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诉》要起诉谁？

易水寒


一，谁起诉谁？

    九月十日，《多维时报》全文转载《起诉，为了李思怡的悲剧不再重演》一文。并加了一篇该报记者以《小弱女饿死，大学者写书》为题的文章。文章介绍作者康晓光时说：“41岁的康晓光因做中国贫困研究而奠定自己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被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开发署等国际机构聘为顾问，近几年更逐渐成为在中国高层官员面前”可以进言的人“。

    读完《起诉》和上面的介绍文章，我感到也有一些话要说一说。为死去的那个刚刚在人世睁开眼睛的小女孩，也为了康晓光的热情以及这热情之外的其他。

    关注弱势群体，关注象郭志刚李思怡一样的受害者，这是作为社会良知的知识份子们的责任。这样的记者，学者是应当受到钦敬的。没有他们的道义勇气和职业品格，这类冤死者或许永远也无人知道。然而，读完《起诉》，不禁令人遗憾，使人惶惑：《起诉》一书，告诉读者们去起诉谁呢？

    作者在“是谁杀死了李思怡”一节中，通过对与该案有关的部门，机关和涉案当事人进行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和研究后写道： 对李思怡之死有罪的是：“妈妈李桂芳；亲戚；邻居；家委会；然后是民政部门；派出所；共青团；妇联。”

    作者说：“在李思怡案件中我们发现，不是没有保护她的法律和制度，例如有《未成年人保护法》《民法》《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也不是没有相应的机构，例如有民政部门，儿童福利院，居委会，共青团，妇联以及各类慈善机构；也不是没有人，这些机构经常宣称自己深为人浮於事而苦恼，而李思怡的亲戚和邻居们则整天靠打麻将消磨时光；也不是没有钱，国家每年用於低保的财政支出已经超过百亿元。……”

    既然，“该有的基本上都有了”，为什么“却没有避免悲剧的发生”呢？作者接着问道：“是什么使这些维护弱者权利的社会建制失灵？躲在它们和他们背后的无形杀手到底是什么？谁是杀死李思怡的真正的凶手？”

    文章最后给我们作出了答案：“几乎所有的人凭直觉就可以得出结论，人心冷漠是杀死李思怡的元凶”。作者借用一位网友的话说：“你死于人心深处的冷。是的，只要人们多一点善心，就不会有李思怡的悲剧。”


二，唯独不起诉政府

    “几乎所有的人”是不是太武断了呢？至少，笔者我是决不能同意成为这“几乎所有的人”中的一员的。不过，他说的“凭直觉”倒值得注意。中国的社会问题如果只凭直觉的话，是会时时事事掉进陷阱的。因为，这个政府佈置了一切好政府该说的，该有的，该摆设的全部。这如作者所说，“该有的基本上都有了”。要是只凭直觉，你得出的结论就绝对同康晓光们一样。

    《起诉》告诉了我们结论：是人心深处的冷使制度失灵，是冷漠杀死了李思怡。那么，我们去《起诉》谁呢？去起诉“人心深处的冷”吗？

    为了更充分他的这个判断，作者用一大段煽情的文字，搔动读者们的心：“试想，如果王新，黄小兵多一点善心，多打一个电话或是路过李思怡家时停一下车，孩子就不会死。如果李桂芳的姐姐多一点善心收养李思怡，孩子也不会死。如果邻居们多一点善心多一点倾听，及时报警而不是等到臭味打搅了自己才去报警，孩子也不会死。如果成钢厂社管科和家委会多一点善心，就会给李思怡母女低保，如果家委会再多一点善心，象帮助李茂林那样帮助李思怡，孩子也不会死。如果儿童福利院多一点善心，收留李思怡，孩子也不会死……这样的如果太多了，，不必一一列举。所以，是冷漠使制度失灵”。

    《起诉》一书，把所有的干系和罪责，全都推给了他上面提到的那许多没有“多一点善心”的个人和下层部门。而替“好政府”和“好制度”撇脱了责任。读完全文，我真有点儿替这位社会学者感到汗颜。我敢说，这些被指控“少了一点善心”的被告，除了母亲李桂芳将抱恨终身，除了王新和黄小兵两位渎职的警察可以闭住他们的嘴巴之外，谁都有理由对这种指责背过身去，谁都有理由对这些在法律和法理上毫无意义的“善心”，而付之一笑。

    制度是全体社会成员必须遵守的按一定程式列为的准则和法规。执行制度不管是穷是富，是官是民；既不论远近亲疏，更无所谓善心的多与少。在资本主义的美国，如果让十岁《？》以下的孩子单独留在家里，做父母的就要吃上官司。弄不好连孩子的监护权都可能失去；月收入在贫困线以下的家庭，可以定期得到政府的生活补贴等等。这样的制度与多一点善心少一点善心毫无关系。靠善心去作善事，不等於制度。《起诉》一书中提到的这也有关系那也有关系的部门，同时也是这也没有关系那也没有关系的部门。《工会，共青团，妇联，居委会等等》要靠善心去推动的制度，绝对是一种坏制度。旧时代的衙门就是这样的制度。官员个人的权力和意志，以及“多一点或少一点善心”决定老百姓的一切。

    读到作者“多一点善心，孩子就不会死”这段动情的文字，的确令人感到悲哀。那个可怜的小女孩已经不再知道饥饿的滋味，悲哀对於她已经毫无意义；所以悲哀者，是为了这位热情的学者，他的认识能力和判断能力，还停留在一百多年前的马褂时代。


三，唯独不起诉制度不是“冷漠使制度失灵”，而应该说是“制度使人心冷漠”。

    康晓光在《起诉》一文中，引用了一位名叫任不寐的网友的“祭李思怡文”。文章说：“我们对她的悲惨的死完全无能为力，只有默默垂泪，心魂惧裂。任何繁琐的论证都是愚蠢无良《原文如此》的，是国家及其精神杀害了她”。“李思怡回到天国了。这个罪恶的世界不配拥有她，这个世界彻底地留给了流氓，骗子和罪犯统治。也留下象我这些冷漠的看客接受煎熬”。这位不是学者的任不寐虽然有些情绪化，倒是一针见血地点出了要害：“是现行制度杀死了李思怡”。

    作者在“怎么办”一节中说：“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现实呢？政府存在”代理失灵“，投票机制不存在，强者的同情心微乎其微……在此情况下可供我们选择的维护弱者权利的机制其实很少。从李思怡案和孙志刚案中我们发现，比较现实因而也比较可行的两种维护弱者权利的机制是”独立的媒体“和”人类的良知“”。

    作者提出了两个办法：一是“赋予媒体更多的自由”， 二是“提升全社会的道德境界”。

    作者康晓光的观点在当前思想界有相当的普遍性。特别是关於“道德”问题的论述。例如，《中国的陷阱》一书的作者对如何解决当前中国存在的问题时也说：“建立道德和政治责任是改革成功的关键”。以及最近大陆尊孔倡儒论孝等等，可以说是一种潮流式的鼓躁，很有点官与民，上与下相互呼应的味道，值得思想界警惕。


四，赋予媒体更多的自由

    先来谈谈“赋予媒体更多的自由”。媒体对於社会弱势群体的同情和关注，对於社会不公，对於一切贪赃枉法和政治腐败的揭露具有特别的意义，这是勿容多说的。媒体是公众的眼睛，是社会的良知，是监督执政者的誉论工具，是民众的喉舌。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它本来就应该是独立於政府之外的民众的代言人。早在五十多年前，新闻界的前辈为了争取这份神圣的权利拍案而起，大义凛然。但是，“党和政府”不放心“右派分子”胡言乱语，把它夺走了。进而把媒体收买改造，而纳入政府系统。从此，媒体成了党和政府的工具。媒体的官化《厅级，处级，科级》使它必然蜕变成官本位体制下大大小小官僚的跟班和听差。歌功颂德，吹牛拍马，报喜瞒忧，弄虚作假，是媒体堕落的必然。这是媒体的不幸，更是民众的不幸。记者李亚玲精神的可贵就是对被夺走的权利的职业本能的觉醒。十多年前《上海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先生也为此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媒体独立於政府之外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必然，我们不能乞求，作者的“赋予”是甘於继续让媒体在官本位体制下讨饭吃，不过是多要一两道菜《多一点自由》而已。依然还是乖乖地做跟班和听差。这种精神状态，一开口就少了几分底气，既没有当年储安平先生那样的道义勇气，没有那一双见识超卓的慧眼，更没有那一副昂昂然的铮铮铁骨？

    顺便说一句，不仅是“媒体”应当从官府里走出来回归社会；应当从政府体制回归原位的还有：党《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或其他任何形式的党》，团，工会，商会，妇联，体委，文化艺术协会，以及学校《中国的部级大学有三十一所之多》医院，等等。

    让我们来看看纳税人养了怎样的一个制度和一批怎样的官员？侨报上有这样一段报导。

    《新华社武汉九月十八日电》：大陆行政职务消费许多支出鱼目混珠，公私不分。长期以来，大吃大喝，公车私用，私客公待等累禁不绝。各级政府行政费用，连年攀升，无限膨胀。湖北省老河口市是一个只有50多万人口的县级市。财政供养人员16224人，除工资外，职务消费支出一年在3500万元以上。

    到去年底，该市事业行政单位有各类公务用车447辆。剔除车辆折旧费，在当地一辆公车年均消耗近五万元。算下来全市一年公车耗资2000万元左右。

    据悉，一辆公车一年的耗费相当於当地17个农民或是10个城镇居民的年收入水平。用老百姓的话说，一辆公车可以养活四十个下岗工人。

    招待费是社会关注的另一大焦点。拒老河口市纪委清查，2000年全市招待费1980万元。占行政事业单位财政支出的18%.还有消息说，全国一年公款吃喝在2000亿元以上。相当於吃掉一个三峡工程。

    因为有公款，一些官员还在赌场一挥千金。曾任湖北省政府驻港办事处主任的副厅级官员金鉴培，从1997年到1998年短短的一年多里，贪污，挪用公款1，88亿多港元，其中有过亿的资金是在赌场豪赌输掉的。

    不少人士认为，现在对职务消费的监管，是一种成本很高的事后监督《机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职务消费中公私不分，铺张浪费的弊端。

    我们就养着这样一批大小官员，这样一批精神贵族，一批比旧式衙门还要腐败的官僚。不仅养着，还得让他们“出有车，吃有鱼”；让他们花，让他们请，让他们送；甚至，还给他们贪的可能和机会。这样的制度下的这样的官员，本身就是李思怡郭志刚惨案直接或间接的制造者，又怎么救得了郭志刚李思怡？

    在这样荒谬的制度下，社会人心怎么会不变得冷漠？


五，是批判制度还是批判制度造成的人心


    我们是去改变，去批判这制度？还是去改变去批判这制度造成的人心的虚伪和冷漠呢？作者把李思怡悲剧的责任推给了不着边际的人心冷漠，而撇脱了政府和制度的责任，岂不是因果颠倒，是非混淆吗？

    老河口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市，尚且叫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员如此挥霍糟蹋，其他的大中城市就更无法统计了。就拿这被吃掉的2000亿，是从哪里来的？不全都是纳税人的钱吗？而分吃这2000亿的，其中至少有一半属於我上面列出的那一批精神贵族。这批趴在国家财政身上的蠹虫何止是吃？他们吃了还要贪。因为，在当今的中国，有贪的权力，有贪的才干，有贪的机会，再加上有贪的胆子的，不全是这些人吗？只要你跻身进入了那庞大的党，政，工，青，妇，商，学，被纳税人供养的官僚系统，那个滋生毒菌的温床，什么善心道德，全都要发生蜕变。谓予不信，不妨把所有党和政府中那些不慎落马的倒楣鬼的资料找来研究一下，他们不都是这个滋生毒菌的温床培育出来的？他们当中，有几个生来就是没有“多一点善心”的人呢？

    二是“提升全社会的道德境界”。作者说：“……所以我们不但需要知道现实存在的问题，还需要知道什么是一个”好社会“。这样的好社会的蓝图不必外求，中国就有”。什么是中国就有的好社会的蓝图呢？原来是道家，儒家和墨家的一套道德伦理，作者要用这一套来提升全社会的道德境界。

    中国缺过自由，缺过民主，缺过科学，也缺过公民社会中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相互往来的契约化原则，法规与法律。而最最缺的是人，和人的价值。最不缺的是什么？就是“道德”。几千年来，贴在墙上，挂在嘴上，写在书本上，无处不是道德。鲁迅先生说：“皇帝要臣子尽忠，男人便愈要女人守节”。中国是一个最古老的道德王国。

    那个不必外求的好社会蓝图，从来就没有给中国人带来过一个现实的好社会。两千年过去了，中国人依然生活在专制独裁的官本位体制之下。老子孔子孟子墨子那一套伦理道德观念，带着浓厚的农耕社会的时代特点，从维护封建皇族集团的利益出发，给小民们指引出“伟人降世”，“圣君爱民”的永远的仰望和期待。

    回头向久远的历史寻求道德灵感是当今部分落寞的小知识份子的无奈和无知的结果。

    毛泽东说“为人民服务”，“斗私批修”；林彪说“狠斗私心一闪念”；就连台湾的李登辉也会说：“民之所欲，常在我心”。连说话的口气都带着几分皇帝的味道。你能相信这些东西吗？道德精神偶象雷锋说得更好：“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还有什么比这些更道德？从孔子的“仁者爱人”，到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及墨子的“兼爱”，唱了两千多年，什么时候，唱出了一个好社会？

    写这篇文章的头一天晚上，山东曲阜搞了一场大型孔子2550年生辰庆典。前些天，四川有一位教师建议为孝立法。再往前推，温家宝总理在哈佛大学演讲时搬出了张横渠先生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空前绝后的假话大话空话和漂亮话，听得哈佛的洋学生们满头露水，叫海内外的新儒家们奔相走告，弹冠相庆。

    共产党最近在研究执政问题，这倒是有一点新意的事。但似乎也象《起诉》的作者一样，说着说着就回到了老祖宗……儒家那里去了。儒教是国粹，且具有极强的包容性，不仅道家法家名家墨家可以包容，就是外来的佛家，新来的马家，全都可以相容并蓄，改造儒化，而为我所用。而且儒学从来就是帝王之学，儒家需要官家，官家更需要儒家，两者是生命的共同体。江泽民说得好，“与时俱进”。怎么进法？就是：主席书记效法明君圣主；父母官效法清官好官；父慈子孝，夫唱妇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於是，天下大治，一片太平盛世。

    如何重建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人格？在独裁专制的官本位制度下的“儒”“马”私通，是不是一条好出路呢？

    砸碎了旧世界，造反的马克思主义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比如说，马克思先生下面这一段名言，共产党的官员们是决不愿意提到的：“专制政权的原则总的说来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哪里君主专制的原则佔优势，哪里的人就占少数；哪里君主专制的原则是绝对的，哪里就根本没有人了。”

    马克思没有想到他的信徒们把他的理论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去掉了君主却保留了专制”。没有君主的专制具有极大的欺骗性。

    李思怡的悲剧也好，郭志刚的悲剧也好，就是因为在当局和政府，制度们的眼里，他们不是人，或者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可以断言，今后，还会有各种弱者穷者的人间悲剧。最根本的原因，就在於中国还存在着专制独裁《可以名之曰“党的专制”》。在这种专制独裁体制之下，人就不成其为人。

    《起诉》唤起我们对遥远的农耕社会的道德记忆，从儒道墨那堆早已腐败的枯骨里寻找道德养份，来疗救今天的时弊，不仅迂腐得令人可怜，也无知得令人可歎.应该说，这是《起诉》最严重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