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点》停刊：中国新闻专制又一公案

公  月
    

    2006年1月25日，星期三，正当神州大地的家家户户准备喜庆中国传统节日春节来临的时候，一份深受老百姓喜爱的《中国青年报》的每周专刊《冰点》，被中国当局勒令停刊。这是长期以来鼓吹“和谐社会”的共产党执政者制造的重大“社会不和谐”事件；是继中国新闻界不同程度地尝试新闻自由的报刊《南方周末》、《南风窗》、《南方都市报》、《经济观察报》、《河南商报》、《深圳法制报》、《百姓》杂志以及最近的《新京报》受到不同方式的整肃之后，中国当代新闻专制的又一恶性案例。消息传来，知识界大哗，《冰点》主编李大同发表公开声明，广大读者群通过不同方式表达了抗议的声音。


《冰点》十年——老百姓读者最爱

    《冰点》创刊于1995年，至今已有10年，共出版了500多期。它原是中国共青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报》的每周专版，逢周三出版，每期以整版的规模深度报道社会现实，抨击时弊，因而深受读者喜爱。《冰点》擅长以软性的语言讲“平民故事”：北京城最后几个背粪桶的工人，湖南大山里含辛茹苦供孩子上学的五叔五婶，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美军飞虎队烈士遗孤——都是一些平凡普通人在时代变迁中的曲折命运。除开平民故事，《冰点》也以“硬”的态度直面当今社会的热点问题：大专辩论赛的是非，中国语文教育的困惑，美国电影《拯救大兵瑞恩》引发的道德争议等等。2000年前后，《冰点》对时代的反应更具指向性，从反思“普遍问题”过渡到直击新闻事件。大陆民众中流传的一种说法是，其它报纸都比不上《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报》的其他版面都比不上《冰点》。2004年《冰点》扩大到四个版面，成为附属与《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之后可谓好戏连台，宏文竟出；文章的触点深入社会的各个层面，富有棱角，不时地给人们带来意外的惊喜。在知识分子的聚会上，《冰点》的文章常常成为谈论的重要话题，许多党政团干部，也是《冰点》每期必看的忠实读者。有人称“冰点”是《中国青年报》的王牌栏目，也是中央级大报中惟一值得阅读的版面。因为《冰点》真实反映了社会的现实与变迁，大胆抨击虚假及丑恶，其文章被各地报刊竞相转载，有的还被拍成电视专题片，出版社将其内容精选成书，被多所大学的新闻系列为必读参考书。在历年《中国青年报》进行的读者调查中，《冰点》是阅读率最高、读者最喜爱的版面。《冰点》不仅是是全国记者协会评出的“中国新闻名栏目”，甚至还曾经是中宣部评定的“中央主要新闻媒介名栏目”。

    不过，《冰点》面向平民百姓的作风以及对新闻自由的追求是与专制政体本质上格格不入的，于是它长期来成了当局的眼中钉。据《冰点》主编李大同回忆，有一年，一篇影响巨大的冰点报道文章曾经遭致某中共省委的强烈反弹，该省省委第一书记亲自签发了向党中央三个主要部门状告《冰点》的报告。虽然在一些开明领导人的保护下《冰点》躲过了几多难关，但是今天躲不过了。终于，2006年1月24日下午，《中国青年报》编委以上的干部全被叫到团中央，听取宣布《冰点》周刊停刊整顿的决定。全国各大报社也收到中宣部通知，不准就此事作任何报道和评论。


停刊的导火线：关于历史教科书的文章

    根据团中央的指令，导致《冰点》停刊的直接原因是在两个星期之前，即1月11日周刊发表的中山大学袁伟时教授的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极力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罪行翻案，严重违背历史事实，严重违背新闻宣传纪律，严重伤害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严重损害中国青年报的形像，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中央有关部门提出了严肃批评。”

    现年74岁的袁伟时教授所撰“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曾经在2002年发表于网络，当时有很多人传阅。李大同在网上看到这篇文章后，跟作者联系，袁教授同意在《冰点》作为特稿重新发表。

    袁伟时的文章长达1万多字，题目为“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现代化与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基本上是对如何准确评价历史事件的学术讨论。作者就现用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对义和团事件的错误阐述提出，“我们的教科书在论述近代中国与外国和外国人的关系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自我反省的精神。”“我们的青少年还在继续吃狼奶！”——指的祇是中国的小公民继续在接受一种对国际关系的“非理性的鼓动”教育，受到不正确的意识形态毒害。

    作者重点讨论了“火烧圆明园是不是不可避免的”以及“义和团是爱国壮举还是摧残文明和反人道的罪行”两个问题。对第一个问题，作者在分析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起因和战争过程的大量史料之后指出，面对咄咄逼人的国际强敌，作为弱势的大清帝国一方，当时明智的选择是严格执行现有条约，避免正面冲突，争取时间，改革和发展自己。而事实上，当时的清政府和地方士绅完全被极端愚昧的情绪支配，在小事上制造违约蠢行，结果酿成大祸。如果清政府决策层和有关的地方督抚不是那么愚昧，这场灾祸是可以避免的。

    对第二个问题，作者认为现行历史教科书“没有只字提及义和团敌视现代文明和盲目排斥外国人以及外来文化的极端愚昧的行为”：“没有谴责清政府高级官员及义和团乱杀无辜，烧杀抢掠的野蛮、残忍的罪行”：“对慈禧的专制淫威惹来滔天大祸竟只字不提”。作者认为，没有慈禧的愚昧至极的专制统治，就不会发生义和团事件那么巨大的国家灾难。

    作者还提到香港的历史教科书对义和团事件和八国联军评述比较全面，既谴责义和团“大肆排外，杀教士、教民，连藏洋书、戴眼镜的人都不放过，且到处破坏，烧教堂、拆电线、毁铁路”；也指出“当时联军纪律极坏，任意焚掠屠杀，其中以俄、德两国军队及英国的印度兵最为残暴。”教科书细致分析了义和团产生的背景，全面论述了辛丑条约的内容及它对当时和日后中国的深远影响。

    作者还将日本右翼势力编纂历史教科书掩盖历史真相，否认日本政府犯下的侵略罪行与中国的教科书事件做了对比，认为日本人中缺乏忏悔意识，死不认罪的现象，在中国也有类似的问题。不过，日本仅2001年新编的教科书就有八套，由各校自由选用；选用日本右翼编的教科书的学校祇有0.039％。而在中国，学校祇能在基本观点完全一致的两套书中择其一。

    袁教授文章的最后的立论是“走出把革命粗鄙化的文化心态”。他提出，被侮辱被损害的屈辱给中国人构筑了新的思想牢笼，突出地表现在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因为“洋鬼子”是侵略者，在中外矛盾中中国必对；反列强、反洋人就是爱国。作者提出应该引导中国人往理性、宽容的道路上走，以利于各国人民和各种文化和谐共处。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代，培育理性的有法治观念的现代公民。

    由此看来，袁教授对中学历史教科书提出批评大致是适当的。即使有不同意见，也可以继续讨论。据李大同回忆，文章上大样送总编辑审阅，总编辑不同意发，理由是教科书是国家行为，不能批评。李大同不同意，认为如果党史不好说，难道晚清史还不能讨论？袁先生的文章不过提供了一些史学界人所共知的史料和结论，颠覆了中学历史教科书的说法而已，但是《走向共和》这样的电视片颠覆得更彻底，不也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让亿万人民观看吗？李大同的这个理由说服了总编辑，终于同意略作删节发表。发表后不出所料，先是某部有一个通报批评，然后又有一帮编教科书的“专家”向中央领导写信告状，（却不出面公开辩论——这就是中国一批知识分子的丑陋面目）。不同的读者在不同的网站上，表现了泾渭分明的立场，比较知识化的网站网友大多支持袁先生；另外一些网友则用脏话骂袁先生是“汉奸”，是“帝国主义立场”。


深层原因：对《冰点》的总清算

    有新闻界人士指出，将袁伟时教授的文章说成是《冰点》停刊整顿的原因，祇是表面理由，实际上这是中国官场精心策画的结果，是蓄谋已久的扼杀，是当权者对《冰点》以往发表过的不入眼的文章的总清算。也可以说这是中国大地上一个弱小的追求新闻自由的群体与强大的新闻专制维护者之间搏斗的结果。这一点，看看《冰点》多年来的重大报道就清楚了。

    2005年6月1日，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日前夕，《冰点》刊发了《平型关战役与平型关大捷》一文，真实记录了面对民族危亡，国共两党两军密切合作、相互配合、浴血奋战的真实历史场景。《冰点》首次在主流媒体上客观真实地报道了国民党将士在这场战斗中牺牲数万人的战斗历程。这样一篇真实的历史描述遭到中宣部阅评组的蛮横批评，指责《冰点》的报道“美化国民党，贬低共产党”。

    在台湾国民党、亲民党负责人连战、宋楚瑜访问大陆结束之际，台湾作家龙应台女士在《冰点》发表长篇文章《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用丰富的材料客观真实地介绍了台湾几十年来的变化和发展，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篇文章也被中宣部某些人指责为“处处针对共产党”。

    2005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召开了胡耀邦诞辰90周年纪念会，曾庆红代表党中央讲话，中宣部的某些人却禁止媒体发表纪念胡耀邦的回忆文章，规定祇许发表新华社通稿，各媒体不允许有自选动作。12月7日，《冰点》刊发胡启立同志的长篇回忆文章《我心中的耀邦》，引起强烈反响，海内外中文媒体纷纷转载，无数网友发帖说被文章感动得热泪盈眶。中宣部则打电话到中国青年报社问罪，称报社违反了“没有自选动作”的规定。

    2005年11月30日《冰点》刊发记者调查，披露了武汉大学法学教授周叶中在学术著作中的剽窃行为。这位教授在《冰点》记者采访他时有恃无恐地扬言：晚上中宣部就要找你的！你们总编辑会找你的！报道刊发后，果然遭到了中宣部某些人气势汹汹的问罪。

    此外，开罪专制者的，还有关于山西省长治市市委书记吕日周的报道；关于SARS袭击中国的报道；关于“三峡工程”不同意见的报道。

    吕日周是中国官场的一个异类，他勤政爱民，不按传统的“官场规矩”出牌。他支持公开的舆论监督，并身体力行，因而被新闻界所关注。各种报纸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大量刊登关于吕日周的报道，但是在中央级媒介上没有丝毫动静，所有中央媒体心领神会地对吕日周统一保持沉默。在吕日周大刀阔斧地进行官场改革时，一位县委书记曾流着眼泪对他说：吕书记你这样做，是得了民心，失了官心！ 李大同认为吕日周对中国改革的意义要远远超过焦裕禄、孔繁森等等楷模，对他的这种沉默是中央主流媒介的耻辱。他请中青报大牌记者卢跃刚亲自出马，要求卢放开写，一个版不够就两个版。2002年10月9日、16日两天，《冰点》以两个版的规模报道了“吕日周在长治”。各大网站纷纷全文转载，网友跟贴无数。不过在中国报刊检察官的帐上也就又给《冰点》记了一笔，几乎在同一时间，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关于吕日周的报道就未能播出。

    2003年SARS袭击中国，全面暴露了中国行政体制、信息渠道、社区建设、城乡医疗卫生机制等方面的种种弊端。李大同认为这才是SARS报道的真正的价值所在。而中国媒介几乎条件反射般地将原本性质为灾难、反思性的报道，变脸为对医护人员的英雄颂歌。在一窝蜂的英雄赞歌中，真正需要关注的SARS患者们被忽略。他们因人为的信息闭塞，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患病，在长达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得不到任何救助。很多人因此死去，很多家庭祇剩孤儿。2003年5月14日，《冰点》刊发了“瘟疫警告人类”一文，概述了人类历史上危害极大的几次瘟疫的发生原因及应对措施。5月28日，《冰点》刊发了上海学者许纪霖上万字的反思文章“非典时刻的反思”，这篇文章后来被读者称为“非典反思文章中最独树一帜的”，但是又受到了有关部门的通报批评。6月18日，SARS危机已近尾声，按照常例又到了大规模表彰英模的时候，《冰点》刊出“生命备忘录”，详细记载了SARS猖獗期间北京两个普通家庭的悲惨命运：一户全家11人，8人感染，3人死亡；另一户父母双亡，祇留下一个上高中的儿子。他们之所以死亡，都是因为患轻微小病，进入毫无防护的人民医院求诊，感染SARS，又在很长时间里因局势失控得不到有效救治，最终死去。他们本不应该死。在采访中，本报记者从医护人员那里得知，他们曾被命令作假病历，向世界卫生组织隐瞒患病人数，“像萨达姆一样用救护车拉着SARS病人满街乱窜”，以躲避世界卫生组织的现场视察。在听到中央撤消北京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两个高官职务的消息时，有位医生告诉记者，他的眼泪一下就下来了。他说，再不撤掉他们，不知还要死多少人呢！“生命备忘录”发表之后，中央其他媒体的同行们纷纷感叹：“你们竟能刊出这样的报道”。一个大学新闻系主任对李大同说，“还是《中国青年报》！还是《冰点》！”事后记者被告知，很多医护人员将这篇报道复印几十份送给亲友；301医院的蒋彦永大夫第一个向世界披露了北京SARS疫情的真相，被民间称为“民族英雄”，老人家拿到这张《冰点》，一字一句地读完……

    中国政府决定实施的三峡工程，投资千亿，移民上百万；多年来在这一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泥沙卵石长期淤积的前景、防洪发电的真实效应、以及有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等问题上都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可惜在中国的专制制度下，所有反对派的声音都无法出现在主流媒介上。2003年6月，长江三峡二期工程结束，蓄水至海拔135米，主流媒体上又是一片赞美之辞。又是《冰点》，认为不能继续沉默，应该公开记录对三峡工程的反对意见。7月2日，《冰点》发表“三峡工程答疑录”。这是记者卢跃刚采访三峡工程顶级专家潘家铮的实录。事前李大同交待卢跃刚，尽可能将潘家铮能够回答的质疑尽数提出，尤其是黄万里先生的名字和否定性意见，否则这些置疑在主流媒介上永无出头之日。“答疑录”发表了。新浪、搜狐均在头条位置全文刊登。网友们的跟贴赞叹：好记者！好文章！卢跃刚接到不少国外读者的电话，告诉他，这是反对派的意见第一次如此完整地出现在中国的主流媒介上。

    在李大同和《冰点》同仁的心目中，他们的这些报道文章，仅仅是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体对公众、对国家、对历史、对未来承担的一份责任；而在专制者看来，他们是在向权力挑战，因此不容许他们存在。


中国新闻界可敬的战斗群

    今天，在中国新闻界的悲壮时刻，人们怀念被扼杀的《冰点》周刊，同时怀念编辑这份周刊的新闻战士。

    在《冰点》创立之初，其编辑成员祇是四五名成员的新闻“小作坊”，后来逐渐形成了一支优秀的队伍。其中有经过八九民主运动考验的“幸存者”， 还有一批三十岁上下的年轻记者编辑，他们是九十年代接受大学教育的精英，对新闻自由的价值有更深刻的体认，对外语和网络技术的掌握熟练，许多人既是“体制内”的媒体工作者，又在以网络为代表的民间舆论和公共空间中享有较高的声誉和影响力。

    《中国青年》和《冰点》与强权的抗争史并不短暂。人们不会忘记，在1989年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中，《中国青年报》成员曾经站在是要求新闻自由的第一线，连续发表了天安门广场现场报道。六四镇压后，李大同、卢跃刚等八九运动的参与者创办了“冰点周刊”，以打擦边球的方式延续着对新闻自由的不懈追求，与权势者进行了顽强不断的抗争，为充满屈辱的中国新闻史写下了壮烈的一节。

    20０４年5月，主管《中国青年报》的团中央常务书记赵勇在该报中层干部会上强调：谁要是不听话，随时可以滚蛋。言论一出，该报７０多位编辑记者联名写了给团中央书记处和周强书记的抗议信，引起海内外关注。卢跃刚就此事在网上发表的“给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赵勇的公开信”，披露了中青报和共青团高层互动的大量事实，成为中国新一代报人的宣言书。

    《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吹捧胡锦涛是“灯塔”的鼓吹个人崇拜的社论，编辑李方因而辞职。表示“希望工作在一个具有自由主义氛围的地方；如果我感到这种氛围正在消失而且不可逆转，那就离开。” .《冰点》的主要创办者李大同出身于干部家庭，文化革命中曾经是“黑帮子弟”和“北京盲流”，在内蒙古草原呆了11年，没有上过大学。1979年李大同进入《中国青年报》社，10年间从驻地方记者到编辑、部门主任，直到1995年创办《冰点》。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年11月出版了李大同所著《冰点故事》。其中表达了他的心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干部阶层享有的所谓‘特权’，主要是信息特权。”“那时高级干部的阅读物，是对社会屏蔽的。”如今他要以打破信息屏蔽为职业。

    2005年8月，《中国青年报》社出台了《采编人员绩效考评条例》，该条例规定发表的报道或版面如果获团中央书记处领导批示表扬的加80分；被中宣部领导批示表扬的加120分；受国家部委或省委主要领导批示表扬的加100分；受部委或省委来信表扬的加80分；受中央政治局委员领导以上批示表扬的加300分；而受到读者最高评价的祇能加50分。为此，李大同发表万言书公开批评该条例“以少数领导官员是否满意”作为衡量新闻价值的标准，报剥夺了记者对官场腐败现象的监督权，是要将记者和编辑“奴性化、通俗化”。

    为什么这些新闻从业者能够如此自觉地一再对抗中宣部这类权威？用从业26年李大同的话来说，当他离开新闻记者第一线壕沟后撤的时候，希望能像马克思写完《哥达纲领批判》后那样说：“不管怎么样，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从《冰点》和李大同一批人身上，人们看到了中国新闻界的进步，看到了新闻自由的真正希望。在当代中国许多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有一份负责任的主流大报对这些关乎国家命运、民族未来的大事在及时报道，在批评质疑种种问题，在披露和重新审视评价历史的真像。他们不再采用刘宾雁式的报告文学做掩护，而是用现代社会新闻记者本来的职业手段在第一时间以真实报道的方式来干预现实，以良心真正面对社会和民众，面对强权。


事件没有完结——海内外抗议声浪高涨

    《冰点事件》在继续，海内外支持正义，抗议强权的声浪在高涨。

    直接介入这一事件的广州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对记者说，他的文章被加上这些“罪名”，无可奈何。希望有关当局能够认真考虑国家民族的思想文化，学术文化发展。要是冰点刊登的文章有错误，不同的意见应该在报纸上让大家发表。思想学术问题是不能用压制、强制的方式来解决。

    前新华社副社长李普强烈批评中宣部将该刊停刊的做法，呼吁胡锦涛整顿中宣部。李普称赞冰点的团队是一群优秀的传媒人，怀着对国家的热诚，深入基层，尽了传媒监督的责任，反受整肃，实在不合理，他正准备写一篇文章，题目是《以胡锦涛为首的中共中央整顿中央宣传部》。中宣部得罪那么多人，实在愚蠢之至。

    《冰点》主编李大同也已向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提出申诉书，控告中共中央宣传部有关负责人下令冰点停刊，他要求中纪委调查事件，追究中宣部有关负责人的党纪责任，并允许《冰点》复刊。根据章程，中纪委应该在一周内给提出申诉的党员一个收到的回覆，并列明是否受理、或者不受理的理由。据了解，李大同申诉书直指中宣部主管报刊宣传的常务副部长吉炳轩。而向中青报高层下达冰点停刊命令的，正是这名因经常向部属下达“不准报导”的命令而被称为“不准部长”的吉炳轩。李大同在申诉书中指出此一做法严重违反中共章程，也是粗暴践踏党章国法的行为。李大同的申诉书是先递交给中青报党组，再由中青报党组逐级上报到中纪委。中青报党组有关负责人表示将“负责任地”向上转交。

    原《人民日报》社长、总编辑胡绩伟发表文章，声援《冰点》周刊。他认为《冰点》周刊受到全国各界读者热烈欢迎，忽然奉命停刊，是一件十分引人注意的大事，这是团中央任意剥夺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权的违宪行为。他认为按照党章和团章规定，团中央宣传部没有权力下令查封中央团报的任何周刊。如果团中央书记处作出了公然违背宪法的决定，也必须报请党中央批准。如果确已事先经过党中央宣传部批准，那责任在党中央宣传部。查禁《冰点》的主使者也可能是最高领袖的意见。如果这次查禁《冰点》真是党中央的决定，它就是最大的责任人。胡绩伟指出，中共第四代领导核心胡锦涛刚上任就一再宣称要尊重宪法，坚决执行宪法、维护宪法。虽然言之赫赫，但行之寥寥；违宪的事，从党中央领导人到各级干部都层出不穷。但是像团中央这样公然作出违宪的决定，还是属于胆大妄为之列。如果是党中央批准的，那么胡锦涛本人就自食其言，公然违宪。究竟这一大错，错在团中央书记处，还是党中央宣传部，还是党中央，有待进一步澄清。但是不管谁是最主要的责任者，这是中国钳制言论出版自由的新纪录。

    此外，还有人着文建议全国人大就“中宣部”是否“违宪”展开专门调查，做出公开说明。

    建议书认为2004年3月原北京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焦国标公开发布《讨伐中宣部》一文在国内外反响极大；2006年1月《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也发布公开抗议，同样在海内外引起极大反响，“对执政党、政府和国家的形象造成了非常恶劣的负面影响。”建议书认为这两篇文章议都强烈“谴责”了“中宣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虽然《宪法》第三十五条载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但这是一段非常模糊也非常有争议的文字。因此强烈要求全国人大就《宪法》第三十五条作出清晰、合理、明确并且可严格操作的解释。眼前最迫切的事情是，就“执政党宣传机构的诸多相关行为是否违反宪法”做专门调查，并给出公开说明。另外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建议书指出全国人大有必要就执政党的“宣传部”与全国的电台、电视台、报纸、杂志、网站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中宣部”是否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等相关问题，向全体公民做一个清晰的交代；与此紧密关联，全国人大也有必要就执政党的“政法委”与法院、检察院、公安局以至国安局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执政党的“政法委”是否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向全体公民做清晰的交代。很清楚，这是中国民众就国家法制的根本问题向执政党公开质询。

    《冰点》时间远未结束，我们注意到大陆读者提供的又一个抗议形式是到邮局办理《冰点》的退报手续；海内外著名人士数百人联名签署了对《冰点》的声援和对中国当局勒令《冰点》停刊的抗议信件；国内著名的新闻界老前辈朱厚泽、李锐、李普、何家栋、邵燕祥、吴象、钟沛璋、胡绩伟等10余人于北京发表了关于冰点事件的联合声明， 表示要竭尽薄力去捍卫公民的自由权利，与《冰点》一同前行。公开要求中宣部就冰点事件向中央提出书面报告，深刻检讨，汲取教训，撤销“阅评小组”；全面恢复《冰点》周刊，不得“秋后算帐”；尽快出台《新闻保护法》，废除一切恶性管制新闻的办法，保障新闻媒体的职业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