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运必须坚持政教分离的原则
——兼论民运与法轮功的关系
倪育贤
最近，在纪念“六四”惨案十六周年的民运活动中，笔者注意到除纽约与香港两地外，世界各地都出现了用强烈宗教性的口号来大幅度取代民运历来长期坚持的民主诉求的情形。
诸如“神滅中共”，“天滅中共”，“中共是邪靈附體”，“退垮中共”，“退黨保平安”，“去除獸記獸印”等法轮功的标语以压倒性的比例出现在民运团体的队伍里。相形之下，民运传统的政治诉求如“結束一党專政，建立民主中國”，“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等彰显民运普世价值的标语却寥寥可数，反倒成了陪衬和点缀，民运的主张稀稀落落地在神的旗幡中时隐时现，这一现象是有民运历史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值得深思。看来，民运的法轮功化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有些民运朋友对此额手称庆，欢呼雀跃，以为这是民运兴旺发达的标志。但笔者却认为这是一个值得警惕的征兆。
法轮功是在海外发展较快的一个宗教性的修炼团体。近年来，法轮功从主张不问政治到积极参与政治，从只反江泽民到全面反共，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对此，民运朋友无不竭诚欢迎和热情支援。民运与法轮功都遭受中共的残酷迫害。共同的敌人与相似的命运促使民运与法轮功结成某种形式的联合阵线。这种联合，对推进中国民主化的进程无疑具有正面的积极作用。
当前，在中共专制把这两个群体都当作敌人加以全面打击的政治现实下，这两个群体有相当的利益重合和行为交集。在这种情形下，两者之间的合作和配合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对双方各自的发展和壮大可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民运与法轮功毕竟是两个性质和目标都有巨大差异的社会群体。经验告诉我们，任何群体的互助关系都必须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发挥作用。民运与法轮功的合作只有在双方自觉地保持其自身特点和独立性的前提下，才能得到健康的发展和收到正面的效果。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像一对男女合组一个家庭。只有在当事双方都保证自身不同于对方的性别时才能维持一个正常的婚姻。如果其中一方作了变性手术，那么这个婚姻必难持久甚至酿成悲剧。
如前所述，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严酷事实是部分民运力量迅速宗教化的问题。这无论是对民运还是对法轮功都不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因为这一趋势恶性膨胀的结局是既没有了真正的民运，也没有了真正的法轮功。结局是孕育出一个既非民运也非法轮功的怪胎。所谓“紅天已死，藍天當立。”在这种充满封建天命的叫嚣鼓噪中，民主运动的真正基石——政教分离的原则被悄悄地偷换掉了。
这种趋势如不加以纠正，任其蔓延，其后果将扭曲中国民主运动的根本性质，误导民运滑入政教合一的危险道路。
在这里，笔者必须郑重声明，产生上述困难情形的责任不在法轮功，而在民运方面。法轮功作为一个具有特定信仰的宗教团体，他们有坚持自己信条教义和宣传这些信条和教义的自由。所以法轮功朋友在合适的场所宣扬“邪靈附體”，“神滅中共”，“去除獸印”，“退垮中共”等他们自己认为正确的口号都是无可非议的事情。民运方面既无反对的理由，也无质疑的必要。问题在于，民运方面能不能无条件地接受这些明显具有强烈宗教性的口号，并把它作为民运的口号，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问题的实质在于，如果民运接受这些信条，那么民运必然迅速滑入宗教化的轨道。民运从此就告别了德先生和赛先生，而皈依到了神的圣殿之下。可能的结局是中共未死，民运自己倒先变成神运。呜呼，果如此，民主云呼哉，自由云呼哉。当前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不少民运朋友不但自己接受这些宗教性口号，而且还使出各种手段来排斥打击对民运宗教化有异议的民运人士。这就迫使我们对几个主要的被若干民运头面人物奉为圭臬的所谓“民運主題”简略作一分析，看其是否真有道理，是否真的应该被民运所接受。
一。关于“神滅中共”与“天滅中共”
“神滅中共”这个口号表面上似乎在强调对中共的义愤，但是对于神之有无向来是信之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事。所以，“神滅中共”这句话，对大多数没有宗教信仰中国老百姓来说，就是一句不著边际的空话。而如果民运真心信仰这个口号，那么民主运动的一切努力不都成了替神白操心的一种徒劳？这个口号更可能衍生的一种反作用是，如果中共不能在短时期中为“神”所灭，反而又延长了若干岁月之后，信服者自然会跳回到另一思维：“既然事實上中共還沒被滅掉，那就必定是神暫時不想滅共。”这就离“神佑中共”只有一步之遥了。所以“神滅中共”表面上看来似乎很“革命”，其实很容易就折回到“神不滅中共”的路上去。“神滅中共”与“天亡中共”这两个口号意义相近，都是说在冥冥之中神已下了灭共产党之决心。据说在退党运动大获全胜之时即将实施，既然中共即将灭亡已是神谕天定之事，指日可待，于是谁能获得神的青睐依仗神的庇佑取共产党政权而代之就成了当务之急。怪不得若干自以为已列为候选人的“民運領袖”，一个个摩拳擦掌。纷纷发表施政纲领，时刻准备著接受神的召唤，粉墨登场，圆一场王道中兴的美梦。
笔者极愿相信神灭中共的许诺真能兑现，而且亟盼天神越早下手越好，但仍不免有些杞人之忧，我等凡夫俗子疑虑的是神如果真有灭共方案，理应属于“天機”不可泄漏，旁人何能预知，现在法轮功把此“天機”，炒得满世界鸡飞狗跳，路人皆知，这种做法一旦触犯神怒，一恼之下改了主意，岂不坏了灭共大计，当然此属另话，又当别论。
“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笔者真正担忧的是从来以崇尚民主自由为依归的中国民主运动如果也拜倒在“神滅中共”之类的宗教预言下，那么，不等于全盘否定了民运自身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了吗？有人争辩说，接受“神滅中共”的口号能够鼓舞人民的反共斗志，这是扯淡！
如果“神滅中共”为真，那么，人民为了反对中共专制所做的一切抗争，一切奋斗，一切牺牲都成了一场蚂蚁打架似的闹剧。在无所不能的神的面前，芸芸众生为争取自身权利而作的所有努力都成了毫无意义的盲动与不自量力的挣扎。而民主运动归根结底是人的运动，历史告诉我们，任何国家的民主进程只能靠人民自觉地参与和不屈不挠的斗争才能取得最后的成功。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的民主政权是靠神的施舍而从天上掉下来的。从这个意义上“神滅中共”这个口号只能是对人民的愚弄。所以笔者断言，“神滅中共”是对民主运动本质的反动。
二。关于“邪靈附體”
这个口号是法轮功对中共所犯一切罪恶的总解释。但这个口号的关键是没有讲明中共本身即是邪灵。抑或中共只是被邪灵所附。如果中共本身即是邪灵，那么在有中共之前，这个邪灵究竟是有还是无？如果它是中共成立后才降世人间，那么它究竟从哪里而生，降到何处？而中共是由很多人员集合而成。这个邪灵是只有一尊还是有无数分身？在毛泽东身上的邪灵与在刘少奇身上的邪灵究竟是一个还是不同等等。这些数不胜数的未明之处，法轮功朋友们都没有向我们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而如果从“邪靈附體”说的本意来推断，这个口号的含义应该是指中共自身并非邪灵，只是被邪灵所附。那么中共本身仅是受害者而已。只要那一天邪灵返山，中共就可立地成佛变成好党了。反正靠我们凡夫俗子的冥思苦想是很难弄明白邪灵附身的真意。但是在政治上分析这个口号，却非常容易为中共的一切罪恶做解脱。共产党的一切恶行都可以朝那个谁也找不到的邪灵头上推。
按照中共是邪灵附体这一命题推理，则无论毛泽东，邓小平也好，江泽民李鹏也好，直至今天的胡锦涛，温家宝，他们都不必为共产党的罪行承担任何责任。中共历史上所犯的罄竹难书之罪，都是这个遁形无影的邪灵所为，而邪灵又是一个看不见摸不著的来去无踪的角色。如果共产党的一切罪孽都是邪灵闯的祸，那么，我们这些升斗小民除了在家里祈祷膜拜乞求神明大师们为我们去邪除蛊之外，还能有什么万全之策呢？更可虑的是万一这个邪灵一旦发觉法轮功和民运分子已看透了它附在共产党身上做恶的秘密，另施金蝉脱壳之计，忽然跳槽到别的什么党身上去，那么共产党倒是得了超度立地成佛了。但另外一个倒楣蛋党不是又要为中共去背黑锅了吗？这似乎是在讲“笑話”，实则倒是真正的“神話”。这说明把中共的罪恶归纳为所谓“邪靈附體”，实际上是把一个严肃现实的社会政治课题转变为一个无法验证的“神話故事”。这是一个既不严肃，也不科学的不真实命题。如果民运接受这个命题，中国民主运动的全部理论与一切实践，都会被无情地扫地出门。这时，民运除了向神顶礼膜拜，忏悔祷告自动解散之外，别无他途。
那么共产党究竟是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共产党既不是邪灵妖魔，也不是神圣救星。共产党只是一个用暴力窃取了国家权力的利益集团。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也很明白，就是组织人民起来推翻他的暴政，再建立起民主宪政来防范它的复辟。这个任务看起来之所以十分困难，归根结底是民众不明白要摆脱它必须推翻它的道理。孙中山说知难行易就是这个意思。要解决共产党统治的问题，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要让老百姓知道，这是人民自己的事，既不能依仗神，也不能惧怕妖。所以指望神和指责魔都会延误人民的觉醒，阻碍中国民主化的步伐。
三。关于“退垮中共”
法轮功朋友提出的另一个口号是“退垮中共”。退出中共，毫无疑义这是一个正义的行为，值得肯定和支援。但是“退垮中共”这个命题，亟待商榷。问题就在中共能不能被退垮。有人把推倒中共盘算的极为容易。据很多法轮功朋友的推算，从发起退党运动到达到一百万，花了四个月，从一百万到二百万，只花了两个月。按这样的几何级数的速度发展，不消更多的时日，中共的几千万党员就要退尽了。于是中共就被自然退垮了。所以他们断言共产党马上就要倒台。接下来的问题只是由神来挑选哪一个合格者来取代共产党执政的问题。如果事情真如他们估计的那样容易的话，那么，阿门，每一个中国人你们有福了。
然而兹事体大，一个无法绕过的问题是，共产党真的被退得跨吗？笔者的浅见是，共产党非但不可能被退垮，而且极可能会因退党而“強身健體，延年益壽”。在此，我们姑且不论实际上有多少党员退党，也姑且不论退党的速度到底有多快。事实上争论这两点毫无意义。因为我们无法验证权威而真实的统计资料。然而即便我们完全取信法轮功所发表的数位，问题是眼下究竟是那些人敢退党，肯退党，会退党，不言而喻，当然首先是那些对党有不满，有反感，至少是那些虽不敢口议，而实则腹诽的人。那么这些人退了党，对党而言，究竟意味著什么呢？意味著党不费吹灰之力就搞了一次不清自退的“清黨運動”。让那些原来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贰心贰臣，自我亮相，自动离队而已。自然这正中共产党的下怀。试想，这些原来隐藏在党的各个部门甚至是要害部门的特洛伊木马如果不及时清洗出去，万一将来再发生像“八九風波”之类的不测事件，对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太危险了吗？现在，用一个退党让他们自己跳出来，自绝于党，那真是天不亡共之兆了。再说，那些鼓吹退党可以退垮中共的朋友，天真地以为，共产党的干部读了几评之类的反共檄文之后就会天良发现，改邪归正。这又是一种由于不了解中共本质而造成的迷思。今日的中共，早已不是五十年前那个标榜“主義”与“理想”的“布爾什維克”党了。当今的中共只是一个窃取权利的贪污集团。党员入党，不是为了信仰，只是为了权力和利益。取得和保住党票是维护自身权利和利益的第一要务。为了这个权力，他们什么丧天良害天理的事都干得出来，怎么能设想把他们的权利之源拱手让人呢？中共大小官员就凭著党这块招牌窃取社会的公权力和庞大的利益与财产，你要他退党，就等于要他交出这些利益和财产，这不是与虎谋皮，缘木求鱼吗？民运如果天真地相信发动一个退党运动就真的可能把共产党退垮的话，那么，我们除了鼓吹退党之外，其他所有的民运工作都可以取消和放弃。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做，那么中国民主化的工程将永无竟日。
四。关于“退黨保平安”
也许那些鼓吹“退垮中共”的朋友也意识到仅靠道德说教是无法达到让那些既得利益者甘愿退党的，所以又发明一条口号，叫做“退黨保平安”，法轮功说在不久，神灭中共之日，神将通过世间的报复者，对身上还有兽记兽印的人，（指还没有退党的人）实行清算。所以为了求得自身的平安，共产党员应该尽快退党。必须指出，“退黨保平安”这个口号使整个退党运动更具有赤裸裸的宗教色彩和更咄咄逼人的报复暗示。显然这种宗教裁判所式的恫吓语言与现代民主的文明原则完全格格不入。我们民主运动反对共产党并不是出于共产党是兽我们是人这种荒唐的指控。民运反对共产党只是因为共产党用非法的暴力手段剥夺了人民的基本人权。在这个意义上，绝大多数中共党员也是这个制度的受害者，他们也是人民的一部分，他们理当受到民主制度的保护和尊重。在民主政权建立之初，民主政府当然会按照法律来追究极少数在共产党掌权时期严重残害过人民并负有严重刑责的坚持法西斯立场的首恶分子，但对绝大多数一般的党员和普通干部都必须实行既往不咎一视同仁的宽大政策，这体现了民主运动对人道主义原则的尊重和对历史环境的正确把握。如果民主力量在推翻共产党之后师法共产党对过去的政敌实行政治报复和清算斗争，那么不但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巩固将受到威胁，而且新生的民主政权完全有可能重蹈专制主义的覆辙而迅速变质。
至于把参加过中共的人说成是身上打下了兽印和兽记的另类的人，这不禁使我们立即联想到起文革时期把人分为红五类与黑五类的区分。把人划分为有兽记的与没有兽记的两个类别，这实质上是一种典型的种类歧视，这个口号包含了极不健康的仇视和报复政治异议者的病态心理。清醒的民主主义者一定要警惕这种宗教性的病态思维。因为从这种危险的方向上走下去，可以为更荒诞的冤冤相报的政治歧视开辟道路。
五。关于民运和法轮功的关系
怎样妥善处理民运与法轮功的关系，这是摆在中国民主运动面前一个无法回避的紧迫课题。中国民主运动的根本宗旨是“反對一党專制，建立民主政體”。这就决定了民运是一个大众化的社会化的政治运动。凡是认同和追求在中国建立民主政体的一切社会群体都属于民运的范畴。而保护和尊重公民的信仰自由又是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目标。所以，民主运动自然就欢迎和包容所有认同民主政体的各种宗教信仰者的参与，事实上，在中国民主运动的发展历程中，很多民运的积极分子都具有各自不同的宗教信仰，这种信仰不但不妨碍他们积极地投身到民运中来，反而由于他们的宗教关怀，而使这些民运人士表现得更加执著和坚强，这都是已被历史证实了的。然而我们必须指出，不管是否有宗教信仰，他们参加到民主运动中来时，都不是以某一个特定的宗教或某一种特定的信仰者的身份投入民运的，他们都只是以民主政体的追求者的身份来参与民运的。所以在民运中，尽管有基督徒，佛教徒，或者回教徒等等各种宗教的信众，但他们在民运中都是以相同的民主追求者的身份从事共同的事业。为此，各种具有不同信仰的民运人士，在民运活动中都不会也不宜去从事宗教的活动，他们都自觉地会把自己的宗教生活放到专门的宗教场合去进行。试想，如果在一个社会性的政治运动中，参加者都各自用特定的方式来竞相宣扬他们的宗教信念和传播他们的宗教教义，那么，除了引发异常激烈的宗教战争从而使整个运动完全毁于一旦之外，还能有别的什么结果呢？所以，为了维护民运的生存，对一切介入民运的所有参加者，民运都必须提出一个基本的要求，这就是：在民主运动的入口处请暂时放下你们的宗教宣传。笔者认为，这并不是一个多余的或者苛刻的要求，而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一个常识性的基本行为规范，因为即便不是参加民运这样敏感的政治运动，就算你进入一个公共的社交场合这也是必须遵循的一种基本礼貌和道德自律。
由此可见，现在信仰法轮功的一些朋友们在参与民运活动时，用带著明显法轮功色彩的宗教口号来全面从新包装民运，这就使社会各界必然产生一个疑惑：这究竟是法轮功的队伍还是民运的队伍？少数头脑不清楚的民运朋友竟然兴高采烈的宣称现在“民運就是法輪功，法輪功就是民運”，他们认为民运的法轮功化壮大了民运，他们不明白民运一旦宗教化就会失去在大陆本土的大多民众的认同和支援。十三亿中国人民绝对不会赞成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治力量来取代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所以完全可以断定，民运全面法轮功化之日，即是民运失败之时。所以，如果要问谁是民运的宗教化真正得益者呢？答案当然是共产党。
六。关于政教分离的原则
如所周知，政教分离是欧洲启蒙运动中提出的一个口号，后来随著民主制度的发展和成熟，今天政教分离已成为现代民主国家的宪政基石，政教分离的原则一般而言是指在一个国家中不允许任何宗教势力把持和操纵国家的政权体系和干预国家的政治活动，国家通过立法严格地把宗教活动限制在非政治的范围内，所谓政教分离简言之就是宗教不得干政。现在全世界实行民主宪政的国家都是实行政教分离的原则，只有极少数极权专制国家和个别落后地区还保留政教合一的弊政陋习。阿富汗的前塔利班政权和伊朗的前霍梅尼政权都是典型的例子。从本质而言，共产党政权实质上也是政教合一的独裁政权。马列主义就是共产党国家的宗教教义。在中国近代史上，太平天国的洪杨政权更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典型。由此可见，凡是反动的独裁专制的政权都有政教合一的特点。因为这适应了独裁政权镇压人民和欺骗人民的双重需要。也许有人要问既然政教分离一般是指一种国家的政治体制的组成方式，那么今天，对民运来说，共产党还没有推倒，将来建立何种形式的政权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为什么现在就要强调坚持政教分离反对政教合一这个原则呢？这确实触及了事情的要害，这是因为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来分析，都在提醒我们，“政教合一”不但可以体现在一个国家的组成方式中，而且也往往体现在一个社会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历史证明，政教合一的国家都是由政教合一的运动发展而成的，所以政教合一严格的来说应该包括一个社会运动在建政前和建政后的全部历史过程。一个社会运动如果用宗教化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那么，这个社会运动就是一个政教合一的社会运动，他的真正目的一定是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形态。坚持政教分离的原则，不仅应该落实在未来民主国家的建立过程中，而且也必须贯穿在争取和追求民主制度的全部始终。坦率地说，这是我们从法轮功界入民运后发生的一些政治现象中总结出来的一个新的重要的教训。
在中国这样一个有数千年专制史和十三亿人口的大国中，建立民主制度的斗争通常会表现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如果民主的追求者不耐于坚持长期艰苦的耕耘而希冀于成功必须在我的急躁，就很容易放弃原来坚持的民主原则而去追随一种似乎可以立竿见影的胜利梦境。为了这种梦境，机会主义者宁愿丢掉多年追求的民主精神而去迁就某种现实的权势和利益。这就是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出让长子权的故事的重演。历史给我们的启示是，凡是在人类历史上造成了巨大灾难的政教合一的政权都不是突然一下子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政教合一的政治运动中孕育孵化出来的。例如，政教合一的太平天国天朝政权就是从广西金田村的拜上帝会运动中发展起来的。所以中国民主运动如果不在争取民主的全过程中及时地坚决地抵制政教合一思潮的侵蚀，那么可能的后果是中共还没有推倒之前，民运已经蜕变成一个政教合一的宗教运动。那么不管这个运动最后的成败如何，都将在中国民主化的漫长征途上重演复辟和反复辟的沉重篇章。因为，一个政教合一的运动不幸而成功必将造成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而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任何政教合一的政权都不可能是一个民主政权。无论其主事者是何等的天纵英明，天赋异禀，其建立起来的充其量是再造大唐盛世的所谓开明仁政。这难道是我们民主主义者所追求的吗？所以部分民运人士把法轮功的宗教口号照单全收当作民运的新方向和新口号，实际上是对政教分离原则的背叛和对民主理想的亵渎。
行文至此，也许有的朋友会说，这不是在否定法轮功学员参加民运吗？事实恰恰相反，我们不但不反对法轮功学员参加民运活动，而且竭诚欢迎包括法轮功在内的一切宗教信仰者踊跃地参加到民运队伍中来，我们甚至认为，这是民运能够取得胜利的条件之一。但是，有一个原则必须恪守不渝，这就是政教分离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每一个宗教信仰者在介入民运和参加民运活动的时候，都不应同时从事宗教宣传活动，也不可把宗教性的口号捎带到民运中来喧宾夺主取代民主运动的宗旨与诉求。只有这样，中国民主运动才能抵制和防范民运宗教化倾向的蔓延，并稳步走向胜利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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