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节雨纷纷

任不寐（加拿大）


烟雨：你好！

　　又到清明节了。蒙特利尔被春雨擦洗得更加透明，天蓝得让人感到危险。每年到这个时候，正如你所了解的，我都会作侯鸟状把自己放回城市广场，通过追逐那里的烟云缭绕求得流亡的内心平安。但最近几年来，另外一系列普普通通的死亡事件更强烈地控制了我，因此我想在今年清明时节，向这些普普通通的家庭表达我的哀思。

　　正如你已经看到的，我仍然在不寐论坛坚持报道中国大陆每天发生的非正常死亡事件。我知道我每天因此接受的伤害对我内心世界的影响。我多年来战胜过的自杀念头重新开始袭击我，我把这视为魔鬼对我受洗后疯狂的报复。这些死亡新闻象刀子一样，每天要割在我的心上，那种流血的痛感似乎可以缓解我对那些生命悲剧的精神愧疚。我知道这有些疯狂，对我来说，消除这种疯狂唯一的办法是慢慢的麻木。请理解我，我没有办法放弃。我试过，但我做不到。这就是我的宿命吧，正如耶利米的眼泪被预定给了以色列一样。我一点也不是在自义的那种意义上说这话的，我只是希望这么说能给自己一个坚持下去的更光明的理由。每天面对这些尸体，我有时候也会把自己想象成受害者或他的家属，把自己想象成被围观的死者或者正在麻木围观的人。这种感受把我推到绝望的尽头，在那里通过每天的祈祷获得解脱。这种心灵状态开始影响我的生活，它使我常常不快乐。当然，也使我对评论家们任何的自夸或互相吹捧深恶痛绝，他们上演的不过是另外一种新闻联播而已。我的不宽容首先根植于广场悲剧，那个早晨或者可以视为律法约柜在中国的降临，所有人因此成为罪人。其次是“不寐之夜”创办以来我对中国非正常死亡事件的追踪，这些悲剧更经验地把我们放在了罪犯一边。我这样解释只是想全面的告诉你我的内在问题，并希望你能原谅我的固执和骄傲对你造成的伤害，以及我对朋友的严厉态度。

　　我显然意识到了这种伤害。我的骄傲使我对任何实用主义的建议深恶痛绝，而我曾经是这样看待你的建议的。正如你所知道的，我在这世界上没有什么朋友，主要是我觉得朋友对真理会造成很大的伤害。更可能的是，我从内心深处厌恶“朋友”身上的那种庸俗，那种不可救药的智力上和道德上的愚蠢。我这样说不是说我不是那样，那你就错了。我非常清楚，我对人这种绝望恰恰是因为我所厌恶的那种局限，不同程度地存在我自己身上。比如我们最近的分歧，我之所以感到不能理解你的批评，就是因为我认为你的批评完全属于约伯的那些朋友的批评。我不是说我是约伯，更不想否定我自己的罪错。我感到难过的只是：为什么朋友最高的境界也仅仅是约伯的朋友们的那种境界——你们说的我岂不知道呢？！而那种批评和善意的劝告我自己也常常用来对待朋友。实用主义（我在“灾变论”中称之为“灾民理性”，在最近出版的书中称之为“江泽民主义”）是我一生的敌人，由于它也存在于我自己的身上，更成为我无法容忍的精神疾病。我只是希望你能理解这一点，而理解了这一点，就明白我过去竭尽全力所抵挡的，和未来必然竭尽全力所要征战的。我的所有文字几乎都是服从这个目标的。

　　这种灾民理性不仅是党文化的本质，也是所有民间抗议的文化品质。具体地说，在社会批评、政治批评和文学批评方面，在所有的纠纷和争论中，以实用主义为底色的善恶二元论大行其道。中国人与党一样，从不迟疑地把人分成两类，一边是圣人和君子，另一边是流氓和小人。他们把对神的赞美给前者，把对魔鬼的诅咒给后者。由于人的自利本性，自己则永远跟前者是一伙。我不仅厌恶把人说的太好，我觉得圣人和君子说就是一种伟光正综合症，是一种谎言 ；我也极其厌恶把人说得太坏，仿佛一无是处，这是另外一个谎言。后面的这个谎言更可耻之处是它带着根深蒂固的机会主义特征，一方面，这种攻击完全取决于利害和不是是非，取决于自身利益，因此现在因为利益问题被他用另外的道德理由骂得狗血喷头的人原来正是他百般恭维的人。另一方面，为了达到毁人不倦的目的，否定一个人往往通过高度赞美另外一些人来实现。这种赞美不是为了赞美本身，而是为了否定本身，或者否定党，或者否定自己生活上的敌人。这种小精明在很多时候伴随着文学抒情，以便把自己打扮成苦大仇身，并在苦大仇深中感受到自己有替天行道的责任。其实替天行道永远是一个谎言，人的局限锁定了人永远是替己行道而已。我很欣赏一位朋友多年前说的话，他是所谓广场四君子之一，他说“我厌恶君子这个说法”。遗憾的是，他现在不再厌恶了，或者开始有选择地“厌恶”了。人就是这样。最近发生了两件事情，我自己都很难过。第一件事情是我反对把人说得太好，包括把一位医生说成圣人（其实我一再强调我很尊重他，批评我的人跟本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把我说成是网路英雄。另一件事情是我反对把人说得太坏，而这种否定同时把另外一批“重量级的人物”说得完全伟大光荣正确。于是，我成功地赢得了两方面的讨厌。

　　更重要的是，我得罪了“人民”。我从来不喜欢“人民”。无论是中国的极权主义历史还是西方的极权主义历史，都是我认识到“人民”是最大的凶手。而阅读《圣经》，使我更清楚地看见人民永远是拿石头打死先知和妓女的人，而他们从来没有先知的智慧或道德恩赐，却永远比妓女更淫贱、卑鄙和伪善。人民当然不是魔鬼，但人民更不是上帝，而我们长期以来一直把人民视为另外一个上帝。不过，由于群众心理的特征，人民更可能成为魔鬼的工具。人民是一帮文化李逵。这些文化李逵一点也不蠢，他们有着人正常的嫉妒和自私，但由于他更精明地迎合人们的审丑需要，审傻需要而可以为所欲为。这些人由于有着“我是粗人我怕谁”的道德优势，因此在谋取个人利益方面更理直气壮，因为他们能把嫉妒打扮成义愤填膺。落井下石者和“趁机毁人”一直是群众的习性之一。人们可能谴责对李思怡的麻木不仁和围观，但这些谴责者不过是另外一写灾难的麻木不仁和围观者而已。这些人有着低能的政治热情和粗浅的正义观，这一点点道德上敏感完全堕落为自义的帮凶，因此你可以看到所有的一些自由主义愤青更缺乏人道精神和宽容，那种批评又被嫉妒熊熊燃烧——他要“替天杀人”，目的仅仅是“我杀故我在”。

　　欣赏着中国式的歌颂和中国式的批判，我相信中华民族的确是一个有病的民族，这种病有很多临床症状，诸如“怀才不遇”、“攻击性心理障碍”、“窥阴癖”、“以卑鄙为智慧”、“以麻木为成熟”等等。出来半年多了，我感到不仅“百姓”需要知识启蒙，整个中国知识份子更需要基本的道德启蒙——他们不过是另外一批悻悻的猪而已，这群生病的猪唯一的幸福是如何在同伴身上发现和制造丑闻。我刚刚收到一位作者寄来的一本书，那里面一位“海外清流党”批评魏京生，看来看去也不知道他要批评什么，唯一的结论是：批评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批评。我一批评，我就“高”了。

　　成为人上人是中国人全部的理想，这一理想唯一的实践方式是否定他人。这是所有政治内战和文化内战唯一的真相。我最近在重读冈察雷斯的《基督教思想史》，我不止一次地感慨，这位作者对他人及思想的评介非常公道，而这种道德素质为汉语思想所罕见。对于中国作者和评论家来说，连还活者的人都肆意褒贬，对于死去的人，更是随便拿来捏成自己喜欢的形状，或者“吃鲁讯”，或者就是完全诅咒以装饰自己的“高”。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文化中，我们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可怕的是我总是意识到这些，因此与“人民”的隔阂不可避免。这种隔阂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一种伤害。

　　我自己这种心灵上的敏感，使我与周围的不敏感之间产生了一种张力，它也可能是一种道德自负。但这一点点自负几乎全部淹没在悲痛和绝望中，每天一次的记录使我没有时间玩赏自己的骄傲，我剩下的只是颤栗，和对颤栗的艰苦治愈。我这样说不是想求你看在苦难的份上宽恕我的固执和率性而为，而是想求你看在神的份上分担我的孤独与骄傲。我想最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受洗后那“四十天”的攻击已经过去了。我正在努力从预定论的角度看待这些悲剧，我希望在宗教和政治之间，在出世和入世之间，获得一种心理平衡。我很感恩，因为如果我现在仍然是不信者，可能我早就自杀了。

　　也许你也奇怪，我的文字常常理性得吓人，今天这些话怎么如此“文学”。我想这可能同我刚刚阅读过下面这些材料有关，我觉得完全理性的态度无法配得上这些悲剧。我编辑这些材料准备给一份杂志。我这几天收到那位编辑朋友约稿信后一直在想，快到清明节了，我该怎样祈祷。这几天正是耶稣复活的日子。我从未象现在这样感受到“救主”的含义，是的，没有这种依靠和盼望，心灵唯一的出路只能是自杀，而那些还没有自杀的心灵已经不是心灵了。我请你与我一起祷告，不仅求神带领我们怎样在主内彼此相爱、彼此饶恕，更求神安慰那些破碎的心灵，并使用这些悲剧带领更多的心灵归向祂，从而使更多浪子返回家园。

　　这里有很多海鸥，她们此时此刻在春日的天宇里开放迂回。她们使我想起远在大陆的朋友，想起你，想起渐渐模糊的那片草原，想起李思怡那位小姑娘。我想起十字架上主耶稣凝望母亲和约翰的刹那……

　　那里的清明好吗？

　　任不寐  2005年3月30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