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彻底的觉醒者林牧先生

王 丹


    1994年我到西安，与那里的杨海，吴双印，张鉴康等朋友讨论如何从1989年后的民主运动低潮中重新振作，并专程去拜访了林牧先生。那时林牧先生仍然住在省委大院里面，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有趣画面：我们的车后面是陕西公安厅的便衣警察的车队，长驱直入中共的机关重地。到了林老家，我提到这种“景致”，林老仰天大笑。

    那种豪爽的朗笑，至今仍旧是我回忆到林老的时候的第一画面。转眼，12年过去了。

    12年来，除去我坐牢的3年多时间，我陆陆续续地跟林老保持一些联络.老实说，联络并不是十分密切。个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的下意识中从来没有怀疑过一件事情，那就是以林老的身体状况和乐观精神，我一定可以有机会再次与他会面，再次共同探讨中国的前途。现在想起来当然是无尽的后悔，悔不该跟他有更多的电话交流。

    还有一件事是想起来很对不起林老的。若干年前林老专门发来电子邮件，提到国内很多朋友面临经济困难，但是很少得到海外的经济帮助。他要我利用在海外的便利，在帮助国内朋友的方面多做一些事情。看到他对海外一些民运力量的失望，我感到非常惶恐。后来我跟一些朋友商量成立“青年人权奖”，林老的嘱托就是最大的动力。但是我们的努力离林老对我的嘱托，显然还有相当大的距离，现在林老已经离开我们，想尽力弥补都已经来不及，这让我很愧疚。

    20世纪初期，中国人民饱受贫穷、战乱、天灾、饥荒、瘟疫和社会不公的苦难，志士仁人为寻求救国救民的出路而探索和奋斗，西方各种思潮传入中国，其中的一些人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联模式，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经过一场时断时续的内战，夺取了中国政权，在中国开展社会主义革命。今天回顾这段历史过程，很容易看到共产主义学说的不现实和共产主义革命的灾难性。但是，对于当年出于正义感急于拯救苦难深重的国家黎民的年轻人而言，这不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共产主义学说的彻底性和共产党人的激进性，吸引他们参予了共产主义革命。然而这场革命并没有如共产党人许愿的给中国和人民带来幸福，而是更加深重的灾难.特别是一场场人为的政治迫害，最后竟吞噬了多数当年参加革命的共产党人！到70年代中期，这场革命的灾难性甚至连当时的资深共产党领导都看到了；共产党人面临选择！

    邓小平选择了改革开放，但是仅仅搞经济改革和发展，继续维护共产党的政治利益和统治，所有的纠正失误和改革开放都是为延续共产党一党执政，并以此为政治底线和政策取舍原则.一些当年年轻的共产党人与邓小平不同；他们希望共产党彻底纠正失误，永远不搞政治迫害；他们的原则是中国人民的幸福。因此，他们希望改革开放是全面的改革开放包括政治改革开放。整个80年代，他们在共产党的体制中艰苦地与左派和邓派相持和斗争，付出沉重的心灵代价.1989年的镇压使得他们认识到，在共产党的体制中根本不可能有他们希望的彻底纠正失误和全面改革开放，政治镇压还会再现.此刻他们放弃了幻想，与共产党体制决裂。林牧先生就是他们之中的杰出代表！

    在这些觉醒者中，林牧先生又是最彻底的一位。说他彻底，是因为他不仅离开了中共，而且直接站到了中共的对立面。他对中共的觉悟不仅仅是幻灭，更是重新树立理想的过程。1997年7月27日，已经做好为了中国民主化事业献身的准备的林老，提前立下了自己的政治遗嘱。这份遗嘱，就是他的觉醒的彻底性的最佳证明。在遗嘱中，林老直接将中共的国家机器称之为“法西斯”，说明他已经看穿了中共的极权本质并没有因为所谓的“经济改革”而改变。他表示：“由于我感到在国内和国外相当多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中（包括西方大国）尊重人、保护人、维护人权、伸张正义的人文精神失落了；苟且偷生、屈辱求活，不敢理直气壮地争取自己的合法权利的人；为了眼前的商业利益不惜牺牲人权、民主、自由的国际公法和人类道义而迁就残害人民的专制政府的人，至少暂时是增加了。我希望用我的生命和鲜血来激励那些保留着人类良知的人：发扬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可杀不可辱“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优良传统；发扬西方启蒙运动中”不自由毋宁死“和”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高贵精神。用这种精神来推动中国的和平的全面改革，保障中国人的基本人权和各项政治、经济、文化权利。”

    今天我们回顾这段令人热血沸腾的誓言，仿佛看到林老精神的立体雕像。他是一个真正用生命去体验自己理想的人，他在晚年仍旧维持着理想的青春，这是极为难能可贵的事情。我们怀念林老，就应当突出他的这种彻底觉醒的精神，放弃对中共的任何幻想。

    （2006.1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