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香港、新加坡和其它海外华人社会可以清楚地证明这一点。这方面已有很多人的论述,这里我举一个外界不太注意到的例子,是印尼婆罗洲的华人社会,在二百年前建立的一个近乎现代民主的社会。刚才提到,庙宇是华人传统社会的载体,这个社会是如何连接起来的呢?除了经济活动以外,主要是靠“分香”(division of incense)制度。一个新的香会,也就是一座新的庙宇,要从老会(老庙)的香炉中取一点香灰捧回去,於是新会就以这祇香炉为标志建立起来了。台湾的所有庙宇都可以追溯到大陆的祖庙,比方说,今天台湾街头的出租汽车司机崇拜的三太子,其祖庙就在我的老家宜宾。婆罗洲的华人社会也是这样,他们从大陆潮州和福建的老庙中分香,到了那里建立新会(新庙),会同时也组成“公司”,再在十四个公司的基础上成立“总厅”(General Assembly),即和顺总厅。这里,“公司”幷非完全像现代所说的公司,而是相当於地方自治机构,而总厅则是联邦式的共和政府,每六个月召开一次议会,总厅的首脑则由全民普选产生,有自己的货币、军队和司法系统。和顺总厅形成於1776年,比美国和法国的共和政府成立都早,直至1854年被荷兰军队消灭,当时荷兰海军司令还写信给国王诅咒这些中国人“极端民主的政府”(ultra-democratic government)。这是欧洲十八世纪的王室对民主制度极端恐惧的表现。总之,与中共和许多人的说法恰恰相反,中国传统民间社会非但不是现代化的阻力,实际上反而很容易和现代化接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