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点》不能算完

（北京）焦国标
    

    世上本无百年的主编、千年的栏目、万年的报纸。莫说10岁的《冰点》、2岁的《新京报》总编之位，便是已活221岁的《泰晤士报》、145岁的《纽约时报》、142岁的《费加罗报》或132岁的《读卖新闻》，也总有关门大吉的那一天。所以无论“停刊整顿”《冰点》，还是《新京报》总编易人，原无足怪。足怪的是怎样“暂停整顿”和怎样易人。杨斌先生把自己去职的经历私吞了，外人犹如看一场黑市交易，无从知晓；李大同先生则以一封公开信和怯生生接受有限的海外采访，使得我们略知被“暂”停的大体情形。

    满世界的人都知道《冰点》要关门了，而作为编辑部主任的李大同却毫不知情。无人不成事，凡事都由当事人。根据与其事的关联度，人分第一、第二、第三、第N 级当事人。李大同作为《冰点》主任，理应是第一当事人。第一当事人却最后知道关门的信息，这算哪一国的工作程序？即便是中共各级官僚体系内部，虽然党委书记和组织部长对于其人的升迁黜陟享有全权，可毕竟还走走与其人谈谈话、征求征求部门群众意见之类的过场。可是你考察一下中宣部封刊“拿人”的路数，常常是说撤就撤、突如其来，不仅谈不上合乎文明的工作程序，有时甚至连做人做事最起码的礼节、礼貌都不讲。他们比皇帝动用权力时还霸道，还气势（势读轻声时气势是一个形容词）。究竟谁赋予了他们这等绝对的、可以肆意凌辱当事人人格的权力？

    一家报纸，如果说第一当事人是报社的记者、编辑、社内领导，那么第二当事人就是它的订户。以目前中共意识形态控制的运行现实而论，中宣部当然也属于当事人之列，但是它是第N级的当事人。以继承权大小先后的梯级作比方，中宣部这个当事人跟小舅子或姨外甥这个继承人的位次差不多，应该很边缘很边缘才对。现在一切全颠倒了，第一级当事人任人宰割，而第N级当事人却反为刀俎。

    改革开放初，中国祇有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区区三两家新闻系。现在，中国有600多家大学设有新闻与传播院系专业，执业的新闻传播学教授、副教授好几千、上万人。可是面对中国近两年网络禁锢越来越死、新闻审查愈演愈烈的行业丑行，这几千上万的新闻学教授、副教授们却自觉践行万马齐喑，仿佛与他们毫无干系。

    中国新闻媒体常常报道公共场所发生的强暴、抢劫事件；许多时候，有的是袖手旁观者，却没有上前制止者。像《冰点》事件、《新京报》事件，与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的强暴、抢劫有什么不同？中宣部肆无忌惮对新闻自由的扼杀，是比暴徒在公众场合对女性身体的冒犯更野蛮的行径。它是全体中国人的耻辱，可是试问累千巨万的新闻传播学教授、副教授们，对此你们感到耻辱了吗？

    中宣部那几个糟人儿就能把上万家媒体、上万名所谓新闻传播学者、五六十万记者编辑收拾得如此这般妥帖。这种局面好比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占领中国时期，十几二十几个日本兵就能把一个数十万人口的百里大县统治得稳稳当当、服服帖帖。谁能说中国行政机构效率低下呢？中宣部、外交部怎么能不内外夸口说“他们的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呢？

    然而这样的国族，等待它的命运祇有灭亡。中国的愤青不服气，整天跟日本较劲。我告诉你，中日不战便罢，再战还打成个甲午战争。不，比黄海大战还惨。你们要真有本事，先反反中宣部试试。当年英格兰和苏格兰议会合并，苏格兰愤青不服气，说要把伦敦撕个稀巴烂。除了给英语贡献一个谚语——苏格兰还没有谁长有足以伸到伦敦的指头（Nobody‘s nails can reach the length of London）——之外，这种不服气没有留下任何结果。今日中国愤青，够得着的区区中宣部你还反不了，还反什么日本？你够得着人家吗？

    《中国青年报》属于胡锦涛的旧封地，那里发生的一切不可能越过他。那么为什么胡能听任团中央和中宣部对人脉甚广的《冰点》胡来呢？想必他认为这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是有“中国特色”的新闻行业管理模式，没什么大不了。可是在文明世界看来，中宣部如此随意修理媒体，就跟天安门广场的巡警看哪个女性游客顺眼便任意实施强暴一样荒唐和野蛮。

    去年我客居华盛顿的半年时间里，上下班的地铁上有五六次与同行的乘客攀谈有关中国的话题。每当告以我在中国做新闻工作时，他们几乎无例外地都表示惊讶，并随口跟一句：“在中国做新闻工作可不容易呀。”这些美国人，不是新闻业同行，有的甚至连白领都不是，可他们居然都知道在中国做新闻工作不容易。你中国政府不是誓言不惜花巨资打造形象吗？“作新闻工作不容易呀”就是你的国家形象。

    这形象显然不是你花巨资打造出来的。那么它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人家从诸如修理《冰点》、《新京报》、禁锢互联网之类的反文明行为中总结出来的。中国政府各行各级都在努力减少责任事故，中宣部却开足马力，一个接一个制造着文明人不齿的责任事故。

    （2006年2月6日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