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的传统——“全民流氓化”的潜规则原理

蒋泥（南京）


    王学泰先生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里认为，“游民文化”是中国主流儒道文化以外的另一个相辅相成的传统文化，支配着半个中国，半部历史，时时冒出来“一统天下”，组成了历数千年而不衰的“隐性社会”、潜规则原理。这个世界里的行为标准、思想意识，许多时候与正统的儒家完全对立，因此，它和主流传统一起，构成了真实而真正的中国。一段时期以来它却被忽略不计了，连较好的历史学家、历史著作也不例外。例如钱穆的《国史大纲》、柏杨的《中国人史纲》以及那套著名的“康桥中国史”等。

    1949年以后，它更似乎隐没于社会生活的底层，一度“消失”，从而遮蔽了只有从这个角度去审视，才能解释清楚的诸多社会、文化、历史现象。

    游民，来自农民，但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它是被抛出士农工商诸固定职业之外而形成的社会“边缘”群体。无数知识份子也可归于门下，称做“游民知识份子”，像刘邦、朱元璋、毛泽东等。

    早年，这些人朝不保夕，轻生忘死，追求“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直至有朝一日能够“发迹变泰”的逍遥生活。因此，“有奶便是娘”成为他们生活的原则，无法无天的自由，使他们心往神醉。一旦真的被组织起来，“忠义堂上的交椅却不容有丝毫差池”——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的起义、战火虽然连连不断，但社会性质基本上一直不变的深层缘故。

    不难理解，他们信奉的“出门靠朋友”的价值观，是极其功利的，口头上讲的是“义气”，实际上“崇拜”的也是“义气千秋”的关羽。

    中国民间，可以无孔子，却不能少掉关羽。即使移居海外的人，带向世界的，也多关羽，而非孔子。《三国》《水浒》以及当代作家金庸的每一部武侠小说，无一不说的是这种意义上的“义气”的“江湖”生活。

    明眼人都能注意到，这里的“义”与正统儒家所说的“义”不同。

    在儒家那里“义”和“利”相互对立，是一种价值理性；游民（侠客）的“义”“利”则紧紧相系，“义”的本质就是要对“我”有用，崇拜的对象也许不是“资本”，却少不了“权势”。

    中国的官本位传统，就这样得到了延续与强固，至今还是一个“活着的传统”。

    至于代表“主流”的儒家传统，也不像士大夫们宣称的那样“美妙”“仁义”，因为，政治上我们于秦时建立中央集权，君主官僚专制自此历两千余年而不坏，其特色是无阶级，它的官僚政治，非为政治操作的技术方面存在，而是一种社会体制，政府权力全都握于官僚手中，官僚有权侵夺普通公民的自由。

    这样，官僚就把政府措施看作是自己图谋利益的勾当，做官就是发财，“做大官发大财，做小官发小财，甚至没有取得官阶官衔，而在乡村似官非官的身份，利用任何一个机会发混财”。因此，皇权和官僚是压迫阶层，一部二十四史，“实是一部贪污史”。所谓“官逼民反”的“官”，就不应理解为某个或某些特别的官吏，而是整个官僚统治。“单是某些官，甚至单是整个官僚阶层依贪污或其他方式剥削农民，农民尚不至逼到求生不得的程度。若官僚除了自己直接借政治权势侵占渔民农外，更连同与其有缘属关系的地方爪牙，从事敲诈，再益以商业、高利贷乃至地权活动的凌夺，那才真是农民走投无路、铤而走险的时候了。”

    其实典型的中国农民，是最怕事的，即使再屈辱，也多忍辱偷生，难得“铤而走险”。“官逼民反”的“民”，依据“游民社会学”理论，其社会渊源一般只是痞气很重的“游民”（流氓），而不是“朴实”的“农民”。中国革命的主体本来是“农民”战争，但是许多“农民起义”，实际上是游民的反社会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