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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花重放又重放..........(北京)蒋泥
 
 

鲜花重放又重放——追记远去的宾雁

(北京)蒋泥


    第一次读刘宾雁先生的作品时,我还是一名中学生,80年代末期,17、8岁的样子,懵懵懂懂,哪方面都不能算是成熟的。当时我淘旧书,居然就买到1984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重放的鲜花”,收有宾雁先生《本报内部消息》(含续篇)、《在桥梁工地上》以及海默的《洞箫横吹》、杨履方的《布穀鸟又叫了》、刘绍棠的《田野落霞》与王蒙、邓友梅、陆文夫、流沙河、公刘、宗璞、李国文、康濯等人的作品。都写於1956、1957这两年。后来这批人因为这几篇东西,一致地打成“右派”或者“反革命”,离开文坛若许年,到所谓的“四人帮”被“打倒”,才重见天日,不再是“毒草”,而幸运地作了“鲜花”,幷起个统一、漂亮的名字,“重放的鲜花”,向整个世界开放。

    可惜,其中有的人早就死於乱世,有的则变了形,被生活“改造”成了萎草,与风飘摇.能够保持住风骨品节的刘宾雁、邓友梅们,则孤立在国内海外,基本上都看不见他们的新作品,也就远离在大众视线以外,新一代人对他们更已隔膜,说明我们那些真正的精神之子,被迫打断其传承,一代代被接连不断的事故打断了,最后留在台面上风光的,便祇能是些丑角、“戏子”、人中精怪。这是有特定规律可循的。

    1957年,在给《本报内部消息》等作品定性时,曾有人这样“指出”:“新闻界内右派分子刘宾雁写的《本报内部消息》及其续篇,的确透露了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的消息”,“如果说《在桥梁工地上》,这种反对党的领导的意图还是巧妙地隐蔽着,那么《本报内部消息》里,这种潜伏的阴暗思想,就在一片颂扬声中大摇大摆地走出来,采取了露骨的公开挑战的态度,体现在现实生活的‘尖锐冲突’里了。在《本报内部消息》里,黄佳英以‘英雄’的姿态反对官僚主义,实质上是怀着浓厚的反党情绪在和党的整个领导相对抗。”

    另有人分析《本报内部消息》里的主要人物后也强调:“通过这些人物的刻画,刘宾雁攻击了党的领导和党的事业,宣扬了他的资产阶级新闻观和社会思想。由於它披着反官僚主义的外衣,不少青年都被它迷惑,受到它的毒害,有的读者甚至以黄佳英自命,处处反抗,以无组织无纪律为勇敢,以怀疑一切为独立思考,甚至消极堕落,向往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兴趣,追求资产阶级的自由和民主,拒绝党的政治思想领导,不愿进行自我改造,固而我们必须加以揭露和批判。”

    刘宾雁真这么可怕,我们党真如此不堪“反对”和“攻击”吗?

    动不动以“党”的代言人自居,捧着棍子乱打一气,结果也会有打着自己的时候,祇不过我们这些可怜的小虫,不到棍子反扫过来,就还是以为自己永远正确,始终还站在“党”这一边的。

    《本报内部消息》究竟反映了哪些“资产阶级新闻观和社会思想”呢?

    黄佳英是这样说的:报纸应该多反映社会问题、群众要求,如果报纸不敢这么做,这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凡事都等党中央作了决议才能上报?……党中央怎么可能把每件事都想到,怎么可能就每个问题都作出决议?再说,凡事都等中央,凡事都等中央开过什么会议以后才能上报,那就不要报纸也行……报纸不是也应该让党委、政府听见群众的声音么?有人害怕,好像报纸一说话,群众就要出乱子。怕什么?……你不说,群众的要求还是照样存在,回避不了的。反过来,把问题拿到报纸上,像个朋友似的跟人家好好谈谈,一时解决不了的,就把情况说清楚,有什么不好呢?”“有人想,承认我们的一些缺点、错误,就是承认我们党不行了,整个党犯了错误了,我们的社会不好了。不,这是两回事。恰恰相反。不说话,把坏的说成好的,那才正是承认它合法,承认我们软弱。……病得要死的人才怕医生呢,我们不怕……”

    在这里,刘宾雁、黄佳英们哪有什么“资产阶级”新闻观和社会思想,哪是在“追求资产阶级的自由和民主”——他们连边儿都不靠!有的祇是相信、甚至是迷信,迷信这个党,把它视为“一心一意”为民尽职的,“公而忘私”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它不会犯错误,即使犯,也能改正错误.因此,这时的刘宾雁们有一种自信,自信这个党是坚强的,能够承受得起批评的,也是虚心的,愿意瞭解“下情”的,瞭解以后,就能解决问题,幷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下麵”不好,报纸不好,不让党瞭解,曲解了党的心意,帮了党的倒忙。

    党是什么呢?

    刘宾雁们肯定很难说得清。因此,这是刘宾雁那代人的局限:凡事都从好的、善良的、抽象的、概念性的愿望出发,考虑问题.“资产阶级”的新闻观和自由民主观决不如此,它们对党、对任何政党,都持高度警惕与怀疑的态度。认为党不是什么抽象的存在物,是由具体的、一个个的个人组成的,个人所能有的毛病,它都会有。

    而一旦政党和权力结合,就肯定会为所欲为。因此,自外部看,它需要督促、监督,允许自由办报、自由办出版社等等,这可以保证公民的言论自由权,从而达到督促、监督的目的;自内部看,它分出执政党、在野党,多党自由竞争,定期轮流执政,以防一党执权力这个公器,谋该党之私利,使“公器”沦为一党之“党器”。

    时人意识不到它的危险性,所以,1950年代的刘宾雁们,还是大大的“良民”,即使到二三十年以后,到刘宾雁再次被允许拿笔写作,写出《人妖之间》、《第二种忠诚》以及《艰难的起飞》、《关东奇人传》,“整天跟老乡一起哭”,想着“有什么办法能帮助他们”,解决村民们的吃水难等问题(此段话出自着名作家郑义写出了杰作《老井》,被导演吴天明改编成同名电影,1986年刘宾雁采访吴天明的报告文学《没有上银幕的故事》),直至1987年初,在打击“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刘宾雁被点名,打成“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时,他仍是大大的“良民”,离“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的目的地尚远.不过,习惯於概念思维的中国人,总是很精於发明新的概念,来把人定性,分别“阶级”或“敌我”,非此即彼,非我即敌;以后的情形是,1988年初,打成“资产阶级自由化”人士的宾雁先生,应邀赴美讲学,因公开反对当局在89年天安门事件中的表现,而开始长达18年的、不能回国的流亡生活。

    “重放的鲜花”放而又“败”,是昙花一现吗,还是另有奥妙,等待它的“重放”?

    但是,等待的过程有多难耐!

    如今,宾雁先生耐不过,算是永远走了。

    他走的当日,我曾在朋友的网站上贴文,题目仅仅是“在桥梁工地上”,不想很快有十来个跟帖,“怀念这个本色的人”,“一个真正说了真话的人”,未见有哪个是不敬的。复旦大学一位长我不少岁数的历史学家,还找出宾雁先生的一段回忆录,跟在后头.可见得尚有许多人还记得,或者保存有他的代表作,一直到我们这代七十年代出生的,跨度有半世纪之大。由此我感到了欣慰,知道它们的影响是能悄无声息存在的。

    然而几小时后,朋友却就删掉了帖子,告诉我说,这样的内容连“世纪中国”都删,我们更得删。

    我是很理解的。幷为它毕竟存活了数小时暗感庆幸。联系到不久前巴金老人的仙游,造出极大声势,弄到几乎无人不知的程度,我实在有话要说,而且想说真话,也曾找出旧文《读懂巴金》,以批评巴金老人的失真,不少人也是在后面跟帖,支持我的说法。这就形成强烈的对比与反差。

    哎,去的终归要去,留的总能留住。“鲜花”们重放又重放,一个“又”,拐出来多少血与泪,包含多少明天——明天是不朽的,你就相信吧。

    (2005年12月9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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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蒋泥
出 处 :北京之春
整 理 :2005年12月31日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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