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民主主义，还是共产主义？——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悲剧启示录（下）
安琪（法国）
八，邓小平罢免胡耀邦，掣肘赵紫阳
可以分析，当年邓小平罢免胡耀邦，是为了削弱赵紫阳的势力。无论之后怎样解释，赵紫阳在胡耀邦问题上的沈默，都使他在之后的一系列事件中，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其实，桥牌和高尔夫球，本来就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事。桥牌有桥牌的谋算，高尔夫球有高尔夫球的运筹。赵紫阳是否操之过急，在众"智囊"的推崇下走得太远了？这是值得商榷的。例如在与戈巴契夫会面时，出乎意料地"透露"邓小平是中共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熟悉中共官场运作的人都了解这句话所能产生的效果。依照共产党的"铁律"，即使是"公开的秘密"，如果涉及"国家机密"，也是不能向外"透露"的。更不用说党的总书记。他是否认为邓小平已经"不中用"了，是该借此机会在国际媒体前"摊牌"了？持这种看法者，不乏其人。赵紫阳生前密友、现旅居美国的中共前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认为：赵紫阳太过自信，还体现在他接替胡耀邦担任中共总书记时，支援李鹏接任他的总理职务，而邓小平当时是属意万里的。（中央社：2005年5月20日）从中不难看出久经磨砺的赵紫阳的权术与谋略。
第二，赵紫阳在5月19日戒严日的第三天，前往广场看望绝食学生。一方面显示出他的人道立场，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他的无奈和内心的焦虑（夹杂着失势的情绪）。这一幕，几乎是他日后十五年的写照。"受制"的党总书记，不能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更不能左右政治局面——大概正是这个时候，赵紫阳才真正明白极权专制的残酷本质。才真正明白他的地位之幼稚与无助。
英国十九世纪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在其代表作“论自由”中，叙述垄断一切的官僚制度时指出："这个组织自身愈是完善，它从群体各等级中为自己吸收并训练最能干的人员愈是成功，那么它对包括这官僚机构的成员在内的一切人们的束缚也就愈加完整。因为管治者自己也成为他们的组织和纪律的奴隶，正不亚于被管治者之成为管治者的奴隶。中国的一个大官和一个最卑下的农夫一样，同是一种专制政体的工具和仆役。"密尔的断言不幸却仍然是一百多年后赵紫阳所面临的情形。
赵紫阳不是叶尔钦，他没有站在坦克上振臂高呼的气概（当然不能排除中国不具备相同的社会基础）。他的方式是无奈的和痛心的。当他在广场流着泪劝告绝食学生时，他的姿态和"党总书记"的身分在学生中产生的影响想必是事与愿违。这一幕曾有多人着墨，其中有一种遗憾，认为学生当时没有听懂赵紫阳的话，导致了事态的扩大。这未免略嫌书生气了。学生绝食抗议的是包括赵紫阳在内的那个执政当局及其制度，谁也没有可能和资格事先与赵紫阳达成某种默契，甚至没有可能完全认同那些支援赵紫阳的"体制内"人士和知识份子，怎么能听懂赵紫阳的"话外音"？而且，如果年轻的大学生竟如此成熟，如此有"政治头脑"，那么他们就不会长时间地占领天安门广场。就不会绝食自伤，不"见好就收" （胡平语）。就不会用身体阻挡坦克。当然，也就不会听不懂赵紫阳的话。如此一来，八九民运的历史可能就是另外一种写法了。历史当然是不能假设的。
九，赵紫阳远不是党的"异端"
何况赵紫阳远不是党的"异端".只不过"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赵紫阳做出了正确的事情"（吴国光语）。他坚守了首先作为一个人而非作为一个党员的本分，拒绝用全副武装的军队对待平民。毛泽东前秘书李锐在他的“做人与做党员”一文中痛心地说道："做人与做党员应当是统一的，响当当做人，响当当做党员。可是却发生了矛盾".一向驯服的赵紫阳，一旦他作为人的一面占了上风，党性的残酷就暴露了。
但是，应该指出，赵紫阳决不是"民主教父".严格意义上说，他是一个忠实的共产主义者，而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他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是回到中共执政前后（或者更远一点，共产党的"立党之本"上）毛泽东所倡导并有短期实践的“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和“论十大关系”（1956年）上。如"搞开明政治"，"让民主党派发展"，"让党外人士、民主党派人士当部长、当副总理"等等。
实事求是地说，赵紫阳属于毛邓之后的"技术官僚"一代。他和胡耀邦所做的努力，客观上促成了毛式"传统共产党"向"新共产党"的转型。即从传统政治向技术官僚的转型。之后的江泽民、朱镕基都是在同一条战线上的继续。"他们既没有传统共产党严密的思想体系，又缺乏早期共产党矢志不渝的理念。严格意义上说，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历年政治运动和改革开放的‘混血儿’──知识结构及思想的开放程度，均超越其前身，少数人还有一定的民主色彩或理念，但行为方式和思维习惯仍然滞留在传统共产党文化的旧巢中，依然是‘大一统’意识，党性仍然强于人民性，党的利益还是高于一切，没有真正的突破"（拙作：“邓后时代已然来临，"新共产党"占主流”1996年）。到了胡温一代，共产党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政治转型。也就是说，中共整个机构更新，专制机器更新，所有与之相配套的"硬体"均全部程式化了。可谓"与时俱进".当下新的政治官僚集团，与新生"资本家"和"智慧"（而非"知识份子精英"）阶层结合而形成了中共新的上层建筑。在这个顶尖上的权力中心，有着严格有效的后极权特征──即"右翼专制".（陈奎德语。参见胡平《左派独裁、右翼专制、极权与后极权》）
如果我们不是割断历史地看问题，就不会忽略赵紫阳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实际上无论如何，赵紫阳仍然"姓共"，信仰共产主义，并将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了"党的事业".即使在八九民运期间，他坚持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处理问题，反对军队戒严，也首先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以党的总书记的名义表态的。他被解除职务，软禁在家，但并没有对这个党完全失去信心。在这一点上，他与胡耀邦一样，相信中共自我完善、走向开明的可能性。他们自身也是这样努力去做的。甚至在他弥留之际，还请人"如实"转话给"上面".他说："我已经被软禁十几年了，这种状况要继续下去，就是终身软禁。这是要写进历史的！这对共产党的影响将是很坏的！"如此赤胆忠心，恐怕后无来者。可以说，赵紫阳与胡耀邦同属于"党内有好人"（刘宾雁语）中的"好人".今天中国的政治转型，赵紫阳功不可没，他和胡耀邦都是当之无愧的"新共产党"的奠基人。在这一点上，相信不仅党内外开明人士有共识，而且中共现领导人也是心知肚明的。
当然，赵紫阳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胡耀邦第二。九十年代中，江泽民任期曾亲往江西共青城拜谒胡耀邦墓地，表明执政党对胡耀邦"引咎辞职"的"义举"和"顾全大局"是领情的。对赵则不然。赵紫阳功成名未就，证明赵紫阳的叛逆是触及到"党的灵魂"的。赵紫阳的悲剧，是制度的悲剧。它揭示了在极权专制下，其制度危机到党的最高领导人，同时也显示了党性原则是一支双刃剑，伤人也伤己。
十五年过去了，邓小平也已经作古七年之久，为什么赵紫阳的事不能提？"六四"的事不能提。这当然不是现任领导人可以随意定夺的，这是那个制度早已定了调的。"天不变，道亦不变"，讲的大概就是这个道理。
十，政改与换人，谁指望谁？
各界人士对赵紫阳的推崇，有许多值得深思的地方。
坦白地说，近年来国内外自由民主派人士和独立知识份子日见活跃，有一种群体崛起之势，在思想文化界显示出一种有别于八十年代的自由精神和人文色彩。但是，这种精神在赵紫阳逝世后却被悲情淹没了。一些近乎"表态"的悼念文章，大量篇幅不惜制造"赵紫阳神话"，让八九民运以前的赵紫阳成为一个先知先觉的民主主义者，可谓以其之矛，攻其之盾。这种情形让人产生幻觉，似乎如果赵紫阳身在其位，中国的民主化可能早就实现了。这种"错觉"，省略了极权下政治异议的过程，让所有政治反对派（假如仍然存在的话）的努力都失去了意义。这里的另一个悖论公式是：拥赵等于反共。那么，反共就要拥赵。
多么幼稚和自欺欺人的逻辑。真是一不小心就掉进了自设的圈套。
回顾历史，我们曾经多次痛畅地为"伟人"的逝世而流泪。
二十八年前，十里长安街送一代"圣儒"周恩来，举国上下，哭声震天。以致当年在中国的西方人士，今天还对那部怀念周总理的影片“生活的颤音”记忆犹新。
毛泽东去世了，也是哭声遍地。粉碎"四人帮"，多少使这些哭者少了一分尴尬。
宋庆龄死了，舆论一律的电视画面上幼稚园的孩子们哭喊着：宋奶奶、宋奶奶……，令那些没有这种整齐划一的"哭文化"的国民感到莫名惊诧。
胡耀邦逝世，哭声中似乎多了一层反抗。人们以追悼会的形式表示自己对尊者的哀悼和对现实的不满。成千上万被胡耀邦平反的知识份子，站出来向这位共产党高层的"好人"致意。
八九民运跪递请愿书的学生，其悲情惹得台上台下都是泪。
赵紫阳去广场看望绝食学生，也是泪流满面，让现场学生和电视前的观众泣不成声。
今天，赵紫阳的死，又是一派泪雨嚎啕，有的人甚至在他的灵堂前跪拜叩首，其情何堪，其景可悯。
问题在于，都是泪，都是情。从周恩来到赵紫阳，中国人，你到底在为谁哭泣？在这些哭泣的年代，哪一种眼泪是真情流露？哪一种眼泪是盲从？哪一种眼泪是恐惧与绝望？哪一种眼泪是含有杂质的？又有哪一种眼泪是关乎中国的民主与自由的？
是忧国优民的哭，还是"忧党（忧）国"的哭？
十一，滥情的民族
我们看到，正是上述这些包含了崇高、是非、正义、恐惧、自怜、无意识和功利色彩的"混合型"眼泪，一次又一次地模糊了人们的双眼，丧失了人们的理智。真理被扭曲，让思想者成为笑柄。终了，独裁者在窃笑中出场，以稳定为名，在人们惊愕和疑惧的泪光中，或施以屠刀，或施以"德政".由是，中央极权得以加强和巩固。宣泄过眼泪的人们，只能疲惫无奈地积蓄"下一轮"眼泪，尽一个有"良知"的"老百姓"的"本分".中国人，难道真是一个"多汁"而滥情的民族？
笔者以为，党内外空前一致哭赵的声音，充分暴露出这样几个问题：首先，中国所谓知识份子仍处于政治幼稚期。其中有的常常貌似"局外人"的身分，不无功利地津津乐道于在执政党的权力高层分面谱论是非，而不是站在自由民主的立场上评判这个制度的弊端，尽一个知识份子应有的本分和职责。
其次，显示出八九民运自身的局限。值得指出的是，海外民运的成员中的大多为前中共党员，也是共产主义的忠实追随者。这样一种内在的关联，使得民运与"体制内"开明派无论在思维逻辑上还是在行为方式上，总是有许多的"暗和"或一致，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共产党内的开明派在海外的延续，所以总是容易陷入共产党的思维逻辑和语言陷阱。当年"民主墙"主将之一任畹町在对外国媒体所发的悼念赵紫阳的“纪要” （2005年1月15日）中，甚至用"人民的伟大造就了‘开明共产人格’的伟大"这样令人瞠目的语言。如果不是反讽，似乎难以从正常逻辑上去理解。
第三，各派力量均指望中共，突显党的"伟光正".以支援八九学运创始的港支联（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为例，这个始终以民主理念"打头阵"的组织，随着香港回归和时间的推移，似乎也陷入共产党文化的迷津。该组织1月21日晚发起的颇具规模的"哀悼紫阳，平反六四"烛光晚会，据报道约有万余人参加。从诉求逻辑来看，悼念赵紫阳，是为了平反"六四".谁来平反"六四"呢？当然是执政当局共产党。这里至少暗含两个前提：承认共产党政权是合法的。这个杀人的政权有资格为被其所杀的人平反。得出的结论自然是：希望党为民（习惯被奴役的人们）作主。
十二，荒诞的一幕
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一幕更荒诞呢？对皇权威权的顶礼膜拜莫过于此！
如果我们从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整体地看问题，就不会自相矛盾地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就象很多特别是包括当年的学生领袖在内的民运人士在表达对赵紫阳的悼念之情时，忘记了八九民运"反官倒、反腐败"的口号，也是冲着包括赵紫阳在内的中国经济改革中所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及其子女的特权而来的。至于其中某些民运人士援引中国知恩图报的传统，指望现居高位的原赵紫阳的老部下温家宝等人应该对赵有所表示云云。这至少不应该是具有现代意识的民主人士的思路。按照这个思路，共产党政权首先应该向在各个艰难时期为"党的事业"无私奉献、甚至不幸牺牲自己生命的亿万人民感恩谢罪，而不是"几十年如一日"地视人民如草芥，滥杀无辜，对人民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退一步讲，邓小平一手提拔并重用赵紫阳，理所当然是赵紫阳的"恩师".赵紫阳八九年四月向戈巴契夫透露邓小平"垂帘听政"，五月"泪眼逼宫"，似难避背义之嫌。那么大义呢？人性呢？如此，我们不是又回到封建社会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的所谓正统的老路上了吗？
当然，我们可以理解这种说法所包含的温情。遗憾的是，这种温情似拘囿个人情绪，降低和掩盖了事件本身应有的高度和真实。须知，幕僚有幕僚的思考和行为，改革派有改革派的思考和行为，民主派有民主派的思考和行为，知识份子当然应该有知识份子的独立思考和表达。这几者本身是有区别的，决不能混合为一种"大合唱".事实上，除了幕僚一类如鲍彤、陈一谘、严家祺和原赵紫阳的旧部们，以及代表政治改革派者如曹思源等人的表述比较符合其角色外，其他各种表达都是相互混淆的。从其言行中无法判断他到底想表述什么。不清楚是政治家、民主派还是知识份子。好象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这样一种角色混乱的局面，恰好可以说明中国人容易丧失原则的思想情绪及其特色。问题在于，一个没有建树自己语言的组织或个人，是难言独立、也是没有号召力的。这种现象正如安德烈。洛夫所指出的那样："大部分极权主义国家中异常的言论与行动在领袖与大众之间徘徊，这样的言行渐渐地越来越激烈，最后真正的精神病流行起来。……这样的症状都是要以不得不实现实行极权主义、建立秩序、行使权力等意志为代价的。"（“知识份子的背叛”序）
至此，我们不禁要发问：我们所不懈追求的究竟是民运乎？还是"党运"乎？抑或如人们所不自觉表达的"党运"即民运乎？从共产党诞生，到掌握国家大权而成为唯一的执政党，由于过分的指望和依赖，让这个党一直"党运亨通"，成为当今世界上最有效的 "全能杀手".
十三，指望暴君开恩
指望毛泽东这个以"民主"的名义起家的"大救星"，结果是让整个中国变成了一个共产极权的"疯人院"和"集中营"，让数亿人在恐惧和绝望中机械地活着。从遗传学角度分析，说毛残害了几代人是毫不过分的。
指望邓小平的结果，便有了独裁者的六四屠杀。
胡耀邦呢？可以说，胡耀邦最辉煌的时代，就是平反冤假错案，落实知识份子政策，以及推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他能成功地完成这一功绩，首先是顺应了当时中国的历史潮流，是大势所趋。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改朝换代，都是先从平反冤假错案开始的，这一次也没能例外。实际上也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模式，只不过不同的时代使用了不同的语言而已。应当看到，"胡耀邦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更多地是抱着纠正共产党的错误，维护共产党的名誉和事业的决心，而并没有自觉的现代意识。他说：‘再不能通过我们的手去制造冤假错案’（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却没有提出怎样才能避免‘通过我们的手去制造冤假错案’，没有借此机会进一步从制度上提出并思考这个问题"（拙作：“旧制度与转型期的中国媒体”）。在反自由化运动中，胡耀邦提出区分正确与错误要"二八开"（即二分错误，八分成绩），对许多人来说，已经（也仅仅是）从毛泽东的"三七开"放宽了一步。
相较而言，赵紫阳是走得比较远的。但由于赵紫阳自身的局限，如行政方面的技术改革而难以触及根本性的政治制度改革，他要实现的是洗刷自己（党）的耻辱，建设一个"新共产党".其结果，他的反对意见到最后关头只能是孤掌难鸣，没有起任何作用。而他作为党总书记的"盖头"，也被"邓家长"掀去了。
斯。茨威格的话意味深长，他说："恢复一个已死者的名誉，有什么用呢？不，现在最根本的是保护活着的人。给不人道的行为打上耻辱的烙印，这样才有可能防止无数同样的行为"（“异端的权利”）。这里提出了一个关键性问题，即制度问题。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个人都是靠不住的。不改革制度，就不能最终杜绝绝对的独裁及其祸患。"文革"、"六四"以及赵紫阳式的悲剧就不会停演。在中国，数十年来"党祸"和"人祸"交替进行，根本原因就在与党性原则高于一切，独裁者凌驾于党之上。一个人说了算，一党独霸天下。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种情况能继续在中国大地横行，实在是中国人莫大的耻辱！
十四，"党的知识份子" 与"朱镕基的棺材"及其它
何以界定"党的知识份子"？我认为在时间上似应以文革后"落实党的知识份子政策"为划分期。在此之前的中国知识份子虽然也"为党所用"，但其中尚含个人选择的主动性。例如共产党执政前和"解放"初期，许多学有所成的知识份子，自觉自愿地投身共产党，为党所倡导的"民主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现居美国的资深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苏绍智，著名记者刘宾雁，延安时代的"红色少女"、原北京“观察家”主编戈扬，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司马璐等，以及当年许多越洋返回报效祖国的专家学者和文学艺术家等等均属此例。这些前辈均年逾八旬，其中有的已不在人世。这一代人身上有很深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读书人的童真和信仰，精神世界仍然是纯粹的，都有很深的忧患意识。另一些年龄在七、八十之间的知识份子，共产党执政时尚处于青少年时期，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是怀着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憧憬而投入"党的事业"的。如杂文家牧惠（已故）、邵燕祥，原“科技日报”总编孙长江等。他们中的许多人，具有相当程度上 "士"的传统道德和底线，尚存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独立精神。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还有一些年龄在六十岁左右的知识份子，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和"文化热"中的中坚份子，如现飘流国外的严家祺、陈奎德、胡平以及在国内继续坚守的同人等。但是再往下分，那些"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知识份子，成份就比较复杂。除个别"异数"外，一般来说，在他们身上，较少老一辈知识份子那种不可或缺的深厚文化底蕴，所受教育是断裂的"党的教育"，其中一些人深信"斗争的哲学"及其所产生的"奇迹"──在这方面看，他们应该是最大、最彻底的受害者。举例来说，大部分老一辈知识份子在晚年，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对自己的一生有很深的忏悔或反思，尽管他们在共产党一党专制下不同程度地都遭受过残酷迫害。如韦君宜的“思痛录”就是一个特例。"第四代"则不然。在他们身上常常不自觉地流露出那种根深蒂固的"文革遗风".例如大批判式的语言模式，总是有理的"造反派"态势。有的人即使反省也是抱怨式的，牢骚满腹，矛头都是"他指" 的，自己则是清白无辜者，缺少基本的忏悔意识，无法达到一定的深度。至于"第五代"或之后的知识份子，情形又有不同，恕不赘述。
如前所述，毛泽东对中国人的残害，尤以知识份子为重。毛泽东的罪恶之一，就是将知识份子的"斯文扫地"，践踏侮辱知识份子的尊严，将他们排列在社会最底层，并以"臭"冠之。致使许多身心备受虐待的"臭老九"，自觉不自觉地到了一种自毁自残的地步。
邓小平时代给知识份子平反，被平反的知识份子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了"党的知识份子".而知识份子的整体"归顺"，似乎应该以一九七六年的"四五"运动为转折。
众所周知，平反"四五"，意味着为邓小平平反。正是在这一点上，党内外人士有了一个认同点。这个认同点同时也正是中国知识份子的倒退点。
客观情形是，当时中国正面临百废待举，文革十年浩劫造成的文化思想界的大混乱，有待清理，党内以反对"两个凡是"为主线的开明派，于一九七八年推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第一次将一个普通的道理通过共产党的报刊表达了出来，意在说明，毛泽东的话并不是句句都是真理，任何人包括毛泽东在内，也会说错话，做错事。这篇文章引发了"真理标准讨论"，在当时解放思想，破除现代迷信方面，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十一月间，"民主墙"出现的大字报浪潮，引发了自发性的群众集会。"十一。二五"民主集会发生后的第二天，邓小平在接见日本民社党委员长佐佐木良作时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利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要让他们出气" （华达编：“中国民办刊物汇编”）。邓小平的话对"民主墙"人士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支援和鼓励。真正具有民主意识的民刊逐渐在大字报的基础上诞生了。但同时，邓小平这一句话，迷惑和颠覆了整整一代人──极权专制下的特殊现象。中国知识份子知性的不完整和脆弱由此可见一斑。
不仅如此，"渴望过正常生活的人们，此时沈浸在大变革的喜悦中，他们激动而紧张地忙碌着，很多人特别是中国知识份子甚至对邓小平有一种"感恩"心理。一方面，他们象对待一个作恶多端的‘回头浪子’一样，毫无理性地宠惯着邓小平和他所代表的共产党，将‘毛神话’转移到‘邓神话’上来……这种毫无现代意识的状态，使他们错失了改革政治制度的良机，最终导致了另外一种"浩劫"-经济挂帅下全民道德价值的整体丧失和‘八九六四’屠杀"（拙作：“中国知识份子应该忏悔”）。
十五，道德价值观的混乱
为什么中国知识份子在不同时期都如此亦步亦趋地紧随权威呼应唱和呢？
这恐怕与中国人深受传统封建文化浸淫的心理结构有关。长期以来，中国人深受双重禁锢。一种是中央极权的专制对思想的禁锢，另一是那种无形的、缺乏普遍性的"感性良心价值观"的禁锢。而中国知识份子的迷津，恰在于道德价值观的混乱。由此树立的社会"良心"及其话语权利，所产生的社会效果（不仅仅限于八十年代）不总是良性的，有时甚至是相反的。
在民主社会生活的经验告诉我们，当整个社会指望一两个"良心"的时候，其禁锢和愚昧造成的民心萎顿可想而知。人们更乐意推崇某个良心，而不去考虑自己应该担当的社会责任。这样一种"民意"推举出来的所谓"良心"是否真的具有普遍意义，值得质疑。另外，正如密尔所特别指出的那样；"若是哪个国度里有着一个占优势的阶级，那么一国的道德必是大部分发自那个阶级的阶级利益和阶级优越感。"在这一前提下，当专制独裁者用道德说教来束缚人们的精神自由的时候，"良心"与"道德"的对话就象在同一个酒席上行酒令，有一定的规则和"套数"，旁观者听起来很热闹，实际上都是"套中人"的"政治术语".因为，"现代统治者要与大众对话，所以，才不得不显示自己是道德家、把自己的行为与道德、形而上学、神话联系起来。"（班达语。下同）
举例来说，当年初任总理的朱镕基豪言带100口棺材去闯地雷阵，99口给贪官，最后一口留给自己。此举不由分说地激起了人们的感情波澜，没有谁能够冷静理性地去思考这种情形所能产生的后果及其本身的意义。即使朱镕基的生死委实"重如泰山"，亦不过一泰山而已，岂能压过九州民生？一国总理的大任，岂可呈匹夫之勇、是几具棺材就可以担负的？取悦民意的最好办法，是改变不合理的制度，而不是以突显个人道德的特殊性来惑众，这种做法只能进一步愚昧百姓。奇怪的是，这样一种封建遗留的传统土方炮制的 "军令状"，竟如一张民意通行证，在朱镕基任期，无论他政绩如何，都不会影响他的正面形象。在"棺材"面前，朱镕基永远是高大的，致使可以发言的知识份子的心理状态处于弱势，并"陷入道德的荒芜之中。"以"英雄之媚"驯服人民，这也是一种在极权国家仍然行之有效却经不起推敲的"权术".我们说，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知识份子，他的"良心"不是仅存于自身本源的，而是有其历史渊源和终极价值观作为标准和底线的。一般来说，自发的所谓"良心"，其衡量标准不是来自于客观的"善"，而是来自于与"恶"的比较。更准确地说，是来自于那个"极恶"的刺激。"良心"在这种情况下，会发出某种呼声，但是在承认那个"极恶"存在的前提下要求其降低"恶"的程度的声音，而不是从根本上弃绝那个"恶"的正义的声音。
法国思想家班达在陈述知识份子的职责时强调："知识份子忠实于自己的话，能够选择的唯一的政治制度是民主主义。那正是因为由个人自由、正义、至高无上的价值导出的民主主义不是实际的。"他同时指出："涉足于政治的知识份子的职责，是向人们诉说正义和真实".遗憾的是，涉足现实政治的中国知识份子，目前还远没有达到超越形形色色的"朱镕基的棺材"或"赵紫阳的眼泪"的境界。事实证明，"在精神奴役的氛围里"，（密尔语。下同）辨识一个独裁者易，不为任何权威所惑，理性地向人们诉说正义和真实难。因此，中国知识份子的"常态"往往与其职责相悖，不无蹩脚地充当着"不是滥调的应声虫，就是真理的应时货"的角色。
然而，在这种气氛中，"从来没有而且也永不会有一种智力活跃的人民"——这不能不令人痛心疾首。
2005年5月于巴黎紫微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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