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鲁及其他

张耀傑（北京）


    不久前，我收到了一封发自美国的杨先生的信。其中有几段是对我的若干观点提出商榷。信中写道：

    张耀傑先生：你好！我在美国大学教书，从网上读了不少你的文章，从研究文化名人的（鲁迅、田汉、曹禺……）到为农民争权呼籲的。你的不少文章有自己的风格，也有详实的论据。这些都是我喜欢的原因。尤其是你对“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内幕的研究，揭露了这个所谓的“人权组织”被利用和用“人权”搞政治的一些卑劣行为。这是一个似乎还没有人涉及的领域。许多为农民维权呼籲的文章，则体现你对农民——中国的二等公民——的关心。然而我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与你讨论。

    第一是对鲁迅。你对鲁迅的许多具体的批判都很有见地，但上升到全面否定鲁迅，我不能接受。他有性格上的缺陷（忌妒，不宽容……）、有知识上的局限（对西方民主、对中医……）、有认识上的失误（对苏联、中共……）。但他毕竟是一个同一个腐败的政府作战的战士。他对封建意识、愚民社会、奴性的深刻揭示和批判，也是少有几个能与之相比的。

    其次是你认为打倒一个不很坏的政权而帮助建立了一个更坏的政权是一个大错。从今天的眼光回头看，这也许有道理。但用此来判断（Judge）四十年代许许多多为民主而战斗的人和事（包括不少共产党员、左派知识份子），我认为是不妥的。

    同样你对“存天理灭人欲”作为“罪魁祸首”严厉批判。确实，各种“存天理灭人欲”式（的）宣传，使社会变得畸形，导致了种种悲剧。但是，共产党专制并不是靠此起家，也并非主要靠此维持政权。不谈现在贪污腐败，一切向钱看，就是在老毛时代，它的宣传第一是靠欺骗，不让人民知道真相；第二靠恐吓，把有一点点异端思想的包括那些真相信“存天理灭人欲”的人，打成右派、反革命。另外有些英雄主义的宣传，也不应归於宣扬“存天理灭人欲”，比如黄继光堵枪眼，这在民主国家里也是战争中英雄主义的行为加以讚赏。当然，把它说成是运用“毛思想”的胜利，那是另一回事了。

    ……

    我尽管来美国已很多年，但仍一直很关心国内的事。希望中国繁荣昌盛，早日走上民主宪政的道路。你们在国内的人，像你、刘晓波、蒋医生等等冒险为之奋斗，我对你们表示敬意。

    ……。

    杨先生在来信中谈到的几点，其实是国内学术界一系列根本性争点中的一部分。在收到来信的当天，我给他发了这样一份邮件：杨先生：信悉，一定遵嘱。因为我的邮件经常丢失，所以回件时请抄送雅虎。我的语言有时候太不宽容，我自己一直想有所克服和矫正。

    关於鲁迅事，他对於中国黑暗社会的批判是非常深刻的，这一点我一直是承认的。但是，鲁迅自己并没有因为揭露黑暗而自觉自愿地光明正大不黑暗。我曾经和丁东先生讨论过，他说关於高长虹事，是因为鲁迅陷入了感情的极端和非理性。我说一个人即使是神经病，他也可以有两种倾向，一个是自己跳楼自杀，一个是把别人推到楼下去。前者只是可悲而不是罪恶，而后者就不仅仅是可悲而属於犯罪了。鲁迅把许广平、高长虹、徐懋庸、胡风、萧军之类的年轻人引进了邪路，他自己却一直是清醒的。一旦这些人不再跟他走，他就会置之死地而后快。我的观点是每个人都必须承担自己的一份责任或罪责，而不应该寻找某种神圣的理由而开脱自己和压倒别人。

    我们都是从小就在谎言的包围下长大的，承认自己一直是在被当成白癡来对待，是很痛苦的一件事，这样的痛苦我是经历过的。以下是我写给徐沛的一个邮件，请你参阅。其中的片面的绝对，其实就是“存天理灭人欲”的真谛所在！！假如有天理的话，也只有李贽所说的“人欲即天理”，在人性之上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可以诛灭人欲的天理！！

    由於电脑重装，发给杨先生的原邮件已经不存在了，以上是记录在日记中的没有落款的文本。其中谈到的“给徐沛的一个邮件”，内容是这样的：“徐沛女士：我的意见是要评论鲁迅就应该把那段历史弄清楚。即使鲁迅是坏人也不应该用不准确的事例去谴责他。我也是刚刚被人造过谣的，所以我对赵岩那些人的某些言行有切肤之痛。当然现在不是具体讨论那些事情的时候，我也就不细说了。……耀傑敬上，11/12.”

    杨先生所说的鲁迅“毕竟是一个同一个腐败的政府作战的战士”，我是不予认同的。道理很简单，一方面，30年代的国民党政府，正处於蒸蒸日上的发展阶段，大面积的腐败并不存在；另一方面，敢於向流氓挑战的人，往往就是想当更大的流氓的人。除了官方的镇压之外，民间很多的打斗，并不总是单纯地坏人打好人或好人打坏人，而恰恰是坏人打坏人。如果到上访村去看一看，就不难发现这样的事实：除了遭遇飞来横祸的上访人之外，那里也有一部分上访人是曾经在当地横行一时的强势人物，甚至是黑过许多公共财产乃至於别人生命的人，只不过后来被更黑的人黑掉了。而且往往是这些人感觉最好，他们总是以为坏事都是别人做的，自己做的一切都是可以找到某些理由来开脱和解释的。这其中的道理，周作人在《关於绍兴师爷》一文中说得非常明白：“笔记中说老幕友讲刀笔的秘诀，反复颠倒无所不可，有云欲使原告胜者，曰彼如不真吃亏，何至来告状；欲使被告胜，则斥原告曰：彼不告而汝来告状，是汝健讼也。欲使老者胜，曰不敬老宜惩。欲使少者胜，则曰：年长而不慈幼，何也（仿佛是纪晓岚所说，但查过阅微五记却又不见）。”

    自称是“我向来常以‘刀笔吏’的意思来窥测我们中国人”的鲁迅，“反复颠倒无所不可”的根本点，就是无论如何也要抢佔既永远正确又战无不胜、既极端片面又理直气壮的绝对天理制高点，然后通过“存天理灭人欲”的文字游戏，一方面捍卫自己的一份名利双收的私欲，同时又要大面积地剥夺别人的正当人欲。在《新青年》时代，为了保住自己的教育部佥事的饭碗，鲁迅是《新青年》同人中唯一不敢用真实姓名发表文章的一个人，或者说是唯一既要攻击别人又不敢承担相应责任的一个人。到了1925年的女师大学潮中，鲁迅在许广平表白忠心和爱心之前，没有任何公开表态。即使在他为了许广平而站出来发言之后，也是一直站在人多势众的国民党一边的。“某籍某系”的马叙伦、马幼渔、沈尹默、沈兼士是国民党骨干，想取女师大校长杨荫榆而代之的李石曾和易培基，更是举足轻重的国民党元老。而坚决拥护杨荫榆的人，并不是教育总长章士钊，反而是经共产党首领李大钊和于树德介绍加入国民党和共产国际的双料党员高仁山、陈翰笙等人。高仁山和他的夫人陶曾谷、陈翰笙和他的夫人顾淑型以及笔名西滢的陈源，都是杨荫榆的无锡老乡。陶曾穀就是后来的国民党要员蒋梦麟的夫人。一场女师大风潮，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想打着孙中山的“党化教育”的招牌抢班夺权的国民党人，与并不十分赞成“党化教育”的另一派党内人士之间的内争内斗。当时的段祺瑞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张作霖东北军、孙中山国民党和冯玉祥国民军共同推出的一个傀儡政府。

    即使被共产党拉到与国民党政府势不两立的敌对阵营之后，鲁迅一边在国民党教育部领一份300大洋的薪水，一边还要在革命的名义下谋求稿费收入和个人地位的最大化。这一点在他1930年3月27日致章廷谦信中，就有颇为露骨的表白：“想望休息之心，我亦时时有之，不过一近旋涡，自然愈卷愈紧，或者且能卷入中心，握笔十年，所得的是疲劳与可笑的胜利与进步，而又下台不得，殊可慨也。……例如卖文生活，上海情形即大不同，流浪之徒，每较安居者好。这也是去年‘革命文学’所以兴盛的原因，我因偶作梯子，现已不能住在寓里（但信寄寓中，此时仍可收到），而译稿每千字十元，却已有人预约去了，但后来之兴衰，则自然仍当视实力和压迫之度矣。”

    我一直有这样的一个比喻，共党的宣传就像是手里拿着一个坏了芯的红苹果招摇撞骗的江湖骗子，他只告诉这个红苹果的仅有的一块好皮子如何鲜艳夺目，却从来不让人看到被他捂住的已经坏透的另一面。杨先生和我本人一样，就是在这样的的愚民教育中成长。只是杨先生迄今为止还也没有充分意识到共党钦定的纸面上的中国历史，是被改写阉割掉了最真实的细节的伪历史，而且是比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教科书更加黑暗野蛮的伪历史。置身于美国的杨先生，有更好的条件瞭解历史真相，也许是适应一种新文化过於艰难的缘故，他好像丧失了一部分的追究历史真相的理性动力。

    更进一步说，马克思基於黑暗心理发明出来的共产天理和共产天堂，早在几千前的古代中国，已经有过更加经典的敍述，那就是由孔夫子删定的《诗经。大雅。北山》中的一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孔夫人一派儒士们所要捍卫的三纲五常之类的绝对天理，说穿了就是要帮助一家一姓维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野蛮专制和极权统治，同时也为自己谋到一份“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於人”的特殊地位和权力。在中国儒学中寻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公理面前人人平等的现代文明和公民意识，是完全办不到的。

    共产主义没有在它的发源地德国、法国、俄国保持至今，而恰恰在古老的中国无休无止地祸国殃民，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天理灭人欲”的思维根性直接相关。共产党以共产天堂的神圣名义野蛮剥夺私人财产，本身就是一种登峰造极的“存天理灭人欲”，也就是利用中国人特别是没有知识的愚昧者人性深处极其阴暗的另一方面，来扼杀每一位个人与世俱来的正当人欲和私有产权。社会主义中国与皇权专制时代的旧中国的唯一区别，就是用新一轮的绝对天理“毛泽东思想”以及由此而来的“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为人民服务、向雷锋同志学习之类的奴隶道德，来替代儒家传统的三纲五常。

    正如胡适所谈到的那样，西方现代文明的根本点就在於尽可能地满足人性的发展和需要，而中国文化的根本点就在於通过压抑和扼杀人性的发展和需要来维持极少数人的作威作福和为所欲为。在现代文明的公民社会里，根本没有所谓“天理”的立足之地，有的只是可供在公共事务和公共平台上平等讨论的相对公理或普世常识。在真正的现代文明社会或现代公民社会里，一个人只拥有自己的一份责任和一份权利，淩驾於别人及法律之上当英雄人物的绝对天理和崇高理想，只能是前文明时代的野蛮根性，也就是曹禺戏剧中动不动就要天诛地灭、绝子绝孙的“原始的情绪”和“蛮性的遗留”。现代欧美社会的职业军人也参与战争，但是他们表现出的是在自由选择的前提下基於足够的代价并且附加了种种限制条件的并不十分崇高也并不十分英勇的职业行为，与黄继光盲目参加非正义战争的堵枪眼，完全不是一档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