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造反——国王与民众的结盟

谢选骏


    文化大革命和欧洲现代民族国家出现前几十年的“国王——人民的联盟”十分相似，而且也有其“三部曲”：（一）人民强烈不满并反抗贵族的横行霸道；（二）国王利用人民的不满来打击贵族，同盟形成；（三）贵族收敛了凶焰，人民运动逐渐具有独立的倾向，国王开始担忧人民的力量，于是联合残存的贵族镇压了人民运动。

    运动过后，君权确立，贵族和民众同样元气大伤，但却为即将到来的第三等级的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开辟了道路。在这种意义上，文革及其过后的改革，客观上就是在准备一场中国式的“资产阶级革命”。但改革的主导者邓小平却对中国建立民主自由的共和国充满恐惧，因此用马列主义的术语抨击民主自由的中国为“资产阶级共和国”。凡此种种，都可以追溯到其不幸的文革经历。

    ——作者题记


    今年是文革四十周年，谈论“文革”的人多，观点也不一致。但有一个共同点是普遍存在的：许多人不是在客观讨论问题，而是在忆苦思甜，在扮演满身创伤的受害者角色，怀着形形色色的义愤，从事着事后聪明的假设。所以，也就很自然的，人们不约而同地把文革的结束，定于毛泽东的死亡及其工作班底的分裂——部分毛党如华国锋、 叶剑英、汪东兴祸起萧墙，干掉了其他毛党：甚至毛的侄子毛远新、毛的遗孀江青，也遭到其“接班人”华国锋的暗算，这次政变被叫作“粉碎四人帮”。然而，这种以宫廷政变来划分历史阶段的做法，其实是以偏概全。我们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非延续到毛泽东死亡，它实际上结束于1969年的中共“九大”“团结起来”的口号中——文革派与走资派团结起来，共同镇压了毛泽东利用完了的革命群众。


一、 文革的进程

    1966年5月16日发表《五一六通知》开始，到8月老毛亲自下手“煽风点火”，到年底，各级党委垮台，造反运动第一阶段结束。

    1967年，军方介入群众运动，以“支左”名义拉一派、打一派，造成广泛的流血冲突。

    1968年，老毛以“最高指示”来挽救党的危亡，通过“转移斗争大方向”，施行“釜底抽薪”，扑灭了即将发生的群众自主革命。

    1969年“九大”以后，党内文革派与走资派在毛泽东的撮合下“团结起来”，下压群众自主革命，外骂“美帝苏修”以转移视线。

    比较一下：1966年8月—1968年8月间的“清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向党进攻）和1969年—1976年间的“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清算群众）这两个时代，就知道前者激动人心，充满悬念；不论你认为它好它坏，它都是积极动荡、紧张亢奋的；那时，社会激烈运动，消息灵通，实现了共产主义制度下从未有过的新闻自由。它的口号是：“对无产阶级无密可保！”后者则是消沉窒息、迷惘颓唐的。社会表面一律、情绪低落，新闻被严格封锁，共产党官员一天到晚忙于“搞政治调查”、并不断“追查政治谣言”。

    简单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后两个阶段的特征，就是被毛泽东煽动、利用、直接支援的学生和群众，通过“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方式，夺取了基层政权；而后又被毛泽东联合党政军尤其是军队内的走资派一手镇压下去。用“清理阶级队伍”（1968年）的名义，甚至把革命群众淹没在血泊之中；用“一打三反”（1970年）、“清除五一六分子”（1971年）的名义，彻底报复了一切曾向各级党委造反的革命群众。而在此之前后，毛泽东及其文革派党羽已经用“革命的大联合”铲除了异己，并把广大学生以“接受再教育”的名义流放到穷乡僻壤，受到非人的折磨——由文革派和走资派联合组成的党中央和毛泽东称此为“上山下乡很有必要”。这样的大流放之后，被人民革命（“造党委的反”）冲毁了的党的机器，再次以“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建立起来，并一个一个严厉清算参加造反的人民，毛泽东及其党羽称此为“人人过关”。

    老毛的这种出尔反尔，与邓小平在1979年利用“西单民主墙” 摸打民意牌和利用党内民主派清除凡是派，而后翻脸不认帐，关闭民主墙、清除精神污染的做法，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如出一辙。有识之士说毛公公曰：“过河拆桥”，邓公公亦如是也。“工宣队”的赤膊、“军宣队”的胶鞋，占领了学校，也就搅乱了学校，为毛泽东这位不安心图书馆工作的前图书管理员，出了一口年轻时代残留下来鸟气——这就是文革的落幕。

    毛泽东送给工宣队的那颗芒果，就是所谓“人民文革”的死刑判决书。“九大”的开幕和林彪“无限忠于”、“要准备打仗”之类的声嘶力竭，乃是为文革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想”所开的一场追悼会。“继续革命”在老毛的主导下变成了“继续镇压”——十七年的黑线开始复活。


二、革命阶段与反动阶段

    革命是自下而上的造反，镇压是自上而下的整肃。革命与镇压的不同基调，构成了文革的两阶段：1966年－1967年的革命阶段与1968年－1969年的反动阶段。

    在事情的另外一面，这两个阶段并不是自然发展的，而是被老毛控制的。当学生们在1966年受到毛泽东的愚弄，而不明真相地向他老人家卖弄风情时，他老人家一定在刻毒地嘲笑这些少不更事的笨蛋正在落入他布下的天罗地网。但学生们在1967年唱起“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的思春歌曲时，他们的冲动其实也并不是来自所谓“绝对服从毛的权威”，而是试图塑造自己心目中的反对压迫的人民英雄。

    但是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和“上山下乡运动”以后，一直到1976年毛泽东死亡之间所发生的主要社会政治事件，性质就完全变了。不但不属于上述的“无产阶级理想”，而且与之背道而驰。这七年之间的一本血泪帐，不是革命，而是清算革命——充满了宫廷的阴谋如“批陈整风”、“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大小党棍之间的倾轧，戏剧性地体现在毛的左右手之间——坐在毛左边的林彪、四人帮和坐在毛右边的周恩来、邓小平。他们的钩心斗角绝不是无产阶级的。这些蝇营狗苟，既无文化意义，又无革命价值，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想”的绝妙讽刺和清晰说明。

    这些蝇营狗苟的故事，只是在文革遭到毛的镇压、毛的许诺已经完全破产后，在百无聊赖又不甘寂寞的宫廷中，所上演的一幕幕“关河空锁祖龙居”罢了。它可能拥有的积极意义，在于加深党的分裂、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开创了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指挥失灵”的神经瘫痪症。它的后遗症也是“视而不见”的：激起了弥漫全中国、辐射全世界、从此将与共产主义运动伴随终身的怀疑主义思潮。没有这样的“文化革命”，就不会有1980年代出现的“思想解放”。

    按照上述观念，“文化大革命”只有短短两年时间：1966年8月——1968年8月，再加上一年扫尾时间。1969年9月以后，“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红卫兵小将”本身都被驱逐干净，这时，还说这场革命“在继续深入”，那么就是毛泽东式的声东击西，指鹿为马了。严格意义的文化大革命，不同于今日滥用的“文革”一词：它起源于“造党委的反”，结束于“忠字舞”的奴性表演。

    这两个时代流行着完全不同的精神：革命与反革命。应该这样说：“文化大革命的革命阶段”开始于1966年，结束于1968年；“文化大革命的反动阶段”开始于1969年，结束于1976年。

    综合起来可以说，主导文革的毛本人，一人就变脸扮演了三个角色：1、雅各宾党人（1966－1967年）；2、热月党人（1968－1969年）；3、拿破仑（1969－1971年）。

    例如，文革中北京五大造反派头目（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北京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学生谭厚兰、北京地质学院学生王大宾、北京航空学院学生韩爱晶以及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1971年后都被毛派当局隔离审查，而在1979年以后，又被邓派再度逮捕惩罚。

    可惜老毛这个“背叛了文革理想”的“中国的热月党分子”、“中国的拿破仑”并不敢打出国境，只敢在边界上和苏修搞搞磨擦，小打小闹。两年后（1971年）因为听说苏联可能要收拾往日的仆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毛因此恐慌，不得不向美帝跪地求饶。而对此天翻地覆的变化存有疑虑的副统帅林彪，也就像抹布一样遭到了无情地抛弃。1972年乒乓外交之后，毛更是放弃了所有的“无产阶级理想”，向西方全面投降，比早年的“抗日英雄”袁世凯晚年向日本屈膝投降，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惜这个“中国的拿破仑”并不敢打出国境，只敢在边界上和苏修搞搞磨擦，小打小闹。两年后（1971年）因为听说苏联可能要收拾往日的仆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毛因此恐慌，不得不向美帝跪地求饶。而对此天翻地覆的变化存有疑虑的副统帅林彪，也就像抹布一样遭到了无情地抛弃。1972年乒乓外交之后，毛更是放弃了所有的“无产阶级理想”，向西方全面投降，比早年的“抗日英雄”袁世凯晚年向日本屈膝投降，有过之而无不及。

    回头一看，林彪－四人帮的垮台，何尝不在1968年他们伙同周恩来代表的党机器一起镇压革命群众（“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时候，就注定了。不需“彻底擦亮眼晴”，就能看破老毛“变脸游戏”的此中分际。


三、文革的动力

    不理解中国事务的人们，往往把文化大革命看作“一场人为的灾难”，同时，把它的动力看作毛泽东和他的小集团。我们说，这种看法是肤浅的。毛泽东和他的小集团，不过是在特定的时刻点燃了导火索而已；至于那个迟早要爆炸的炸药包（它的标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它的内容是空前激烈的阶级压迫）；却是那些“文革的主要受害者们”与毛及其小集团一起制作的；至于炸药——被压榨得一穷二白的人民长期酝酿的愤怒，则是中国一百多年来屈辱的国耻和严酷的革命历史，逐渐积累的。

    正如许多其他的历史事件一样，文化大革命的历程和结果，大大出于它的“发动者”（即“玩火者”）的图谋和预料之外。因为革命的真正动力——人民的普遍情绪——在革命爆发之前是很难测定其强度的；在革命爆发之后则难于操纵其方向。

    人民的不满针对共产党的“十七年黑线专政”而发。这种情绪由来已久，只是在等待一个爆发的时机罢了。毛泽东及其“中央文革”只是利用了这种情绪，把它引向自己的政治欲望所需要的方向；但并不是无中生有地制造了这种情绪。否则，毛泽东后来还可以继续挑动群众互殴，也不至于无法继续其政治游戏。然而即使毛泽东自己也清楚，对1949年－1966年的十七年黑线专政，毛本人也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他和革命群众之间的蜜月，其实是难以持久的野合。

    1968年以后，一方面，文化大革命终于遭到镇压，使群众不满的问题没有得到合理解决，社会制度的改良也无从说起；同时，由于文革造反“冲击”的人过多，进一步积累了新的怨恨、制造了新的问题。

    另方面，文化大革命不仅让人民付出沉重的代价，而且它的许诺却始终无法兑现，“破而不立”的结局，使中国社会陷入持续性的、“制度化了的混乱”。

    这两面压力，使中国的社会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了。同时它也使得原先分散的对立情绪，逐渐集约化到毛自己身上，并在民间逐渐凝聚为一个完整的认识：“老毛不死，国难不止”。几年以后，这个认识终于在1976年的天安门广场化为愤怒的吼声：“秦皇的时代一去不返了！”不难理解，1976年10月上节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人们，其实是在庆祝毛的死亡。这都是因为，毛泽东作为共产党的独裁者，1968年以后就撕下了“人民保护神”的假面具；所以，对他的“个人崇拜”逐渐消退，在1971年以后也就烟消云散了。

    如果我们深入一层，增加一点寻根究底的意志和弄清真相的欲望，就不难发现：除了人民群众对党的统治的厌恶，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压力，也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动力。

    文化大革命也如中国现代史上一连串的革命一样，是中国社会竭尽全力适应外部世界压力的表现。文革的行为模式因此很像二十世纪欧洲最流行最时髦的行为模式：不是十九世纪的民主主义，而是布林什维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这表明中国社会的滞后性，六十年代重复苏联三十年代的大肃反。

    总结一下文革的动力分析：（一）两股合力的社会分析：A：僭主耍阴谋；B：人民要伸冤。

    （二）两股合力的心理分析：A：“社会的精神病”；怀疑狂以“革命”为护身符，结果导致互相迫害；B：压抑下的人性：从被迫造反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文革的动力形态决定了其有斗批改有“斗”、“批”而无“改”的历史命运；其结果造成了“文革拖延不决的‘改’最后演变成了邓小平的改革”这一历史的滑稽戏。而作为其中间环节的、初步结束文革的“清理阶级队伍”（1968年），不过是使社会初步回到文革前的整肃阶级敌人的模式中去了。


四、文革的象征

    什么是“文化大革命的无产阶级理想”？

    （一）打倒特权阶级、消除官僚压迫；（二）在经济领域的无产阶级革命完成之后，消灭了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现象，进行上层建筑的无产阶级革命，消灭人压迫人的政治制度。

    （三）创立一个“让群众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新型社会。

    这样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想是否非可以操作？这是另一回事。但它通过授权人民造反的煽动，提供给文革以巨大的动力。要知道，当八百万学生1966年秋天分批云集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检阅”时，他们不是来向各级党委的领袖致敬的，而是来感谢毛泽东把他们从共产党工作组的迫害下解放了出来。要不是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这些学生将重蹈1957年右派分子终身流放、牢底坐穿的厄运！难怪当时的党委干部攻击学生造反是“形左实右”，“类似右派向党进攻”。至于在1966年8月—12月“向党进攻”（它的高潮是“打倒刘少奇”）之前流行的“破四旧”、痛打死老虎即迫害已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势力的活动，是由党委高干子女们带头干下的“自上而下”的镇压行为，这和后来火烧党委、炮轰书记的“自下而上”的造反行为，具有“向党进攻”的性质，方向完全不同。所以造反派据此指责保皇派“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

    在这样的理想下，文化大革命的象征物是什么？

    ——不是红卫兵。因为他们主要是“毛主席”的没有独立意识的应声虫，“其兴也倏，其亡也忽”——正是其命运的写照，他们的兴亡是操在他人手中的水月镜花。当他们的独立意识刚刚开始萌芽之际，他们的脖子就被毛泽东无情地扭断；因为自由与独立注定不属于红卫兵们的范畴，他们注定只是黑夜墓地里的鬼火。

    ——不是造反派。作为群众的无意识冲动的杰出代表，造反派当然推动了历史的前进；但是他们并无真正的组织、纲领、行动方向，更无哲学、艺术、精神方向。除非，在下一个决战的回合中，构成造反派基础的那种“被压迫力量”——受命于一种新的哲学、鼓舞于一种新的艺术、规范于一个新的组织，并为一个新纲领而战。只有那样，“造反派”才能肩负新的命运，成为历史的象征。

    ——不是毛泽东。因为不是别人，正是他本人，把“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扑灭在人民的血泊之中。如此看来，他的“亲手发动”实在是一个“始料不及的失算”，是出于“僭主与人民”之间常见的那种“历史的误会”；甚至，是命运对这位不可一世的“老造反派”开下的一个毁灭性玩笑：“自尔得之，自尔失之，又何怨乎！”所以，1969—1976年间他力图重挽颓势的一切努力，均以失败而告终。野心和怯懦的反向，撕裂了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不是各种各样的“受害者”。因为他们是属于过去年代的；只有在“被政治风暴清除掉的垃圾和渣滓”的意义上，这些过去时才可能在一起凑成一个可怜的整体。他们的受害并不是出于殉难，不论是主动的献身还是被迫的牺牲都算不上，而是由于即使低头认罪了也要被穷追猛打直到死亡的毛式“群众专政”的压力。这种废墟式的苦难因此无法开出原野里的生命之花；而能否开出生命之花，正是“殉难”与“受害”的区别所在。

    ——不是“广大人民群众”。因为这样的东西并不存在，随风摇摆的“群众”在毛的股掌中，已经堕落为一个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应召女郎，一个政治上的小太监。

    既然如此，那么，“文化大革命的象征”又是什么呢？我们说，是一种近乎无耻的实用主义，近乎麻木的顽强，姑名之曰“仙人掌精神”。仙人掌生长的地方，是哪里？是荒漠。是废墟。是那一切东西，都必须低于毛泽东的地方。

    文化大革命像一座粉碎机，把中国大陆上的一切存在，无论其为“物质”或“精神”，都包举以内而粉碎之——迫使他们“低于毛”，毛成了最高的，那还有什么不是废墟呢。那时的中国，真是没有立锥之地可供任何一人“遗世独立”，即使亡灵也无从逃此劫难的。

    “粉碎一切”所造就的，除了废墟和荒漠外，还能是什么呢？所幸的是，生命并没有停止：看啊！在废墟和荒漠中，生命除了表现为一股虽生犹似、虽死犹生的“仙人掌精神”外，还能表现为其他什么呢？

    无与伦比的仙人掌精神！这是一种专为沙漠生活的严酷考验而诞生的新精神！它无知者无畏。它坚韧不拔、百折不挠。它热爱沙漠风暴，甚于喜爱田园风光。它之爱斗争、爱苦难，甚于爱和睦、爱幸福！一片广袤无垠的沙漠——天空是沙漠般的铅色，地土是沙漠般的死寂。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立体的沙漠！窒息时间的四维沙漠！唯一与它为伍的，就是我们的仙人掌精神！我们唯一剥夺不掉的财富——自然的本能与生生不息的肉体！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活生生的象征。头上长角、浑身带刺的仙人掌——正是“文革”留下最重要的历史遗产；未来的中国统治者，不论其背景如何，都将为此头痛之至。因为连他自己都是这一野蛮无耻无知无畏的仙人掌精神的产物。


五、毛泽东的“政治三P”

    文化大革命多少和欧洲现代民族国家出现前夕的“国王——人民的联盟”相似，有其“三部曲”：（一）人民强烈不满并经常反抗贵族的横行霸道；（二）国王利用人民的不满来打击贵族，同盟形成；（三）贵族收敛了凶焰，人民运动逐渐具有独立的倾向，国王开始担忧人民的力量，于是联合残存的贵族镇压了人民运动。

    如果没有人民的不满与反抗作前提，国王又怎么能利用人民呢？所以，后文革时代（邓小平改革期间）的御用文人，一味强调“毛泽东一手发动了文革”，这种说法其实是害怕承认自己“十七年压迫人民的罪孽”。 汉人社会的可悲在于：会两千年没有贵族传统了。所以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就变成了：僭主（毛泽东）与人民的暂时联盟，以反对共同的敌人——“叫花子出身的暴发户”。按当时术语，这些叫花子出身的暴发户叫做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甚至“党内资产阶级”。由于1911—1965年之间中国已经经历了绵延不断的革命，所以中国并没有欧洲式的“国王”、“贵族”、“第三等级”，而只有“僭主”、“走资派”、“群众”在有其实而无其名的闹剧中尽情表演。

    这就是我们发现的“毛泽东的”政治三P“（3 Persons）：1、毛本人；2、党的组织；3、革命群众。

    这种“一龙二凤”的游戏并不是后现代的发明，而是五四青年们十分热衷的活动。老毛对此当然也不会有丝毫的陌生。所以他一会儿拉群众打党组织，一会儿拉党组织打群众，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性之所致则干脆“截断巫山云雨”。

    （一）如果人民（革命群众）没有受到党组织的压迫，造反派的口号“十七年的苦弟兄，联合起来”就无法发挥动员作用（人民如果不怨恨贵族，国王的阴谋煽动就没有着力点）。例如1971年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的种种煽动就再也发挥不了任何作用，1976年老毛煽动否定周恩来，结果激起了第一次天安门事件。

    （二）人民（广大群众）如果不怨恨贵族（毛的干部），国王（毛本人）再想利用他们来攻击政敌也没有机会。这个政治三P也就无法进行下去。例如，1969年以后，毛和走资派重新修好，联合起来把学生流放农村，说明“毛的政治三角游戏”已经暂时宣告结束。造反派被逐出三角游戏，三P变成了怨偶之间的无性婚姻。

    （三）显然，只是因为毛和走资派（分别扮演国王与贵族）之间的共同利益更多，革命群众不过是毛泽东临时玩弄的野花——虽然家花不如野花香，但开起夫妻店的时候，家花却要比野花可靠。因此，镇压革命群众便成为毛的必然选择。

    毛泽东的政治三P虽然相当无聊，但却有一项意外收获：使得文化大革命具有历史意义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的运动幌子，不是毛泽东为人民的苦难所流下的鳄鱼的眼泪；而是它使民众在历史上第一次动摇了共产主义官僚体系的铁腕统治。要知道，这在苏联老大哥及其他共产 仆从国家那里也是没有先例的。文革的价值因此不在于文革的自我意识，不在于文革的那些自命不凡的权术、口号；而在于文革使得中国最终脱离了苏联的政治控制。尽管在思想体系和政治制度上，中国的独立迄今还只在“行”的层次、没有在“言”的层次完成。

    政治制度虽与文化、风气，心理等意识形态颇有关系，但毕竟是直接由文革这样的社会动静中择要总结而成的。尽管，中国从苏联模式下独立出来的倾向在文化大革命结束时，还是羞羞答答、半遮半掩的，不敢公开扬弃外来的“主义”，但“逆转”已经开始，涡流无法终止。中国终将通过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即第三等级的革命，来建立一个现代宪政国家。而后人会认识到，中国脱离马列主义获得思想和政治独立的时代，是从文革的劫难开始的——这就是所谓“物极必反”的道理？

    （2006年5月16日 纽约城）

    〔本文取自谢选骏正在撰写的新着《两个中国——第二南北朝的发现》的第十四章，特此说明。〕◆