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文革”疑案之一：1969年尼木、边坝事件

（藏族）唯 色


    我们在工作中应该记住的，需要是这样一句话：“道德主义者必赞扬英勇，谴责残酷，可是不能解释事故”（法国历史学家勒费尔）。换言之，假如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也即努力地“解释事故”，那已经是极其难得。而这显然困难重重，所需依凭的外在和内在的条件甚多。是不是，惟有记录，记录；越来越多的记录，方方面面的记录；那一个个“事故”才会从那些支离破碎、断断续续的叙述中，以无数个“偏”，渐渐地概括出一个比较真实的“全”来？——摘自我的采访笔记。


一，背景

    自从1950年“毛主席呀派人来”，“一条金色的飘带”就“把北京和拉萨连起来”了。这首在今天的西藏仍然很红的革命歌曲，再形象不过地说明了这半个世纪来北京和西藏的特殊关系。1966年5月16日，毛泽东发出文化大革命的号召，这场红色恐怖狂飚很快刮向世界屋脊。西藏于是风起云涌，震荡无宁日。

    西藏有了红卫兵，在“破四旧”的风暴中，以寺院为象征的传统文化成为必须砸烂的目标，于是纷纷被革命的“铁扫帚”一顿横扫，沦为废墟。西藏有了“牛鬼蛇神”，大都是过去的“三大领主”（这是中共给予传统西藏的政府——噶厦、寺院、贵族的专用名称），其中相当一批曾被中共“统战”，是著名的“爱国上层人士”，却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难逃被专政的下场。西藏也和中国各地一样，有了起先“文斗”继而“武斗”的造反派，分化为彼此水火不容、其实性质相同的两大派：“造总”（全称是“拉萨革命造反总部”）和“大联指”（全称是“无产阶级大联合革命总指挥部”）。

    “造总”是当然的造反派，“大联指”被视为保守派，两派各有学生、居民、工人、干部和农牧民，各有藏人和汉人，用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来说：“亲不亲，派来分”。

    值得一提的是，在1950年之后由中共军队严密掌控的西藏，派性之风也猛烈刮向并非真空的军营。由于“造总”把造反矛头径直对准彼时集西藏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土皇帝”张国华（是1950年解放军进藏主力部队十八军的军长，时任西藏军区司令员兼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而“大联指”坚决捍卫张国华，支持“大联指”的军人远远超过支持“造总”的军人，甚至在军队内部的高层中也是这样。

    逐渐地，两派向各地区、各县甚至乡村和牧区发展，除了与邻国接壤的边境地区被责令不准参与“文革”（当时中共规定，西藏71个县当中的25个边境县不准搞文化大革命，如错那、亚东、聂拉木、吉隆、普兰等城镇和边防要点），西藏其他地方都卷入到两派纷争之中；除了“牛鬼蛇神”，几乎人人都面临着不是“造总”就是“大联指”的选择，能够超然物外的很难做到。

    从1967年5月起，西藏两派的武斗正式开始，持续时间超过两年，其影响之深，破坏之大，遗患之重，疑案之多，不是本文所能概括和总结的。

    为了使陷入瘫痪状态的国家机器恢复运转，毛泽东下令军队“支左”（支持“左派”，出自毛泽东的指示），让军队接管各级政权，于是整个中国进入军事管制。西藏也不例外，于1967年5月11日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军管会”向各地派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并且深入到广大农牧区，在西藏“文革”中充任重要角色。但从许多事实来看，军事管制并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军队的推波助澜，反而使西藏的“文革”更加复杂化，进入更为紧张和可怖的时期，有研究者把军事管制下的西藏称为近代“最黑暗的一页”。


二，疑问

    1969年2月11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下发文件《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西藏地区文化大革命应该注意的问题》，特别强调军队的重要性，要求“西藏各族人民和一切革命群众组织都要遵守西藏革命委员会、西藏军区保卫边疆的一切规定和命令，保卫部队战备、指挥正常进行，不得冲击部队和指挥机关、拦截军车、抢夺武器和部队物资等”。由此可见，彼时军队与所谓的“革命群众组织”已经发生了不少面对面的冲突（但在“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此文件被定性为“在西藏……起了很坏作用”，西藏自治区党委报请中央建议撤消，并公开向群众宣布。——见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所编、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

    1969年3月起，西藏昌都地区、拉萨市郊县、日喀则地区、那曲地区等地相继发生较大规模的暴力事件。据《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记载：“5.20 边坝发生反革命暴乱事件  一月底，边坝县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制定了‘不要共 产党、不要交公粮、不要社会主义’的‘三不’反动纲领；继而又建立‘四水六岗卫教军’，和所谓‘翻身农奴革命造反司令部’。五月二十日，袭击县委机关，打伤干部职工三十余人。六月八日，又集中两千余人袭击县委机关，夺县革委会的权，抢走县革委会各办事机构公章。接着，又几次袭击边坝县、区机关和军宣队，抢劫县人武部武器弹药，炸毁军宣队住房，打、抢、烧、杀达十七天之久，打伤干部、战士上百名，还进行砍手、剜眼、剖腹等野蛮手段，残害致死干部、战士五十余人。

    “6.13 尼木县发生反革命暴乱事件  尼木县一反动尼姑赤列曲珍利用宗教迷信，跳神并呼喊口号，煽动群众围攻、殴打军宣队，军宣队二十二人全部被害。二十一日，在尼姑庙杀害基层干部积极分子十三人。”

    （其他事件略。）

    当时局势被认为十分严重，主要是因为在这一系列暴力事件中打死了解放军军人，而不同于这之前的武斗中死的祇是平民。北京为之暴怒，下令军队进行武力镇压，竟至十分恐怖的地步。据《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记载：“9.25 中央指示平息西藏一些地区的反革命暴乱  中共中央批示西藏革委会关于一些地区发生反革命暴乱的报告，《批示》中指出：”西藏一些地区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利用民族情绪，宗教迷信，煽动胁迫群众抢劫国家和群众财物，破坏交通，已完全属于反革命性质‘。必须’采取断然措施，决不能让其蔓延‘。西藏军区据此下达了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命令。“

    在上述官方正式出版物的记载中，这一系列事件被称为“反革命暴乱事件”，但在当时却被定性为“再叛”（再次“叛乱”），军队是以“平叛”的名义进行镇压的。所谓“再叛”，是相对于1956年—1959年整个藏区发生的藏人武装反抗中共政权而言的。那次“叛乱”导致达赖喇嘛及西藏噶厦政府流亡印度，数万难民随之出走。那么，十年之后的反抗事件是否算作第二次“叛乱”？何以官方要改变口径，将文革时期认定的“再叛”改为“反革命暴乱”呢（事实上，在今天的“尼木烈士陵园”的陈列室里，仍然将“尼木事件”归为“‘两九’叛乱”，所谓“两九”指的就是1959年与1969年）？“叛乱”与“暴乱”虽祇是一字之差，但本质上却有着很大的不同。2001年夏天，我在拉萨采访了当年“造总”总司令陶长松，据他披露，将“再叛”改为“反革命暴乱”，是1980年胡耀邦视察西藏后改做的决定。那么，在这一转变的背后，到底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当时西藏自治区共有71个县，被牵扯进“再叛”的县有52个（18个县被定为“全叛”，24个县被定为“半叛”，还有一些县是“预谋叛乱”），占74％以上，涉及的人员之多难以计数。虽然“平叛”的军事行动在1969年底结束，但“平叛”扩大化却达到令人发指的程度。陶长松至今仍然坚持当年发生的系列事件不是“再叛”，而是“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他的理由之一是：“说是‘再叛’，从几个县到十几个县，一直扩大到52个县，这么说，共产党在西藏那么多年的成绩不是都没有了吗？毛主席的威信又到哪里去了？这不符合事实嘛。还说这些事件是达赖集团在背后操纵，那更是笑话。达赖集团怎么可能有那么大的势力？他所谓最强的武装力量，也就是在木斯塘（附属于尼泊尔的仆从国，与西藏阿里地区接壤）的那几百个人（1959年藏人抵抗力量中的部分康巴藏人），老弱病残，内部又有矛盾，虽然有美国支持也极有限，七十年代初期，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来中国访问，毛主席对他一讲，两边合作，一下就把他们剿灭了，所以说达赖集团与69年的事件根本无关。”

    他的另一个根据是：“实际上当时派性很严重，所以军宣队究竟当时给这些老百姓宣传了些什么内容值得分析。他们肯定说‘造总’是反动组织，群众就不服气，就围攻。……至于说当时在事件中发现的那些宣传纲领，什么‘驱走红汉人’等等，到底有没有，谁也没有看见。……另外，某县气象台台长是‘造总’成员，虽然他是一个汉族，但也被定名为‘叛乱分子’遭到枪毙。这不仅说明‘再叛’的波及面很大，也说明了当时的派性冲突。”

    对于当时被定为“叛乱”嫌疑的人数，陶长松认为后来公布的资料已经大大缩水：“自治区的有关统计资料说全区有一万多人涉嫌，我想这数字还是缩小的，统计不全。比如，光日喀则地区南木林县、谢通门县这两个县，被集训的群众就有4693人，安多县是800多人。而所谓集训，就是把有‘叛乱’嫌疑的人先抓起来再说，集中培训，实际上也就是审查跟‘叛乱’的关系。但如果把这么多的人都说成有‘叛乱’嫌疑，共产党不是自己给自己脸上抹黑吗？ ”

    发生在拉萨附近的尼木县和昌都地区边坝县的“暴乱事件”，时间相距很近，性质基本类似，在当时一系列事件中最为突出。那么，以这两个事件为例，究竟是群众派系组织之间的武斗？还是借武斗而“叛乱”？还是由武斗转化为“叛乱”？这无论在当时还是至今都说法不一，成为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甚至讳莫如深的疑案，可以说是西藏文革史上最大的疑案，也是最大的血案。


三，尼木事件

    从当时的派性角度，尼木县的大多数乡村都属于“造总”。两个“翻身农奴”——单增朗结和热群就是尼木“造总”的头头。不过轰动一时的“尼木事件”的领导人主要不是他俩，而是一位名叫赤列曲珍的尼姑。起初，尼木县也像别的地方一样陷入武斗之中，县政府的领导干部成为造反派攻击的对象，但是，据说在单增朗结和热群两人去找赤列曲珍占卦以后，“斗争的性质变了”——这是一位在“文革”后离开西藏去了印度的尼木县农民德朗的话，他目睹了“尼木事件”的整个过程：“刚开始时我不相信他们有民族的动机，后来就变成了一个民族的运动。我不知道如何准确地描述这个过程。如果说他们是为了藏民族也不完全准确，也许是为了他们自身的自由吧。最后他们喊出了‘西藏独立’的口号。”（摘自“美国之音”藏语部对德朗的采访，下同。）

    何以这么说呢？德朗的说法是：“他们的思想基础非常奇特。一方面他们说是要把汉人赶出西藏，但同时他们也搞阶级斗争，像我们这样家庭成份不好的人是不准参加他们的组织的，甚至他们中的积极分子也不会跟我们说话。现在想起来很奇怪，我想可能是他们的思想水平太低。他们去哪里的话，一般由各村的代表从村里选人跟去。这些代表都是最早时候的造反派。我们村有尼玛次仁和格桑普卜。他们两个是我们村红卫兵的正副队长，都是‘文革’中的积极分子。但后来斗争的性质变了以后也很积极，加上很多人在没有人动员下自动参加了这个运动。我们也很想参加，但他们不收成份不好的人。”

    赤列曲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德朗这样描述：“阿尼（藏人对尼姑的称呼）赤列曲珍是普松村人，是一个贫穷人家的女儿。她受戒的寺院是塔斯寺，也在普松村里。她当时好像是30多岁的人，我自己没有见过阿尼。听说1959年之前她就是尼姑，1962年组织学习班时，把很多僧人包括这个阿尼都招去了，天天讲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之类，她开始心理不正常，从学习班回来后变得疯疯癫癫的，经常跑到山上一个人唱歌。那时玛朗苍的一个咒师把这个阿尼带到两个喇嘛那里，这两个喇嘛给她开了气脉，于是阿尼开始降神。但那时候已经在批评封建迷信，祇有阿尼周围的一小部分人知道她会降神。当时尼木各地传说，普松的阿尼能算命，会说预言。很多人见了她后都说她能讲一些祇有他们自己知道的事，所以很多人开始信她。”

    在尼木“造总”头头单增朗结和热群找赤列曲珍占卦后，赤列曲珍成了实际上的领导人。德朗回忆：“他们去尼木县攻击政府的时候，还准备了一面西藏的国旗，但没有人知道西藏的国旗是什么样的，结果做了一个两刀交叉的，就是‘四水六岗’（1959年由藏东康巴人组织的反抗中共的游击队伍）那样的旗帜。他们去尼木县之前，举起旗帜，煨桑，喊口号。听说他们喊了‘西藏独立’、‘达赖喇嘛万岁’等。反正那天他们冲进了县武装部。他们向县政府和武装部攻击了两次，第一天就是这么发生的。是先在尼木区政府里开会，然后去县政府的。其实那天煨桑也是一件大事，因为‘文革’中很长时间谁也不敢煨桑，那是搞封建迷信。

    “在这之前，两派武斗时，造反派攻击过县政府一次，那时他们获胜了。但这次打着民族的旗帜向县政府进攻，后果大不一样。当时参加这个运动的都是农民，其中没有一个成份不好的。后来汉政府说这是在反动阶级的操纵下搞起来的，但这不是真的。他们的头头热群等人都是‘翻身农奴’，甚至还有一个党员，是确布村的人。

    “他们没有现代武器。‘文革’开始时，从拉萨来了一个造反派的演出队，他们给热群送了一把手枪，这是唯一的自动枪。还有几支打猎的火枪。另外，乡里的铁匠们打了很多长刀等原始的武器，看起来就像过去电影里的农民起义一样。听说他们到县里时，公安局的楼上架着一架机枪。后来汉人说是没有直接向人开枪，但当时打死了很多人。最后他们攻进去之后，我们达热村的一个叫次旺的人，他说是他爬上墻把这个机枪夺过来的，枪管很热，把他的手都烫伤了。这个人后来被抓了，本来是要枪毙的，但后来释放了，现在还活着，在达热村。

    “后来有一次在普松，汉人的军人和基层干部加起来有12个人全被杀死了。听说当时武装部没有让他们带枪。”

    如果德朗讲述的是事实，那么被当作“叛乱”而镇压是不可避免的。当时的镇压非常残酷，正如德朗所讲：“这个以‘西藏独立’的名义爆发的运动，祇有几个星期就被镇压了。各村来了很多部队，主要是在普松。部队开进那里后打了几次仗，听说又死了几个军人。当时在那里的主要人物中，祇有一个人后来没枪毙，不知道是嘎单还是赤列。但到我们村时无人抵抗，因为那时敢于抵抗的人都已经死的死、抓的抓了。这之前我们村里有一个叫扎西次旦的人，大概20多岁，他平时胆子比较大，据说攻县政府时，他是冲着机枪撞过去的，因为身上带着护身符所以没中弹，但最后子弹击中了护身符，他就倒下了。

    “他的妻子叫阿加玉珍，她在家里等了三天还不见人，以为扎西次旦受伤躺在什么地方，就在背兜里装了一点吃的去找他。她快走到县城时，县武装部的排长好像是姓高的，一个长着兔唇的汉人，他挡着玉珍不让走。阿加玉珍哭着吵着一定要进城去找她的丈夫。她硬是往前走了几步后，那个排长从她背后开了一枪把她打死了。这个女人被高排长打死的情景，很多人亲眼看见了。

    “镇压之后，起先所有山顶的高处都被部队占领了，然后把群众都召集起来。他们怀疑是我们这些成份不好的人在背后操纵的，所以在群众中搞调查。但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找不到任何证据后，就把造反派的代表都抓起来了，在当地开会、批斗、揭发，然后在乡政府关了几个月，再从他们中选一部分人带到县里，又再从他们中选一部分人带到拉萨去枪毙。很多人是在尼木枪毙的。拉萨和尼木全加起来好像枪毙了36个人。第一批在尼木枪毙十几个人时，在拉萨枪毙的人数要少一点，但第二批在拉萨杀的时候，尼木好像要少几个。

    “在尼木县召开大会时，我们的周围全被部队包围着，中间留了一条很宽的路。要枪毙的人都站在台上，大部分人都被打得认不出来了。年纪最小的祇有18岁，年纪最大的就是当年照顾阿尼的那个咒师。他们的家人都被集中到台下的最前边。先在大会上讲话，用高音喇叭把他们的罪行公布后，从中间开来了几辆卡车，把要枪毙的人都带走了。这几辆卡车慢慢地开着，我们群众跟着车后面走。尼木县有一个叫劝衮巴唐的空地，我们到了那里后，让我们围着这个空地坐下来。当车停下来后，把这些要枪毙的人从车上像扔包裹一样推下来，再由两个军人把人拖到一边去。那些军人有说有笑地在准备着什么。大概等了十几分钟之后，让这些人跪在地上，一个接着一个朝后脑勺开枪。全部枪毙之后，一个军官模样的人一手端着手枪，用脚踢这些尸体，看人死了没有，有些人身上又挨了一两枪。这些人的尸体都扔在那里，家人不准抬回家。村里的一些非常贫穷的人把衣服从尸体上剥下来，尸体光秃秃地就那么扔着。后来有些被狗吃了，有些腐烂了，但谁也不敢动。

    “我们村里很多人都死了。有些人是攻击县武装部时死的，有些是被枪毙的，还有不少人是后来清查时自杀的。有些人从监狱里出来之后，不知是因为在监狱里受虐待的缘故还是什么原因很快就死了。”

    当年新华社驻西藏的藏族记者巴尚（化名），曾经跟随平息“尼木事件”的军人参与围剿“反动尼姑”赤列曲珍的行动。2001年夏天，他向我详细地讲述了解放军围剿所谓“叛匪”的经过：“……可能有一个排的兵力吧，武器装备很全。再加上尼木县里的部队，后来进山沟围攻尼姑驻地的时候大概有七八十个军人。当时从麻江（尼木的一个区，羊八井往南）跟部队来的也有我们的记者。……当时部队的指挥员是西藏军区的参谋长，叫李传恩（音）。

    “我们一早就从县里出发，不久走到一个山谷里，据说从这山谷进去就是尼姑的驻地。山谷里全是乱石成堆。我们看见一个个山头上开始挨着冒烟，这显然是发现我们来了，他们在相互报信，用古时候那种烽火报信的办法。当我们走到山口，看见两栋民房，部队便分开埋伏，向房子里的人喊话，但没有人答话。部队就准备上去冲进房子里察看，这时候突然传来一声枪响，我们的一个排长中弹了，当场死亡，但枪是从哪里打来的根本不知道。这一下部队当然就很气愤了，就用四0火箭筒对着房子放了一炮，然后冲进去了，结果发现屋里祇有老人、妇女和小孩，大概七八个，都死了，有个老人还在被窝里，看上去是在睡觉。活着的祇有一个六七岁的小孩，手已被打断了。部队搜查了一圈，既没有发现武器，连个弹壳也不见，也没有发现年轻人。我问过小孩话，他说我们都在睡觉，什么也不知道，就被你们汉人的炮弹打死了这么多人。我对部队说这个事情要处理好，不然影响不好。后来小孩被送到总医院治疗。那些死人，本来部队打算拖出去，我说还是抬起来埋了吧，于是就挖了一个坑把他们全都埋了。

    “这么打了一下，部队的情绪就上来了，直往前冲，走不多远就和尼姑的人遇上了。他们那边有几支火枪，更多的是矛和刀，还有牦牛鞭‘乌朵’，包着石块朝部队这边扔。一般情况下部队是不会开枪的，可能他们也以为部队不会打枪，所以他们气势汹汹的，用最落后的武器来对抗。所以当部队一开枪，他们慌了，赶紧逃跑，部队就边追边打，可能那次打死了30来个人。他们那边都是老百姓，也就是农民，其中还有几个基层干部，大多数比较年轻。后来追到了尼姑驻扎的那个村子，我们埋伏在一个土坎下面，附近还有一个小水库，相互距离很近。我们向那个尼姑喊话，可她不但不出来投降，还穿着法衣、戴着法帽站在房顶上跳神作法，在那儿乱跳乱舞。参谋长下命令不准向她开枪，要抓活的。这么相峙了一会儿，我们喊话也不起作用，尼姑还耀武扬威的，向我们宣战。于是部队就往尼姑房子开枪，结果那里面也朝我们开枪，但他们那枪都是破枪，子弹也不多，一发两发的，根本打不到我们。而我们的冲锋枪一打一个准，后来发现打死了七八个人。这么打着打着，天快黑了，尼姑还是拒不投降，部队想冲上去，但这样就会肉搏，双方伤亡就会很大。参谋长就叫战士们别打了，可战士们不听，都打红了眼，想冲上去把他们全部消灭。我就向参谋长建议，这样不好，他们活不成，我们也会有伤亡，而且我们已经发现他们非常顽固，今晚就算了，明天再进攻吧。于是部队就撤回来了。当天晚上，尼姑他们就跑了，跑到山上去了。

    “我们第二天一大早冲到房子里的时候已是空空荡荡，祇有七八个人的尸首，有几个还被扶起来靠在墻上，身上都是枪眼。尼姑的房子里还点着一盏酥油灯，油燃的不多，可能跑的时间不长。在房顶上有个简单的帐篷，里面一张桌子上面有几个盛满弹壳的盘子。弹壳都是自动枪的弹壳，祇有部队才有，是不是收集在一块表示证据的意思呢？那楼下有个隐蔽的小经堂，点着灯，供着佛像，还有些经书、法器和护身符之类。……接下来部队就搜山追击，在山上发现不少在逃的人，于是各个击破，击毙的击毙，抓获的抓获，尼姑就是在山上被抓获的。当时这场战斗，被打死在寺院里的有七八人，在山谷和山上被打死的有40多人，解放军祇有那排长一人牺牲。尼姑后来是被带到拉萨经过公审之后枪毙的。她下面的得力干将大都被枪毙了，祇有一个叫热群的跑掉了，没有抓到，这人原来是一个基层干部，杀解放军就是他带头的。”

    巴尚强调，之所以要“剿匪”，正是因为在这之前“杀了解放军，这一事件当即被定性为‘反革命叛乱’”。而“那些解放军是去‘支左’的，没带枪，尼姑手下的那些人半夜三更搞袭击，把有的解放军从窗户里甩下来，有的用磨盘石砸死，再把他们都埋在三叉路口，意思是那些人都是鬼，而且上面还放着军帽。那些解放军都是汉族。这样一来部队当然就要剿匪了。这已经很明确了，这是‘叛乱’行为。”另外，除了那些“支左”的军人，当地的一些支持解放军的农民也遭到严酷惩处，如“剿匪”时在赤列曲珍的住处发现：“一个女的被砍了双臂，一个男的被砍了双腿，居然还活着，据他俩说是周围的老百姓给他们喝茶、喝青稞酒才活下来的。已经被砍了好几天了。是因为在这之前，县里干部和解放军来的时候，他俩跟他们谈过话，所以尼姑就说他俩是叛徒，狠狠地惩罚了他俩。在尼姑门前的一块空地上还钉有四个橛子，群众说尼姑处罚被认为是叛徒的人时，就把他们的手脚捆在橛子上再砍，那满地都是血，已经干得起壳了。这我是亲眼看见的。又说还有两个基层干部被活埋了，我们挖出来一看，有一个浑身水肿，到处是刀口。”

    巴尚还介绍了赤列曲珍近乎传奇一般的身世：“这个尼姑30多岁，个子高高的，她在当时很有号召力，把周围村子里的人都集中起来了，其中有一批就一直跟着她干。她一开始就打着造反派的旗号要造反，红卫兵最初冲击县城的时候就有她那伙人，当时冲击县城不成，还说要用炸药把县城炸掉。据我分析，她不是一个单纯的造反派，而可能是有另外的目的，据说在62年中印自卫反击战的时候，她就造过很多谣，说什么印度人打过来了，中国人就要撤回去了，等等。这个尼姑是有文化的，听说她背诵毛主席的语录很熟，在鼓动群众时还常常把中央文革小组和江青挂在嘴上，能说出很多最新指示，但没有发现她与拉萨的造反派是否有联系。另外。这尼姑也很会利用群众的迷信心理，她说她自己是格萨尔传说中下凡的女神‘阿尼古尼甲波’的化身，会预言、跳神和打卦。还把她手下的人都封为格萨尔里面的将领。她在老百姓中的威望挺高的，常常被请去降神，预言各种事情，包括农作物的收成。”

    “尼木事件”被镇压之后，当局在尼木县举办巡回展览，向老百姓展示被杀的军宣队员、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的照片，以示阶级教育。后来还建立了“烈士纪念馆”。西藏的藏族官员久尼（化名）当年是图片讲解宣传员，20出头的女军人。我在2003年3月采访她时，提起这段往事，她依然气愤难平，坚持认为“尼木事件”就是“再叛”：“不能说它是武斗。它已经超出武斗这个界线了。……这事件完全是派性的矛盾升华为阶级的矛盾，不单纯地是两派之间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我当时在部队，被派去尼木搞展览，发动老百姓进行阶级教育。我正因为参加了这个活动，才了解到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件。当时我们部队派的有一个工作组，以这个尼姑为首的人，打着派性的旗号来闹，攻打到部队的驻地里边，把所有的战士全部杀害了。唉呀很厉害。那些图片我全看了。那个杀害的场面相当吓人，有的人被勒得舌头都吐出来了，眼珠子都爆出来了。拿石头砸，拿刀砍，惨不忍睹。

    “当时我心情很激动。看见部队遭受这么大的打击，这么多的战士英勇地牺牲，我觉得义愤填膺。在作讲解的时候，我边讲边流泪，气愤得很。老百姓也是边看边哭啊。很多老百姓根本不知道。尼姑煽动的祇是少数人。有不少喇嘛，还有些个别老百姓。大多数人不知道，结果一看竟然到了这个地步，大家就很明白了。所以尼姑很快就被交出来了。尼姑跑到山里去了，怎么被抓着的呢？还不是老百姓给交出来的。

    “这个尼姑，她能量很大的，煽动性很强。我记得据说她常年躲在山洞里边。她好像不是一般的尼姑，还是一个有点地位的尼姑。而她之所以这样，还是她的阶级本性决定的，同时跟西藏过去遗留下来的矛盾有关。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这是一个根本的分野。她是早就蓄谋已久的，祇不过在等待时机。时机一旦成熟，她就会卷土重来。对这些宗教界的人物，我们应该用一种非常客观的态度来对待，而且要用党的政策。对他们正常的信教，我们应该给予他们自由，但如果是利用宗教、披着宗教的外衣来达到其政治目的，那我们必须要识破。而这个尼姑是有根基的，不是普普通通的尼姑。她年纪倒不大，可能40来岁吧，后来枪毙了，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给枪毙了。她杀了那么多的解放军战士，肯定是要枪毙的。那种惨无人道，绝对不是一个出家人干的事情。作为宗教来讲要行善积德，连一个虫子都舍不得杀，但她杀起我们解放军就那么凶残。你说不是阶级报复又是什么？难道会是派性吗？记得在‘波林卡’体育场开了万人参加的公判大会，然后枪毙的她。当她挂着牌子游街时，我们大家都朝她吐口水，非常气。当时这个尼姑的行为震惊了整个西藏的老百姓，觉得这个尼姑太可怕了，完全背离了她的教义。

    “他们是有组织、有领导、有目的的。那些跟随尼姑的人都是社会上的残渣余孽。虽然也有老百姓，但是老百姓也是被尼姑煽动了的。当时说什么‘达赖要回来啦’等等，还是利用这些分裂民族的言论。也提出了一些口号。我现在记不大清了，反正对汉人就是要进行报复。解放军是红汉人，那就是要斩尽杀绝。这在那些年，在六十年代末发生这样的惨剧，是西藏‘和平解放’以后，甚至59年‘平叛’时候都没有发生过的。59年西藏那么大规模的‘叛乱’，部队都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都没有遭到过这么惨重的失败，竟然在69年能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是骇人听闻的，实际这也就属于‘再叛’了。那么，这样一种局势你不‘平叛’那是不可能的，等于是‘平叛’一样。”

    巴尚的看法也是，“本来这一事件是可以按照内部武斗处理的，但是杀了那么多手无寸铁的解放军，恐怕这就不能说是武斗了。那些被杀死的解放军没有带武器，也没有和他们互相打石头，甩‘乌朵’，是在突然袭击中被打死的，这显然就是一种仇恨心理，一种敌对心理，不是一般的武斗，也不是一般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蒙骗的问题。另外，尼木这个地方在”文革“前还发现过大量空投的传单，内容是跟‘西藏独立’有关的，因此，如果要说没有‘叛乱’的基础也很难否认”。

    不过巴尚还是比较谨慎，他承认有矛盾的地方：“实际上这个事件很复杂，参与者似乎应该分开来看，具体分析。比如尼姑她是有政治头脑的，而且从其行为来看对解放军是有仇恨心的，所以整个事件不是一般的群众组织在搞武斗，我认为她是利用这个时机进行她的报复。如果说以造反派的名义，鼓动群众冲击县城还可以说是搞派性，但是杀解放军就不是单纯的问题了，好像西藏其他地方没有这样的事情，即使有，也祇是极个别的，这么大的规模好像没有。这个尼姑本身就复杂，她既是造反派的头头，又有尼姑的身份，擅长降神弄鬼，在群众当中有一定的威望，要煽动和蒙骗群众是不难做到的。

    “尼姑的那个干将热群是个基层干部，也是个‘翻身农奴’，但杀解放军很凶狠。那时候，农村里也分两派，基层干部也分为造反的和保守的。一说解放军是支持保守派的，那些造反的当然就敢下手了，那时候要欺骗人是很容易的，尤其是被派性所鼓动。但是像热群这样的人是不是和尼姑怀着一样的心思就说不清楚了。另外，在跟随尼姑的人里面，确实没有发现有过去的领主或代理人出身的人，也没有发现有59年参加‘叛乱’的人，应该说都是‘翻身农奴’。”

    这真是意味深长的结论。虽然“尼木事件”的领导人是尼姑赤列曲珍，但比较年轻的她祇是生活在乡村的穷苦尼姑，也可以算作党要解放的“翻身农奴”。那么，既然是“翻身农奴”，而不是“三大领主”，就不应该对把他们从“三大领主”的压迫和剥削下解放出来的“金珠玛米”（藏语，解放军），怀有如此之深的“阶级仇”和“民族恨”，这是说不过去的。可如果这的确是事实，那就必须得追问：这是为什么？

    —— 为什么，西藏在被“解放”多年之后，还会有像那么多“翻身农奴”，竟能做到义无返顾地去杀解放军呢？仅仅是因为当时去“支左”的解放军不支持“造总”吗？还是因为他们就是解放军的缘故？比如赤列曲珍所率领的村民们，用大刀长矛和绳索石块杀死熟睡中的数十名解放军军人和积极分子，其目标之明确，其场面之血腥，显然不同于通常武斗中的派性厮杀。又比如在“边坝事件”中，发生过四个年轻的农村女人用绳子勒死解放军士兵的惨剧。那么，诸如此类，是不是很不符合党所塑造的感恩戴德的“翻身农奴”的形象呢？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文革”中藏民族的民族主义是否存在呢？如果存在，是一开始就暗中潜藏着，一旦时机出现就立即爆发？还是随着“解放”的神话被殖民的真相所替代而逐渐产生的？而这一切，又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来表现的呢？是由派性冲突演变成民族反抗，还是将派性冲突作为民族反抗的藉口呢？可是，既然声称“百万翻身农奴得解放”，又为什么会爆发民族主义的运动呢？而且，这是否与1957年－1959年在全藏爆发的民族主义运动相似呢？如果是相似的，又何以不能接受共同属于一个民族的那些“出身成份不好的人”？还是说，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源自于最底层、最普通民众的民族主义运动？如果真的是这样，连最底层的西藏人都愤然而起，中共所精心营造的“新西藏”便丧失了最起码的基础。而这，既是当权者自己不愿意看见的，也是当权者不愿意让别人看见的。

    2005年11月，我专程去“尼木烈士陵园”寻找“尼木事件”的遗迹，在新建的陈列室里除了意外地看见赤列曲珍和她的追随者们被公审处决的照片，还看见一份译为汉文的题名为“反动文告原文”的文件，其内容之奇特，言辞之晦涩，如同神秘莫测却充满杀机但又深含当地文化的预言。那么，“尼木事件”是否包括的有宗教冲突的因素呢？从一个古老的宗教精神体系被“翻身”到另一完全对立的现代“政治宗教”之中的民众，传统文化在其心理积淀之丰厚并不是毛泽东思想这颗精神原子弹轻易就能够摧毁的，所以当赤列曲珍以宗教习俗中疯疯癫癫的神谕者的角色发出“自卫还击”的号召时，或许正是调动广大底层民众以原始方式杀戮外魔的绝对力量，而要进一步调查和研究“尼木事件”，这份并不容易诠释的文件无疑是一把钥匙，打开的是西藏民间的无数宗教信仰者怎样转变为民族主义者的大门。至于其中出现的“毛主席”和“江青同志”，或许正是出于将民族反抗混淆为派性冲突的考虑：宗旨：神降临人世，就是为了征服魔鬼这个敌人。裁判者就是毛主席。对于多财或者吞财的，对于这种人的裁判，是没有发言权的神。住在属于自己房子里的人，如果有人来挑衅的话，就要按照江青同志所说的那样，要坚决自卫还击。旦增加措（指14世达赖喇嘛）的国家被罪恶的喇嘛（指与中共合作的活佛）交给毛主席了，毛主席又把它送给了神界。过去因为没有发言权，肚里有火，嘴里不敢冒犯。求神从比如（指该县境内一个地方。）一带来了一千多人，对他们说：“不要贪婪，不要忌妒，对厚恩的父母不要顶嘴，要与邻居亲近，要尊从党的话。”在求神的人当中，其中有三十多个好人，其余的以后再详究。用一个藏戛戛布（藏语，小银币）做一个渡母佛像，解放军叔叔放明白点好，如果你们听信个别人的话，怎样动刀动枪，那么从今天起，别做吃饭的打算吧，从今天起，就是疯子也不要吃饭了。整个的国家都不是毛主席和旦增加措的国家，而是我们神的国家，虽然你们不乐意，但是，从属羊的那年（指的是1967年）起，就已被神接管，在六月分内有好戏看。谢谢你们俗人叔叔们，你们已恩将仇报了，佛益西诺布和护法神神们可以慢慢地报答给你们。一千个僧众请来了尼姑，孔林加母尼姑住在山上，过得很好。在这个地方有妖魔鬼怪，在活的人世上，对财产的裁判者是毛主席，对心灵善恶的裁判者，是我这个尼姑，我是按照伟大的毛主席指示前来的。俗人叔叔们，你们的寿命好象烟囱里见到的光线。有的人心胸狭窄，对俗人叔叔们造成了灾难，天亮了，太阳出来的时候，马吉白吉拉姆女神要前来细判。俗人叔叔们，你们想得倒好，你们想用一个藏戛戛布做一个渡母佛像。神没有造过谣言，对于俗人叔叔们进行了教育，奉上来的哈达，也各自退还。尼姑孔林加姆对于黑心的俗人感到愤怒，罪大恶极的九十个人已经到手了，还有有待于落到手里的人。宗教信仰的人，该信的地方在这里，没有信仰的人，想造孽的地方也在这里，要坚决进行自卫还击。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