质提升而利多，同时，要以促进现代国家制度建构完善为矢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