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在中国

薛 伟


    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我有幸能利用这个机会，以我个人的身份和名义，把我亲身经历的历史浩劫——文化大革命在中国所造成的灾难，向各位作一个见证。


一、人类历史上最反动的时代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最反动，最残酷，最恐怖，最野蛮的一个时代。为了极少数上层统治集团争权夺势而发起的这一场运动，它规模之大超过了中共发起的类似“镇反”，“肃反”，“三反”，“五反”，“整风反右”等历次政治斗争，其影响之大也超过了中国历史上历次改朝换代。它卷入了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直接触及了八亿中国人民的灵肉，死伤了上千万之众，波及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煽起了亘古未有的宗教狂热，摧残了五千年来的中国悠久文化，它是一次绝灭人性的大浩劫，令人类的良知受到严酷的拷打。


二、文化大革命的起因

    中国共产党执政后，中国的专制制度被推到了顶峰。政治上的一党专政，对不满现实份子的残酷镇压，以及伸延到城市街道，农村小队，学校班级的官僚控制，压得人民透不过气来。生产资料上的集权，把人们在经济领域谋求发展的可能全部杜绝。在意识形态上，官方的教条统帅了一切。在文化传统上，把“公”的价值绝对化，将群体主义观念推到极端，完全抹杀了个体的价值。现实与理想形成了巨大的矛盾。在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对过去十七年官僚专制统治的极度不满，一有机会，他们就会寻找时机，发泄淤积已久的仇恨，并尝试打碎官僚专制的枷锁。

    那时，毛泽东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等一系列政策失败之后，在党内的地位受到刘少奇等人的严重挑战。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假理想主义者和自大狂。他坚持，祇有他的路线才是“最革命”的，而他的路线又是反复无常的。在取得林彪军队的支援之后，他要实践自己的理想，不仅仅要打倒刘少奇和他的追随者，而且要超越马恩列斯，成为世界共运的领袖，给整个人类历史“开创新的纪元”。在个人权欲和“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贡献”的口号驱使下，毛泽东要把人民驱向“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实验场。在这场实验中，毛泽东认为他也必将成为人类历史以来最伟大的人物。

    要发泄对共产现实极端不满的人民，走向专制顶峰的共产极权社会，利用假理想煽动人民来打倒政敌的大独裁者——三条线索在同一座标中交汇在一起，历史的板机触发了。这几项“文革”发起的条件，祇有在六十年代的中国才完全具备。


三、文化大革命的阶段划分

    我认为，“文革”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发动阶段。从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发表到“五一六”通知的下达。这一阶段是毛泽东起主导作用。邓拓，吴晗，廖沫沙等所谓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无情批判，像历届中共发起的政治运动一样，知识份子被开了头刀。毛泽东同时号召“破四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以便利用群众向刘少奇，邓小平夺权。

    第二阶段是毛泽东和人民群众相互利用的阶段。从“五。一六”通知的下达，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大字报的发表到一九六七年军队开始“三支两军”，介入地方“文革”。在这一阶段中，“文革”的发动者和参与者互相利用。毛泽东发表“我的一张大字报”，号召人民群众向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夺权，利用红卫兵迫害知识分子，挑动群众组织两派武斗；人民群众期望砸碎官僚主义制度，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普选”，表现了造反的巨大力量。总的来说，起主导作用的是人民群众，特别在这一阶段的中后期。

    第三阶段是镇压及反镇压阶段。从军队“支左”开始，到工宣队，军宣队的派出，再一直延伸到“清理阶段队伍”，“整党”，“斗批改”，和“一打三反”等运动。这一系列官方措施都是镇压蓬勃兴起的群众运动，以图恢复专制主义的旧秩序。其间充满着镇压及反镇压的斗争。整个一代人在这场斗争中受到教育，逐步觉醒，为一九七六年的“四五”运动以及“北京之春”民主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的布署下，本来是预定两三年可以完成的任务。但事态的发展却被拖得遥遥无期。这场斗争空前的广泛，空前的剧烈，空前的残酷，在全国每个角落展开，并且不断升级，由文斗演成武斗，变成空前规模的大内战！毛泽东创造了红卫兵，大小“走资派”也充分利用了红卫兵，毛泽东用红卫兵镇压，“走资派”用红卫兵反抗，虽然镇压的力量远远大于反抗的力量，但反抗者也不甘心投降就范。这就完全打乱了毛泽东的布署。到了运动后期，无产阶级司令部内部又发生分裂，林彪要抢班夺权，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屋漏又遭连夜雨！这场文化大革命，真正是骑虎难下，欲罢不能，它不仅拖死了无数黎民百姓，拖死了无数的中共干部，拖死了助纣为虐的林彪，也拖死了这场运动的发动者——暴君毛泽东！


四、专制制度下的血腥暴行

    文革中到底死伤了多少人？现在没有确切统计数字。有人统计：在中共专制制度下所造成的血腥暴行，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人民生命的牺牲，大大超过了抗日战争的死亡人数。我认为：这种估计并不过分。

    文革所造成的死亡类别大致有以下三类：1，自杀：由于毛泽东发动群众批斗所谓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数以万计的人因不堪污辱而了结自己的生命。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为例，每个学校至少有二，三十名教师自杀。在文革的中后期，中共下令清理阶级队伍，开始利用军队，工人，农民镇压学生运动，不少学生在残酷批斗下也自杀不少。

    2，武斗：毛泽东，林彪，四人帮挑动群众斗干部，也挑动群众斗群众。毛派挑动群众斗争非毛派的干部，但是，非毛派的人不甘心死亡，也挑动群众反抗，于是酿成武斗。不同派别的干部也为了夺权，欺骗利用群众，武装群众，造成内战。据估计在武斗战场上而死亡的人数占“文革”死亡总人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3，在审讯，关押中拷打折磨致死：在文革期中，除监狱之外，全国各地还有大大小小的不同类别的学习班，集训队。关押知识分子，走资派和“九种人”。军宣队，工宣队宣称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实际上是大搞“逼，供，信”。各单位都有专案组，限期破案。他们威逼被审人招供，制造出了数不清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和牛鬼蛇神”，因拷打逼供虐待而死亡的人不计其数。

    以下我着重举一些具体的事例来说明在专制制度下所造成的文革血腥暴行的惨景：武斗开始时，从两派群众组织用木棍，铁棒作为战斗武器，继而演变成为使用机枪，大炮，坦克，炸弹的人民战争，其规模常常是一个县市攻打另一个县市，成千上万人屠杀成千上万人。例如，四川宜宾是一个中等城市，在一九六七年武斗时，两派各占领了城市的一半，先是房顶上的瓦片用来投掷打光，然后再是一切包括刀棍锄铲的铁器使用完，最后动用兵工厂的一切现代武器，再放大火烧掉了城市的中心。武斗结束后，死尸堆积臭烂，祇得用推土机去收尸，将半死受伤的人也一同浇上汽油，点火烧尸灭迹。广场，大街上浸染了鲜血，就出动消防队用水龙头去冲洗，在长江边上常常冲浮着血水和死尸。有一次冲来一些负伤的人还在水中挣扎着喊救命，就被岸上的人用砖块，石头，弹弓，当作活靶子，直到投掷得他们体无完肤，沈入江底。

    抄家，批斗，酷刑，在当时成了时髦的事情。知识份子和资产阶级份子被抄家时，被勒令跪在砖头瓦片上反省。然后自己乖乖地抬着被抄去的财产送到革委会办公室。在批斗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份子时，叫他们戴上十几公斤的大木牌，用铁丝挂在他们脖子上，把脖子勒得血肉横飞。有的人被细铁丝套住十根指头，吊在房梁上，或者被脱光上衣，被粗麻绳捆的浑身痛晕过去，还要再泼上一桶冷水，有人因此致死或残废。

    有人亲眼看见重庆市街头上的惨景：一群老太太被人将头发剃光，每人祇准穿一条短裤，肉身被用扫帚抽打，赶着她们在街上跳“忠”字舞。在武斗中，抓住的俘虏常常是男的被用枪扫死，女的被脱光衣服，捆在柱头上，被人用刀子去投掷身体各部，比试眼力，真是惨不忍闻，然而在当时却是司空见惯。

    在毛泽东发出“三支两军”号召之后，军队就残酷镇压群众组织。凡是军队认为这一派组织是左派，就对另一派群众进行屠杀。有一次，一座大楼住满了几百名学生，被军队指为“保守派”，责令投降，学生们负隅顽抗，军队就在大楼下面埋上炸药，将大楼炸成粉碎。几百名学生无一全尸。军队也有互相火拼，国防军打地方军，正规军打民兵，形成无头公案的混战，遭殃最深的还是人民。

    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下放劳动和劳改营特别残酷。劳动中起早摸黑，武装看押，不准相互说话，不准休息。我的母亲因是右派份子，在监督劳动中右手摔断，成开放性骨折，站起来还得用左手扶住锄头，右手的鲜血滴在锄把上，顺着锄把流滴满地，含着眼泪不敢出声。劳改营中睡的是水门汀，十多人住一间房，吃喝拉撒都在里面。被关押的人们不得接见亲属和接收物品、食品，甚至连寄封信也很困难。一天两顿豆渣汤饭，一个月很难吃到一次肉。对被认为不规矩的人，常常给戴上脚镣手铐，甚至将两手反铐在背后，连吃饭也不打开，用一个洗脸盆将饭菜倒进去，叫他像猪一样用嘴去啃，吃完后一脸成浆糊。

    有一个中学教师被关在学习班中，想写封信给家里，被看守人员规定祇能写十个字，结果他写了：“我很好，别担心，国庆快乐”，谁知挨了一顿毒打，原来看守员说：“十月份有两个国庆，一个是共产党的十月一日，一个是国民党的双十节，谁知你心中想的是哪一个国庆？”

    在那个可怕的年代，中国人的道德文化扫地以尽。骨肉相残，人人自危，儿子诬告父亲，妻子检举丈夫的事比比皆是。我有一个亲戚，她被批斗时被人揪住长头发，还逼迫她两个七，八岁的儿女用木棍去打他们生身的母亲。儿女哭着叫妈妈，但被揪斗的母亲却流着眼泪说：“孩子，乖，你们要打呀！妈妈是坏人，打呀，妈妈不怪你们的！”两个儿女祇有伤心地一棍一棍地向母亲打去。当妈妈的心里明白，如果不叫儿女们打自己，说不定他们自己就会遭到遍体鳞伤。不少人上吊，跳楼，触电，撞车，服毒，自残，全国都是一片鬼哭狼嚎的悲惨景象。

    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是毛泽东，是毛泽东的共产党人建立起来的专制制度。毛泽东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暴君。在“文革”中，在毛泽东，林彪的策划、推动下，对毛泽东煽起的个人崇拜和宗教狂热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步。这里，我随便举出几个事例，说明毛泽东毒害中国人民到了何种程度。如果一家人失火，救火的人不敢先救小孩和财物，而是先抢救出毛泽东的画像和石膏塑像，因此有的小孩被活活烧死在火中。在当时毛泽东的石膏塑像到处都是，人人必须添置以示忠诚，又十分害怕惟恐照料不周。去商店买毛像，不能说买，必须说“请一尊主席像”，买后不敢包装捆提，因为主席像是没人敢捆的，必须双手捧着走，拿回去又怕小孩撞翻打坏，那是不忠不孝的大罪，有了灰尘不敢用扫帚拂拭，因为主席的脸皮是不能扫的，放进箱子和抽屉中也不行，那是封锁了“毛主席的光辉形象”。

    一九六七年，重庆一位老人手捧了一个毛泽东的石膏像在街上行走，不小心跌了一跤，毛像也摔成碎片，他马上跪在地上请罪，害怕得流着眼泪、口中不断地念道：“毛主席呀！我有罪，我不是故意的，我对不起您老人家！请宽恕我吧！”四周拥满了围观的人，有人喊：“他侮辱毛主席，打他，押他游街！”这个老人惶恐至极，一面哭着喊：“毛主席呀，我是忠于你的”，一面从外衣上解下一个毛泽东的大圆铜像章，又解开衣服，一下子将像章的别针刺进胸口的肉中，让像章别在赤裸的胸肉上，鲜血浸滴着衣衫，围观的人们见他有这种诚心，才慢慢走开。而这位老人慢慢爬在地上一片一片的拾起毛像摔破的碎片，装进衣袋中小心放好，才一步一步痛苦地走回家去。我们可以想到他此刻心中是如何的冤屈和悲愤：“毛泽东呀！你究竟是神，是魔鬼、还是暴君？”在毛泽东死后，曾发生过这样的事件：有人参观毛泽东纪念堂时，将自己一身浇上汽油，引火自焚，企图烧灭毛的尸体。一个活人甘愿用生命换取焚毁一个死人的尸体，可见人们对毛泽东的疾首痛恨和血海深仇。


五、文化大革命的教训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四十年了，但是留在大陆亿万同胞心灵中的创伤是难以医治的。历史向人们提出一个问题：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是什么？为什么数亿的人民能受少数野心家，阴谋家的欺骗和耍弄，竟然不惜自相残杀？

    历史的结论祇有一个：必须彻底否定产生文革的温床——极权专制制度。曾经有人说：“有怎样的人民就有怎样的政府。”此话固然不错。但反过来说：“有怎样的社会制度也就造就了怎样的人民。”共产极权制度剥夺了人民最起码的言论自由，人民天天处于被批斗，下放，劳改，甚至死亡的威胁之中，而暴君和官僚们却在毫无监督的情况下恣意妄为。常常因为统治者的喜怒哀乐和争权夺势，而叫成千上万的人头落地；共产极权制度对人民施以愚民政策，从小就训练他们要就成为驯服工具和螺丝钉，使他们沦为专制制度的顺民百姓，甘心忍受奴隶生活而不加反抗；共产极权制度摧残了中国的道德和文化，扼杀了人的天性和良知，使他们互相尔虞我诈，弱肉强食，勾心斗角，彼此残杀。尽管“文革”这历史的悲剧已经过去了，但共产极权制度一天不改变，中国大陆一天不实现民主，法治，自由和人权，又有谁能保证在新的独裁者手中不会造成新的悲剧和灾难。


六、结论

    今天，中共尽管在纠正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搞经济改革，但是神州大地仍然在中共专制制度桎梏之下，中共依然将“四个坚持”奉为神明和教条，那颗令人难忘制造“文革”浩劫的帝王头像，照旧高挂在天安门城楼之上，那些虎口余生的改革家们，似乎早已忘记，就是他制造了“文革”灾难。然而，今天的人民却在“文革”的教训中反省和觉醒，“四。五”运动、“北京之春”、“八九民运”和至今蓬勃发展着的民主运动标志着人民决心为冲破一切专制制度的罗网而斗争。

    我们在海外的中国人努力推行民主运动的目的，也就是要为彻底变革中国大陆的专制制度，为实现中国的民主，法治，自由和人权而奋斗。我们相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寒冬已经降临了，春天决不会很遥远。

    谢谢各位。

    （本文为作者在德国柏林全球支援中国民主化大会暨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研讨会上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