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民主主义，还是共产主义？
——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悲剧启示录（上）
安琪（法国）
一，只有赵紫阳，才能救中国？
2005年1月17日，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记得十五年前，当胡耀邦抑郁而逝时，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共产党总书记都没有好下场".较胡而言，赵紫阳能够以85岁高龄问心无愧地"平静地走了"（赵紫阳之女王雁南语），这实在是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奇迹。十五年前赵紫阳双手没有沾染鲜血。十五年间，他没有违心地"认错".十五年后他寿终正寝。一个在极权专制的权力中心摸爬滚打，历经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战斗洗礼"，从地方到中央，直到担任共产党的最高职务总书记——如此惊险如走钢丝般的政治生涯，赵紫阳能有此"善终"，在我看来，无论于他个人或他的家人，或是他的战友、同僚，或是许许多多尊重和爱戴他的人们，都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情。
然而，诸多海外媒体和国内外自由派知识份子以及党内开明人士的表达，仍然是悲情大于理性，情绪大于思考，并因由中共当局的严控，几乎整体陷入另一种"舆论一律"的误区。在这种情绪渲染下，加上经由各自不同心理或政治需要的夸张修辞，真实性已经不重要了。展示在"自由媒体"上的赵紫阳，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民主主义者。似乎赵的逝世让人们幡然醒悟："只有赵紫阳，才能救中国".赵既去，国无望矣。于是叩首恸哭，悲乎哀哉！
令人警醒的是，这样一种舆论误区，减轻和舒缓了中共当局的压力。当局按"既定方针"的程式处理赵的后事，而不必担心被追究发生赵紫阳悲剧的制度之弊端。据观察，本来就微乎其微的要求改制的声音，在这个过程中完全被悲情淹没了。有人甚至在赵的葬礼待遇上向中共当局"叫板"，让赵紫阳这个"平静"离去的人，"不平静"地安葬。这是否有违逝者的本意，当由其家人定断。但从大多数人的诉求来说，无论主观愿望如何，都产生一种寄希望于中共的客观效果。也就是说指望被视为"极权专制"的中共领导者，对一个受其排斥、迫害的"党魁"平反。
这种情形正如法国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得主安德烈。洛夫（Andre Lwoff）所说的那样，"理性被驱逐了，谁也不能搞清楚哪里有真实了！因为已经没有真实了，所以，谁也不知道正义在何处了。当权者提出的无论什么样的方案和行为都加以接受，制度被拟人化了，于是就开始条件反射地进行表示崇拜的祈祷。".（班达“知识份子的背叛”序）这不仅显示出现实政治功利主导下的短视和理念不清，而且暴露出目前活跃在前台的某些民运领袖和自由民主派发言人，极其缺乏其角色应该具备的基本政治素质和思想水平。
那么，要民主主义还是共产主义？这个本来应该再清楚不过的问题，在这样一种混杂的"大合唱"中，深沉地突显了出来。值此，梳理并澄清这个问题，成为捍卫普遍价值观的良知者必要面对的至关重要的问题。
二，不自由的体制，窒息"自由"的总书记
赵紫阳的逝世所揭示的层面是丰富而深刻的。
作为中共高层领导人，赵紫阳不象胡耀邦那样富于近乎浪漫的理想主义激情。胡耀邦从"红小鬼"时就培养起来的"党的事业高于一切"和对组织的绝对服从，与他的人道主义的悲悯情怀是相互矛盾的，这也造成了胡的人格矛盾和内心痛苦。在与党内极左派的较量中，胡之所以往往败居下风，关键问题不在于人事上的矛盾，而在于对方惯于掌握和操纵共产专制所能给予的锐利武器，即邓小平掌权后重弹的老调"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在这样一个"法宝"镇慑下，习惯顾全大局，以"党的事业为重"的胡耀邦，最终只能是以人格服从"党格"，舍身成（党）仁。身为党的总书记，却无奈而违心地承认错误，大包大揽，甚至将邓小平说过后否认的话也包揽到自己身上，以安抚"天颜".这样一种传统的"殉道"精神，充满悲情和对威权的期待。这种色彩几乎构成了在他去世后所引发的悼念活动和整个八九民运的基调。
在这个过程中，当赵紫阳作为一匹共产极权专制中的"黑马"跃出前台，想要"拥兵（精英）自重"，以一种"新权威"的态势，行使其"党的总书记"之职所赋予的权力时，他的悲剧结局便注定了。
赵紫阳与邓小平一样，都是实用主义者，他们的个性也很相近。但与当年邓小平在毛泽东权威下三起三落不同，赵紫阳与邓小平之间年龄差别（赵小于邓15岁）和改革开放的现代意识，以及赵紫阳主持经济领域的改革所取得的成就，使他不可能在其位（党的总书记）而不事其职。但他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即"政治挂帅".在中共体制下，政治和政治方向永远是第一位的。而掌握政治方向的舵手历来都是中共实际上的政治强人，而非最高职务者。毛泽东时代是如此，邓小平时代也不例外。况且，邓小平退而不休，垂帘听政，并非从邓小平始，而是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的政治传统，是封建专制中根深蒂固的一种政治文化。所以当"自由的总书记"赵紫阳打出"民主与法制"这张现代牌时，邓小平便决断地行使其军委主席之职，用独裁专制的"枪杆子"来"指挥党".这里，笔者感兴趣的不是党内斗争的胜负和权威的强弱，没兴趣、也没有资格评点"体制内"高层人物的是与非。这里我想强调指出的是在这种共产体制下，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独裁的必然性。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六四"屠杀，就是一例。这样一个与人类文明进步相悖的野蛮行径，正是专制独裁者为所欲为，将手中权力滥用到极限的结果。除此，恐怕连当事者自己也难以找到合乎逻辑的解释。无数事实证明，这是一个祸国殃民的制度，也是一个害人害己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受害者有可能变成害人者，害人者也可能成为受害者。可以说，胡耀邦之死，深刻揭示了这一制度的本质。而赵紫阳悲剧，则昭示著这个制度最终服膺于绝对独裁之野蛮性。
三，赵紫阳遗产
在诸多悼念赵紫阳的文字中，都涉及到赵紫阳遗产这一话题。那么，究竟什么是赵紫阳遗产呢？
我认为，作为共产党总书记的赵紫阳，被软禁至死，本身就是一笔可供人们研究的政治遗产。客观地说，正如人们所反复提到的，赵紫阳对经济改革做出的贡献，"胡赵联盟"时对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抵制，以及成立"体改所"（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所），探求政治改革之路等努力，是在当时"十年浩劫"之后，以邓小平为首的新的权力中心为稳固其权力的合法性，挽救民心尽失的共产党及其赖以生存的意识形态，所做出的集体努力。没有邓小平"跟著感觉走，摸著石头过河"的实用主义对"毛主义"的政治解构，经济改革是搞不起来的。没有胡耀邦在政策允许范围内的鸣锣开道和与赵紫阳的相互配合，交替进行的改革开放和"反自由化"的"拉踞战"也不会贯穿整个八十年代。
同样，作为共产党的总书记，赵紫阳在最后关头，能够以行动"自由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主张"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反对动用军队——这一点，他就与极权专制有了根本的不同，就与他所投身并有所建树的"党"在大事大非——是人民的军队还是"军队的人民"问题上划清了界限。从而走出了共产极权"同舟共济"、"顾全大局"的陷阱，开启了共产党权力核心中"人性"战胜"党性"的范例。这种开启本身就是一种人道的张扬。就是对他所栖身和所维护的那个"旧制度"的颠覆性背叛。正因为此，他曾经"领导"过的那个执政党，将他软禁至死。这种结局，客观上"突破了中共的政治传统，升华了赵先生的政治人格"，"重塑了自己的政治生命"（陈奎德“赵紫阳的遗产”）。
至此，我们可以说，赵紫阳死得其所。是共产党"完成了"他，让他得以无愧无悔地"平静"地离去，"终于获得了自由"（王雁南语）。
不自由的体制，第一次出现了一个"自由的总书记"，个中提供的思想资源和行动空间是非常丰富、十分宝贵的。
从历史的眼光看，这应该是赵紫阳留下的最大遗产。
四，从专制机器的"马达"到松动的"螺丝钉"
赵紫阳集共产党总书记和六四受害者的角色于一身，无疑是对他所跻身的那个制度的极大嘲讽。回顾赵紫阳的一生，套用一句共产党术语，可以说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赵紫阳是"三八式"中共党员，长期担任中共地方党的领导工作。他从地方到中央，"一步一个台阶"地走上来，期间先后受陶铸、叶剑英、周恩来等中央重要领导人的重用和赏识。邓小平掌权后，看上了他在农村工作的经验和实干精神，又正赶上文革后"百废待兴"的"好时候"."人和"加上"天时、地利"，赵紫阳得以"一跃"而进入中央政治核心，主管经济改革，成为中共专制机器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马达".既然是"马达"，就要发挥"马达"的功能。可以说，八十年代初，赵紫阳主持下的经济改革，是在共产党几十年一贯制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的选择和平衡。赵紫阳面对的不仅仅是来自党内以陈云为代表的极左保守派势力的干扰，还要面对整个中国社会长期被共产党意识形态所毒化的"旧观念"的束缚，其中甚至包括整个知识阶层对经济体制改革将要触及到的打破"大锅饭"的惶恐。更有"重文轻商"的深层传统文化对人们的影响。翻开当年的报刊，人们对经济改革的名词是陌生的，他们不无轻蔑地嘻笑刚刚出现在电视萤幕上的广告，感到一点儿也不习惯。甚至1987年，笔者在经济改革的"阳光地带"深圳，还听到"脑体倒挂"（指脑力劳动者不如个体户"吃香"）的叹惜。"下海"这个比喻经商的辞汇，在当时很有一种"豁出去"闯荡一翻的意味，也有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迷茫。在这种情况下，赵紫阳经济改革的步子，与上面所说的八十年代"逢双改革开放，逢单反自由化"的步子基本上是一致的。"改革开放年"，社会的思想文化气氛就比较活跃。"反自由化年"，经济改革滞步不前，思想文化界一片沉寂，报刊整顿接踵而来。在我所工作过的几家报刊中，除一家省级党报“甘肃日报”外，其他两家尝试改革、倡导新闻自由的报刊“西部晨报”和“青年晚报”，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的"反自由化"运动中被封杀的。极富新闻张力和改革锐气的“蛇口通讯报”，在八九"六四"后也遭取缔。当时圈内朋友经常用调侃式的比喻说，中国的改革开放，犹如小脚老太婆，亦步亦趋，裹足不前。在此背景下，"胡赵联盟"成为必然。应当看到，当时以陈云为首的、代表"正统"的左派势力是强大的。从资历上讲，胡赵都是"小字辈"，但因他们都是邓小平提拔的人，所以有时陈云也不得不买账。胡赵的改革，犹如戴著镣铐跳舞，既要面对左的干扰，又要仰仗邓小平撑腰，关键时刻还得"削足适履"（如胡耀邦1985年2月在“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讲话中重申新闻工作的"喉舌"意识等）。当邓小平成为平衡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矛盾的唯一权威的时候，胡赵便成了当然的受害者。这是极权专制的本质所决定的。因为被牺牲的不可能是他们所认同的那个"主义"的"原教旨"者，必然是那些试图革新的人。
有可能认为，大概正是从这个时候起，邓小平——这个利用"民主墙"铲除政敌，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用实用主义的"商业化"代替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化"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总设计师"，开始走上了他曾经深受其害的毛式"政治强人"的独裁者老路。
正如后来所发生的那样，当赵紫阳以"一党之尊"向党的"太上皇"表达不同意见的时候，他就从本质上彻底背离了那个党并且被永远剥夺了权力和权利。这个雄心勃勃，想要利用"马达"的功能，在改革中大展身手的总书记，成了一颗被遗漏的松动的螺丝钉。
五，"小平您好"的精神误区
令人困惑的是，很长一段时间，即便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六四"屠杀，许多善良的中国人仍然不愿意相信这是邓小平干的。不相信是邓小平下令军队进城并向学生开枪的。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稍作分析，就会发现，这与邓小平在获得最高权力之前所作出的对"民主墙"的支援姿态不无关系。邓小平在文革中的遭遇和家人、特别是其子邓朴方受他的连累致残的事实，使他在民间获得普遍同情，成为他这个时期的民意基础。为权力替换而准备的否定"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的讨论，与"民主墙"的基本诉求一致，使他具有了较高的令国人振奋的政治基础，进而有了1979年在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1984年国庆35周年大典上，北大学生打出的"小平您好"的横幅，应该看作是邓小平执政的巅峰时期。之后他便开始无所顾忌地以"党家长"自居，公然实行专权独裁了。
我们看到，七十年代末和整个八十年代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持续不断的"文化热"和对文革的反思；一大批有理想的新闻工作者，不懈地探求新闻自由之路等等，无不与"民主墙"的出现和为人所知有关。"民主墙"这个词语，犹如一道闪电，照亮了人们被共产党意识形态引导下的传统思路的迷津。其中的许多民刊和言论，如“四五论坛”、“启蒙”、“火神交响诗”、“探索”等都是振聋发聩的。例如当时发表在“沃土”上的“论言论自由”（胡平著）不仅成为"民主墙"时代的文献，其所展示的思想观点和人文价值，使它成为一部经久不衰的自由主义思想者的经典之作。之后在全国各地蓬勃发展起来的各种理论刊物，如甘肃的“当代文艺思潮”（谢昌余主编）、上海的“思想家”（陈奎德主编）、武汉的“青年论坛”（李明华主编），包括在胡耀邦的鼓舞下活跃非常的共青团工作和遍及各地的青年报刊，甚至包括“人民日报”的"评报栏"，都是完全不同于毛时代的"新生事物"，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活力和希望，形成了一种势不可挡的发展潮流。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和反自由化交替进行的结果，是自由化思想呈"螺旋式"上升的趋势。在每一次反自由化之后的"改革年"，被压抑的自由化精神和思想就蓬勃开放一年，同时积累了反自由化时的经验，表现出理论上开始探索，对共产党主流意识形态开始提出质疑和反思。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对"自由化"紧追不舍地进行打压的"正统"派，日渐图穷匕见，变成了孤立的"保守派"——这在整个共产党执政期，都是少见的。邓小平左右摇摆，在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搞平衡，一则是他所倡导的经济改革的需要，一则也是他自己所坚守的那个政治"教义"与保守派是一致的。到了最后，他们只好拿出"杀手锏"——党的四项基本原则来压阵。
同时，既然邓小平用过"民主墙"，那么"民主"这一辞汇就不再象以前那样讳忌如深了。无论以什么借口或方式，党内开明派可以用，社会民主派可以用，媒体间接地也可以用。当人们对这个"词语"不再陌生的时候，它就跳出了毛泽东思想对"民主"的诠释和局限，逐渐回到它应有的涵义上来了。是否可以将八十年代看作民主的启蒙期，可以进一步讨论，但是这样一种对"民主"的重述，的确有"解放思想"的意味，把人们从多年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被窒息、被禁锢的头脑中"解放"出来了，反思和否定文革，破除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就是一次思想的飞跃。
由此可见，八九民运全民性的觉醒和参与，就是十年积累的结果。而且邓小平既然借用了"民主墙"，那么他的收获也是双向的，一方面使他赢得了民意，另一方面，当他反其道而行之的时候，就必然要付出代价。1989年，当"坐稳了"的邓小平，抛出"四。二六"社论的时候，情况与毛泽东时代的"中共中央文件"、"最高指示"的结果就截然不同。人们不再因听话或恐惧而盲目地服从，而是激起了更为强大的抗议示威活动。让邓小平这个以"民主"的名义清理毛泽东遗产，获得最高权力的"改革者"，最后却以"六四"屠杀为结局，落得一个"反人类"（安琪语。1997年笔者在西安被当地公安无理搜查并驱逐出境时，对他们所提出的"六四"问题的直接回答）的罪名。
六，"为尊者讳"孳生绝对独裁
另有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认为邓小平酿成"六四"大祸，是因为听信了李鹏、陈希同之流的谗言。是"意气用事".坦白地说，这种看法是中国传统文化"为尊者讳"的翻版。找"替罪羊"就是这种封建文化中极残忍（对"替罪"之"羊"）和极谄媚（对"尊者"）的奴性化的所谓"中庸之道".从深层意义上说，邓小平铸成"六四"大罪，他是害人者，但又何尝不是被害者呢？回想邓小平之初的朝气，对比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气概，为何中国的这两个政治强人，最后都走向了他们自己的反面，甚至邓小平竟然动用军队坦克了呢？
这里暴露出极权专制的全部真相，即至高无上者的绝对独裁。而独裁者的"个人意气"，必然走向反动，必然无所顾忌地动用武力。
与中世纪的神权一样。法国神学家、十六世纪西欧宗教改革举足轻重的人物加尔文（Calvin 1506-1564），早期因宣扬新教教义而被迫流亡日内瓦。他在奠定其新教权威的著作“基督教原理”（1536）中写道："把异端处死是罪恶的。用火和剑结束他们的生命是反对人道的所有原则的。"但正是这同一个人，"一旦他攫取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就迫不及待地在他的书中删去了人道的要求。"改变了当他还是受迫害者一员时所唱的调子（斯。茨威格“异端的权利”）。在加尔文所进行的长达十五年之久的一系列神学论争中，唯他所倡导的“新教信仰纲要”为尊，对所有反对或质疑其教义的人，进行了有预谋的残酷迫害。西班牙神学家塞尔维特（Servetus 1511-1553）曾著书抨击基督教的中心教义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说，并于1553年将充实和修改后的著作“恢复基督教义的本来面目”秘密印发一千份。事发后他逃脱了异端裁判所，但却在日内瓦被神权政治权威加尔文以异端罪名判处火刑，于当年10月27日被活活烧死（这一事件引起了宗教改革内部就应否处死异端分子问题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和加速了宗教改革的历史进程）。
专制独裁者是多么惊人地相似！邓小平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其实如果我们不是那么愚昧而盲目地服从，如果我们不习惯让一个"脑袋"思考，在邓小平执掌大权之初，就已经暴露出了许多独裁者的特征。
第一个始作俑者是"民主墙"斗士魏京生。当时包括恢复高考制度后进入大学的大学生在内，听到魏京生因"泄露国家机密"而被判重刑，几乎没有人问：为什么？那时，毛泽东时代已经结束，国家就要走上改革致富的道路，象魏京生这样的"反革命"，是孤独的"极少数"，执政者必将置其于死地。而那些活跃的党内外开明人士和知识份子，对其也是漠然置之。由是，邓小平利用完"民主墙"就拿魏京生开祭这样一个最初的信号，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甚至那些代表"良知话语权"的"善良"的人们也不愿意把邓小平"往坏处想"，因此没有任何"不同声音".也没有任何微弱的"异议".即使有些"民主墙"人士以散发手册的方式为魏京生辩护而被捕入狱，也没有引起人们的警惕。
另一个明显的信号，是在被称作中国改革里程碑的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中，邓小平强调并保留了"党的四项基本原则"这一条"铁律".当时国际舆论对此已有警觉，但国内思想知识界人士大多以邓小平"不得不如此"来为其开脱。"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象一道符咒，牢牢地控制著人们的思想和心灵。
应该承认，中共三十多年的"洗脑"，成功地消解了人们的思考功能。对威权的恐惧，即便在文革后的邓小平之初，人们仍然习惯让一个声音说话，希望让一个脑袋思考。希特勒对犹太人的集体大屠杀，是一个脑袋思考的结果。毛泽东发动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同样是一个脑袋思考的结果。尽管邓小平权威不如毛泽东权威，但在他执政过程中，被平反的"党的知识份子"，高考入学的大学生，第一批尝到甜头的个体户，开始将注意力从敏感的政治说教转向经济生活的普通老百姓，大家对邓小平都有一种感恩戴德的情感，逐渐地让邓有了"至高无上"的"感觉".喜欢"跟著感觉走"的邓小平，在"小平您好"的拥戴中，更有了一种虚幻的崇高感和自豪感。须知，此时的"小平你好"与文革时的"毛主席万岁"的拥戴是有所不同的，毛的万岁有狂热的崇拜色彩，"小平你好"则表达著直接的认同和感激。前者在"天庭"，后者在人间。就象赵紫阳主持四川工作时，民谚"要吃粮，找紫阳"一样——笔者对此深感悲哀。执政共产党让人们吃尽苦头，到了连饭都吃不饱的地步了，有了那么一个正常主事保证让人们吃饱饭的官员，大家就千恩万谢的。要知道，老百姓并没有伸手向"党国"讨要，而是这个"党国"或者不让百姓劳有所获，或者将他们盘剥殆尽，不让他们有基本的安居乐业的权利，让他们没有尊严地生活在恐惧中，何谢之有？如果当时中国知识阶层的有识之士，能够适时地提出制度方面的建设性思路，而不是再"捧"出一个神，"敬"出一两个"包公"，不是在"体制内"按面谱区分好人坏人，那么，讲求实用的邓小平也未必听不进去。问题是，毛泽东时代过来的人们，身上带有很深的对威权的恐惧和崇拜的烙印，邓小平反而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党前卫"了，他的话有时也会是"空谷足音"，以致让他产生某种幻觉，最终酿成不可饶恕的"六四"大祸。
七，赵紫阳不是"民主教父"
紫阳走了，极权仍在。这是谁都清楚的事实。
一般来说，外界媒体对赵的评价很高，但可以比肩者都是前共产国家的领导人。同时特别强调，赵紫阳因反对八九"六四"镇压，而被解除职务，在北京的家中遭软禁达15年之久。这种报道是理性而客观的。
事实上，赵紫阳还不能与民主社会领导人相比。评价赵紫阳，如果以共产党掌握执政大权为期限，要区分赵紫阳的前四十年和以"八九六四"为限的后十五年。前四十年的赵紫阳与邓小平以及其他中共高层领导人没有任何两样，只有这后十五年，他才值得我们尊重和纪念。笔者认为，纪念赵紫阳，就要走出为"尊者讳"的传统误圈，还赵紫阳以历史的本来面貌，从人的意义上，而不是完全从"党"的意义上评价赵紫阳。与赵紫阳同龄的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司马璐先生在纽约公祭赵紫阳时语重心长地说："我不愿说他太伟大，做过共产党的人都是有罪的，我们不犯罪就爬不上去，这是历史的事实。"（引自仲维光“赵紫阳先生祭”）我认为，每个对历史负责任的人，都应该破除迷信，不搞个人崇拜，不尊神，不敬鬼，以一个现代人的思维和历史眼光，来探讨赵紫阳和他所依附所建树并最终被其所毁的共产制度。
实际上，尽管外界多有溢美之辞，但赵紫阳的改革，多为行政改革而远非政治制度改革。深喑党的教义和错综复杂的人事组织结构的赵紫阳，对此应该是有自知之明的。例如，在他逝世前不久，曾对探访他的朋友说，搞政治体制改革，我没有实力".（无名士："叩访富强胡同六号"“北京之春”2005年3月号。下同）赵紫阳的失势，似乎不能排除与"代沟"相关的实力因素。首先，赵紫阳之于邓小平，就没有邓小平之于毛泽东那样"幸运".邓小平之所以在毛泽东的家长独裁下，能够三起三落，是毛泽东对他手下留情。因为毛知道邓小平与他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尽管邓比毛小十一岁的年龄之差，但他们之间没有"代沟".从资历上讲，邓小平显然不会成为毛的对手。邓的问题对毛来说个性的成分更大一些，所以他没有真的对邓小平下手，采用的是"胡萝卜加大棒"式的家长作风，仅仅让他尝尝"家长"的威严，使邓小平有"翻案"的机会。不象对待毛自己所虚拟过的"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的刘少奇那样，因顾忌刘可能威胁到自己的权力，便毫不留情地一下子就将对方"铲除"了。
赵紫阳之于邓小平，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虽然赵紫阳小于邓小平十五岁，资历无法与邓相提并论。但作为中共的政治强人，邓小平远没有毛泽东的威慑力，加上他日益膨胀的家长作风，在保守派和开明派之间搞平衡的特殊地位，一方是以陈云为首的同辈正统领导人，一方是由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小字辈"，关键时刻，孰重孰轻，是很明显的。而且邓小平与毛泽东一样，对其权力的"至高无上"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他一方面放手让胡赵打头阵，从事他所"设计"的经济改革大业，一方面对他们也是有戒心的。当时的赵紫阳呢，一边群策群力，充分发挥"智囊"的作用，成立各种调查研究机构，做具体的改革工作，同时也不置可否地默认其"智囊"中的一些人对他搞个人崇拜。有个"胡赵联盟"，已经让邓小平开始著恼了，再加上赵紫阳"智囊"，而且这个"智囊"及其主人，无论在个人经历、知识结构，或者思想理论上来讲，都代表著一种比邓小平更为先进和广泛的社会改革力量，在国际上也开始有"人气".赵紫阳"功高盖主"，在传统封建社会中是不容的，在极权专制的共产党统治下也是大忌，在独裁者邓小平眼中更是威胁其权位的大逆不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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