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真诚地追求民主自由的金老
张伟国
今年一月十八日是金尧如先生逝世一周年的忌日。
金尧如先生是中国新闻界一位令人尊敬的长辈，在中共的“新闻宣传战线”上他是一位当之无愧的老兵，在追求自由人权的中国民主运动中他是一个敢於“从自己做起”的表率，尤其是在他晚年大彻大悟与中囯共产党决裂的义举，对於今天仍生活在中共统治下的知识份子和新闻工作者，是一个十分难得的示范。
81岁人生：46年献给中共；最后15年反戈一击
金尧如，祖籍浙江绍兴，一九二三年出生。一九三八年参加左翼“中国学生抗日救亡农村宣传队”。一九四二年考入国立暨南大学（时已内迁福建建阳）。一九四三年创组左翼“太白文艺社”，批评国民党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施政错误.一九四五年竞选暨南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获胜，夺取了国民党在暨南大学的学生领导权。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在上海以暨南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的身份参与并发动上海学生两万人反对美国驻军北平，淩辱中国人民暴行的示威抗议大游行。
一九四七年一月，上海地方法院下令拘审。金尧如乃潜逃往台湾，奉命参与创建“中共台湾工作委员会”，任常务委员并兼宣传部长.后因逃避国民党政府的缉捕，奉调到香港中共南方局报到，四八年进入香港新华社负责新闻宣传和统战工作，一九四八年一月，以全国学联外事部副部长之名义参与中国八个民主党派座谈会组织，任该组织秘书室副主任。一九四九年春，任香港新华社社长乔冠华国际关系研究助理。一九四九年秋任香港新华社国际政策研究组组长.一九五零年二月任香港新华社新闻室传战线党书记（上述新华社是对外名义，实为中共香港工作委员会）领导香港中共报刊《文汇报》，《大公报》，《新晚报》的宣传工作。一九五四年，金尧如以上述身份兼任香港文汇报常务董事，兼总编辑，负责“宣传战线”工作。一九八零年任浙江省政协常务委员.八三年兼任中国国际文化、经济交流协会浙江省分会副理事长，常驻香港代表。
一九八九年北京学运开始后，金老甚为感动。他本是搞"学运"出身，对学生反官倒、反腐败、要自由的行动，比常人多了一份理解。但《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令他倍感震惊，这时，身为浙江省政协常委的他赴杭州参加省政协会议.会议结束时，宣读一份"决议"，最后一句话是"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在表决通过这份决议时，坐在主席台上的金老突然举起手来说："最后一句话不好。浙江有没有动乱？学生游游行又回去了，没有动乱嘛！这样写会造成紧张，这句话是多余的。"在他的反对下，最终删去了。
回港后，惊闻上海《世界经济导报》总编钦本立被江泽民撤职，他与《文汇报》社长李子诵给钦拍发了慰问电。五月廿日北京戒严后，他与在港的一些人大、政协代表，给中央发电反对戒严。他还与李子诵等文汇报同仁商量，在《文汇报》上"开天窗"，只写四个大字"痛心疾首".文汇报的行动带动了左报，左派报纸造反，又带动了中间报纸，一致谴责中共暴行。这件事被中共认为是金尧如在幕后黑手。金老事后谈起，却谦逊地说："这样'表扬'我太过了。这是文汇报大家的一致想法，是自动自发的，我只不过是其中一个，我不敢接受这份'光荣'.李子诵比我勇敢，在大会上、电视上发言谴责镇压。我是在六。四过后，才使用真实姓名发表文章批评中共的当权派、保守派、镇压派的。"由於金老的正义行动，他浙江省政协常委的职务被解除，理由是"违反政协章程".而他多年以来的秘密党员资格，也被内部除名。这成了促使他离开香港、离开祖国，移居美国的最后动因。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又获得了"自由之身".金老晚年虽儿孙满堂客居洛杉矶，却不敢独享其乐。他说，书生报国一枝笔，他不能不关注祖国的形势，不能不用自己的声音来针砭时弊，维护正义.他要以青年时代一心报国的那份纯洁与热情，在晚年为中国的民主事业继续奋斗，以独立立场的政治评论员给海外媒体撰写了大量的稿件，揭露中共集权专制的本质，直至二00四年一月十八日淩晨4：30分在洛杉矶美国加州大学IRVINE分校医院去世，享年八十一岁.在金老的人生道路上，从一九四三年创组左翼“太白文艺社”批评国民党，开始后投身中共领导的革命，到一九八九年因支援“八九民运”脱离中共，前后长达四十六年，也就是说他一大半生命贡献给了中共，是属於“党的人”，尤其在新闻宣传和“统一战线”方面，为党做出了重大贡献.作为中共统治集团的一员，金尧如面对“六四”毅然与中共决裂，在中共眼里他成了“晚节不保”的叛逆者，但在人民的心中他追求真理牺牲既得利益成了民主战士。正是他晚年与中共的决裂，反戈一击，在他生命的最后十五年中，到达了他追求民主自由人生的光辉顶峰。
笔者在九十年代初期流亡美国以后，有幸在金尧如的人生巅峰时期，结交了这位仰慕已久的新闻界前辈，成为他的一位“小朋友”，使我得以有机会在他的言传身教之下，补上了不少的人生“必修课”。
钦本立为我结识金尧如“牵线搭桥”
我第一次知道金尧如的名字，是在一九八九年“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事件”中。当时顶着江泽民和上海市委巨大压力的钦本立总编，几乎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收到了香港《文汇报》社总编金尧如和社长李子诵的声援电报，这份电报极大地鼓舞了钦本立和《导报》同仁后来与中共的抗争。以后，我也从《导报》副总编、党组书记陈杨处听到，将与金尧如合作创办经济日报的意向……在洛杉矶金老府上第一次见面，谈论最多的还是钦本立，金老对钦本立那种惺惺相惜的情感，令我感动不已。所以，钦本立是我和金老相识、相交的“牵线搭桥”者，记得当时我曾经根据与金老的谈话，给陆铿先生的《百姓》杂志写过一篇稿子。
在初到美国的几年里，我时常在各处闯荡，一年里要去洛杉矶好几次，每次到洛杉矶就住在金老家，他和夫人就把我当作自己的孩子一般照顾，他们非常好客，喜欢热闹，有的时候我不但自己去，还带着朋友去，如当时在柏克利加州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的余茂春（现在美国海军学院任教）、当时任台湾《联合报》大陆新闻中心主任王震邦等，都曾被我带去金府做客并借宿。记得有次我到洛杉矶，老朋友周其人、魏承思，夜里带着晚餐（盒饭）到金老家来会面，他们边吃边与我和金老聊天，……我和这些朋友完全把金老的家当作自己的家一样。
有时我也赶去金老那里会晤老朋友，如前《文汇报》副总编程翔、刘敏毅夫妇、着名评论家淩锋杨月清夫妇等到金老那里做客的时候，我就赶过去凑热闹；凡是我在他们家的时候，遇到有人请他参加聚会或有饭局，他也会带我一起参加，如我随他去他小女儿家参加中秋节Party、去郭开智家聚会、与许家屯陆铿阿城等的饭局。有时金老来旧金山湾区看朋友，我们又有机会可以相聚，如陪他一同拜访柳亚子的公子柳无忌先生、柳亚子的外甥徐文烈夫妇，香港老报人罗孚夫妇等，……
有一段时间，在金老家里我总能见到一位成荷生先生，他是金老早年在台湾教过的学生，当时也在朴少夫主办的《新闻天地》等刊物上写专栏，时常就写作中的心德向金老求教。有一次他和我开玩笑说我们都是“金门弟子”，老中青三个在一起，我们写新闻时评这一行里俨然也有了一个金氏“门派”，……金老闻言，哈哈大笑，是的，他的事业后继有人，能得到他的指点，乃是我们后辈三生有幸。自此以后，我也多了一个“金枫”的笔名。
在许多朋友眼中，金老就是个“老顽童”，对人对事都是非分明，肝胆相照，在许多场合他真诚的袒露心声，让有些人下不了台；他也非常乐意提携青年后进，你总能看到他将自己置身於青年人中间，近年来，我也时常介绍一些新闻同行前去採访他，或者向他求稿，……在我的印象中，凡是来自后辈的各种求助，他几乎是有求必应的，他的诲人不倦、助人为乐是一贯的。
个性率真使他成为中共异数
率真是金老最富特色的秉性，我也许是我喜欢金老原因。虽然他是德高望重的前辈，但是在他面前你不会感到任何礼数的拘束，他完全是平等的和你讨论任何问题，也决不因为环境的变化或谈论物件的变化，隐瞒自己的观点.在电话中，在书信里，在朋友面前，他总是直呼“伟国老弟”，……他的这种推心置腹、平易近人的亲和力，是与生具有、发自内心的一种本能，对朋友同事是这样，对邻居和路人也是这样，只要你与他接触，就会被他的满怀热忱所感染。
我在国内生活期间，因为工作关系也接触过不少大大小小的共产党官员，其中也不乏思想作风开明者，但还没有遇到过金老这样赤子之心溢於言表类型的人。在中共的宣传中，“共产党员是用特殊材料铸成的”，经过共产党文化的长期毒化，尤其是一个建立於谎言之上的政治机器里，中共党员及其官僚的待人接物，俨然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格式”，但在金老身上你看不到这种“格式”，或者讲他的个性与中共约定俗成的机制是格格不入的。你如果接触过他，怎么也不会感到他曾经是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官员.“实用主义”、投机取巧，“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在中共统治中国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已经蔚成风气。在中共各级官僚中，有一批人是“不倒翁”，他们"永远正确"，总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对於自己的历史行为也採取"总是有理"的态度。金老不是这样，他敢讲真话，勇於捍卫真理，至少贯穿在他生命最后的十五年中。
他当年投身革命，冒着生命危险参加中共的地下活动，他相信自己是选择了献身中国的民主事业.当他看清中共的异化变质、尤其是八九年看到中共用枪口对准人民，成了民主自由的敌人，他便毅然与中共决裂！与有些人不同，他这种决裂绝是义无反顾的，不是藕断丝连的，也不是反复多变的，更重要的是他并没有停止追求民主和真理的脚步，而是大义凛然地反戈一击，不管是在对中共专制集权的批判，还是在对港台民主自由的维护，或者是为法轮功的基本人权仗义执言，……他都率直坦诚，其讲真话的程度，几乎让他成为一个"透明人".任何作为特权集团一员的既得利益，都不能成为他犹豫不前的羁绊，他的抉择依然贯穿着他追寻民主自由的真诚，而且这种真诚他一直保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金老这种赤子般的真诚，恰恰是中国大陆社会最稀缺的，也恰恰是共产党最害怕的，以金老这样的秉性，竟然未被中共这个庞大的专制机器同化、竟然倖免於多次残酷血腥的政治斗争，实在是个异数。
金老敢讲真话，致死不渝地追求民主自由，这种精神乃是中国民主运动和知识份子的典范。现在，金老人虽然走了，但这种精神会长存人间，将不断鼓励献身民主事业的青年朋友。
金尧如的个性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他在追求民主自由的理想目标时，不会为既得利益患得患失，因此纵观他在离开共产党以后所写得时事政治评论，他是讲了真心话，讲了大实话的。下面是我与金老接触时纪录下来的他的一些谈话，这在中共当权者或受中共文化影响的人士眼里，甚至在流亡者或民运人士看来，都是一些避之犹恐不及的敏感问题.
导弹演习后的美中台关系：北京对美柔软对台强硬
江泽民当政期间，对美对台政策，都是由江泽民亲自抓的，李鹏事实上已经被放在一边，邀请克林顿访华、放口风希望能够正式访问美国，对台湾提出“八点”，都是江泽民。美国允许李登辉访美，是对江泽民对美对台政策一个很大打击，证明江提出的政策行不通，美国、台湾并不买帐，在此背景下中共内部强硬派占了上锋.金老说，李鹏对江泽民党政军一把抓十分不满，前一段时间开始已经矛盾显露，江泽民开始插手国务院的事务，朱鎔基基管经济、吴邦国管工业、姜春云管农业，吴、薑同时是书记处书记，他们的工农业政策，首先要向总书记江泽民报告，实际上李鹏就只能管管教育等。强硬派一直就有，问题是谁出头？现在的强硬派是以李鹏为主的，李鹏利用老军人磨拳擦掌制造了紧张气氛，军人的声音也为之提高。而李鹏作此动作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陈希同、王宝森案件的牵连，所以想在外交上打击江泽民，以缓和在陈希同、王宝森案件上遭遇的压力。
本来江泽民对李登辉访美也会有反应的，但当时那样强硬的过度反应，金老判断与内部的权力斗争有关.现在江泽民是你强硬，我比你更强硬才能稳住自己的权力。特别是邓小平现在无法管事以后，他欲以此来显示他的领导魄力。其中的原因是：美国国会在讨论李登辉访问事宜时，北京一点也不紧张，克里斯多夫和洛德向钱其琛解释，不同意李登辉访美，李虽然私人访问，但因为他的官方身分，实际上就带有官方关系.钱其琛、李道豫被这种讲法所麻痹。后克林顿又找李道豫声明一个中国的政策。华盛顿在公佈李登辉访美消息时，已经先告诉了北京。钱其琛发表了并没有什么实际内容的讲话，尤其是唐树备如期访问台湾，并决定了第二次辜汪会谈的议程和时间，而且中共在议程上还有所让步，即“李六点”最后一点，以“其他问题”指代港澳问题.李登辉访美结束后好几天，一直到六月十六日，中共国台办发言人才宣佈，原定七月二十一日的辜汪会谈推迟，虽然形势在恶化，但会谈的门并没有完全关死、李道豫回国述职，并没有降低外交关系，还是留有余地的，到这个时候为止外交决策还是由江泽民在主导。此后强硬派擡头，江泽民便开始一步步地用更强硬的政策去封堵对手的挑战。
北京的政策是对美关系的渠道要抓住不放，所以钱其琛同意与克里斯多夫会见，对美关系不敢完全破裂，它以对美显示“柔软”来摸美国的底，抓住美国，然后对台湾实行更强硬政策。这也是两手政策，一手软一手硬，这里的“软”当然也是比较而言的。李登辉访美时，北京批评美国严厉，对台湾倒不太讲话，后来反过来了。
有人认为，中共对台的和平谈判政策已经转变为加强武力的政策了。金老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这将涉及到北京整个对世界战略和对国内政策的改变，目前的改变是策略性的，加强了武力威胁，用武力威胁影响台湾内部的政治生态，分化国民党，孤立李登辉，欲集中力量把李登辉拉下来。
导弹演习以后，台湾三党一致对外，而且根据李登辉访美成功的经验看，中共越是打压，李登辉的声望就越是提高，北京的策略适得其反。金老认为，中共在重复一九四九年对蒋介石的态度，即使将来要谈也要把李登辉一人排除在外。但是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你一动武，台湾全岛就大敌当前，“国难当头”了，反而缩小了他们自己的分歧，一致“对外”了。中共走进死胡同去了，没有准确估计台湾内部的形势，实际上失算了。现在台湾和四九年中国大陆的情形很不一样，经济上欣欣向荣、一千亿美元的外汇存底，政治民主的发展受到全世界肯定。时间、地点、物件已经全都变了，台湾人肯定知道这段历史，当年即便蒋介石退位，依然没有和平可言；所以，即使李登辉下台，中共也不会放弃武力威胁、承认台湾是一个政治实体、承认有主权的中华民国，不可能嘛。毛泽东时代还公开承认中华民国，并不因为蒋介石坚持中华民国，毛泽东就动兵，客观上存在着两个中国，毛泽东在内部还称蒋介石“总统”哩。
曾在中共体制内长期浸润的金老感到，历史非常值得回味，由於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地位非常巩固，在基辛格秘密访华前，还发表了一篇严厉的声明《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而后三百六十度的大转弯，因为他说话能够算数。中南海现任当权者没有这种权威和胆略，他就不可能说，明天就欢迎李登辉或台湾新当政者到北京访问。
不能无视港英政府在历史上对中共的“帮助”
指鹿为马、大白天说谎，在北京当局来讲，已经司空见惯.九七之前，为香港问题中英骂战，北京政要把香港称作英帝国主义一贯反共的基地。因工作关系，金尧如长期与周恩来、陈毅、廖承志等中共最高层负责香港事务的领导人接触，他当年被中共主管港澳事务权威廖承志称作“金小生”，在香港为中共工作了四十多年，对中共的香港政策的来龙去脉都有较深刻的瞭解。他以亲生经历和观察研究，向笔者揭示了一些历史真相。
英国曾经是一个称霸世界的帝国主义，香港也是英国殖民主义历史的罪恶记录，英国统治香港近百年，直到要撤离前夕才给香港人民主，分明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好，这些都是事实，但却不是事实的全部！一向主张要全面看问题的中共，在诅咒港督澎定康是“千古罪人”的时候，似乎已经忘记：一九三零年代后期，中共在英国统治下的香港殖民地土地上，被港英政府允许公开建立八路军办事处，由中共要员廖承志负责，这后来成了延安与国际社会联系的重要通道。廖承志以此立脚，在军事上，组织了“港九（游击）大队”，后来发展为“东江纵队”，并与港英当局交换军事情报、接洽军事合作；在经济上，向陈嘉庚等海外华侨筹慕大量捐款、医药用品和武器弹药，给延安和中共其他根据地“输血”；直到日军佔领香港时，许多英军官兵是由东江纵队掩护，朝大陆内地撤退，而后由英国驻重庆的大使馆安排其回国。足见港英与中共的合作已经非同寻常。
金尧如拿出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廖承志文集》证实了这段史实，其中第109页上的注解如此写道，“一九四一年苏德战争爆发，日本积极准备太平洋战争，同年下半年日军开始在香港九龙周边和广东的惠阳、东江、宝安等地集结大量兵力，准备进攻香港。面临日军的进攻，香港英国当局向八路军驻英香港办事处提出与我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合作抗日的问题.廖承志代表党中央与之谈判。”
当时廖承志在给延安中共领导人的电报中，甚至已经提到要与港英当局共同组织一个“广南公司”，来掩盖并具体运作军事合作：英方提供枪枝弹药给东江纵队，在香港交割，由中共设法运送到海南岛，去炸毁那里的日军机场，而且让中共东江纵队负责人冯白驹派遣专人，到香港学习炸药爆破技术.抗战胜利后，东江纵队的外事联络员、继乔冠华之后出任香港新华分社社长的黄作梅，受到一枚英国颁发的女皇勳章，表彰他协助英军抗战有功。
从一九四六至四九年，一大批中共或亲中共的文化人，象沈钧儒、马叙伦、黄元培、胡风、章汉夫、胡绳等，相继来到香港。港英当局当时的法律规定，禁止任何政党包括英国保守党、工党，在香港活动，但在一九四六年末，它在与国民党政府仍然保持正常外交关系的同时，还允许被国民党政府视为非法政党的中共，在香港成立新华分社，由乔冠华任社长，夏衍等任副社长；夏衍当时还出任中共南方局在香港办的机关报《华商报》的总编辑。
港英当局这种容忍中共的做法，与澎定康搞的那么一点点民主改革，似乎看不出有针锋相对的地方，倒是中共那种“有事有人，无事无人”的机会主义，暴露得淋漓尽致：当年它在起家时，对香港的自由是毫不客气地充分利用。廖承志在当时的一封电文中向延安报告：“吴铁城亲赴海外联络后，国民党大批侨运刊物顿呈活跃，香港出版的有民锋半月刊、祖国与侨胞半月刊、战时华侨、华侨生活及时代半月刊。我们在香港直接发行一油印刊物华侨通讯寄发各地报馆外，尚有国新社及世界知识.”中共在舆论造势方面向来是行家里手，遇到香港的资本主义自由环境，便如鱼得水，左右逢源，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有了相当大的发展。
在《廖承志文集》第94页上，廖承志一九四一年二月十日给延安的电报是这样写的，“现到香港文化人相当多。我们决定在香港办一报纸，定名华商晚报，由邓文钊等作老闆，胡仲持任总编辑，编委由（范）长江、夏衍、（恽）逸群和我担任。以救国会（一九三六年在上海成立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之姿态出现，但不太露锋芒，不过我党重要文件应发表。”
廖承志在同年三月十六日给中央的电文写到，“另由夏衍负责编辑之光明丛刊将出版，并与世界知识分工，沈志远已抵港，他说要把理论与现实搬来香港出版。”
非常有意思的是，廖在同年七月二十五日的电报里向中央通报，“前次港警察总监俞允时赴渝，戴笠曾向俞提出，取缔在港出版之汪逆之南华日报、自由日报，同时（中共的）华商报、大众生活、国家社会报亦均应取缔，因这些报纸都是反政府的。据悉俞允时的答复是，当依据香港政府法律办理……”所惜地是，中共虽然从保护自由的香港法律中得益非浅，却无法生长出自己的法制细胞，反以不可一世的“无法无天”，从香港人手上夺走受法律保护的神圣自由。
金老介绍，一九四九至五零年代初，原来属於国民党政府在港资产的中国银行、招商局、两航公司（中华民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等相继“起义”，如果港英政府真象中共批评的那样，完全可以对此加以控制，至少可以将这些资产冻结.然而，事实的结果是这些资产都基本转移到中共的手中。此外，早在一九五零年一月，在西方国家中，英国是第一个承认中共政权的国家。当时由於英国还保留者与台湾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保留着在台湾淡水的总领事馆，於是按周恩来意见，中共与英国只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伦敦的第一轮驻京代办是胡阶生（Hutchson）当时北京的驻英代办是宦乡.直到戴卓尔夫人与中共签署“中英联合声明”……
中共向来自以为是惯了，错把外交当内政，矛盾混乱令人耻笑，江泽民在西雅图还向克林顿乞求：要将政治与经济分开，回转头来却扳起脸怒斥港英当局，再不从命，势必影响英国商人的实际经济利益，以为澎定康也象自己辖下的“子民”，可以令其俯首贴耳；尤其是邓小平、江泽民辈，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不及昔日毛泽东、周恩来之权术于万一，却以颐指气使、泼妇骂街、威胁恐吓为能事。在一个资讯传播日益开放的世界，历史并不会让专制和强权所垄断。
中共新闻及宣传政策与香港传媒的九七过渡
金老曾长期作为中共在香港的喉舌《文汇报》的总编，为中共的意识形态宣传立下过汗马功劳，但是，他信奉新闻自由的规律，超越了他作为中共党员成为党的喉舌工具的局限，尤其是在中共六四开枪之后，《文汇报》开天窗，以"痛心疾首"四个斩钉截铁的大字代替社论，这不仅在中共统治的新闻喉舌上是破天荒地创举，也为现代中国新闻史写下了弥足珍贵的一页。金尧如毕生的新闻实践证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律，即便在中共控制最严密的新闻体制内部，也有着无法抑制更无法扼杀的新闻自由改革动力。金尧如，首先是一个负有良知的普通人，其次是一个铁肩担道义的新闻从业者，再其次是以他曾经信奉的共产主义理想所武装起来的共产党员.金老的义举，为中共的"宣传战线"有朝一日反戈一击作出了示范。
九七前夕，金老曾与笔者专门探讨过“中共新闻及宣传政策与香港传媒的九七过渡”。金老谈到，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屠杀事件之后，李鹏召见当时反对六四镇压的香港《文汇报》和《大公报》的社长、总编时说过一句话：“你们是共产党出钱办的报纸，吃共产党的饭，你们就得讲共产党的话。”这就是中共信奉的列宁工具论的形象语言，即中共认为新闻没有自由权利、传媒没有独立人格。“其实他们不懂香港私营传媒从老闆到从业人员吃的都是香港老百姓的饭。所以他们只能给自己的报纸制定宣传政策，他们不能给他们心目中的香港‘资产阶级传媒’制定宣传政策。对於香港‘资产阶级传媒’，他们视为阶级斗争的对手，至少是‘非我属类’。”
中共对香港媒体惯用的控制手段一般有：（1）控制消息来源，随着近年来香港媒体对大陆新闻的不断重视，新华社就在提供消息时厚此薄彼，对一则新闻给谁、不给谁、先给谁、后给谁，玩弄各种手段，对要求去北京或大陆内地採访、尤其是重要会议的採访，对被打如另册的记者总是竭尽刁难之能事，往往要托到最后一刻才给批准，甚至就乾脆不批准；（2）在“经济基础”上下工夫，通过海外亲共商贾大肆收购香港媒体的股权，从根本上控制“舆论导向”，也有先用广告喂饱媒体，在关键时刻以撤广告相要协来逼迫其就范；（3）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等方法逐渐进行人事渗透，上至各个媒体的总编主笔专栏作家，下到普通的编辑记者，来自大陆的“表叔”在一些媒体实施上已经佔有主导权了，此外中共也有意安排一些境内外的写手以自由撰稿人的面目向媒体放料，并时有独家消息；（4）新华社直接出马当新闻警察，对媒体的报道评论公开的指手划脚，横加干涉，甚至上纲上线戴帽子打棍子，最常使用的伎俩就是指责不受其欢迎的一些媒体“造谣”；同时从席扬、高瑜案件也反映出，中共对其所厌恶的大陆与香港有联系的新闻从业人员和香港报导大陆新闻的记者的镇压的力度加强了。
香港传媒当时已经遇到中国政府自天安门“六四”以来所颁佈和採取的许多行政法令和措施的限制。金老指出，诸如港澳办八九年十月发佈的关於港澳记者来内地採访的七项规定，其手续之繁琐和时间之预前远远超过任何外国申请旅游的入境签证.这只能被认为变相阻挠香港传媒到内地採访新闻。他还举例中国政府拒绝《苹果日报》派记者到北京採访预委会会议、《明报》、《苹果日报》去内地採访水灾灾情的记者，被中国有关当局以未获批准为由，勒令停止採访、离境返港。又如《一周刊》记者到福建採访军事演习，被指责为窃取国家机密，而被捕签押；最狂暴的是香港无线记者在北京採访世界妇女大会，竟在公开场合被打、被抓。更严重的是中国政府有关领导部门对香港媒体实行“政治甄别，政治排队”的黑箱操作，对中资企业日常在香港传媒上刊登广告的商业行为发出行政指令，将香港传媒分为四类：一是必须支援的；二是可以刊登广告的；三是尽量少登或不刊登；四是禁止刊登的。即用经济手段来封杀政治上独立的自由传媒，乃是一个政府对民营传媒的一场政治暗杀。他认为，这一切都给香港新闻自由造成了严重倒退的逆境。
作为一个在香港长期工作的老报人、也作为中共曾经负责过香港新闻界工作的老党员老干部，金老曾向香港的新闻业者建议，香港传媒对国家事务应该抱定三个宗旨：一、香港传媒同香港广大同胞都应该秉持“爱国爱港”的正确理念，对我们国家事务採取一种积极参与的态度，对我们国家事物採取一种积极参与的态度，这个参与应是全面性的，包括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一方面要积极拥护并努力促进“一国两制”与“港人治港”的实现，一方面仍要反对北京封杀香港民主政治和新闻自由。二、香港传媒对待中囯共产党——现在中国的执政党，应取不卑不亢的立场，採取知无不言的诤友态度，发扬当家作主的监督精神。三、香港媒体要配合各政党共同努力实现真正的“一国两制”原则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理想。
中国人权：拿人质做交易实际上就是“绑票”
记得大约在一九九四年秋天，我曾陪同金老去洛杉矶加州大学参加该校香港学生联会举行中国人权活动。金老在活动中发表了一个讲演，他以自己大半辈子为中共努力工作的经历，无情的批判了中共对公民基本人权採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一贯伎俩.“中国现在事实上没有人权。中共有一个谬论是，温饱——生存权即人权；并坚持不接受所谓西方的人权观念，这是完全错误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不是西方的吗？怎么又跟中国套在一起？按中国现实的情况，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倒是套不上去的，就按马克思所讲，也要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社会主义.一九四九年中国还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马上就实行社会主义，这是套错啦。但西方提出的人权观念（humanright）没有错，人都有其权力，中国并无特殊性，人类的权利是有普遍性的。中国与美国社会的发展阶段不同，人民权力实现的程度不同，或许还能解释，但都有人权，而且人权的本质是一样的。”
金老非常强调，“在这一点上，中共违反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说美国的独立宣言是第一个世界人权宣言。马克思承认人权是世界性的，他推崇美国的人权宣言。既然这个宣言是世界性的，当然也包括中国，怎么可以说美国的与中国无关，马克思的话中共还听不听？中共今天的人权观，起码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中国传统怎么不讲人权？儒家也是尊重人的嘛，孔夫子的《大学》，大学之道，在民民德，在亲民，亲民才至於至上。亲民啊，你要跟人民打成一片，那就要给人民权利嘛。孟子说，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此即儒家的民本主义.当然不同於资本主义提出的民权、人权，但却已有这种思想的萌芽。民如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民是水，朝廷只是水上的一条船，人民可以承受你，也可以推翻你。儒家重视人民，是我们的光荣文化传统，但中共否定了这个传统.”
“从马克思到孔夫子，中国没有任何理由不讲人权。”金老提出，“毛泽东、周恩来与蒋阶石争天下的时候，拼命鼓吹要民主、要给人民以自由，不是也承认人权吗，现在江泽民、邓小平都忘记了，当时中共提出建立联合政府，就是向国民党要民主要人权，现在调转头来，又说民主人权是西方的，在中国不适用，因为自己当了执政者，要人民乖乖听话，那你和封建帝王刘邦、朱元璋不是一样，什么无产阶级的领导。”
只要看看《论联合政府》，看看《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也是讲人权的，蒋阶石不给，就骂他独夫民贼，后来自己得了天下又不给人民人权了。鲁迅当年为了反对国民党，提出人权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金老提出，重点是在发展，发展包括了讲话的权利、选举的权利、监督政府的权利，仅仅温饱是不够的。江泽民在西雅图还讲，我们解决了十二亿人口的温饱，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就是人权。到底谁养活谁？毛泽东自己讲，是人民养活了统治者。老兄啊，是老百性养活了你江泽民，而不是你江泽民养活了老百性，你不是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无产者吗，还吹这种牛。
“我认为现在共产党的领导人，还不如唐太宗。《贞观政要》记载，唐太宗曾经对大臣们讲，黍米是百姓种给我们吃的，布匹是人民织给我们穿的，我们为官的要多想想老百性。唐太宗这个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派'，比我们共产党还进步。如果真的有温饱，那也是人民自己养活自己。就算你养活的，难倒这样就有人权了吗，那你家里养个猫狗，都有'人权'了，如此我看美国的宠物——猫、狗，穿着衣服戴者口罩，那它们的'人权'第一流，比我们的农民人权还多了，如果这叫人权，我们农民还可怜的要命；美国的狗被抱在怀里，温饱有余，可以进医院，主人外出还有专门地方寄养.如果温饱就是人权，所有动物也都有'人权'了，甚至生物亦有其权利，它也会朝着太阳光而转移自己的朝向，但这些只是生物权、动物权，不能叫人权。动、植物不会考虑自己的前途，人就要思想，就要考虑前途，还有讲话表达的权利。”
金老强调“中共现在讲的，实际上是动物权、生物权，而不是人权。你认为老百性吃饱了就行，但你贪污腐败，老百性要不要讲话，这就是人权了，人民还要管理国家的权利。孔夫子说，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孙中山到处题字天下为公，就是这个天下是公众的。人民除温饱外还要做国家的主人、做社会的主人，这才是人权，动物是不能做国家主人的。”
“中国现在既不符合孔孟的传统，也跟马克思、毛泽东的说法相反，不知道该叫它什么学说，什么都不是，所以只好反对它！我们应该理直气壮为中国人权奋斗，做人要象一个人，人是大丈夫嘛，大丈夫要顶天立地，即不受任何权威的压迫，可以对国家大事讲话，可以监督邓小平、江泽民、李鹏，可以对国家负责。一个国家的主权究竟属於谁？应该是属於人民的。政府只是代表人民行驶权力，在国家主权中最主要的是人民和土地，其次才是政府机器。”
由此金老大声疾呼：“要把温饱就是人权的胡说八道统统推倒，一定要理直气壮的争取人权，今天人权的斗争不是放几个人的问题，如果真正讲人权，就是一个不能抓人的问题.如果放一些人，就给最惠国待遇，今天放了明天又抓，为获得最惠国待遇可以放几个人，为进入关贸（WTO）又可以放一批人，之后它再去抓，对国际社会的要求，它的回应是：不断的抓自己的人民做人质.共产党说不拿原则做交易，好，现在他拿老百性做交易，拿人质做交易。搞和平宪章的竟被抓起来，所以现在不是放几个人的问题，而是不能随便抓人的问题.如果只是放人的问题，那今天放几个，明天再抓几个，这实际上就是'绑票'.”
金老表示，美国只是要中国放人，实在是太天真了。可能他们不知道中共的老祖宗马克思曾经讲过，美国独立宣言是第一个世界人权宣言，应该以此与中共讨论，要求它确定对人权的保障，中国人民的人权是世界人权的一部分，这不仅是中国自己的问题，也是整个国际社会理所当然要关心的事。“我们在海外有条件，还应该为改善中国人权多做一些事情，说一些话，要提醒美国政府，不能光满足於中共放几个人，应该通过联合国和一些国际机构，迫使中共尊重人权；当然另一方面也要靠大陆人民自己不断努力，完全寄希望於外国是不现实的。同时，我们在海外的工作要长进，要积极支援大陆的人权运动。”
《中共香港政策秘闻实录》用历史启发今人
八九民运中，金老和香港《文汇报》的同人支援爱国学生和香港市民的呼籲请愿，放弃了对中共的所有幻想，转而积极支援海内外一切反对中共一党专制、争取民主人权的运动。六四后，金老先生寓居美国洛杉矶，摆脱了昔日共产党的种种束缚，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评论家，凭藉自己的良知和对中共政治的独特瞭解，经常在海外中文媒体上畅所欲言，由於他的评论和观点具有丰富的内涵，言之有理、持之有据，往往击中要害，吸引了包括北京当局在内的海内外各界的关注。
在香港回归一年以后，香港田园书屋出版了金老的《中共香港政策秘闻实录》，其实就是他在香港近半个世纪工作的回忆录，他记述了自己在香港五十年工作期间耳闻目睹的中共香港政策形成和演变。金尧如解释自己的写作动机是，在六四之后，看到中共的香港政策向左转，甚至在有的时候有的地方採取了一条极左的路线。邓小平、李鹏指斥香港同胞受美英等外国势力和“台湾特务”的策动，支援大陆的“反革命动乱”，从而把香港定性为“反共反华基地”，这实际上是把中共自己放在和香港人民完全对立的地位上了。其实，六四镇压已经表明中共完全是在与全中国人民、与世界文明为敌。
同时金尧如也指出，从中英谈判和平收回香港起，北京就强调宣传收回香港是“雪洗百年民族耻辱”和“维护国家主权完整”，这种把民族主义和主权原则作为回收香港最高指导思想，不是实事求是的，也不是正确的历史发展观.如果当年毛泽东、周恩来也用单纯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观点来解决香港问题，就没有今天的香港奇迹可言了；而目前的香港资本主义制度完全是英国殖民统治的标志，如今用一国两制的形式保证五十年不变，不也是变相的要延续民族耻辱和主权不完整“五十年”吗？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金尧如回忆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制定香港政策的过程，也就是想用历史启发今人——确立一个中共本身也无法拒绝的参照系数，藉以更好地去实践和维护“一国两制”。
值得一提的是，金尧如在回忆录中将目前流亡海外期望回国的前香港新华社社长许家屯，与五十年代寓居香港的中共创始人之一、毛泽东的政敌张国涛期盼能回国工作遭到拒绝的情形作了对比，从中人们可以看到中共党内权力斗争微妙而又残酷的事实。张国涛当年出走的时候，毛泽东将他的夫人和女儿放去西安与张团聚，即赢得了宽厚待人的美名，又削除了一个强劲的政敌；但五三年张国涛写信给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提出回国工作的请求，刘少奇以总书记名义提出让张先对历史上分裂中共的错误作深刻检查（实际上是让他吃一个“闭门羹”），结果张国涛移民到加拿大去了。
达赖喇嘛流亡海外已经四十年了，六四后来到海外的大批民运人士在他国异乡流亡十年了，其中不少人越来越向往自己的祖国，一场海外民运人士争取回国权利的运动也正在悄悄地展开，中共将如何对待这些争取回国权利的民运人士，民运人士又该如何的採取对策……，金老披露的中共处理张国涛回国要求被拒绝的内幕，可以给人们一些启发.
二零零五年元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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