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恐惧

井蛙（北京）


    天气零下五度。是这一年第一个零下五度，我们都很冷，北京复兴路老长老长，迷迷糊糊的天加上湿湿的马路，使我的心情更加荒凉。我怕下雨，尤其是冬天的雨，如果一个人的话我会哭，庆幸现在是俩人走在马路上，而且我们还有目的地——寻找地铁站。

    一个胖乎乎的纯北京女人大着嗓门告诉我们路就在不远的地方，她像在跟两个小孩儿讲故事。我们只好往不远的地方走去。背后好像有人跟着，像武侠小说里会轻功的高人那样跟着我们。

    记不住是“青年记者宾馆”还是反过来读。总之黄蜂已经在大堂等我们了，大家都在一阵雪白的烟雾中吐出几句久违的问候。但是，会轻功的高人也到了宾馆门口了，而且凑过来听我们讲话，黄蜂说那是安全局。我吓坏了，我说他们会把我们几个逮起来吗？！

    这个刚跟我结婚的家伙王一梁得意洋洋地说： “用我的护照登记吧，最好我们的”红PASS“也用上。”不过他很快就失望了，前台服务生把红色的结婚证给还他说不需要。没派上用场。不过他说不要紧，今晚安全局肯定会来查房的，否则他们不是没事干了吗？好像他领结婚证就为了等人家查房似的。

    我们刚到房间的时候，黄蜂的手机响了起来，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很愤怒地跟对方说：“你们是不是现在就来抓人？！贝岭没回来！！”

    “谁呀？” 我这个没见过世面的人问黄蜂。

    “地方官呗。他们警告我不要乱来，问我贝岭是不是在北京？！”虽然生气，他和一梁却开心地大笑起来。哇，好从容不迫！佩服！

    房间很高级，有一个很大的浴室。这一年到处旅游，也开始喜欢上宾馆了。不知道这种喜好是不是很变态。

    “我先洗澡，你们自便吧。”

    哗啦啦的水流中有一阵细微的敲门声响，我的心一阵狂跳，会不会是安全局或是公安局？我连忙把水关掉，不是，是他们的朋友葛洪宾到。还好，否则他们趁我洗澡的时候把黄蜂和一梁逮走了，我可怎么办？上哪儿找他们去？不行，我心想：要像贴身保镖那样跟着他俩。呵呵，真成女侠了。继续洗澡，我放心地把水开到最大，可是不到几分钟，又有人敲门，我又立即把水关掉，原来是一梁的另一个朋友王炎到。

    哎，这样下去，我迟早心脏病发作！

    中午黄蜂请大家吃火锅。晚上我们请王炎、老葛（一梁的国语很蹩脚，读成：老狗），害得我也跟着叫他老狗。

    隔壁那一桌客人好像很面善——在哪儿见过呢？是北大的朋友吗？是小林的同事？是谁呢？吃了半只烤鸭之后，对！我想起来了，就是今天跟在我们背后的高人安全局！不过，这下惨了，王炎和老狗喝得差不多了，一脸醉态。一梁也开始胡言乱语起来了，哇，我一个怎么保护三个呀？但是安全局似乎没有要对我们动手的意思，虽然偶尔会向我们投来恐怖的一瞥，他们好像蛮享受竖起两只大大的耳朵听人家说话的乐趣。我以为一梁他们早已经发现了隔壁有埋伏，所以他们才故意表现出无所畏惧的样子大谈六四大谈老毛如何老邓如何的。

    其实不是，老狗兴奋得站起来干杯，还走过一梁身边说悄悄话。隔壁安全局就对老狗大声吼：“干嘛？！说话这么大声！”

    老狗很礼貌地说对不起。但是他们不罢休：“你不能贴着我耳根儿说呀！”说完，其余四个同伙好像要站起来的样子，准确地说是要打架的样子。

    我急了，如果跟安全局打起来就惨了，一梁的墨西哥之行就泡汤了！他们肯定会借机找碴给我们一个什么罪名或者把我们逮起来慢慢折磨。我额头直冒汗。

    “对不起，我们要回去了。你们俩慢慢喝吧。”我胆战心惊地跟王炎、老狗说。

    “不行，我们兄弟多少年没见面了？”

    “可是我们是新婚呀。”聪明，懂得急中生智。我说。

    他们终于让我们回去了。我拉一梁回宾馆。摆脱了真舒服。但是，刚到宾馆门口就有两个穿大衣的老头一脸微笑地迎向我们，一个跟另一个说：“老板，回来了！”

    从电梯出来的时候，我看见我们隔壁房间门开着，我好奇地往里一看，四个人坐着没说话，眼睛向我们看过来，房间里有两台手提式电脑，电视机也开着。

    “不会吧，他们不会在房间里监视我们吧？开著录像啊？那我们洗澡他们也看得见了？！”我一连问一梁好些问题。我突然觉得这个世界一点儿也不好玩。房间里一举一动都被安全局监视，那跟裸体在街上跑有什么不同？恶心，几乎要呕吐出来了。

    “不要去想它，否则怎么活下去？！不过我们很快就摆脱这个恶心的世界了。我们很快就自由了。我们现在就是在向着自由奔跑！ ”他没醉，他比没喝酒的时候更清醒。

    “是的，还有两天。明天就去墨西哥大使馆签证，办好之后你就自由了。我也可以回到自由的地方了。我在上海受到的恐吓已经很够了。以前读廖亦武他们的文章，不觉得安全局就在我眼前，不对，在眼前又舒服一点儿，是在背后。他们喜欢跟在别人背后，很恐怖。我不喜欢人家在我背后鬼鬼祟祟的。”

    “我会到美国，之后你就跟着来团聚。这段时间你好好地写你的牦牛写你的雪山吧。”他说。

    可我听到这一句话，眼泪已经掉下来了。我悲伤，时至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的命运还掌握在别人手里！笔杆子怎么能跟枪杆子比呢，里头装的又不是火药。

    九点钟，刘晓波来电话，我们会在香格里拉酒店见面。但是时间却是半夜12点。

    照片上看到的刘晓波很帅，笔挺的鼻梁，锐利的眼睛。可是眼前这一个却显得有点儿沧桑。他脸上的沧桑使我在夜半的冬雪下感到一份莫名其妙的暖意。是的，我忘了他是我们笔会的大哥。

    他说只要我们的一举一动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就安全了，我说我们在上海的家里已经被警告过被威胁被恐吓过了。但我还是很怕。

    我们谈杜导宾谈将要举行的墨西哥大会上的发言，谈陈迈平谈贝岭，谈了很多笔会的事情。忘了说，我们不在香格里拉大酒店，不到一分钟就转到另一个很小的大排档了。所以结算的时候才10块人民币。

    回到宾馆已经是凌晨几位数了。门口有人等我们，隔壁房间也在等我们回来。我们就在恐惧和疲惫中度过了北京的一夜。

    第二天黄蜂一大早帮我们折腾复印件的事情。临走的时候，他给我发短信：“小心，一路上都有人跟着你们！”

    到了墨西哥大使馆，就被门口的中国秘书挡住了。说签证要两个礼拜才能取。我们说这是墨西哥大使同意签的，而且我们的会议三天后就举行了。我想起迈平说要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给我们打电话的话来。他不管，你自己打电话给大使吧。

    回到宾馆，折腾了一个中午才打通给大使的电话，他叫我们四点钟去取签证。临他们下班还有15分钟。

    第三天早晨，我们兴奋地向着自由奔跑，可是北京机场的海关官员把一梁拦住了。我们的自由被剥夺了。我们又重新回到原来不自由的地方。那是2003年冬天的故事。

    （2004-11-25感恩节加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