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陈希同到陈良宇

（广州）巩胜利


    最近中国总理温家宝出访欧洲前夕在中南海紫光阁接受芬兰《赫尔辛基新闻报》、英国路透社等五家欧洲媒体联合采访时，回答了中国政制、选举、民主与法制涉及57年以来没人能回答的一些至关重要的中国制度问题。在问及中国社会制度时，温家宝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从20世纪末广东湛江市市委书记引发中国党政团体腐败第一案，到广西自治区以成克杰为首的团体腐败，到浙江宁波市市委书记、副省长许运鸿为首的党政团体腐败几乎全军覆没，再到21世纪初黑龙江省政协主席韩桂芝为首制造该省省属机关及12个地级市、县130多个“一把手”腐败团体，都是中国一直无法解决的国家与社会的制度性问题。这种体制至今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没有任何中国“公民”可以参与玩监督的任何游戏。


一、风雷10年：陈良宇像陈希同一样下马

    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像陈希同一样被拉下马，这不过是中国新一论反腐败才刚刚拉开的序幕，是中国社会体制中党在一切之上，没有制衡的必然结果。

    陈良宇与陈希同几乎是同一高位，同为中共最高政治局委员，同为中共北京和上海的“第一把手”，却有着相同的腐败结局，相差整整十年。请所有的人放一千个心的是：在中国2000多万在位党政干部近30年中，从来没有发生过一例腐败冤枉的案例（中国通常的伦理是“宁可信其无，不可信其有”，法律的实践是“疑罪从无”），却有万万千千的腐败官员逃之夭夭，像造成国家电力超过300多亿人民币不翼而飞的高严，事发5年至今也没有任何所以然结果。

    2006年9月21日《南方周末》报道，地处湖南省郴州市、中共郴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被湖南省纪委专案组“控制”。当日下午4时许，分别从两个地方，这位中共郴州市纪委书记和他的妻子、司机被中共湖南省纪委派出的9个人用5辆车带走。这为中国更高层的陈良宇提前预演了一场历史活报剧。


二、一把手贪腐体制使得贪官前赴后继

    湖南省郴州市继原市委书记李大伦被证实与妻子陈立华共同受贿，涉案金额1325万元，其夫妇二人现金和存款高达5100多万元。原郴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樊甲生大发“矿难新闻灭火队”腐败受贿财，总涉案金额高达1000多万元；副市长雷渊利受贿949.5万元、贪污18.74万元，总额近1000万元腐败之后，被挖出的又一重要的贪官——中共郴州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曾锦春。与郴州市其它腐败高官不同的是：自9月19日傍晚，郴州市庆贺曾锦春倒台的鞭炮响了10余分钟，到20日间，曾锦春被抓的消息已使郴州“举城狂欢”。20时30分左右，《南方周末》记者听闻郴州市区鞭炮声此起彼伏，有些地方的天空已被烟花的火光映红。曾经向湖南省委书记状告曾锦春的郴州市宜章县农民黄元勋更是致电《南方周末》记者称：“县城里欢庆的人流、车流塞满街道，许多人‘要放通宵烟花庆贺’。在郴州街头，庆贺人流还打出象当年粉碎”四人帮“那样、横幅上写着：”感谢党中央为郴州人民除害！‘。“

    说来也怪，自从郴州官场暴出震惊中外的“肖鹏金被杀事件”、“嘉禾拆迁案”、 “全国第一公积金案”等浮出水面，市委书记李大伦被“双轨”、宣传部长樊甲生被查出、副市长雷渊利被绳之以法等，都没有这样“举城狂欢”“欢天喜地”过，而唯独中共郴州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曾锦春“被双规”，却像是换了一个“解放区的天”。这有450多万人口（比新加坡国人口还多1/3）、辖有11个县、区的地级郴州市，是否有更深、中国地方亡党亡政“改换天地”的民心渴望、或是另外的什么意义？

    李大伦书记夫妇二人处查到现金与存款总数达5100多万元，相当于中国2006年高收入阶层——年收入30万元的家庭150多年才能够挣得的收入。李大伦祇在郴州工作了7个年头，这种财富堆积和暴增速度让所有贪官前赴后继、不怕被杀头。

    这种“一把手”领导的贪污腐败是中国的特色。在“一把手”李大伦一手遮天的领导下，郴州市已经腐烂到亡党、亡政的严重地步，实际上已经查出原郴州市国土矿山管理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杨秀善等已经有158名党、政官员和企业老板都和李大伦案有关。这是在原市委书记李大伦于2006年6月1日被湖南省纪委正式“双规”调查发生后的又一大奇迹。当时，湖南省一主要领导人就在李大伦案的报告上沉重批示：“天理不容，彻查！彻查！”


三、共产党贪官把权力玩到极至

    中国执政党57年至今，没有任何法律程序让中国公民批评和改革中共党的行为决策，至今体制黑洞重重，使得没有金钱的权力发挥使用到极至。做为中共权力机构的宣传部，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的钱是从重庆广播电视局同伙那里“批权”来的，广州市委宣传部长黎元江是从《广州日报》那里拿来的，成都市委宣传部长高勇的钱是原来任证券监督官时“批权”来的，郴州市委宣传部长樊甲生弄钱方式最精彩，靠“矿难新闻灭火队队长”收取矿主们的钱财；中共郴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也更精彩，靠卖“中共郴市纪律检察委员会”制发的一块“优化经济环境联系单位”的铜牌匾，一块就卖40万元，一次收入超1000万元。

    陈良宇及湖南省中共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中共郴州市委纪委书记曾锦春、中共郴州市委、中共宣传部长樊甲生等故事，正应验了温家宝总理“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我们在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还要继续推进包括选拔干部和选举制度在内的政治体制改革”。但新中国至今的57年，中国依然不能实践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一直还没有实践“民主与法制”国家的可能，而要等到从村到乡、到县、到省、最后国家之后才能“人民当家作主”，这让人想起毛泽东当初解放全中国，没有经过村、乡、县、省等，不也一样领导了全中国吗？还有今日的伊拉克、阿富汗及巴勒斯坦等的民主选举，难道中国人“当家做主人”、“民主与法制”的环境连今日伊拉克、阿富汗、巴勒斯坦等都不如？还有，自从新中国1949年10月1日至今、57年都没能建立起一个“民主与法制”的国家，难道还要再等另外一个57年、100年之后，才能建立起一个“民主与法制”的国家？？中国共产党历经85年浴血奋战、至今没也有建立起一个“民主与法制”的国家，是不是因为“制度不好，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还是别的什么？然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跃进”、十数次“路线斗争”等是不是中国“坏人”、坏制度“走向反面”的历史标志？为什么57年至今的中国依然距“民主与法制”依然是遥遥无期、遥不可及？中国何时才能有温家宝总理所说的“好体制”、让“人民当家作主人”？

    陈希同走了，陈良宇也无情地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在中国，千千万万颗“腐败”的种子，有了体制内国家体制内的生态环境“温度”和“水份”，就会开花结果。若断绝了“水份”和“温度”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元素，任何“种子”都根本不可能发芽、生长和开花、结果。中国共产党如此伟大、如此延绵至今、生生不熄的腐败大业，也祇有在腐败制度结束之后才会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