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战争要靠……

蒋泥（北京）


    “農民”战争最后想成功，都要靠一批游民分子和游民知识份子为其领袖。

    对此，李慎之先生讲过一个经典的事例：辛亥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會黨”的力量，这是人所共知的，而会党不过是有组织的游民而已。当代的中国农民革命在其长达半个世纪的斗争中，是不是也受了根深蒂固的游民意思的侵蚀与影响呢？毛泽东过去一再讲自己超过秦始皇百倍，林彪事件后，他改口道：“林彪說像我這樣的人，世界幾百年才出一個，中國幾千年才出一個。怎麽能這樣說呢？不是有陳勝、吳廣嗎？不是有洪秀全、楊秀清嗎？”毛在中国历史上，“只肯定陳、吳、洪、楊，許爲同志，給我的影響極深，而且因此認爲極左思潮的來源只能到中國社會的深處去找尋根子，單把眼光盯住幾個知識份子，或者法國革命、俄國革命的思想影響上都是遠遠不夠的。”

    这样的见解是深刻的，起码来说，它纠正了一段时间以来“炒”得很热的顾准先生的某些未必切当的中国史认识与观点。朱学勤先生对法国、中国近现代思想、发展史的比较，蓝英年、董乐山、闻一多等对于苏俄历史的介绍诠释，和宋永毅、徐友渔等对于“文革”的一系列探究，也在这里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质疑或进一步创新与开拓的空间可能。

    由此上溯到胡适、梁漱溟、林语堂那代人，他们对中国传统的理解，也就带有了相当大的、难以完全避免的偏颇。

    这一点正像苏文先生在《剖析游民文化》里提到过的：1949年以来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大灾大难，与其说是什么过分坚守某种信仰的理想主义左派造成的，不如说是一批毫无政治操守、趋炎附势、惟权是趋的“政治流氓、文痞”造成的。他们何尝真正相信过、甚至真正读过什么“教條”或“經典”？其中好些的，是些为“報答恩情”而惟恩主马首是瞻的“義氣”中人，更次的则是些对下只知“人君南面之術”，对上只知揣摩圣意、整人邀宠、擅权固位、党同伐异的“厚黑學”家。中国传统“雅”文化中的“法、術、勢”之学，和俗文化中的江湖流氓习气都在他们那里得到了发扬光大。

    而随著当代社会风险、不可知因素的增加……游民现象再度从地层下泛出社会表面，文化上的游民心态、社会学意义上的游民阶层，都发展起来。商界、政界、知识界的所谓“痞子氣”，一日浓过一日，就如不散的阴魂，牢牢地控制了每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最后的结果，可能就会出现今天我们最为担心的“全民（被）流氓化”。

    不过，游民文化作为一种反社会的文化，虽然对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构成了严重的冲击，然而它只“破”不“立”，缺乏任何积极的建设性的意义，往往赤裸裸地表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阴暗面，与社会正统的风俗习惯、思想舆论形成剧烈的冲突。

    但传统的“陰暗面”并不就是传统的“對立面”，更不是“反傳統”的“新文化”之萌芽，而依旧是传统文化，只不过是它的一个侧面罢了。

    这就是说，我们这个社会“傳統的文化人”，是由士大夫与游民知识份子两方面结合而成，“傳統的群氓”则是农民性与游民性的结合。他们往往是同一类人的两面，而不是彼此不同的两类人。

    此外，“遊民可以脫離農業，但不可能脫離農業文明，在這個意義上，他們與農民的共性，恐怕要比他們與現代社會中的反主流文化群（如嬉皮士之類）的共性更大”。

    这类事件是不是中国特有、别国全无呢？我看未必。既然苏联（俄罗斯）、法国都存在类近的现象，那就至少说明其间有某些共通性的东西。这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呢？比如政治原因方面，它们都属于君主专制国家，这样的国家通常都有一个一元、一统、官方的信仰。政治理想是全社会的最高理想，大家只能为一个由官方规定的理想而奋斗，带来的后果就是：“以政治統領一切必然造成社會的泛政治化。結果之一就是以言論和思想治罪，搞文字獄，用法律來誅心。這種政治要求改造人性，以順應政治理想，把政治從人間提升到天國。”（刘军宁：《古代政治与现代政治的分野》）

    到如今，它不能再那样明目张胆地搞了，因此就出现了变形，“追求專制權力的人必須把自己僞裝起來”，让那些“現代人”被某种诱人的理想主义所蒙蔽，实现掌权者想要达到的专制之目的。

    故而这样的国家极权主义“先進”其外，“野蠻”其内。苏联正是这样。步其后尘者，如中国，也正是这样。

    “1936年史達林頒佈了據說是世界上最先進的憲法，爲蘇維埃公民提供了大量權益和保障。但是事實上就在頒佈這部憲法的同時，史達林正在用假審判的手段對蘇聯高層人士進行‘清洗’。成百萬的公民被槍決.在20世紀各種極權主義形式出現的專制體制構築了一個廣大的政治試驗場，各式各樣創建完美社會的政治設想都在這裏進行了演練。這些試驗都失敗了，這已經是大家公認的事實。”

    它认为一个社会只能有一个理想、权力中心，只有这样才能稳定。这种主张是与当代政治学思想相悖的——一元的稳定极易倾覆；君主专制国家只有专制统治者的声音，臣民的惟一任务是献媚；它没有公共舆论，强权就是公理，而且他们误以为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只有降服、镇压了所有竞争对手之后才会安全。但镇压以后，他们又会因害怕被压制者报复、反叛和新对手出现，这就使得他们处于更大的恐惧之中。

    如此，它就不可能像现代政治那样“消極”、富有韧性，不怕分裂、背叛，允许对立方的存在，因而无所谓忠奸等等。

    这样的社会，它的暴力革命成为解决一切政治冲突的终极手段——“革命”又“革命”，中国历史因此陷入“一治一亂”回圈的死圈中出不来，游民思想、文化乃行大盛，左右了我们真正的传统！

    那么，有没有出路，出路又何在呢？

    我们说是有的，出路就在于建立多元的社会和政体结构。

    古代一元统治之成为可能，是因为公、私之间没有法定的界限，掌权者可以堂而皇之地假大家（人民）之“公”，济一人之“私”。现代社会将“公”立于“私”上，认为“公”来自每个人的“私”，公私之间有了明确的法律界限。所以，现代国家的作用、职能，只是为了保障和平，使一个个的“我”，能够保障和平，使一个个的“我”，能够推行自己的计划。

    中国人一直没有拥有这样的政治理念与基础，它的社会性质比之别国就显得尤难改进。进而，它还决定了我们不能出现欧洲那样的城市与市民。

    在我国，城市的存在与发展主要是由于存在著能够维持高消费的政治统治者，它是以剥削和牺牲农村的稳定和发展为代价的，因此中国的城里人与欧洲自由城市的靠工商业维持生存、享有特别的法律行政和司法的“市民”不能相提并论。

    中国城市因由它的“寄生性”，越是发展，越会“迅速地拖垮整個的社會，並帶來經濟的崩潰”。这样，中国在正统意义的士、农、工、商“四民”之外，只能出现“遊民階層”，而始终出不了西人意义上的“市民階層”。显而易见，也就不可能建立现代法治社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