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集权与文革

（北京）刘自立


    文革一词，是所谓文化革命一个的简称，但是这个简称，无法包含原始语义上的文化与革命。因为文化和文革，甚至革命和文革，都是一种被毛扭曲和玷污的关系。文革是什么，其实就是毛移用的一个极为唐突，可笑和根本牛头不对马嘴的，所谓的文化和所谓的革命。这个文化和这个革命，祇是毛个人的一种语义学突创，不具备历史学和政治学的任何常识和任何学理，反倒是符合他们的党文化——那种没有文化，反对文化的文化。在此意识形态大词的笼罩之下，中国社会发生了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动物化和暴力化过程。这个过程的高峰时期，就是那个三年。以后，物极必反，国人多少开始了各种形式的怀疑和抗争，从官僚阶层一直到人民，他们开始怀疑他们与毛合谋的文革，且在毛发出鸣鼓收兵的信号以后，开始了他们对于这个动物园的解构。这个自觉不自觉的行为一直持续了四十年，但是其中，究竟有多少良性的反思，有多少蒙昧的坚持，现在还在争执之中。用有的作者的话讲，文革四十年，没有结束，因为其遗风尚在，原则和方法尚在，精神和鬼魂尚在。比如，人们鼓噪的“人民文革”，就是文革鬼魂附体的一种表现，他们生活在这个文革梦魇中不可自拔。

    当我们回到那个史无前例的三年，我们发现，毛的意志高峰时期，恰好是国人权益降低到谷底时期——党文化涉及的社会没有社会生活；党文化涉及的文化，是文化之反；党文化涉及的经济过程，是呆滞和崩溃的过程；而其政治生态，是权利法则和丛林法则被风味圭皋的时代——甚至不如丛林法则，因为狮子老虎们没有意识形态的强势地位和武装到牙齿的，牙齿以外的武装。

    “文化革命”这个辞汇的内涵，当然与“文革”这个文化之反的伪命题相悖。文革，其实为文化和革命本身的对立物——人民，在这个对立物中反对的，是人民自己，及其几千年来创造的文化——而毛，在呼喊“人民万岁”！——人民，在呼喊“毛万岁”！——这个口号的领袖角度和这个口号的人民角度，在毛的聚光灯中，达到了白热化高度。于是，在这个前提之下，历史上的各种政治体制像梦想一样闪现在人们的判断和企盼当中。人们开始比较民主，专制，集权和文革的关系，并且无奈地，将文革定义在最后一种政治框架内，并对其黑色幽默做出必要的描述。反之，在我们反对毛之极权主义统治的时候，我们必须对于已经产生的专制和尚未出现的民主，与毛之集权做个对比，以期得出结论——何以国人会出现拥护文革和支援毛一统天下的可悲局面。这个局面的出现，虽然极为短暂，但是，他让国人付出的精神道义和文化代价，甚至超过人们无谓的死亡和牺牲，因为，死亡，在四十年前已经付出，但是精神的延续死亡和败坏，却在延续，在发展，甚至在加速。从文化范畴扩展到经济政治和道德范畴的精神道德死亡，已经使得中国变成一个新式的毫无理性和理想原则的动物园。人民意志和党的意志，像在毛时代一样，继续产生相辅相成的，新一轮堕落和蜕变。文革四十年，无论在纪念文革和研究文革方面，正在出现一年不如一年的退潮，蒙昧和复辟。


专制与文化

    我们知道，从历史常识的角度分析一下，通常意义的文化革命——而非文革，存在于古今中外历史的始终。从古稀腊的哲学讨论，到中世纪的神学宣誓，到启蒙，到革命，都有文化革命的深刻内涵。而文化革命和革命文化，是定义专制，集权和文化关系的第一波。

    按照俾斯麦的说法，革命文化，其实起源于他认知的某种法律变革——他说，“……革命比波那巴家族要古老得多，它的根基也要比法国广阔得多。如果想在世界上探询它得根源，那末就不要在法国，而是宁可在英国去寻求，如果不是更早在德国或罗马去寻求的话，而这就要按照我们各自是将宗教改革运动的狂乱还是罗马天主教的狂乱和把罗马法引入日尔曼世界看作对此负有罪责了……”（《俾斯麦回忆录》第一卷）

    俾斯麦对法国与革命的解释，是要说明波拿巴家族不是革命的化身和根本的革命起源，虽然他的同道并不同意其说——“……因此波拿巴家族中没有一个人会弃绝人民主权，而他们也没有这样实行过……当拿破仑一世在下令枪决昂吉安公爵时，他便放弃了他要弃绝自己革命出身的企图；拿破仑三世也会这样做，并且已经这样做了”。（同上，这是格尔拉赫和俾斯麦争论革命和德法关系的信通的回复之一。自立注）

    这里，牵涉到我们由此及彼，推出的另一个话题——专制和文化的关系问题。

    这个关系问题牵涉面很大。人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德国文化，还是整个西方文化，就其传统而言，专制文化，就是他的历史，他的文化。这个文化塑造了整个西方。专制文化的精华，包含了西方城市像维也纳，巴黎和伦敦在内的巨大建设，并由此辐射出他们的一切文化形态——我们的意思是，专制主义是反对民主政治而不毁灭文化，甚至扶植文化的一种社会形态，政治形态。她包含民主体制以外的各种文化形态，塑造了多少时代的文化。有贵族文化，也有平民文化，甚至包含革命文化——马克思主义，不可能被集权政治产生，祇能是专制宽容的产物——就像西方左派，祇能是美国或者法国文化政治的产物，不可能是希特勒和史达林的产物。

    专制和文化的关系问题，课题甚大，不是本文可以一言蔽之的，但是我们可以撷其要旨而言，也就是说，人们议论专制文化的时候，往往是批判其政治文化而欣赏其文化本身。这个现象是绕有趣味的。因为，当文化尚未泛政治化的时候，文化本身大于政治和政治学——反而是，政治，是要结合在大文化范畴之内，而不能主张“政治挂帅”，政治压倒一切。在这个意义上说，专制政治一方面保留了社会生活，一方面保留了文化。这个文化的超脱地位，使得专制政治中人并未采取文化虚无主义态度——他们，像拿破仑，俾斯麦等人，并不是一些毫无文化素养的游民和痞子，更不是毛式革命者——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推进了文化建设和文化创造——夏多布里昂等人，正是在拿破仑主义支援之下，做出了恢复法制和重塑基督精神的运动（如果可以说他们的著书立说是一种“运动”的话）。

    明智之士看得很清楚。专制和文化，是一对孪生兄弟。西方人中拿破仑，既是专制文化的缔造者，法律和基督教文化的捍卫者和再倡者，也是某种意义上的革命文化的传播者。

    俾斯麦，是专制文化的实施和体现者。其反对和轻视革命文化和自由主义文化，却对议会和民主采取了小心翼翼的态度。他在整合德国的时候，发挥了他的文化外交的魅力攻势——而这个攻势的阵地和根据地，就是他的文化积累和文化智慧。他没有取消其文化本身。

    中国几千年，西方几千年的文化，是在政治专制条件下产生，生存和发展的。这已经成为历史，成为现实。如果人们争论“历史意义论”，那么，几乎无人可以刁难但丁和歌德，李白和杜甫……因为，政治专制，在其特有的样式里，保存和呵护了文化，就不要说梅第奇家族对于文化的周知之袒护之赞助了。总而言之，贵族，甚至皇帝，和文化没有直接的冲突，祇是和政治文化，和民主，共和等思想，产生一种奇妙的关系（——就像马基亚佛里一样，同时为君主和共和辩护，且使得共和心理转化为拥君心理……（见《关于马基亚佛里的思考》利奥。斯特劳斯）

    所有这些，在文化意义上，同样表现在中国历史里。掐头去尾，先秦和民国时期，我们的文化得以发生和发展，甚至尚有创造（可以说是自主创新的），其实一言蔽之，就是专制和文化形成的微妙关系——或者说，专制被反抗和被维护，同样产生文化，诗歌，小说，戏剧，哲学，美学，政治学，等等。同样，在二十世纪，在苏联，德国（纳粹时期），在毛时期文革中，这个专制文化被批判，被革命，专制被定义为文化的吃人和压迫，革命带替专制的呼声响彻天地，于是，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一天，终于在批判专制的革命声浪中被推向极致。1933年，1966年，人们在希特勒和毛的鼓动下，开始了一种新文化运动，这个文化运动的核心就是批判德国的传统，批判国民党蒋介石的专制独裁统治，反对其已经投降和据说“心不死”的那些放下武器的人们。于是，正像我们早先说过的，人民革命和文革相延相续，都提出了反对专制文化，塑造新自由，大民主文化的希特勒文化和毛文化——这个文化的塑造，当然就是灭绝千年文化和躺在墓冢里的文化前辈。国人的命运，被敲定在批判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性和腐朽文化上面——国人的命运究竟如何，我们不是很清楚地亲历了一次吗！

    明白一点说吧，蒋介石确立的专制独裁社会是有文化的。此其一。

    二是，其被批判的理由也当然成立。因为，相对其制度不合理性提出的各种诉求和攻击，无论是鲁迅式的，还是党文化式的攻击批判，在相对的层面上说，都不乏依据——但是，一个基本的前提是，你批判的制度，相对于老蒋的，那个新体制，预谋在1949年改变国人命运的国度，其一旦确立，国人之命运，国粹之命运，文化之命运，又将如何？其实不是又将如何，而是已经如何的问题。

    三，这个不太美妙的命运不是说说而已，而是被大大实行，实行了一大轮的文化绝灭，并且，首先是消灭民国文化。最后，这个事实的惨烈，是人们一方面紧随毛搞革命，搞文革，一方面，逐渐忘记了文化的整个存在——这正好是革命者的最大愿望。他们并不介意你是反对者还是拥护者。他们介意你展示和坚持一种革命和文革之外的文化，参照一种党文化之外的东西方文化，主流文化和非革命文化，而不是反革命文化。因为，真理的坚持，是取决你参与了那个背景那个参照系的文化。党文化中，存在反对派和不反对派，这个是这个文化的“家事”——就像史达林和不哈林，毛和刘邓彭等人的关系。你是党的人，虽然，你也许是反对者——而自由主义者就不是这个情形了。胡适，当然不会接受毛的邀请，不像罗－张等人一样，去掉了这个身份而与之合股。

    是的，毛们现在看到王氏的和解，正是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反对和拥护，其实是钱币的两面。我们引用过阿伦特说过的，那种“两条恐龙”的战争。因为，带有恐龙思维者，不要说四十年，一百年，他，还是一个用党文化反对党文化者。这种反对者，其实是变相的党文化的拥戴者，也许，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对于党文化的宣传，比起拥戴者更加事半功倍。


集权与人民

    那么，人民，究竟在这样的党文化里扮演何种角色呢？他们是一些反对者还是拥戴者呢？

    我们的回答是，他们兼而有之。在文革里，这个反对者和拥戴者，在宣誓和比赛拥毛方面是竞赛的好手。因为，我们重复说过，人民是被历代统治者塑造的，他们的参照系和文化背景，在1966年的中国，不可能是毛意志以外者。这个前提规定了人民文革提倡者的最大局限。

    还是像阿伦特说过的，没有政治预设的社会革命，和带有政治预设的政治革命，是完全不同的。政治革命带来的是美国的民主宪政，而社会革命带来的是动乱和恐怖。美国革命带来了民主宪政，法国和俄国革命，则带来恐怖。阿伦特是少数恭维“政治”一词的学者。她的话耐人寻味。文革，是不是一种政治革命呢？因为它根本不设前景，或者根本就是一种欺骗和蒙蔽，其政治意义自当忽略不计——它重复了党文化，回到了新阶级——它甚至不是法国意义上的社会变动，它的社会没有变动，祇是比起刘氏邓氏的1964，65年更加荒唐和残暴。

    于是，一切归结到我们如何断定文化继承和专制批判这个对于极权主义之直接反诘上来。也就是说，以反对专制为藉口的集权呼吁——它借助民主自由——是比照专制更残暴，更无耻的政治统治和文化灭绝。

    中国的事情是，人们以批判老蒋之专制，带来老毛之集权——又批判集权中之相对正常的刘邓，来恢复对于毛的绝对崇拜。相对而言可以容忍的一切，被“毛加人民”的意志，予以取消。国人之不堪成为国家之不堪。

    极权主义在1966年以后的那三年终于成为文革和中国的现实。那个时候，人们遇到了什末样子的文化，大家尚有记忆简单而言，……。老蒋，甚至日本人，在教育问题上，多少是传统主义者，专制主义者（也许也是极权主义之）史达林，也没有停课闹革命。这个创举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的惟有毛者。于是，我们发现，在此权利控制的群落里，如一些朋友说的，国人真正是进入了动物（庄）园了。以前所谓社会生活，不复存在了，社会主义的社会，就是没有社会，社会被消灭的主义；文化，没有了，经济，没有了，政治，也没有了，一切，不复存在了，祇是有一个饲养员，他祇是在吆喝一群人畜。这个时间大概有两三年时间。我们说，文革的核心样式，就是国人短暂地变成了一群牲畜，在饲养员的喂养下，蚂蚁一般地运动着。在这个语言，语境，语义消失的境域里，反对和拥护者毫无区别——就像人们争执上帝的存在与否一样，其本声，还是上帝之声。对毛的反对，就是最大的反对者，也是包含在文革的牢笼和框架之内。偶然之中，间或有一些异数，也完全无关宏旨。

    毛伸伸手，就被轻易抹去图来。所谓在毛领导下继续革命，成为一种滑稽的伪善理论的演绎——承认阶级斗争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要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还不是，要承认打倒走资派——承认打倒一大批走资派，还不成，要打倒刘——打倒刘还不行，要打倒林——打倒林还不算，要打倒周——……于是，好像还像个样子的老马，老列的理论，跑到老毛这里，就变得如此不堪，污秽和混乱了。他成为一种病夫之病。在这个病夫的历史中，所有开天辟地的革命真理，发展迄今，已经成为一种呓语，一种昏梦。于是，何以我们民族会拥戴这样一种呓语昏梦呢？因为，很简单，是他一个人，代替了所有人的思维，意志，情感和下意识。

    我们的极权主义定义，实在是在定义这个可恶的哢里斯玛情结。

    这个魅力，使得一大批人杰精英，最后也达到人将不人，或者人已不人的惨境——周恩来的晚年，已经成为一个集悲怆和下贱于一身的“不人”。

    有人说，在这个猪仔环境里还会派生什么积极的人民文革，请问，所有这些猪仔的革命文化何在！革命本钱何在？

    如果研讨何以人已不人，这个历史过程究竟如何，笔者以为，大概可以说从五十年代初叶就已经开始，开始建造动物园了。到了1966年，其间，经过1957，59，64，等等喂养凶险之年代，这个动物园已经具备规模。到了1966年8月，毛登高一呼，群狼出动，惨不忍睹。

    ……这当然不是笔者在写小说。如果可以写小说，国人的动物心理，倒是值得大书特书的——这个大书不比妥斯托耶夫的心理刻画心理深度差于丝毫，还要过之。笔者当然无此能力！

    问题究竟在哪里？人民文革者究竟何以在毛死掉多年，还是一腔革命毛的气味，他们那种反对文革和反对毛的气味，就是尸体的还魂，因为实在是气味浓重！这个恐龙是毛的死敌，也是毛豢养的敌对恐龙，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此。

    这类恐龙在民国文化和其他专制主义文化中是不可以，也不会被培养出来的。因为一个基本的因素是，人们不知道何以革命，杀人，颠覆……。这些暴力行为，何以一旦正确化，狼群就被豢养继而出笼——狼群和狼的精神，有时候是所向披靡的，他们狼奔逐突，所到之处，几乎是一片狼藉，因为，他们嘴巴里祇有一个选择，反党，或者不反。

    如何“跳出两般外”？祇有回到人民革命的物件——回到民国文化上来。这个民国文化，一是蒋介石提倡之国粹，又是蒋介石崇仰之基督教。这个文化，虽然现在看来有些虚伪，但是，她确实不是革命文化和后来的文革文化。那样一大批知识份子，有谁是毛式小知识份子般对革命有狂热者，人数很少。这个知识份子群，成为老蒋时代的一种象征。这个象征，就像几千年专制延续下来的既应该批判之，又应该继承之的，那种文化及其文化精神。这些不那么像狼的精英，之所以不像狼，是因为他们的摇篮，不是布尔什维克，不是共产主义杀戮，不是托洛茨基也不是列宁。古拉格和奥斯威辛，不是那种文化的根基，是一种误植——而这个误植之原因，却是人们永远争执不休的话题。

    中华民族，本来就是一个三纲五常，师道尊严之国，何以在1949年疯狂到如此程度，何以在1966年更是无以复加，就是因为我们中了革命天堂之毒，极权主义之毒，杀人劫货，学生杀死老师，儿子告发爹娘，之所谓“正确”之毒。

    这个“正确”与否的争执，时下，就表现在，那些人民文革者们，还在为那个本来就已经人性尽失的动物园，寻找“正确”反党行为之依据——这个悲剧，就是如果可以杀人，杀人反党是正确，正义，我们就要再来！

    “运动了”他们像是嗅到血腥的一群暴徒，高举起反对或者拥护的旗帜——“再来一次！”

    他们甚至已经在另一个和他们毫无关系的国度，做此昏梦。试想，这种饮鸩止渴之举，是不是有一点丧心病狂呢？尤其是在时隔四十年的今天。


革命与前景

    我们现在回到问题的初衷，回到被掏空，歪曲，玷污和扼杀了的，1966年的，和文化毫无关系的那场“革命”。

    1966年的文革，和文化没有关系，和真正的革命也没有关系。革命是什么，就是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相符相称，是整个历史为各种阶层的后既得利益者让路，厮杀和胜败的道路。这个胜败如果牵涉到经济利益，则首先牵涉到阶级地位的确立，和阶级利益的保证（含维护权利，争取社会地位，政治地位，文化权利等等）。

    革命颠倒了本来被颠倒的阶级关系，经济关系，却往往不应该颠倒那种超脱在阶级之上，文化之上的宗教和世俗信仰的重要关系——于是，革命后的人们，把这个抛弃了的上帝，再拣回来——就像拿破仑和夏多布里昂等人所作那样，以再确立基督教基础，等等。

    这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我们讨论的重点是，文化革命，包含革命和文化，在什么样子的社会场域里，尚得生存，在什么样子的场域里，无法苟活。简单而言，我们当在专制和革命，集权和革命，革命和革命的关系问题上，厘清纠缠，打开绳结，澄清迷雾。其办法，就是在语言环境和思维前提上，进行超脱党之羁绊，氛围和前提的大摆脱。这个大摆脱的过程是，我们首先肯定毛反对的那种民国文化，继而从那个文化，回归和追溯到历史传统以及东，西方整个文化的传统，包括某种革命文化的诉求——比如，我们同样心仪自由，博爱，平等——但是，我们却摒弃1793年和1917年，更是摒弃1966年的暴力糟粕。因为这个糟粕符合革命者以反对专制来灭绝文化，包括中外文化，宗教的和所有的文化系统。

    今天，我们甚至在对比“不好的民主和更坏的专制”方面，也同样不会忘记对比，“不好的专制和更坏的集权”——甚至，我们还要对比，在1964年，1965年，刘邓主政时期和毛的1966年——这个同时身为集权统治的异同——虽然，这个异同之解释，可以引出66年和89年这个更大的课题，等等。毛不是说过吗，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革命的定义如何做出，革命是否会再度回来？如何实行新兴革命——这些问题，随着那种改革，失败，崩溃，民粹，暴动之斯托雷平式的改革历史逻辑演绎，是否会在中国重演——这些问题都还没有解决。

    至于是否“告别革命”，更是一个严肃的，令人忧郁的判断，现在看来，还是未定之先。

    威权主义和维权主义的关系，其关键是确定宪政是否存在。我们多次说过，不服从运动和甘地主义等，完全在宪政框架里面运行。所谓非暴力运动的非暴力宪政运动，其前提就是法治。现在，当我们定义时下的维权主义运动的时候，其反抗的特征，已经和文革时候的造反，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其中的区分是，这个维权运动一是，其文化参照系列的自觉移动。他们不再实行党文化式的恐龙思维，而是企图建设，据说，是建立在基督教甚至神学基础之上的自由架构。虽然这个诉求的前提条件，还是极为朦胧不清的，不像甘地的佛教和不服从运动的基督精神，使得非暴力之前提可以适当存在。

    布什接见一些异议人士的基督教籍口，说明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治宗教诉求已经出现。她，重新规定了反对派的参照系统和背景。这个背景，也许是第一次把中国人的政治诉求带入了西方政治价值观念之外的宗教观念里。于是，产生另一个区别党文化背景的革命文化背景的准革命，准宗教运动，开始了一个类似本土化的，耶稣化渐进过程。

    我们不知道在这个运动里，谁，将是中国的保罗和中国式希腊化的基督精神之传播主体——但是，这个背景建设或者再建设（因为传教运动从唐代即见端倪），之所以极为重要，是因为她把原来国人加入布尔什维克主义背景的立场加以改宗。在理论，宗教和政治资源的配置上，进行了决定性的演变。

    这个演变之进程的本土化意义，虽然任重道远，自当面临许多挑战，但是，这个又是第一步的进程，毕竟开始了。

    这个进程面临一些严峻的挑战。也许包括——

    一，耶稣基督的精神，是不是和元创文化之一级的中国文化，有融合性，替代性——从汤若望，利马窦开始的传教运动，其效果本来极为微弱。新的基督中国化进程，是不是有了新时代完成之的契机？其文化整合和宗教移植的外在内在可能性如何？

    二，宗教与政治合一的政治进程，如何面对西方，其实是政教分离的社会现实和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西方社会在何种意义上规定了这个分离？分离的必要性和合一的必要性，如何解释？

    三，这个准宗教运动和由此产生的，也许是准政治运动，如何确保她不会被党文化的，无论是集权的，还是专制的文化，所利用和所异化？这些政治人物和宗教人物受到那些政治的和宗教的有效制约？他们在中国文化，专制文化和集权文化中，如何保证和体现他们的民主精神，也就是，如何保证他们不会演变到排除异己，强调服从，不事分析的宗教负面价值？

    诸如此类的问题，现在尚未登上台面，也许，她，终究会登上台面——因为，我们以为，美国对华政策，几乎是全面失效的历史，值得我们对于加以警觉。

    今天，人们会重新面临一个课题——中国基督教化，是否会产生变异性和酱缸化——这样一个最终的考验。

    如果像今天的人们分析文革那样，把事情完全曲解和变形，势必很难保证这个基督教政治演进不会被照样扭曲。祇是，我们应该说，国人的，不同于文革思维，不同于人民文革的办法和精神，已经诞生。这个相对于革命和文革之文化背景与参照的转移和调整，对于中国人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