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思想的瑰宝——胡平《论言论自由》评介

程映红


    “孤独感是人生之盐——既不可少，又不可太多。所以，少年人玩味孤独，中年人排遣孤独，老年人逃避孤独。”

    “二十岁时离家远行，你不想家家想你；六十岁时离家远行，家不想你你想家。”

    “儿童从故事中理解生活；老人从生活中理解故事。”

    “有的人受不了牙痛而去拔牙。有的人害怕拔牙而忍受牙痛。大致上讲，世间之人就这么两种。”

    “有关男人的标准太高，所以男人唯恐别人说他还不够男人。有关女人的标准太低，所以女人唯恐别人说他衹是个女人。”

    “悲剧之后常常是空虚。喜剧之后免不了是无聊。”

    如果我们喜欢这些对人生世故简朴而精妙的议论，那么不妨再听一下同一位作者的另一些话：“公民的第一权利是言论自由；公民的第一义务是自由言论。”

    “权力是有权者的语言。语言是无权者的权力。”

    “有太多的人衹愿和自由偷情而不愿和自由结婚。这就是为什么自由在中国还没安家的原因。”

    “传统专制下的书报检查好比屠婴。极权专制下的书报检查好比避孕。”

    “当极权统治存在时，一般人困惑的是，这样的一种统治，怎么可能垮台？当极权统治垮台后，一般人困惑的是，这样的一种统治，怎么还能存在？”

    “过去，共产党要我们把毛泽东奉为神，因此对他的指示必须绝对服从。如今，共产党又要我们把毛泽东当作人，因此对他的过错必须多加原谅。这真是太惬意了：毛享有神的权力，但衹负人的责任。天下的便宜事都让他占完了。”

    在今天的中国，这位作者对人生世故的议论不难被当作汉语散文写作的名篇，但是那些对专制政治的尖锐批判却不会在公开的出版物上找到一席之地。而正是因为出自同一个作者，而这个作者又被剥夺了回国的权利，在大陆，这些典雅的的人生哲理和犀利的政论文字一起被排斥在中文阅读的范围之外。

    这位作者名叫胡平。如果你是在80年代经历了思想上的成熟期，那么你很可能知道这个名字。胡平出身于中共建政之前，高中毕业时赶上文化大革命，在四川下乡插队五年，又当了五年临时工。文革结束后，他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班，参加了1979年的民主墻运动，从此和中国民主运动同呼吸共命运。他在1975年写作、1980年修订完毕的《论言论自由》中，把言论自由作为发展民主、保障人权的伟大事业的支点。如果我们承认今天的中国在物质上已经变得和80年代面目全非、但在有关政治问题的言论控制上并没有实质性进步的话，那么我们对言论自由这个支点的需求的紧迫感恐怕超过了80年代。

    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很象一个不幸的儿童，它既有历史积淀的缺乏所造成的先天不足，更有现实政治的严酷摧残所导致的发育中断。回顾历史，尤其是自1949年以来，每一代自由主义思想家都差不多要在思想的荒原上从头开始耕耘，其开创者往往在思想深度和逻辑进展上不得不孤军奋战，承担在正常社会中几代人才能完成的任务。在这样的环境下，自由主义思想的产生和被接受特别有赖于开创者的素质。一个重要的事实是，由于自己也生活在一个封闭的思想文化环境下，没有条件用人类文明的综合元素来培养自己的独立思想，很多批判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的人选择了以身殉道，是自由思想的战士甚至烈士，但却没有条件成为自由主义的思想家。今天我们与其说是重读他们的作品，不如说更是重温他们的人生。我们在道义上受到的震撼要大于思想上的启迪。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平的作品是宝贵的。胡平的文字所表达的是自由主义对极权主义的批判，但支撑这个批判的并不仅仅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更有深厚的教养和文明。读他的早期作品，我们很难相信这是一个在《毛选四卷》、《马恩选集》、革命文学和样板戏的时代成长起来的人。我们很难想像一个在文化荒原一般的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青年，能有一种古典的优雅和从容，能从内涵丰富的历史掌故中信手拈来最妥贴的譬喻，用间练的语言把被扭曲的最基本的真实和被掩盖的最朴素的真理带回到我们的思想和生活中。因此，胡平的思想和写作向人们显示了一个真理：人类渴望自由的本性能够穿透最严酷的思想专制和最严密的信息控制，体现在少数优秀人物的阅读、思考和写作中，使得即使专制野蛮如毛泽东时代也不能完全阻断人类文明通过自由思想而实现的传承。

    难能可贵的是，胡平对极权主义制度以及它在观念上的形形色色的派生物的刻骨憎恶丝毫没有妨害他对这个人性的产物所具有的充满人性的理解，因此他的批判不但是尖锐辛辣、毫不妥协的，而且更是充满洞察力的，从容不迫的，有时甚至是趣味盎然的。他的戏谑和嘲讽也因此而比许多声色俱厉的的批判和谴责更具有判决的力量，更具有历史的生命力。正是这种力量和生命力，使得胡平的作品的意义超出了政论的范围，成为当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想本土资源中最具有原创性和根深叶茂的一部分，能够汇入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的那一部分。幸运的是，一个关起门来把一切都扼杀掉的社会已经不符合哪怕是统治者自己的利益。因此，尽管在中国大陆，胡平的文字不能见诸天日，但通过海内外的种种途径，胡平在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一切向往自由的中国人中仍然发挥着他的影响。


言论自由：完整的公民权利的支点

    《论言论自由》最初发表在一家民办刊物《沃土》上，时间是1979年。1980年当他在北京大学参加竞选时这篇文章作为他的竞选文件而广泛传播并流传到海外，用中英文发表在一些杂志上，成为海外了解中国年轻一代自由思想最有代表性的作品。1986年是80年代中国自由思想最活跃的时期，胡平的这篇长文第一次公开发表在武汉的《青年论坛》上，北京还组织了一场有40多位学者组成的讨论会，多家出版社希望出版。但就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将要推出这本书的时候，1987年1月，中共展开了反自由化运动，湖南人民出版社总编辑被撤职，《青年论坛》被停刊，《论言论自由》从此被剥夺了和更多读者见面的机会。

    对于很多人来说，“言论自由”可能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这里的“简单”有两个含义，第一是就内涵来说，它似乎没有什么复杂的，尤其是和“宪政民主”“多党政治”这些涉及具体程序和操作的概念对比而言；第二是就它的实现来说，如胡平所说，人们常常认为言论自由“是一个取决于当权者意志的问题”，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它当然值得去争取，但在理论上似乎没有多少可以探讨和认识的。

    胡平认为，正是这种对于言论自由在理论上的忽视，导致了对于言论自由在思想上的缺乏觉悟，而思想上的缺乏觉悟也就会造成行动上的软弱和等待。因此，“澄清言论自由的涵义，阐明它的价值和力量就成了一件头等重要的事情。”

    那么，被很多人所忽视的言论自由在理论上的意义是什么呢？胡平引用了古希腊科学家、杠杆原理的发现者阿基米德的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能举起地球”。胡平说：“众所周知，在力学中，支点的作用是何等重要，尽管支点本身不能够作功，但唯有在它之上，杠杆的作功才成为可能。”如果公民的政治权利和其他人权是一个完整的实体的话，那么言论自由就是这个实体的支点，有了它决不是有了一切，它既不能当选票来用，更不能当房子来住，但如果没有它，那么其他的更为实在的权利至少是不完整的和没有保障的。因此，言论自由是所有公民权利的基础，更是生存权的基础。

    一个很明显的事例是，在1959和60年，如果中国有言论自由的话，那么反对大跃进和穷过渡的言论就会公开表达出来。虽然我们不能说那就一定能改写历史，就能使数千万人免于被饿死，他们的生存权就能得到保障。但如果连反对的声音都听不到，除了等待最高统治者的乌托邦梦醒，你又怎么可能做到其他的一切呢？在今天，每时每刻都有大量的对公民的居住权、财产权、迁移权和人身安全的侵犯的案例在发生，如果公民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并能够通过各种信息渠道——尤其是公开的传媒系统——畅通无阻地让社会了解到他们的不满和冤屈，那么虽然我们并不能说问题就不会发生或者一旦发生就很容易解决，但至少创造了让社会和政府了解问题的严重性的条件。

    今天在北京有成千上万的上访民众，他们已经组成了一个特定的群体，给中共所定义的“稳定”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如果这些人的声音在当地的媒体和各种公共渠道能够表达出来，他们又何必以这种方式让社会了解他们的问题呢？所以，听见声音并不必然意味着解决问题，但听不见声音必然意味着更大的问题。

    很多人也许会说，我这里没有言论自由，但我的基本权利，甚至包括选举权，并没有受到侵犯啊！我生活得很太平啊。这固然是事实。但反过来说，凡是在那些公民权利受到严重的和持续的侵犯的地方，必定是没有言论自由的。这就好比你生活在一个生态环境非常恶劣的地方，那并不意味着你肯定会得病，但很多人得了形形色色的怪病，那一定是和他们的生活环境有关。因此，你就不能用你没有得病来论证你的生活环境没有问题。从长远和根本来说，你的健康处于威胁之下，你的太平是缺乏制度和法律保障的。因此，有了言论自由不等于有了一切，而没有言论自由则可以说一切都没有保障。

    因此，理解言论自由作为所有公民权利的“支点”在理论上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在日常生活中，当“个人权利”这个问题浮现出来的时候，在大多数情况下它都是非常具体、实在和物化的。例如，公民的财产权、居住权、迁移权、就业权和通讯自由权等等。在今天的大陆报刊上，经常能看到和这些权利有关的由记者撰写的维权报导和新闻。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很少能看到为维护“言论自由”这个看上去很抽象、但却是所有权利的支点而大声疾呼的消息。这既说明了中国社会20多年来的进步，更反映了这种进步的局限。


二十五年后的回首

    胡平的《论言论自由》完稿于1980年。今天重读这篇作品，能引起人们深思的，不仅仅是对言论自由之重要性的阐述，也包括其他一些被25年来的发展证明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其中之一是民主与现代化的关系。在80年代初的思想环境下，很多人都用“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来呼吁民主，理由是四人帮的专制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而民主能调动积极性和创造性，是现代化的前提。胡平指出，在文革刚刚成为过去、人们还在痛感四人帮的专制所造成的贫穷落后时，把民主和实现现代化或者增强国力联系起来有助于推动民主。但长远来说，这种观点是有隐患的。因为专制有很多种形式，四人帮类型的专制属于最粗糙最低级的，这种专制当然衹会妨碍现代化。但历史上其他一些专制制度在发展经济和推动技术方面是很有效率很有办法的，例如法西斯主义就能推动经济发展，建设军事强国。除了法西斯主义，还有很多不那么极端的专制政体，例如韩国和台湾在60和70年代的军事强人政权。胡平说“其实，一直有人公开或暗地里认为专制比民主更为可取，尤其是在使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迅速发展的起飞过程中，一小批坚强有力、富有远见的、紧握大权的领导者，通过‘强迫把羊群赶进牧场’的专制手段，较之听任那些不懂得自己真实利益所在的芸芸众生漫无节制的要求、变化无常的意见，更能够取得直截了当的成功。”

    这就是说，如果追求民主是为了实现现代化，那么当一个专制政权也能带来经济成就时，人们就不但可能会接受这个专制、甚至会怀疑当初自己对民主的追求是和经济发展背道而驰，会妨害民族利益。今天海内外很多中国人、甚至很多受过高等教育见过世面的，都认为邓小平当初镇压六四的手段虽然残忍，但最终达到了发展经济的目的，如果不是这样，中国可能会有西方所希望的民主，但不会有稳定，也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经济发展。很明显，胡平25年前所指出的把民主当作追求现代化的手段所包含的隐患，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今天中国的现实。

    另一个在一定意义上被胡平不幸而言中的现实，是民主作为政治追求和政治运动，在中国几起几伏，然而每一次的结局都似乎变得离目标更远。胡平说“好几次以扩大民主为宗旨的运动，到头来竟以缩小民主为结局，终点居然落到起点之后。”当胡平作出这样的判断的时候，中国的民主运动刚刚经历了1979年的民主墻运动以及这个运动的被镇压。在那之后，民主运动又经历了几次更大的发展，却伴随着更大的挫折，如1987年的反自由化和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除了反民主阵营方面的原因，民主阵营内部有很多值得总结的教训。胡平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饱受专制的国家里，尤其是刚刚经历了毛泽东和四人帮那样极端的专制，很多人毫无疑问会向往民主，希望很快就在制度上取得突破；但中国又是一个严重缺乏民主传统的社会，人们对实行民主的条件和所带来的问题没有充分的估计和心理准备，往往会在民主进程中的困难、危险和不确定性面前退缩。这种相互矛盾的情况在民主阵营内就容易造成这样一个局面：“一部分人不顾已经取得的胜利还不巩固，仍然一味向前冲，而更多的人则是在现实的麻烦面前大踏步后退，以至于把应该并可以守住的阵地也丢掉了，”其结果是民主阵营的分裂和“民主的势头被冲断，旧的力量重又站稳脚跟，人们又一次品尝到希望破灭的沮丧。”

    在经历了80年代民主运动巨大的起伏之后，回过头来看胡平在80年代初写下的这些文字，人们很难不感到心情沉重。那么，怎样走出这个周而复始的历史的旋涡呢？胡平并没有也不可能给我们画出一条航线，但他指出实现和维护言论自由是漫长的民主进程的第一步。有了言论自由，虽然很多政治体制上的诉求一时难以达到，但民主却仍然坚守着自己的阵地。中外民主发展的历史证明，专制向民主的进攻可能从其他战线发起，但最终一定是以消灭言论自由为主要目标。如果民主派在其他战线上失败了，但由于历史的和社会的原因，也由于民主派自己的奋斗，言论自由并没有被完全消灭，那么，民主派仍然聚集着自己的力量，这样的专制就不是彻底的和严酷的专制，这样的失败也不并不意味着下一次又要从零开始。

    正是出于这样的历史经验，胡平认为民主运动的任务可能是千头万绪，但实现言论自由、扩大言论自由和巩固言论自由是不但是第一步，而且是最基本的一步。有了言论自由，民主的其他目标才有条件去实现和巩固。有了言论自由，我们才能“冲出原地兜圈子的历史洄流，稳步驶向宽阔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