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总是焦虑着什么——悼念宾雁老师

亚 衣


    知道刘宾雁老师去世消息的那天晚上，我拿起《流亡者访谈录》，将7年前对他的访问记仔细地读了两遍。闭上眼睛，脑海中出现的是他面带微笑，右手指夹着香烟娓娓而谈的模样——就是那张我在採访时拍摄的，刊登在书中的照片的形象。可是仔细想想，又觉得不对，宾雁先生的标准形象，应该不是微笑，而是沉思，那通常并不舒展的的眉头中聚集着种种忧虑或焦虑，说不尽，道不清。1998年3月发表在《北京之春》上的访问记的题目“心之所在 力之所来”，是宾雁先生确定的，集入《流亡者访谈录》时改名为“民众永远是力之所在”——虽然这也是他的原话，比较起来似乎还是先前的标题意思更为全面：在宾雁先生身后的广大中国民众，是他力量的来源，更是他关怀、思虑之所在。


1，“资产阶级新闻观”代表——早期视野中的刘宾雁

    宾雁老师这位30年内两次被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的持不同政见的记者、作家，这位曾经被卷入中国政治旋涡而受到当局严厉批判和民众积极拥护的知识分子，是我担任《北京之春》编辑以来很早列入计划中的採访对象。不过，刘宾雁的名字最早进入我视野中，还是在大学生和研究生时代。

    作为上世纪60年代新闻系的学生，“新闻学概论”课程告诉我们1957年反右斗争中有两个着名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的代表人物。一是大名鼎鼎的原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中国第一个共产党员教授右派份子，曾经被当时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毛泽东的宠臣柯庆施点名批判为“新闻界资产阶级右派代理人”。另外一个就是原《人民日报》记者刘宾雁。在我们这些学生的眼光中，称王中先生为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之代表还说得过去，因为至少他还有一本《新闻学大纲》，提出过“读者需要论”（报纸不仅要宣传，还要满足读者的需要）和“报纸商品论”（报纸不仅是党的工具，还是卖4分钱一份的商品）。而刘宾雁的“本报内部消息” 只是一篇小说而已，哪有什么“资产阶级新闻观点”？被批评的小说本身当时我们看不到，授课讲师对同学们的疑问也说不清。

    当我们重返大学读研究生时，虽然一心泡在专业之中，“人妖之间”确实几乎是人人必读的。我还跟新闻系的老师研究生们讨论过一个问题：对真实的王守信案件的揭露为什么不以本报记者的名义作为长篇通讯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而是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发表在《人民文学》上？是作者为图写作发表方便（记者笔下的“通讯”必须真实，作家的“报告”虽然不可虚构，但能“加工”），还是共产党的“党报”机关重重？纪实文学或者报告文学为什么会在中国大陆一度盛行？当然，这个问题最好是问作者本人。

    1986年12月，我在北京参加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会议，会议正式开始前的一天晚上在范岱年先生房间里，许良英先生告诉大家方励之因为在中国科大处理学潮，劝学生不要上街，不能前来参加会议了；他还说起，他与方励之、刘宾雁3人联名提议在第二年举行反右运动30周年纪念。文件是方励之起草的，“因为我年纪最大，所以名字放在最前面”——许先生这样说.之后便是胡耀邦下台，邓小平一句话，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三人被开除党籍。自此，我对刘宾雁又多了几分尊重。


2，担忧或焦虑——宾雁先生的重要性格特徵

    与宾雁先生直接见面，则是在海外的事情了。

    1998年3月，正好是宾雁老师流亡海外10年，他也有很多话想说，於是我们在2月间约谈了两次，也就有了经先生审定过的访谈录的发表。虽然在此之前我们已经直接交流过多次，但这次是我们之间第一次内容广泛又很“正式”的长谈。访谈的文字很多，无论关於先生对离开多年的故国的态度，还是对中国社会政治的基本观点，大致用两个字“忧虑”便可概括。担忧或者焦虑，确实是宾雁先生的重要的性格特徵，如先生自己所说，他从小开始，就“一直在焦虑着什么”。

    宾雁先生的童年有两段，前一段生活条件非常好，从小在哈尔滨自由主义、人文思想浓厚的环境中长大。照他的说法是，在家里什么事情都不干，躺在床上看书，却养成的一个习惯：关心一些与自己完全没有关系的事情。后一段家境逐渐没落，父亲失业之后很久找不到工作，早熟的刘宾雁依然对世界充满幻想与兴趣，“一直在焦虑着什么”。这种性格特点也许就是刘宾雁心理中最稳定的因素，一直延续到后来的几十年的记者、作家生涯。

    1937年日本侵占华北后先生的焦虑是国难家仇，“除了民族意识外还有一种社会意识，就是觉得社会不平等，贫富差距应当改变”。於是他接触马克思，选择共产党.由於在革命热情中“包含了强烈的争取个人自由和发展的欲望”，入党之后便觉得这个党不近人情，对个人的猜疑，压制与干涉太多，於是“就与这个党有点格格不入”。使得1949年10月1日他在莫斯科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竟然“一点也不感到高兴和激动”。几十年后才弄清楚，自己觉得共产党可以给老百性温饱，但是不会给人民快乐和自由，内心深处幷不喜欢这个制度。由於经常陪同代表团出访苏联东欧，眼界开阔，有了比较，看到苏联的新闻界在斯大林时代虽然受到压制，但是比起中国来言论自由还多一些。特别是斯大林逝世之后赫鲁晓夫搞改革，文学界“解冻”，使他感受了苏联的早春天气和非斯大林化的影响。年少气盛的刘宾雁也想试试，1956年发表的“在桥梁工地上”和“本报内部消息”就是对苏联名记者、名作家奥维奇金“反对粉饰现实，大胆干预生活”写作风格的一种模仿。

    整风开始，作为记者的宾雁先生报导了上海永大纱厂工人罢工，同时撰写了“上海在沉思中”，批评上海市委柯庆施压制鸣放；1957的春夏，他为毛泽东鼓动起来的大鸣大放兴奋得夜不能寐，担忧党内保守势力企图使得这个大好形势逆转，便给毛泽东直接写信，希望他阻止这种逆转.於是，中了毛泽东阳谋之记的刘宾雁跌落到社会的底层，带着右派分子的帽子开始了长达13年的平民生活。

    从山西、山东，到河南、河北，真正的平民感情在这里产生了出来。於是有了发行100多万册的“人妖之间”，有了8000多封读者来信，有了更多的忧虑和作品。他发觉得共产党的成员有两个源头：一是有一点文化的理想主义者，如邓拓、胡耀邦，他们肯学习，勤思考，富於人道主义精神。还有一个源头则是从农村出来的王震式的人物，就像《芙蓉镇》中的二流子。他们为个人翻身参加革命，抢来的东西花光了之后就再去“共产”。反人道的传统在中国共产党内一直很强大，主要体现在这些流氓无产者身上。他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特点与东欧不同，那里共产党领导人有城市生活的经验和工人运动的经历，较好的文化背景，而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具有农村的封建、闭塞、黑暗，不把人的生命和尊严看作一回事。

    这样的党，这个党执政的国家，够宾雁先生焦虑的了。一九八八年出国的时候，他还给自己提出了两个课题，一个是弄清马克思倒底错在哪里？还有一个是研究苏联东欧的经验，十年后他说“看来这两个任务都没有完成”。完成这些课题谈何容易？你看，宾雁苦恼的是，现在观察分析中国问题没有了方法，一些基本的范畴例如“阶级”、“剥削”、“压迫”、“革命”都被放弃，“后果很可怕”。对苏联十月革命，中国四九年的革命，“是不是这两个革命本身全部错了，值得思索”。这些本属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国家级”研究课题， 作家宾雁先生偏偏要去尝试。


3，先生身上那几分不改的“童真”

    挚友日前在电话中说起宾雁先生身上有几分不改的“童真”。真的，有时他对天下大事的思虑显得那么天真，乐观得让人惊讶。最有名的就是1989年六四事件后宾雁先生断言李鹏不出两年就要下台，实际的结果是李鹏在台上硬是呆了十多年。有些人以此为笑柄。我在访谈中问先生：“这究竟是您在个别事件判断上的一种失误，还是因为中国包括中共本身的情形发生了新的难以预测的变动？”宾雁先生承认，“现在反省起来，自己对中国社会的认识还是不够的。” 过於乐观是因为过於自信，认为自己瞭解共产党，瞭解中国社会。可是没有估计到俄国和东欧的变化之后发生的混乱和经济困难“把中国人给吓住了”。还有一个没有想到的就是，中国社会会一下子为了发财而如此狂热，全国一片下海经商，“我对人民的这一面估计不够”。

    其实，宾雁先生的这种乐观式的“大话”不止这一次。1995年在《北京之春》召开的“国民有权返回家园”讨论会上，宾雁先生说，他原来比较着急回去，现在倒反而庆幸自己没有早回去，否则大陆当局派几十个人监视，哪就什么事情也作不了，相反在美国还有事情可做。至於究竟什么时候可以回去呢？略有城府的名人绝对不会直接回答这样的问题，可是，宾雁先生还是那样认真地说，他相信“最晚到一九九六年总能回去，如果北京回不了的话，至少可以回到云南或广西去”。


4，悲观是长久的，深藏的

    对宾雁先生来说，乐观是暂时的，表面的；悲观纔是长久的，深藏的。多年来中国大地上的贪污腐化，城市工潮，农民抗暴，粮食危机，时时萦绕在他心头.在他的文章中，读者总可以看到一种浓郁的悲观色彩，对大陆乱局的描绘，对苏联东欧变动的负面意义的渲染。我告诉先生，从大陆回来的许多人说，这么多年来民众的实际生活水平似乎还是有所提高的。先生回答，有明显提高的在城市里不过占三分之一，贫困户大约也有三分之一：“海外回去的人接触到的往往是中上层和知识分子，而我们需要准确瞭解下层民众的现状”。要说宾雁先生是中国下层民众的代言人，并不过分。

    宾雁先生曾经高度评价过前苏联和东欧巨大变革对中国的示范作用，但是后来又说这种正面作用变成了一种“负面力量”。我不敢苟同。我问先生，对苏东经济上的困难和负面作用，“是否也有被夸大的成分”？先生还是认为“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一点”。他从苏联的卢布与美元比价的变动推出，民众损失是“倾家荡产”。因此，他指出：“以为市场经济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不对。”

    宾雁先生甚至对民主制度是否能够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也表示疑问。1999年3月20日至22日，欧洲中国学社主办的“中国的制度改革与文化重建”国际学术讨论会在美丽的西班牙南部小城丹尼尔（Danile）召开.来自美国的我们这一批人，包括宾雁先生一起到达西班牙与会。对中国改革的检讨是这次会议首先开始的话题.我记得，宾雁先生在发言中向大家展示的是他心目中关於中国的一幅沉重的画面。他提出的一个尖锐问题是，民主能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经过二十年改革的中国离开民主是更加近了还是更远了？他认为中国的民众长期以来被排除在改革进程之外，毛泽东从左的方面，邓小平从右的方面破坏了对中国人的人性，其结果是中国官僚总体性的腐败与人的群众性堕落。这已经成为中国民主化的致命障碍，也不是西方民主制度所能够治疗的毛病。宾雁先生因而提出，民主不能解决社会问题，在中国尤其如此；即使中国实施资本主义了，实行民主了又会怎样？当然没有民主，问题更加难以解决。有趣的是，更为年长的苏绍智先生针对宾雁似乎“悲观”的论点指出，在整个世界的转型中一定会有很多问题发生，但是不要悲观，他不相信人类社会会从此灭亡，民主制度不会没有前途——民主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原先的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根本点还是民主问题.


5，中国知识者“良心”的道德要求

    许多人喜欢说宾雁先生是“中国的良心”，从本意上理解，良心是一个道德层面的范畴。作为中国知识者的“良心”的刘宾雁，在人们普遍的印象中，确实比较重视个人的品质，肯定人的敬业、奉献精神；在海外也对民运人士个人素质上的缺陷有所批评.我曾经和先生讨论过社会制度性的规范与个人原始品质的关系.先生认为有一个比道德品质宽阔得多的严重问题是，中国当前没有多少人认为自己对这个社会、世界有什么责任。宾雁先生对唯道德主义其实非常反感，他只不过忧虑着人民自身的道德进步而已——人民也会有堕落的一面。

    先生告诉我，在国内，在党内他向来被认为是一个散漫的资产阶级自由份子；但是在海外却被说成了一个道学家。“为什么有人不喜欢我？其实我对他们幷没有太多干涉，顶多批评一两句，就不得了了。更重要的是你这个人如果比较正派，即使不说，有人也会讨厌你，因为你的存在对他是一个威胁，你的认真无形中指责了他的不认真。”所以，宾雁先生认为，人的精神状态，新的人与人关系的建立，人的精神的净化非常重要，在海外中国人中也是这样，否则，那真是“民运的悲哀”了。

    宾雁先生焦虑着中国共产党专制政府的罪恶，也焦虑这个政府统治下的人民的缺点，包括海外民运队伍中的问题.西班牙会议结束，与会者照例各奔东西，不知什么原因，我领受的一个任务是陪同刘先生回美国。回美国的飞机从马德里起飞，而从丹尼尔到马德里还需要经过一个叫做Alicante城市坐火车才能到达.火车整整走了3个多小时，一路上都是先生在说，谈兴很高。本来我想这倒是一个向他请教多年前存在我脑海中的关於报告文学与通讯报道异同问题的机会，可是先生对我的问题却显得没有太大的兴趣。而他谈的内容又出乎我的意外，大多是对周围一些人的批评.他说了一路，我听了一路。毫无顾忌的评论对象还包括一些“名人”，一些常在他身前身后晃来晃去的人物。倘若说的是理论分歧，观念争议，倒也罢了，偏偏谈得很多的是一些个人私德品行。也许先生觉得旅途上的闲聊不像接受採访那么正式，所以就更加“自由主义”了一些。不过仔细想想，我相信先生说的内容是真实的——这不是写小说，而是说新闻；或许宾雁先生已经向被批评者当面指出过.在马德里，我们住在一家名叫Francic 旅馆，一起逛街拍照，在初春阳光照耀的街头悠哉游哉品尝啤酒，欣赏这个欧洲古城的种种景色。

    如果说他对朋友们的批评是“怒其不争”的话，那么，对那些口口声声称自己为“自由知识分子”的“精英”们离反民主的政权越来越近，离人民大众越来越远的行为的斥责简直就是一种战斗.多年来，对於中国“知识精英”在民主运动中的“退却”与“背叛”，对於他们“告别革命”、“回归古典”的主张，宾雁先生提出过十分尖锐的批评.在我的访谈中他严词抨击道：“有那么一些名流，一方面不放弃共产党给的一些恩宠，另外又要暗示自己是持异议人士，实际上在用不同的语言为官方说话。” 在西班牙会议上先生又大声提醒人们不要忽视“在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以非官方力量的姿态在维护现状和敌视民主运动方面所起的作用”。真是精彩之极！


6，愿焦虑者解脱一切焦虑

    我本来就不善交际，前两三年时间与许多朋友失却联络，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宾雁先生患病。今年年初《流亡者访谈录》出版，我给宾雁老师寄去一本，试着打过一次电话。我知道对於病患来说，充分的休息时间比接受四面八方的电讯问候更为重要。

    北明女士告诉我朋友们为宾雁先生祝寿的计划，我虽然历来不太赞成为名人祝寿，却又参与了一丁点.在我一听到《不死的流亡者》的时候，直觉告诉我这个书名太不吉利；为长者祝寿，按照中国传统，连得提一个“死”字都属忌讳，怎么可以将其写成文字，命为书名，且以此书作为寿礼？我一点不怀疑提出这个想法并付诸实现的朋友出於一片好心，可是縂觉得有些遗憾，这些好心朋友大约都不是“童言无忌”的年龄了吧！后来看到祝寿活动搞得像模像样，宾雁先生神色很好，而且在《世界日报》聪明能干的曾慧燕女士关於祝寿活动的长篇报道中，似乎有意回避了这个题目，也就放下心来。日前我还问了参加寿宴的胡平，当时宾雁先生对这个书名有没有觉得什么不舒服的表示？胡平说看不出来。想来先生也知道别人是一片好意，至於心中是否有什么别的感受不好说，也就不知道了。事情已经过去，但愿这个书名没有给重病在身的宾雁先生任何附加的焦虑.还有两件事情我想提及。《北京之春》有多个编辑顾问，他们对这个刊物都投以各自形式不同的关怀，不过，只有刘宾雁一个，多次在电话中与我专门讨论减少刊物上的错别字，还曾经要求亲自校对他在《北京之春》上发表的稿件。这样的顾问，到哪里再去找啊？

    另外一件是，那一年先生告诉我，他决定写一本中国人最需要的书，“以答谢国内人民多年来对我的厚爱”。我也不知道这本书后来写出来没有，叫什么书名，在哪里出版。

    宾雁先生已经去世了，这位几乎天天焦虑着什么的人，理应可以解脱一切焦虑，轻松地行走在另外一个世界上了。

    可是，我又担心，本来不需要再焦虑什么的宾雁先生，还在焦虑着这个凡人世界的一切，继续关怀着故国同胞——河南卖血的农民，深圳受伤的工人，四川南下的妇女，江西失学的儿童。

    一个英灵在天际游荡，他还是那样紧锁双眉，凝视着神州大地？

    唉！安息吧，宾雁老师，那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