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高智晟在一起——用微笑来面对那些制造恐惧的人
(北京)滕彪
早晨,王怡夫妇和余杰夫妇发来祝福的短信,才知道今天是感恩节。这个严酷的世界上有一些温暖的朋友,足以让我们心怀感激。
下午,和高智晟律师、许志永博士去范亚峰家里聊天。范亚峰博士带领高智晟律师作了决志祷告:“我愿意一生一世为荣耀主而活,我愿意为中国的爱与公义而征战”。
几年来,高智晟为弱势群体伸张正义、为狱中的维权人士呐喊、为受酷刑折磨的法轮功信仰者辩护、为受迫害的基督徒辩护、为政治犯和良心犯辩护,凭着知识、良心和过人的勇气,他成为大陆最著名的维权律师和人权斗士之一。他在蔡卓华案、郑贻春案、许万平案、朱久虎案以及太石村事件中的精彩表现都给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从来不对法官、检察官、局长、各种官长点头哈腰,摇尾乞怜。他成为基督徒,恐怕也是中国维权运动中一个不大不小的精神事件。
几年来,面对法轮功学员遭受极其严酷的迫害,包括我在内的绝大多数大陆知识分子保持了可耻的沉默。虽然我在几篇文章里提到了法轮功的遭遇,但还没有一篇文章专门为他们的苦难而作。据我所知,除了高智晟之外,大陆还有几个作家、学者公开为法轮功说话;但高律师无疑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与其说他为我们挽回了面子,不如说他让我们在继续沉默的时候更觉得羞耻。
良知、真诚和勇气还不是高智晟的全部可贵之处。他热情、幽默和乐观,朋友们和他在一起绝不会感到乏味。我们这个体制培养了太多无趣的人,我甚至觉得做一个无趣的人还不如做一个坏分子。焦国标先生要做“阳光中国的阳光男孩”,好可爱。而高智晟在中国还没有成为阳光中国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阳光男孩了。在陕西一起做调查的时候,他总是能给我们带来欢笑,他模仿刘宝瑞讲“珍珠翡翠白玉汤”,惟妙惟肖。他学《马大帅》中的人物,管我叫“彪、彪、彪哥”,逗得我们乐不可支。那次从靖边看守所出来,我们四个人被十余个武警团团围住的时候,高律师和我们一起面不改色,笑着跟他们讲理。老高跟我们感慨,对付四个西装革履的律师尚且如此恐怖,可以想见当地人民哪里会有什么安全感?
在今日中国的后极权主义恐怖之下,高智晟,以及他的相识或不相识的朋友们,正在用微笑来面对那些制造恐惧的人。
高智晟的律师事务所最近遭到北京司法当局的整肃,他的律师执业权利受到威胁;而且从10月20日起,他的人身自由就被无理限制,北京市安全局、北京市公安局的20名左右的便衣、开始寸步不离地跟踪他,每天10多辆车在他家周围进行监视。对这些在寒冷的冬日里监视他的便衣,他在文章中写道:“每当早上起床后透过窗户,看到他们一个个不停地在原地蹦跳以驱离寒冷的场面,我和夫人的心理都感到很难受,今天早晨我和夫人还商量着如何解决这群年轻人白天的热水饮用问题。”他果真给这些人送去开水,而且绝非出于羞辱,的确是出于对这些年轻人的关心。这些便衣的反应是立刻背过脸去。他多次跟我说,这些专制的执行人,同样也是专制的受害者啊。凭着这种对制度的透彻判断和对人性的悲悯情怀,他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在我们聊天的过程中,来自美国、香港、澳大利亚、法国的普通民众打来电话对他表示支持和敬意,来自中国各地的公民纷纷表示声援和问候;几个上了年纪的北京市民说正在他家门口等着,非要见他一面不可。
便衣一直跟到楼上,他们以这种方式时刻提醒我们,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处在他们的掌控之中。那天从饭馆出来,那些人躲在车里对着我们摄像;那意思是说,谁和高智晟在一起,他们都很清楚。可我们也很清楚你们清楚。一个几乎没有任何制约的安全部门还有什么不清楚,你们清楚到师涛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发了一封什么邮件;你们清楚到明明知道会引起国际国内的抗议仍然要给他判处十年徒刑。我们也是想让你们知道,我就是要和他在一起,为他的自由而战。我还要故意走到你的面前,让你知道我的内心没有一丝恐惧。在山东临沂,我们被跟踪的时候,我就跟他们搭茬,跟他们说笑,还给他们递名片;而他们也不好意思总躲在角落里心虚的张望,也不好意思一会儿装作买水,一会儿装作买报纸。
从亚峰家出来,高律师开车送我。那辆“津AX6865”和另外两辆无牌照的轿车紧紧跟上。让我意外的是,在行到大钟寺的时候,那辆“津AX6865”猛然撞了我们一下,恶意追尾!这是几天来高律师的车第二次被挤撞了。我们下了车,那个司机站在那里若无其事,目光充满挑衅。典型的极权主义凶徒的形象,是那种文革培养出来的阴谋深不可测的样子。由于高律师要赶时间接孩子,我们什么也没说,衹对他平静地一笑了之。我说,你不要送我了,我先陪你接孩子回家。高律师说,你看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一些人可以公开开着无牌车满街跑,一些人可以公开地制造交通事故。我想起了余杰在《天安门之子》的序中所记述的警察的谈话:看来制造事故让异议人士人间蒸发是当权者多么渴望的事情。
这次追尾仅仅是他们向高律师挑衅的一个小插曲。一个与人性为敌的制度不断地在生活中制造这些羞辱:公开的谎言、暗箱的选举、私刑的滥用、电话的监听、敏感词的过滤。我曾在一份关于游行的行政复议申请书中写到:“公民不能被政府认为是一些不懂事的孩子,我们是自治的公民,探索自由的中国公民。”难道政府是不懂事的孩子?
他们想制造仇恨,可我们对他们衹有同情;他们想制造恐惧,可我们并不害怕;他们想羞辱我们,我们回之以微笑;他们想让我们疯狂,可我们坚守理性。高律师开车每到转弯之前都早早地打开转向灯,防止他们反应不及;高律师理解他们在执行命令,也有自己的难处;高律师还说,他不仅要为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基督徒和所有孤苦无助的人祷告,还要为那些施加酷刑的凶手、参与罪恶的法官和监视他的那些安全局便衣来祷告。
他的女儿显然感受到了某种不安。在一下午的手工课上,她给爸爸了一个苹果形状的护身符。我说你给它起名字了吗?她说还没有。我说,那就叫“平平”吧,苹果的苹和平安的平谐音,希望你爸爸平平安安。老高高兴坏了,马上把“平平”挂在车里。
一进他家的小区,就有三辆车,有个中年男子一看见我们,马上用对讲机跟什么人说,回来了!再往里门前又有两三辆;楼侧面,有一辆广东车牌的,也是;老高说,在楼背后,晚上还有两辆;加上尾随我们的三辆,监视高智晟的至少有12辆轿车。老高不衹心疼那些受冻的便衣,他还心疼纳税人的钱。后来老高送我到公交车站,两个年轻人鬼鬼祟祟地尾随,用对讲机不停地向上汇报。高智晟感慨又来了:“同样是30多岁的年轻人——”,我马上用赵本山小品里的腔调接一句,“怎么做人的差距就那么大呢?”相视大笑。
在回去的路上我就在想,和高智晟在一起的这个感恩节的下午,到底意味着什么?又想起郭飞雄最近传出来的一句话,坐牢的感觉不错。想起被软禁的盲人陈光诚的笑声。想起《肖申克的救赎》里主人公安迪的微笑。想起蔡卓华的母亲那平静而坚毅的深情。想起在坡上村教会第一次听到人们背诵《诗篇》时我的感动:“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
监禁和死亡尚不能使我们惧怕,警车便衣、秘密调查、恐吓电话、故意撞车、停业通知等制造恐惧的手段岂不是徒劳?
我们没有仇恨、我们没有敌人;因为爱与自由在我们心中。
让我们用微笑来面对那些制造恐惧的人。与其说微笑可以驱逐我们的恐惧,毋宁说,微笑可以帮助他们克服恐惧。
(2005-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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