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宾雁老师

（澳门）程铁军


    第一次见刘宾雁是1978年冬天，我在社科院研究生院世界经济系读硕士。那时社科院没房，暂时借住在北师大西南楼，上课则在教三楼。一天刘老师来师大演讲，谈他写作《人妖之间》前期后后的情况。那时报告文学《人妖之间》洛阳纸贵，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刘宾雁的名字，大中学生几乎无人不晓。阶梯教室座无虚席，我们一群社科院的研究生，祇好挤坐在圆形讲台周围的水泥地上。讲座和讨论进行了两个多小时，许多同学仍然不散，围着老刘问东问西。我们感到，老刘从报告文学角度讲授给我们的人生哲理，比充满马列教条的教科书更为深刻，也更加受用。从此之后，我每逢见面，都称他为刘老师，虽然我们之间，幷无正式的师生关系.后来的几次见面，都是在海外。一次是八三年他访问麻州大学，后来是访问我转学之后的纽约州立大学，再后来是八九以后，他流亡海外，定居在普林斯顿，我差不多每年都能见他一两次，有时在普大，有时在美国东西岸召开的学术会议上，还有一次是在西班牙一个叫丹尼亚的海滨度假小城里.2005年夏天，我又在他普林斯顿的家中见到了刘老师。那时他已罹患癌症多时，虽然因化疗和放疗导致体力不佳，常常坐不了多久，就得斜靠在沙发上歇歇气，但精神很好，头脑清晰，眼光敏锐，对我们谈论的农村社会转型问题，步步深挖，穷追莫舍。那天临别，约好明年，即2006年召开文革研讨会的时候，再来美国看望他。万没想到，那次竟然是最后的诀别！

    刘老师对我最大的影响，或者最令我怀念的地方，有下列几点：一是他伟大的道德感召力。27年前他在北师大说过的话，至今仍然萦绕在我的耳旁。他说：“因为《人妖之间》的发表，触动了一些腐败份子的既得利益和敏感神经，他们肯定会疯狂反扑和拼命报复。我己经不止一次收到恐吓信，有的还装有子弹。所以，我已经做好随时被人暗杀的思想准备。对於我个人来说，名利二字已经无所谓.论地位，我虽然没有官位，也是行政13级（即高干）的高级记者，论名誉，在百姓中的名气也有了，我已经没有什么个人追求。唯一想做的，就是为民请命，推动中国社会的改革与进步。”以刘老师的博大胸怀，无欲无私，对照其他一些人热衷追求名利地位，甚至不惜出卖灵魂的卑鄙行径，其光辉形象，不是正值得我们大书特书的吗？

    二是他念念不忘关注中国普通民众的疾苦。毛泽东年代，曾经以“下放”作为惩罚知识份子的手段，以“同工农相结合”为藉口，分化知识份子、制造阶级和阶层的矛盾和对立。改革开放20多年，共产党又走向另一个极端，改为用金钱和地位收买知识份子，加大其和工农民众的差距与矛盾。如此以来，脱离工农、蔑视工农，不仅成为社会现实，而且成为社会风气。在所谓专家学者中，谁要一提下乡下厂，好像谁有神经病。这种浮躁的知识份子通病，也影响到许多海外学者和留学生。但刘老师对此风气给予严厉批评，他仍然孜孜不倦地关注民间疾苦。因我经常回国和做农村调查，所以他常常问我许多村民和农民工的情况，比如农民的饮食结构变化，住房变化，农民工欠薪如何讨要，各地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差距，珠三角民工荒的原因等等，他都要一一详细打听，对某些数字还做记录。对基层社会的瞭解，使他慢慢转变思想，开始对国内知识分子感到失望，认为将来中国社会转型的主要推动者，将会是劳工阶层，而非知识阶层。

    三是他对民主自由与社会正义的不懈追求。为了追求社会正义，他被两度开除党籍，又因此而被拒延护照，被迫长期流亡海外，因怀念故土而忍受巨大的精神痛苦。随着对西方社会的深入瞭解与研究，他一方面更加坚定对自由与民主的追求，另一方面也对美国社会两极分化的扩大和社会正义的欠缺，而深表忧虑，因此，他一度对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开始感兴趣，幷由此探索中国未来民主政治的具体形态问题.为此，我同他讨论过中国土地公有还是私有的问题.他似乎更倾向於维护土地公有，以避免在农村产生无地的赤贫阶层。但我以台湾的经验为例，说明土地私有不见得制造更多无地农民，而目前所谓的“土地公有”，也不见得能保护农民，防止他们被从土地上赶走。为此，我还向他推荐了秦晖先生的理论。

    四是他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他的爱国情操，具体表现在对民族和故土的眷恋上，对祖国和民族命运的关怀上，而非表现在对一党专政的那个国家政权的认同上。不错，他曾经同那个政权有过某种沟通，也给某些领导人写过信，表示回国的愿望。但据我所知，他从来没有乞求过，更没有在原则问题上妥协过.他所希望和要求的，祇是一个中国人本应享有的出国权和回国权，是有尊严的回国，光明正大的来去自由，而不是屈辱之下的回国。如果他不是宁折不屈，如果他可以接受屈辱条件，那么，以他的资历和名望，他早就可以成为统战对象，回国升官发财，安享晚年，完全不必遭受流亡者所经历的痛苦。但是，刘老师守住了底线，保持了晚节，给有尊严的流亡者们，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同刘老师的多年交往中，偶尔也感到他有固执的一面，有时情绪急躁，甚至幼稚得可爱，对中国形势的分析判断时而过分乐观，时而又过分悲观.这些人性弱点或者认识局限，应属人之常情，但同时也反映了他作为作家，长期的写作习惯，已经养成形象思维的惯性。我自己因没有学过政治学，所以从来不敢放言预测政局发展，祇能就社会演变趋势，做有限度的推理。我曾经劝过他，千万不要预测政局发展时间表，那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要想以科学方法预测政治发展趋势，恐怕还得多读些政治学方面的书，否则有欠理性和严谨，难免失误.当然，这些小小瑕弊，丝毫也不影响他在我心目中的高大形象。恰恰相反，正好说明刘老师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一面。

    这便是永远活在我心中的、可爱的刘宾雁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