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运与法轮功关系——回应倪育贤先生

高寒


    第一、育贤兄能够不回避民运中的重大现实敏感课题并积极地给与理论的思考，这是此文最难能可贵之处。这种对重大理论课题的高度敏感和敢于担当理论风险的勇气，也正是一切民运理论家们应当效法、民运理论战线应当发扬的。

    第二、但恕我直言，此文算得上是一篇典型的将基本价值观直接拿来当政治干饭吃的代表作。因为基本价值观与实际政治操作毕竟是两个层面上的东西，尽管二者固然也有其牵连。拿此处来说，“無神論”或“有神論”的基本价值观应当无碍于无神论者同有神论者在政治上结盟，只要二者在坚守己方价值观的同时又充分尊重他方价值观的差异即可。无可否认，这种“將基本價值觀直接當政治乾飯吃”的思维误区，在民运及民运之友队伍中颇具市场。事实上，它不仅是中国民运至今没有形成规模性的民间抗争的一个主观原因，也是任何一个还处于“創業打天下”状态的政治运动都必须严加防范和力求避免的。因为它往往构成关门主义、宗派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激进幼稚病、以及无所作为的取消主义等等的理论基石。

    第三、文中那些个大段大段的用“無神論”去驳斥“有神論”的相关章节，其议论作为个人信仰固无可厚非，但若作为民运宗旨，则似乎有点与民运所追求的“多元”基本价值观直接相悖了。因为政治结盟的基石无外乎利益的需要和权利的保障这两条。至于“意識形態-基本價值觀”之类，则属其次甚至往往被忽略不计。这种情形在中外历史上的例子可说是不胜枚举。想一想如果二战时美国要在反法西斯同盟中去批判斯大林的无神论；或者反过来斯大林要在联盟中去深究“上帝保佑”的含义，那么这个反法西斯联盟还建立得起来吗？所以说，从政治角度而言，无论是用“無神論”的逻辑去质疑“有神論”的逻辑，抑或用“有神論”的逻辑来批判“無神論”的逻辑，都既属不智，也属多余。

    第四、“政教合一”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在业已被无可退回地拖入这个大潮的中国，即使有人有此心但也实际无此途。故无论是对中国未来的“政教合一”或对民运今天的“政教合一”的议论，在我看来，均有点杞人之忧，庸人自扰。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将法轮功作为自律且有著特定含义的“不參與政治”，作“無權參與政治”解，然后再利用人们对“政教合一”的疑虑或恐惧，挑拨离间民运和民运之友与法轮功之间的关系，这正是民运与法轮功共同的对手中共专制者正在干的事情，我们队伍中包括育贤兄在内的朋友不可不防。

    第五、至于文中作者那虽深藏但仍可触摸到的某种深恐“民運”或“民運領袖”被人替代了的忧虑，我则要说，如果这样的“民運”真要被人替代了，那是活该！谁叫你们多年来无所事事，除了那点可怜的媒体秀或蒙蒙捐款人的报表秀以外就干不出什么名堂来呢？须知，两军对垒，不能克敌制胜的军队是终将要被淘汰的。如果这样的“民運”、这样的“領導權”、这样的“領袖”被替代了，那只该怨自己的无能，只该在自己身上查找原因。在今天这个为民主中国创业打天下的年头，“民運的領導權”得靠——甚至仅仅是靠——实打实的一个又一个针对专制者的胜仗来累积。完全可以这么说：面对敌强我弱的现实，在这个导致民运屡战屡败的精英路线业已失效的今天，民间反抗阵营中谁能在与中共专制政权的激烈博弈中打出几个漂亮仗，谁能不断地积小胜为大胜，那么谁就会自然而然地拥有所谓“領導權”或主导权。而要克敌制胜，除了基本价值观的坚定不移以外，策略上的灵活又灵活——包括为达基本目标不惜走迂回、甚至看似相反之崎岖道路的坚韧性——则是一个领导者所必备的最基本素质。

    第六、切不可忘记中共专制者现在最最害怕的是民运与法轮功的结合与联合；最最希望的是二者的互相猜疑，而不管其用的是多么冠冕堂皇的、振振有词的理由。这些似是而非的理由，拆开来看，或许都是真理，但其若被直线化的思维粘合在一起，则有可能构成整体的谬误。

    第七、固然，民运与法轮功的关系，是一个很重大很现实也很有意义的理论课题，它需要周详地思考与研究。这当然不是这个谈点感想的务虚短文所能完成的。或许我会另外撰文尝试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