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花重放又重放——追记远去的宾雁

（北京）蒋泥


    第一次读刘宾雁先生的作品时，我还是一名中学生，80年代末期，17、8岁的样子，懵懵懂懂，哪方面都不能算是成熟的。当时我淘旧书，居然就买到1984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重放的鲜花”，收有宾雁先生《本报内部消息》（含续篇）、《在桥梁工地上》以及海默的《洞箫横吹》、杨履方的《布穀鸟又叫了》、刘绍棠的《田野落霞》与王蒙、邓友梅、陆文夫、流沙河、公刘、宗璞、李国文、康濯等人的作品。都写於1956、1957这两年。后来这批人因为这几篇东西，一致地打成“右派”或者“反革命”，离开文坛若许年，到所谓的“四人帮”被“打倒”，才重见天日，不再是“毒草”，而幸运地作了“鲜花”，幷起个统一、漂亮的名字，“重放的鲜花”，向整个世界开放。

    可惜，其中有的人早就死於乱世，有的则变了形，被生活“改造”成了萎草，与风飘摇.能够保持住风骨品节的刘宾雁、邓友梅们，则孤立在国内海外，基本上都看不见他们的新作品，也就远离在大众视线以外，新一代人对他们更已隔膜，说明我们那些真正的精神之子，被迫打断其传承，一代代被接连不断的事故打断了，最后留在台面上风光的，便祇能是些丑角、“戏子”、人中精怪。这是有特定规律可循的。

    1957年，在给《本报内部消息》等作品定性时，曾有人这样“指出”：“新闻界内右派分子刘宾雁写的《本报内部消息》及其续篇，的确透露了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的消息”，“如果说《在桥梁工地上》，这种反对党的领导的意图还是巧妙地隐蔽着，那么《本报内部消息》里，这种潜伏的阴暗思想，就在一片颂扬声中大摇大摆地走出来，采取了露骨的公开挑战的态度，体现在现实生活的‘尖锐冲突’里了。在《本报内部消息》里，黄佳英以‘英雄’的姿态反对官僚主义，实质上是怀着浓厚的反党情绪在和党的整个领导相对抗。”

    另有人分析《本报内部消息》里的主要人物后也强调：“通过这些人物的刻画，刘宾雁攻击了党的领导和党的事业，宣扬了他的资产阶级新闻观和社会思想。由於它披着反官僚主义的外衣，不少青年都被它迷惑，受到它的毒害，有的读者甚至以黄佳英自命，处处反抗，以无组织无纪律为勇敢，以怀疑一切为独立思考，甚至消极堕落，向往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兴趣，追求资产阶级的自由和民主，拒绝党的政治思想领导，不愿进行自我改造，固而我们必须加以揭露和批判。”

    刘宾雁真这么可怕，我们党真如此不堪“反对”和“攻击”吗？

    动不动以“党”的代言人自居，捧着棍子乱打一气，结果也会有打着自己的时候，祇不过我们这些可怜的小虫，不到棍子反扫过来，就还是以为自己永远正确，始终还站在“党”这一边的。

    《本报内部消息》究竟反映了哪些“资产阶级新闻观和社会思想”呢？

    黄佳英是这样说的：报纸应该多反映社会问题、群众要求，如果报纸不敢这么做，这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凡事都等党中央作了决议才能上报？……党中央怎么可能把每件事都想到，怎么可能就每个问题都作出决议？再说，凡事都等中央，凡事都等中央开过什么会议以后才能上报，那就不要报纸也行……报纸不是也应该让党委、政府听见群众的声音么？有人害怕，好像报纸一说话，群众就要出乱子。怕什么？……你不说，群众的要求还是照样存在，回避不了的。反过来，把问题拿到报纸上，像个朋友似的跟人家好好谈谈，一时解决不了的，就把情况说清楚，有什么不好呢？”“有人想，承认我们的一些缺点、错误，就是承认我们党不行了，整个党犯了错误了，我们的社会不好了。不，这是两回事。恰恰相反。不说话，把坏的说成好的，那才正是承认它合法，承认我们软弱。……病得要死的人才怕医生呢，我们不怕……”

    在这里，刘宾雁、黄佳英们哪有什么“资产阶级”新闻观和社会思想，哪是在“追求资产阶级的自由和民主”——他们连边儿都不靠！有的祇是相信、甚至是迷信，迷信这个党，把它视为“一心一意”为民尽职的，“公而忘私”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它不会犯错误，即使犯，也能改正错误.因此，这时的刘宾雁们有一种自信，自信这个党是坚强的，能够承受得起批评的，也是虚心的，愿意瞭解“下情”的，瞭解以后，就能解决问题，幷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下麵”不好，报纸不好，不让党瞭解，曲解了党的心意，帮了党的倒忙。

    党是什么呢？

    刘宾雁们肯定很难说得清。因此，这是刘宾雁那代人的局限：凡事都从好的、善良的、抽象的、概念性的愿望出发，考虑问题.“资产阶级”的新闻观和自由民主观决不如此，它们对党、对任何政党，都持高度警惕与怀疑的态度。认为党不是什么抽象的存在物，是由具体的、一个个的个人组成的，个人所能有的毛病，它都会有。

    而一旦政党和权力结合，就肯定会为所欲为。因此，自外部看，它需要督促、监督，允许自由办报、自由办出版社等等，这可以保证公民的言论自由权，从而达到督促、监督的目的；自内部看，它分出执政党、在野党，多党自由竞争，定期轮流执政，以防一党执权力这个公器，谋该党之私利，使“公器”沦为一党之“党器”。

    时人意识不到它的危险性，所以，1950年代的刘宾雁们，还是大大的“良民”，即使到二三十年以后，到刘宾雁再次被允许拿笔写作，写出《人妖之间》、《第二种忠诚》以及《艰难的起飞》、《关东奇人传》，“整天跟老乡一起哭”，想着“有什么办法能帮助他们”，解决村民们的吃水难等问题（此段话出自着名作家郑义写出了杰作《老井》，被导演吴天明改编成同名电影，1986年刘宾雁采访吴天明的报告文学《没有上银幕的故事》），直至1987年初，在打击“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刘宾雁被点名，打成“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时，他仍是大大的“良民”，离“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的目的地尚远.不过，习惯於概念思维的中国人，总是很精於发明新的概念，来把人定性，分别“阶级”或“敌我”，非此即彼，非我即敌；以后的情形是，1988年初，打成“资产阶级自由化”人士的宾雁先生，应邀赴美讲学，因公开反对当局在89年天安门事件中的表现，而开始长达18年的、不能回国的流亡生活。

    “重放的鲜花”放而又“败”，是昙花一现吗，还是另有奥妙，等待它的“重放”？

    但是，等待的过程有多难耐！

    如今，宾雁先生耐不过，算是永远走了。

    他走的当日，我曾在朋友的网站上贴文，题目仅仅是“在桥梁工地上”，不想很快有十来个跟帖，“怀念这个本色的人”，“一个真正说了真话的人”，未见有哪个是不敬的。复旦大学一位长我不少岁数的历史学家，还找出宾雁先生的一段回忆录，跟在后头.可见得尚有许多人还记得，或者保存有他的代表作，一直到我们这代七十年代出生的，跨度有半世纪之大。由此我感到了欣慰，知道它们的影响是能悄无声息存在的。

    然而几小时后，朋友却就删掉了帖子，告诉我说，这样的内容连“世纪中国”都删，我们更得删。

    我是很理解的。幷为它毕竟存活了数小时暗感庆幸。联系到不久前巴金老人的仙游，造出极大声势，弄到几乎无人不知的程度，我实在有话要说，而且想说真话，也曾找出旧文《读懂巴金》，以批评巴金老人的失真，不少人也是在后面跟帖，支持我的说法。这就形成强烈的对比与反差。

    哎，去的终归要去，留的总能留住。“鲜花”们重放又重放，一个“又”，拐出来多少血与泪，包含多少明天——明天是不朽的，你就相信吧。

    （2005年12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